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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装饰艺术研究

2017-01-30

中国民族博览 2017年6期
关键词:庐陵祠堂家族

曾 倩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江西 南昌 330224)

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装饰艺术研究

曾 倩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江西 南昌 330224)

吉安,古称庐陵,地处赣江中游。自古以来土沃多稼,户口繁衍,田赋浩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庐陵实古名郡,咽喉荆广、唇齿浙淮”。[1]中国历史上晋、五代、宋、明的五次先民大迁徙都与吉安有着紧密的联系,是赣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吉安地区受到当地庐陵文化崇德尚学、耕读传家的影响,迄今为止吉安地区仍保留有数量众多的家族祠堂,其建筑装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及时代特征。不仅在视觉艺术上极具美感,富有装饰性。更充分体现了人类物质精神文化的发展。

吉安;祠堂;地域;装饰

通过研究特定的视觉符号与其承载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其外在形式与其依存的物质、文化空间的关系,为今后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装饰艺术的发展带来启示。通过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装饰艺术特征研究,由此探索其新的审美特征和新的理论对策,借鉴传统艺术的成功经验和相应的理论成果,针对当下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装饰艺术发展探索出相应的对策思路,对构建具有当代民族特色的装饰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吉安地区家族祠堂基本概况

吉安是一个素有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地区,吉安地区保存有非常丰富的家族祠堂建筑。由于当地不少大家族,累世聚居,代代繁衍,宗族分支旁脉发展壮大,各房分别修建各自的房祠,形成以总祠为中心,房祠相互制约发展的状况。使得吉安地区祠堂分总祠、房祠、家祠。总祠一般为全村位置最好、占地面积最广的祠堂建筑。房祠则不得超过总祠的规制,家祠则是祠宅合一的建筑。

经实地调研和查阅相关资料,吉安地区保留有大量家族祠堂建筑,祠堂建筑始于宋,到明清时期最为兴盛。本文将以下几个案例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保存有36座祠堂,其中最具典型性代表的家族祠堂:一、位于富水河畔的敦仁堂。该堂始建于明朝中期。是陂下村胡氏家族的宗祠,距今为止已有近五百年历史。敦仁堂为五开间三进,长82.3米,宽44.3米,总面积为3645.89平米;二、位于富田古镇的诚敬堂,为王氏宗祠,建于明朝中期。由祠前广场、门楼、前厅、庭院、参亭、正厅、谒祖厅构成,占地约6500平方米,祠内用材考究,正厅两根立柱直径超过1米。还保存有7座分祠。

吉安地区的渼陂古村保存完整总祠1个、分祠5个,还有10多个家祠。其中最大的永慕堂始建于南宋初年,元末被毁,明朝正德年间重建,清乾隆年间又经加建,是典型的明清结合式的建筑,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为五开间三进式。

兴桥镇的钓源古村存有明清建筑150多处,宗祠7座、家祠2座,修建于明正德年间的欧阳氏宗祠,五开间三进,面积1474.2平方米。

吉水金滩燕坊古村的三槐第,三开间三进,宋末明初建,清乾隆年间重修。

二、建筑装饰的表现手法

什么是装饰?即为达到视觉上的美感,隐含了内容与形式的独特关系。是唯一一种以愉悦为首要目的视觉艺术。它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美和幻想的追求,与建筑、绘画、雕塑一样隶属于艺术的基本门类。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依附于家族祠堂中的装饰艺术,使得祠堂建筑具有了物质与艺术的双重属性。建筑是形象艺术的一种,隶属于造型艺术。两者具有相互制约、相互依托的关系。装饰艺术在这里利用了建筑空间及其内外环境,依附于建筑的各个界面,而非独立存在。传统建筑的装饰是和建筑构架与构件紧密相连。构架作为结构的支撑体系,建筑装饰则是依附于建筑,使得建筑的功能与审美达到统一,而非纯粹地为了达到视觉上的愉悦,在物体的功能形状之外增加某些东西。成为一件虚设的装饰品。

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装饰工艺主要集中在祠堂建筑内部天花、藻井、轩蓬、门窗、梁架装饰性构件、柱础、屋面、封火墙等。在祠堂的建筑装饰类型方面主要以木雕、石雕、彩绘、泥塑、油漆等为主要装饰类型。大多以深浮雕、透雕、镂空雕等艺术手法,以吉祥动物、植物、民间典故、山水、人物等为主要题材。单体或组合形式进行表现。整体装饰风格,明朝时期略显古朴,庄重;清朝时期逐渐倾向于精工细作,纤细华丽,造型多样,建筑装饰手法更为丰富。

(一)象征比喻式

如形象、谐音、色彩、数字等比拟方式。富田镇的王氏宗祠诚敬堂,规模宏大、布局完美、工艺独特,宗祠的牌楼风格极具特色,牌楼的造型在当地称之为“喜鹊聚巢”,顶部是四角棱形状、装饰题材有鳌鱼,呈“鳌鱼翘首”的造型。前面的木雕图案有人物花草和文字。渼陂古村的永慕堂也为“喜鹊聚巢”式木构牌楼,该牌楼飞檐翘角,造型优美。“凤在上,龙在下”是典型的“官帽”结构。正脊装饰有宝鼎,呈宝瓶状。“喜鹊聚巢”是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木构牌楼造型的典型代表。陂下古村的敦仁堂朝天门石牌坊装饰,正楼屋脊以泥塑的魁星点斗装饰,屋脊末端则装饰有鳌鱼、卷草等造型,堂内木雕则以人物、植物、文字纹等为装饰主题。鳌鱼、喜鹊在传统文化中都属于吉祥动物。在当地素有独占鳌头、喜鹊登枝的美好寓意。鳌鱼装饰常立正屋脊的鸱吻,用镂通雕的方法,把鳌鱼、卷浪的动势雕出,表现海出蛟龙、力争上游的场面。象征文章显达、独占鳌头之意。这些建筑装饰的母题无不寄托了庐陵先民向往科举成才的美好愿望。

