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建勇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晋城 048000）

音乐为舟，神州和乐
——浅析汉传佛教音乐发展

公建勇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晋城 048000）

佛教音乐属于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交叉学科，是外来宗教同本土艺术文化相结合的结晶，有其独到的文化艺术价值。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活化石，也是宝贵的人类精神文化遗产。但近年来很多专门研究佛教艺术的书籍，仍只关心佛教绘画和雕塑艺术，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及音乐艺术。这说明，佛教音乐的重要性还未得到大家广泛的认识，因此佛教音乐的研究工作有很强的迫切性。

佛教音乐、汉传佛教、梵呗

佛教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它自汉代传入我国后，逐渐与我国固有的儒家、和道家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于公元前6-5世纪，由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至今己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佛教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特别是在哲学方面、语言方面、文学及艺术方面尤其明显。佛教音乐这个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佛教的法事仪轨以及僧人日场修行活动中所使用的梵呗音乐。广义上是指一切与佛教活动相关的，或者具有佛教内容，或者有佛教色彩的音乐。我们在这里引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

佛教音乐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后，也是如此。传入我国的佛教音乐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佛教刚传入时期的“西域化”阶段；二、东晋发展至齐梁的华化以及多样化的阶段；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阶段。

一、“西域化”阶段

我国普遍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的记载，把汉明帝夜梦金人，永平十年遣使求法的时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四十二章经》记载“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这就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开端。由于印度的僧人诵经是经常采取咏唱的方式，且各种法事仪轨中也必须需要佛教音乐，所以佛教传入我国后，一部分佛教音乐也随之传入。

《高僧传·续诵篇》有云：“原夫经传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法兰，始真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诵”，这说明当时已有人在传唱佛教音乐，最著名是北方的竺法兰和南方的康僧会。但是呢，他们一个是天竺人，一个是康居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所做的梵呗都是带有西域风格的梵呗。佛教从天竺，经西域，最后才在一世纪传入我国，所以当时传教的僧多是西域或者天竺人。所以他们所作的佛教音乐，都是带着西域风格的梵呗。因此，在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之时，并不是立刻进行了中国化，而是在初期出现了一个西域化的过程。

二、“华化”以及多样化的阶段

魏晋时期，连年战乱，世道混乱，百姓痛苦不堪。此时佛教的传入，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佛教所宣扬的来世的幸福使老百姓们在痛苦的现实中有了来世的希望，因此在魏晋时期佛教开始了广泛的传播。《高僧传·经师篇总论》中言：“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意思就是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翻译经文的很多，传播佛教音乐的却很少。是因为发音时重复厚重的，而汉语是单个的。假如用重复的梵音来咏唱汉语，会出现一个汉字就要配很复杂的曲调的问题。反过来如果用汉曲来咏唱的梵文，则会出现因曲调过于简短而词太长的问题。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音乐却没有立即传播开来的原因。《高僧传·经师篇》有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即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即是说有魏陈思王曹植，热爱音律，尤其喜欢佛教音乐，精通佛教梵呗，又感受到了鱼山之神的启发，改编《太子瑞应本起经》成为一代宗师。

到了东晋，出现了两个非常著名的僧人。道安，他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的佛教音乐的内容，目的，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高僧慧远开创了以”音乐味舟，楫弘扬佛法，传播教义“的途径。僧人们更加注重讲经的音乐性。《南齐书》记载南北朝时期，竟陵宣王萧子良“招致名僧，讲悟佛法，造经呗新声。”他召集名僧交流佛法，一起创造了新的佛教音乐，还对这些已有的和新创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与编辑工作。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他笃信佛教，亲制了许多含有大量佛教内容的梁朝雅乐，给后世清商乐和宫廷音乐留下了深远影响。并且创制了许多佛事仪典，比如水陆法会，盂兰盆会，梁皇宝忏等等，为佛教音乐创立了新的样式和演出场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音乐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佛教仪轨与制度的创制，梵呗唱诵的创新，都促进了佛教音乐的华化，为后世佛教音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繁盛及定型化阶段

唐朝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繁荣稳定发展，特别外交方面，包括印度在内的西域文化的大量传入，促成了佛教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成就了佛教音乐的定型化以及鼎盛时期。朝廷耽于佛乐，百姓喜爱俗讲，在寺庙，庙会则成了百姓主要的娱乐活动。宫廷里，佛曲成了当时上层人士的“流行音乐”。佛曲即礼佛，娱佛之曲，是佛教的庆典音乐。中国佛曲最初来自西域地区，到隋唐时期大盛。在隋七部乐，九部乐，唐九部乐，十步乐中，都有大量佛曲。如《龟兹佛曲》、《弥勒佛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等等。在民间，俗讲风行。唐人诗人姚合诗句中写“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韩愈“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朝廷”。这写诗句都体现了老百姓对俗讲的喜爱。俗讲即以通俗形式向普通民众讲唱佛理。并且使用老百姓熟悉的音调演奏演唱。因为内容多是佛教故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寺院里，庙会开始盛行。庙会原本佛教在寺庙进行的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开始加入集市交易以及娱乐性活动。使得寺院实际成了艺术表演和百姓娱乐的主要场所，也成了传习佛教仪式音乐的中心。比如著名的唐代僧人段善本的琵琶技艺就非常著名，宫廷乐师也向其请教。

盛极必衰，佛教音乐经历唐朝的鼎盛以后，到了宋元开始了通俗化和衰微的阶段。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能改斋漫录》中记载：“京师僧念《梁州》、《山坡羊》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夫》、《渔家傲》唱道之辞。”也就是说佛教音乐所用曲调皆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曲调。民间开始流行宝卷，宝卷由唐代俗讲演变而来，是一种汉族传统说唱文学形式。内容多为佛经故事。它对后来的戏曲以及曲艺音乐影响深刻。

四、通俗化阶段

明清时期，佛教音乐愈发通俗化，更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佛教音乐更加深入民间，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的繁荣。所以从宋元明清时期，佛教音乐从整体上看是日趋衰微，但另一方面，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趋繁荣。因此佛教音乐的衰微也可以看做是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至于近代，频繁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使得佛教屡遭重创，佛教音乐更是难以维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佛教音乐也开始有所发展，尤其是在许多对佛教音乐热爱的音乐人的努力下，佛教音乐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这是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紧紧植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佛教音乐，还应该在我们的努力下，让佛教音乐被更多的人真正了解。■

[1]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2]周耘.觉群丛书(第9辑)曼妙和谐 佛教音乐观[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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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袁静芳.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编.第三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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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青.浅论佛教与中国音乐[J].音乐研究,1987,04: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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