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论据，档案与文史资料一直是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素材，尽管学界对于文史资料的可信度尚持保留态度，但其多说并存的特征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多维视角，有助于接近甚或揭示真相。档案与文史资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欣欣向荣、硕果累累，但有关档案与文史资料的比较研究则显得特别单薄，除了卢春云的《刍议档案资料与文史资料的关系》一文外，其他专门论述档案与文史资料关系的成果少之又少，为后来者留下了研究空间。

1 概念

档案与文史资料都属于大文化概念、史料范畴。档案是分类保存的文件和材料，其征集范围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历朝历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不同时期所散失、散存的，反映地方特色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体现地方时代风貌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史料、照片、影像、实物等。文史资料是指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的第一手资料，是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自身经历的重要事情的记述，具有鲜明的政协特色和“三亲”性、统战性、民主性的重要特征。

虽然二者都坚持广征博采，但档案的征集范围涵盖了文史资料，时间横跨上下五千年，征集面更广、渠道更多、史料类型更丰富，而文史资料的政协烙印明显、史料来源明确、功能定位更加精准。

2 求同

尽管文史资料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历史没有档案久远，但它与档案在属性、功能与征集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

2.1 记忆属性

学界曾对档案等同于记忆有不同表达，南京政治学院的卫奕博士提出：“档案是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工具和途径，但是档案本身并不等同于记忆。档案要真正成为社会记忆，还需经过社会认知、记忆重构的复杂过程”[1]。虽然档案不是记忆，其具有记忆属性却是不争的事实。潘连根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档案的记忆属性，并考察了话语、权力、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对档案记忆属性的影响。他认为：“档案（特别是官方文件）话语的讲述内容以及讲述方式明显要受到社会结构或集体的制约，这种制约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2]可以说，档案是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始文献。

文史资料不仅具有记忆属性，而且其本身便是一种社会记忆。文史资料初创时期的撰写者以清朝的遗老遗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重要的统战对象为主，他们大多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因时代背景复杂、政权更迭频繁、个人经历丰富、价值取向多元，他们撰写的文史资料带有明显的历史印记。进入新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的重心转移到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的“三亲”史料上来。新时期政协委员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特别是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经历，是史料工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简而言之，文史资料就是作者本人对历史事实的回忆与记录，是碎片化的社会记忆。

2.2 保存与服务功能

档案的首要功能是保存，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单位和个人有价值的档案资料，进行有效保管是“传承人类文明、抢救文化遗产的重要活动，是完善和丰富馆藏、再现历史的有效途径，也是档案馆的重要职能”[3]；档案还具有凭据功能，可以为制定政策与开展业务管理提供查考凭据。此外，档案的史料功能能用以佐证论点及修志、编史、进行研究等。

文史资料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以文字形式将人生故事以史料方式留存下来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尊重，更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展现。征集是存史的必要前提，随着岁月流逝，很多阅历丰富的老人相继去世，人去史佚。这样不但很多珍贵史料由于来不及抢救而付于流水，而且文史资料工作也会因此陷入困境。文史资料是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的产物，“各级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这种代表性和包容性是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前提与依据。”[4]1987年4月，浙江文史资料《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出版发行，这是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通过政协委员开展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征编出版的一个成功范例，不仅征集到一批有史料价值的稿件，更重要的是扩大了海外统一战线的联系面和团结面。

2.3 征集方法

征集是基础性工作，档案与文史资料在征集方法上有两点特别相似：一是都先确立主题，拟定下发征集启事，再行征集。征集启事将征集对象、范围、方法、要求、联系方式等基本要素一一明确，这样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合作征集。征集档案时，档案馆往往采用“合纵”“连横”之法，即与上下级档案管理部门、与各单位的档案部门建立长期业务合作关系，征集档案资料；联合方志办、文物局、博物馆、图书馆等相关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征集有价值的档案资料；联合报社、网站等媒体，进行联动征集。协作征集一直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有效手段，是工作发展到专题化、系统化、系列化的必然趋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的形式大致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政协系统内部，有全国政协同地方政协的协作，有在一个大区内省市政协与省市政协之间的协作，还有省市内部各级政协之间的协作；在政协系统外部，既可以与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政治性组织协同，也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社科院、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协作。自2010年开始，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就和浙江传媒学院进行项目协作，依靠高校独特的专业技术优势，并在浙江省文化厅和市、县两级政协的支持下，赴非遗项目产地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采访和相关资料的征集，完成对81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采访、录像和相关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并形成两本图书、一本视频专辑的合作成果，社会反响良好。

