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徐教授，您好！谢谢您能来北外参加本次论坛，并在会上发表您对汉学及其有关概念辨析的独家见解。您涉足汉学研究多年，成果丰硕，能否请您先谈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体会。

答：首先，我要真心感谢张西平教授，这是他第二次邀请我参加北外的汉学研讨会了。这些年来，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在北外校领导支持下，在张西平教授具体指导及参与下，在各位老师和研究生们共同努力下，成果不断，成绩喜人，特别是多次举办了国际和国内的汉学研讨会，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而由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国际汉学》刊物，办得越来越有生气，稿源丰足，栏目多样，在海内外影响颇佳，博得了汉学研究界人士的首肯。

屈指数来，我迈入汉学研究这块领地，已有不少年头。我之所以会对汉学研究感兴趣，主要还是与我从事的专业有关。我的学术研究道路开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硕博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范畴都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文学，以楚辞为中心。从北大博士毕业后到复旦从教，复旦中文系给我出了个大难题，要我跨界，从古代文学跳到比较文学，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无疑增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我人生道路抉择的一场大考验。但我毕竟承受住了这场考验，将压力化作了动力。经过慎重思考，我采取了将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融为一体的做法，即两者既有分也有合，早期阶段以屈原楚辞为中心，将其放到宏观高度透视，从世界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视野看问题，做中西诗歌的比较，这就体现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并有意无意地迈入了汉学研究的路径。当我将眼光从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转到海外世界时，很自然地，就涉及了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关注和兴趣—这个海外，不光是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地区，也包括欧洲和北美地区。我感到，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最好结果，就是学术视野大大拓宽了，不仅增强了比较意识，也扩大了研究视域，开始习惯用比较的眼光，透视跨越国度的文学与文化，它直接带来的结果，便是喜好从宏观角度认识与剖析文学史上诸多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于是乎，我自然而然开始了对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汉学的关注，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既能为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切入点，也可在研究中融入比较和对照，做到中西文学和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为此，从日本的楚辞研究，到海外汉学家的中西诗学研究，再到欧洲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及北美地区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等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也就随即伴之而生了。

问：徐教授，听您一说，才知道您的治学经历不同一般，看来，您走上比较文学专业的道路，并不是个人的自觉行为。您认为，在您这些年从事汉学研究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从眼下国内的汉学研究状况看，您觉得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答：我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道路，确实不是我个人的主动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被“逼上梁山”的，但选择汉学研究，却是我自觉而有意识的行为，这是将比较文学与古代文学有机糅合的结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致。我认为，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兴趣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兴趣和没兴趣，区别很大，我要研究和要我研究，完全是两回事。不知道其他学者如何看这个问题，我个人感到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且对此深有体会。我认为，从事汉学研究，确能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双管齐下、齐头并进而达到比翼双飞。这些年，我曾数十次出国讲学、做学术演讲或访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当中相当部分是与汉学研究有关的。多年来的汉学研究经历，使我切实感受到了海外学者（包括东亚和欧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独到的眼光和不同于中国传统认识的见解，也看到了一些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引起警惕和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讲到底，也就是该如何实事求是认识和看待汉学，该如何实事求是认识和看待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成果。对此，我想结合一些实例来做具体说明。

先看日本的汉学。应该承认，日本的汉学是世界范围内历史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且至今堪称榜首。这自然首先是因为日本乃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属于东亚汉文化圈的国家之一，且从中国唐朝及以后，与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交往历史，日本的文化中深深留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子。我曾在东京大学一次学术演讲结束时，对着全体在座的日本各大学副教授以上听众说，日本的汉学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他们听到这话，当场高兴地笑了，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曾专门对日本的楚辞研究，做过系统梳理和考察，撰写出版了《日本楚辞研究论纲》（2004）一书。书中，我对中国的楚辞流传到日本后，引发日本学者的重视，不仅将其翻译，还对其做系统研究（包括研究屈原、宋玉等人），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日语楚辞注译本、楚辞研究论文和专著，产生了一大批学者等，做了系统阐述和评价。总体上看，日本的楚辞研究，无论研究水平和质量，成果数量和影响，都毫无疑问在欧美之上，呈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实事求是说，日本的学者中也有对中国的楚辞，特别是屈原其人，发出不同声音的，或认为中国历史上并无屈原这个人，或认为屈原不是楚辞（《离骚》等作品）的作者，或认为现存的楚辞作品中有不少后人的伪作。发出这种声音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有确实从学术层面因历史资料的缺乏和可疑而发声的，也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前者如著名学者冈村繁教授，后者如三泽玲尔先生等。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对海外学者的汉学不能戴上有色眼镜—不能对日本的汉学做过誉评价，由此否认中国的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应抱太多的民族主义偏见，以为日本学者此举是故意敌视中国、否定中国的历史（从学术层面看）。也就是说，我们看待日本的汉学，应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肯定其研究的实际水平，也要看到其研究成果中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成分，从而予以中肯的评价，唯有如此，才是我们研究汉学的正确立场和态度。