(二)装饰形象程式化与变异

在装饰上将形象进行简化概括,在保留了主题真实造型特征的基础上,对主题形象进行精炼概括处理。如祠堂木雕图案中常出现的人物、文字、动物、植物、山水、花鸟等。如渼陂古村雀替装饰以“福、禄、寿”为主题的雕饰。敦仁堂、永慕堂等牌楼屋脊也常装饰有鳌鱼形象,鳌鱼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常作为吉祥之意。这些艺术形象既来源于客观世界却又不同于真实原型,把鱼和龙的形象进行变异夸张处理,龙头鱼身,成为一种既定的装饰样式。它的特点在于正脊的两端用龙头鱼尾作正吻,龙嘴张开咬脊,鱼尾高高翘起,极具动感,和传统的样式相比更富生动性。在吉安地区家族祠堂建筑内部装饰除常见的人物、花卉,也多出现其他吉祥动物如狮子、鹤等。无不反映了庐陵先民们高超的艺术创作力。

(三)直接表现故事情节内容

除却以装饰表现手法,还有直接表现故事情节内容的装饰画,在吉安地区家族祠堂中也有所体现。如位于渼陂古村的永慕堂参亭上方的藻井天花上绘有“太师少保图”。这种直接采用绘画或是雕刻来具体表现内容的手法能够十分生动直观地带给人们美的视觉冲击。

三、装饰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装饰艺术是人们对自由、美好向往的充分体现,传达了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同时也受到了时代与地域的约束。不管是何种艺术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印记。建筑装饰所表现的内容都反映了时人的崇尚与追求。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说:“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2]

宗族文化对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装饰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吉安与历史上晋、五代、宋、明的五次先民大迁徙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江西,发展形成众多的移民村落。先民聚族而居,代代繁衍,形成有族必有祠的格局,村庄是宗族的聚落,姓氏是家族的源头。以血缘宗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础;“宗祠”则成为所有同姓族人同宗认祖的重要标志符号,古语有云:“追源溯本,莫重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吉安地区家族祠堂建筑装饰艺术同时还受到当地庐陵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得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庐陵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是赣文化的重要源流与支柱,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庐陵地方历来崇文重教,庐陵先民均以崇德尚学、耕读传家作为立家之道、旺族之本。激励后辈勤奋好学、成才立业。在庐陵文化的影响下,迄今为止吉安地区仍保留有数量众多的家族祠堂,庐陵先民们开宗建祠以示对先祖的尊崇和敬仰。而祠堂在发挥祭祀功能的同时,还在建筑装饰中,彰显先辈的功德业绩,起到传承祖训、教化后代的作用。

四、民族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针对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装饰艺术研究发现,在这些建筑装饰上具有很大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可以看作是传统,传统无处不在,但个别传统也会变化,这与当地的自然、人文、历史等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传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有利于保持民族文化本身的特性。在尊重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保持地区文化的独特性是十分重要的。当下社会许多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没落甚至消亡,任何传统艺术都无法规避当代化的问题,在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我们对传统的认知和对未来传统艺术的发展方向需做深刻思考,传统艺术深入民族文化的血脉,延续和引导我们走向未来,在继承和借鉴传统的同时,我们也应当避免传统的僵化与停滞,过分地拘泥于传统不利于传承与创新,紧随时代,关注当下,强化艺术的独创性,才能够保持艺术创作的活力。

通过对特定的地域文化视角下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装饰艺术的研究,我们不仅仅是学习和借鉴传统艺术中优秀的艺术表现手法,借鉴传统艺术的成功经验和相应的理论成果,而更应该把它的优秀之处吸收到当下的艺术创作中去,对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装饰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当代装饰艺术发展探索出相应的对策思路。本文通过对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装饰艺术特征的思考、分析与总结,对其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进行理论归纳总结。具体而言,这种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根据当下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装饰艺术特征的实际状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理论思考,并有针对性地借鉴传统艺术的精华,总结现代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装饰艺术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力图在理论对策上找到新的突破点;第二,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对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的装饰艺术进行多方面的实际考察,有利于对当代建筑装饰艺术的增强,提升人们审美意识的文化,引导和提高地域文化的发展。

[1]刘仁远.庐陵文化博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7):1.

[2]金岳霖.论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楼庆西.装饰之道[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4):1.

[4][美]詹姆士.特里林,何曲译.装饰艺术的语言[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6):1.

[5]袁行需,陈进玉,俞兆鹏,李少恒.中国地域文化通览[M].北京:中华书局,2013(7):1.

[6]黄浩.江西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1):1.

TU86

A

本文系2015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吉安地区家族祠堂雕饰艺术研究》(项目编号:YS1515)阶段性成果。

曾倩,女,汉,江西吉安,江西传媒职业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壁画与装饰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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