3 存异

史学界曾将史料分为四种，即实物史料、习俗史料、口碑史料和文献史料。文史资料毫无疑问当属口碑史料；档案史料原先属于文献史料，但从当下来看，应既属于文献史料，也包括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从史料特征与工作领域分析，档案与文史资料存在一定差异。

3.1 史料特征

曾有历史学者将档案看成是“没有掺水的史料”，又因为档案概念中首先关注的是文件，其与官方的公务活动密不可分，成为统治阶级不可或缺的工具，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官方意志，政治性与权威性特别显著。档案的可靠性、原始性和真实性与它的来源密不可分，是为了解决内部事务而记录、保存的，“它具有记录方式的直接性和记录内容的真实性特征，档案中有能够满足人们作为凭证作用的历史事实材料”[5]，成为研究者广泛使用的论据与素材。

与档案的官方性质不同，文史资料具有较浓的“亦官亦民”色彩，尽管这项工作初创时期的征稿对象主要是上层统战对象，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基础性工作，但其个体性、民间性不言而喻。当下民间供稿者越来越多，只要不违背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发挥统一战线作用，都可以算作文史资料。

档案是从官方、集体或公众的视角记录历史的，文史资料则从个人的视角回忆历史，永远是片断，多说并存就是片断的集锦。文史资料的主观性较强，如果单凭一家之言难以令人信服，多说并存为修正、还原事实真相提供了可能与帮助，历史面貌就是在各种说法相互碰撞中得到印证，并不断复原。

3.2 工作特性

档案的初衷是想把原始采集的东西保存下来予以归档，重点是建立素材库，更多讲究的是过程，强调征集与保管。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原汁原味、原封不动是其特色，很少涉及二次加工。如果进行二次加工或修改，就会破坏档案的原始性与完整性，还削弱了其真实性与可信度。尽管档案可以整理，但这种整理的概念只限于分类、编目、保存，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对于档案本身的内容并不能随意修改。

文史资料则除了需要保存原始素材，还需要出版精品图书，可以说是过程与结果并重。广大的文史工作者一方面根据不同的选题征集“三亲”史料，另一方面对征集到的史料进行编辑出版，或者开展适当的研究论证。文史资料需要二次加工，作为编辑可以广征博采、兼容并包，但征集来的史料往往良莠不齐，进入编辑流程应特别注意史料的质量。

3.3 程序特点

档案通过接受捐赠、移交、寄存、有偿征购、复制原件等方式进行征集，过程较为复杂。首先要拟定征集方案、下发征集通知；其次由专家组成档案评审委员会，对拟征集档案鉴定和等级评定；再次是交接征集档案并颁发证书，特别重要的档案还要举行捐赠仪式或新闻发布会。以上仅是征集程序，档案征集到后还要进行分类、编目、保存、研究、开放、利用等，后续的流程更为繁复，而且必不可少。

文史资料工作则相对简单，基本可概括为征集、编辑、出版三部分。对于征集来的史料，可作两种处理，用于出版的史料直接进入编辑程序，涉及敏感题材和内容的史料则留存备用。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不但需具备史德、史识、史才、史情，拥有宽宏的雅量和渊博的才识，更要严把“三关”。出版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最后部分，出版社与文史资料编辑人员要齐心协力，以出版精品文史图书为己任。

4 共生

档案与文史资料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4.1 补充与印证

文史资料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详实、丰富的史料，可以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档案的记录虽然权威、谨慎、政治性强，但以“平面式”为主，大多是记录事情概况，在官方文件材料中表现特别明显。而文史资料则“在一些领域弥补了历史研究中档案文献不足、言之少据或语焉不详的缺憾，成为我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6]。文史资料除了对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经过、前因后果的交待极其具体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不同人物的个性，既有画面感、立体感，更有历史感、温度感，读者通过阅读“三亲”史料，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因为内容特别详实、情节特别精彩、细节特别突出，文史资料还能成为文学创作、影视创作的丰富素材。