再看欧美的汉学。我想举近期在中国学术界影响比较大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一书为例。这是一部以美国汉学家为主，兼有英国汉学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两位主编分别是眼下享誉海外汉学界的著名学者：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他们对这部文学史的撰写有着十分明确的宗旨，这也相当程度上代表并体现了欧美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看法与见解，书中写道：“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所谓“习惯性的范畴”，首先，是指机械地以文类分割的做法，即把一部文学史完全写成以文体分类的史著（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分类），割裂了各类文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体现不出作家能从事多种文体创作的综合性风格特点。为突破这点，主编设想了采取整体性的文化融入文学史的方法，即努力写成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一方面建构文化史的框架，同时辅之以文学文化的叙述方法，并尽可能不排斥文类出现及演变的历史语境，同时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与写作方式，而不是按往常的文学史那样，多半围绕作家的个体展开叙述，由此成为不同于一般文类文学史的文学史著作。其次，是历来令文学史研究者头痛的文学史分期问题，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摆脱历史朝代的传统束缚，他们认为，作为一部史著，固然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但毕竟文学史是一部围绕文学展开的历史，不是纯历史的著作，如果完全围着历史朝代转，没有或看不出文学本身的发展线索，那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学史了。为此，主编力图改变完全按历史朝代顺序划分阶段的做法，而是循着文学本身起伏演化的过程来确定分期，这便与中国自己的文学史分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主编这样的做法，目的在于要摆脱机械地按历史朝代分期的束缚，创造出自成一格的文学史新模式。从文学史实际看，这样做，有它的道理。再次，是如何衡量和评判载入文学史册（或谓能被文学史所写入）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这看上去似乎取决于文学史编写者个人的喜好，实际上却是关系到为何前代文学能被后世“过滤”“取舍”，并得以流传，甚而成为“经典”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文学史研究者要正视的，是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如何会在文学史上得到长期存留，一部文学作品得以长期存留，甚至成为经典，抑或遭到流失与遗忘，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主观的、客观的。对此，《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特别注意到了，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书上卷“导言”中，主编提出，后世的评判及价值取向对早期作品的塑造与保存产生了不小影响。以上是属于值得我们中国学者首肯，可以参考借鉴的。但是，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方面，这就牵涉到我们如何看待欧美汉学，即我们是否该对其做全盘肯定的问题。由于《剑桥中国文学史》淡化了文类，一些在文学史上出现的特别具有特色的文类，便相应地难以觅得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影响和作用的踪影，它们被散见在了一般性的叙述之中，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且在后世仍有相当影响，但文学史界历来重视不够的文类—赋，《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它的描述和评价，有些偏忽了，或者可以说，对其文体的归类，存在一些明显的矛盾。该书第一章在谈到赋时，说法是：“但汉代盛行的诗歌类型却是赋。西汉赋文类，最好是视之为一种‘狂想曲’。”“事实上，具有一定长度的诗歌文本均可成为‘赋’，有时也称为‘颂’、‘辞’。”“西汉‘赋’涵盖了诗歌所有的形式、主题。”而该书的上卷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说法却不一样：“史书倾向于收录散文类作品，比如诏令、书信（包括奏表）、檄、论，甚至赋，但不倾向于收录诗歌。”“诗歌是最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散文与赋不同的是诗歌常常要求在群体的语境中创作。”很显然，三章的三位编著者对赋文体的看法和认识不尽相同，导致了在同一部文学史中出现对某一种特定文类的文体特性及其归类的论述分歧，这显然是不应该的。书中还有些不太切合文学史客观实际的问题。例如，将东汉时期的“崔氏家族”专列一节，与“班氏家族”并肩，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代，也无论文学或史学的成就、影响及代表性，两个家族均不在同一水平线。又如，哪些文体、文学家、作品，可入章、节的标题，哪些够不上，这关系到对它们在文学史上成就、地位、影响等的实际评价，书中这方面的具体处理，显得考虑欠成熟：铭、箴入标题，赋却未见；曹操、建安七子未入标题，杜笃、冯衍却入了标题；标题中居然未见《文心雕龙》与《诗品》；等等。可见，一部由欧美著名汉学家主编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仔细分辨，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这就说明，我们对待欧美的汉学，实在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立场，绝不应盲从，更不可一味抬举，不要忘记，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高水平的学者及其论著，应该还是在中国。我这样说，绝非有意抬高中国自己，也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这说法其实也是有所指的，它在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中国自己国土上的东西被别人夺取了话语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度地迷信西方，一味推崇海外学者的汉学，贬抑自己，以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是外国的水平高。为此，对于目前和今后汉学研究的发展和走向，我以为，重视认识并努力改变上述现象，十分重要。我们研究汉学，既要重视海外学者的研究眼光、方法和结论，也要做认真客观的辨析与过滤，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为我所用，决不能盲从，更不能有意抬高，贬抑自己。

问：谢谢徐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实事求是看待汉学，这确实是当下中国汉学研究界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固然应该开阔视野，将眼光放到世界范围，不局限在本国的围墙内，但也不能因此产生偏激，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以偏概全，舍本求末。

答：你说得很对！只有真正抱着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海外的汉学，取精华，弃糟粕，才能有利于对汉学研究的促进，从而推动汉学研究朝纵深方向开拓、发展。

《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阿夫拉阿米神父辑，柳若梅译，2016）

阿夫拉阿米神父辑，柳若梅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于2016年12月在大象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第十八届使团成员阿夫拉阿米神父根据驻北京使团多年编辑的《中国福音报》整理、辑录而成的，这无疑使其成为了解中俄关系史、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史及中国东正教史的重要史料。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在俄国的对外政策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俄国以保证在中国生活的俄俘后裔的东正教信仰为由，在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后，开始向中国派驻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不仅是一个宗教组织，还具有驻华代表处的性质，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机构和汉语、满语实践教学中心。包括比丘林在内的不少使团成员成为卓越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汉学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