尽管文史资料可以成为档案的补充，但对文史资料进行考订、辨误时，需要利用档案进行核查。文史资料的作者在撰写稿件时，或多或少夹杂着个人情绪，出现“选择性记忆”“情感性记忆”的情况在所难免。“笔锋常带感情”的作者，其记载的内容是否符合史实，成为史料价值评判的关键。在夸大与缺失中如何寻求历史的真相，需要从档案中寻找正解。史料真伪和作者身份关系到历史研究中论据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即对史料的价值评估和判断。通过查找相关档案，对诸如人名、地名、时间、职务等方面的讹误进行校准，是编辑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4.2 编目与保管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来，浙江省各级政协已累计征编出版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图书，成绩斐然。但是，如何把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科学分类，以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读者，是文史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利用档案学基本知识与技能对文史资料进行科学分类、编目、存档、保管是当下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文史资料的分类与编目需要用到档案学专业知识。可以参考档案分类方法，先粗后细、先大类后小类，如，按内容大类可分成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社会、人物等，政治大类又可分为晚清时期、北洋军阀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若干小类。对文史资料进行分类是为了科学地编目，编目要素应包括来稿时间、稿件题目、作者、字数、所属时期、类别及上架号等必要项目，“为了便于检索查找，有的地方还在编制目录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目录卡片，包括按史料类别检索、按史料题目检索、按作者姓名检索、按史料内容摘要检索、按来稿年代检索等，达到了史料档案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为查找史料档案提供了方便。”[7]当然，还可以按关键词检索及二次检索。

文史资料的存档与保管同样需要用到档案学专业知识。按照信息化要求，建立来稿登记制度，对于一时不能发表的稿件，将原稿登记后予以存档；对于已刊登发表的稿件，也应保留原稿。一些旧稿件特别是手写稿，具有很高的价值，更要妥善存档保管，因为除了稿件内容，稿件形式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当然，对于稿件的保存环境及硬件要求，也可借鉴相关的档案管理要求。

4.3 完善与利用

对于档案工作部门来讲，如何完善馆藏档案结构、满足社会大众的多方需求，是时下需要回答的命题。由于历史原因，官方档案的记忆明显带有组织和制度的印记，直接造成档案馆馆藏档案构成中“红头文件”偏多，而来自民间的史料特别是口述史料太少，导致社会记忆不完整，或者官方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对属于口述史料的文史资料进行整理、归档是档案部门当前的工作短板，也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口述史料是把档案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官方转向民间的重要载体，是完善馆藏档案结构的重要内容，更是丰富社会记忆完整性的重要突破口。潘连根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社会记忆没有用文字或其他形式记录下来，而主要依赖口述来传递。相对于文字记忆来说，口述记忆不易为社会权力掌控，但它又弥补文字记忆的不足，填补历史的空白和细节。因此，档案部门也有责任对口述记忆进行记录、整理、归档，将之纳入档案记忆资源系统中。”[8]口述史料可以保护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全国来看，档案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还未能发挥主要作用。但令人欣喜的是，浙江省档案局率先启动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的口述史料工作，这是一种探索，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从工作上讲，文史资料与档案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高度一致。浙江省政协于2010年启动的“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述”课题，是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生动案例。应拓宽视野，将文史资料稿件、录音录像与终端成果纳入档案记忆资源系统，既能丰富社会大众的查档内容，又能扩大文史资料的宣传面。文史资料走出政协系统、扩大影响力，需要借助档案记忆资源系统，让更多的人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文史、热爱文史、支持文史。长远来看，这种资源共享、服务大众，进而提升社会效益的举措，十分符合人民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更是未来实现共赢的路径选择。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卫奕.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J].档案学通讯,2008(06):45-47.

[2][8]潘连根.论档案的记忆属性——基于社会记忆理论的分析研究[J].浙江档案, 2011(08):32-35.

[3]菅春梅.档案征集工作的探讨[J].职大学报,2007(03):116-117.

[4]卞晋平,方兆麟.文史资料学概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69.

[5]薛汉莉.浅谈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作用[J].科技信息, 2012(33):741+747.

[6]卞晋平,方兆麟.文史资料学概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92-93.。

[7]卞晋平,方兆麟.文史资料学概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