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星

·随笔与访谈·

哲学与长寿
——祝贺张世英先生九五寿诞有感

张翼星

近年来，有人称我所在的这所大学的哲学系为“长寿系”。学哲学，或终生研究哲学问题，能否使人长寿?这倒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宋代哲学家张载有所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算是对哲学的宗旨说得相当全面而精辟了。回想60多年前我刚入学时，由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当时哲学系只剩一家。不少大学的哲学精英大都集中于此。师资力量，可谓盛极一时。如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洪谦、唐钺、张岱年，等等。几十年来，他们历经诸多磨难，后来回到哲学家园，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其中冯友兰先生，在85—95岁高龄期间，坚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巨著，可谓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都寿过耄耋之年，不能不说和他们原本学识渊博，功底深厚，胸怀开阔有关。哲学家长寿，对于他们这一辈人来说，确实如此。然而，哲学是对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探索，乃“无用之用是大用”的学问。入哲学系者，各人对哲学体悟之深浅，理论修养之高低，是很不一致的。近几十年来的历史说明，若视哲学为只此一家，别无他派，或视哲学为阶级斗争之利器，急功近利之工具，失去探究、争鸣之条件与氛围，待系庆若干周年之际，翻遍一本厚厚的“系友通讯录”，姓名遍布各行业，却难找到几个名实相符、颇具影响的哲学家，寿命也常难达耄耋之年，甚至中年夭折者，也不乏其人。所以，笼统地说“长寿系”，我实不太认同。

目前哲学系离退休教授中，年过80者20余人，年过90者2人：张世英(95岁，西方哲学专家兼美学家)、杨辛(94岁，美学家兼书法家)。张、杨二位先生的长寿，确与他们高度的哲学和美学修养密切相关。

最近，哲学系与美学研究中心专门为张世英先生九五寿诞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和祝寿会。张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学者和老师。他的治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初至“文化大革命”前，他着重研究和讲授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他开设了多门课程，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外，主要是多方面阐述黑格尔思想。如《黑格尔哲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自我实现的历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黑格尔是西方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辩证法最系统、最集中地阐述于《逻辑学》中，这是黑格尔哲学相当艰深、晦涩的部分。张先生着力最多、最深的，也正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对此他著有《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绎注》等。我听过他讲解《小逻辑》的课，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把黑格尔层层推进的一百多个范畴，梳理得十分清晰。使我很受启发，获益良多。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在系统研究和讲解黑格尔哲学方面，就成就之显著和影响之深远而言，张先生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后期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先生开始了一种哲学的转向，即从立足于西方主客关系视角的传统形而上学(或称“在场形而上学”)，转向立足于人与世界相融合的生活哲学(体现“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这种转向主要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和《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等书中。从此，张先生的哲学探究，也从哲学进一步扩展到美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中。他在《哲学导论》和《境界与文化》等书中，力图超越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和自我主体性，而形成“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在2011年出版的《中西文化与自我》中，他经过中西两种自我观的比较，深感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别人的依赖和对自我的根深蒂固的约束，从而主张吸收西方人“独立自我”的观点，并从民族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概述个体性逐步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寻求中华文化未来的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先生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哲学观，意在引导人们超越主客体关系，上升到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并把这种精神境界看作最高层次之美，这样就从哲学扩展到美学领域。张先生试图依据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说，以及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参照西方现当代或所谓“后现代”美学中有关人与世界相融合的思想成分，使人与世界相融合的审美意识得以生活化、现实化，使人们获得的自由是具体的。这种审美意识，类似海德格尔把自由之境界定为人生的“本真的澄明之境”，由此提出审美的“神圣性”观念。这些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导论》和《美在自由——中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中，两本书都涉及人生的精神境界。不过，在《哲学导论》中，尚未明确提出自己的“四种境界”说，而在《美在自由》中，则按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明确划分了人生的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他把“审美境界”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认为只有“审美的人”才是获得最高自由的人，“完全的人”。

可见张先生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到后期，愈显成熟，愈富创新性。在当前国内比较沉闷的哲学界，像是刮来一阵清新之风，使人们感到鼓舞和喜悦。近些年来，他突破长期形成的课程框架，在哲学系为一年级新生开设“哲学导论”一课，这门课先后请过著名学者叶秀山、余敦康、张祥龙等先生讲授，他们各有所长，很受学生欢迎。张祥龙的课，更是场场爆满。但他们都还没有写出新教材。唯独张先生讲授这门课，不但效果很好，而且很快就出版了《哲学导论》这本精品教材。在此之前，有青年朋友要我推荐国内的哲学读本，我实在很难找到一本合适的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材，虽种类、版本众多，却感到越编越不尽如人意。我只好推荐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的智慧》、美国学者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以及海外学者所著《哲学概论》之类。有了张先生的《哲学导论》，我便推荐此书。我听到的反映是：内容丰富，思想新颖，富于启迪性。同时，对于初学者来说，也有人反映：不大好懂；文字上有的句子过长，或略嫌艰涩，不大像冯友兰、朱光潜、方东美等先生的文字，如行云流水般那样顺畅、自然。另外，书中阐述了本体论、认识论、审美观、伦理观、历史观等部分，没有专论价值观，似显不足。《哲学导论》似尚有进一步提炼、加工的空间。

我们当前迫切需要通俗性、启蒙性的哲学读本，不仅对于大学生，对于在职干部、企业职工，以及各类社会青年，提高哲学素养和审美境界、思索和理顺人生根本问题，实属亟需。

张先生不论在教书育人或学术研究方面，都成就卓著，硕果累累，富于创新性。究其原因与特点，我个人认为，有以下三个显著之处。

1.中西融合与会通。张先生自幼熟读、背诵《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与古典诗词，奠定了国学功底。在西南联大就读时，从经济学转入哲学，在吴宓、闻一多、贺麟、金岳霖、汤用彤等名师指引下，刻苦攻读，勤于探索，在外语、文学、中西哲学等领域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他一开始从事教学与科研时，便如当年蔡元培评价胡适所说：“中西俱粹”。这就使他视野广，思路宽，容易触类旁通，便于中西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和进行开拓性、综合创造性的思考与研究。这是老一辈学者的共同优势。张先生虽起步略迟，却完全继承和具备了这个优势。这是当前我们这些教师最缺乏的。然而，如果长期缺乏，也不准备创造这些条件，那么，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大师”或“杰出人才”从何而来?“一流大学”又从何而来?

2.占据学科领域制高点。不论是哲学还是美学、西学还是中学，张先生一般总是占据高峰，把握制高点。在哲学的教学与科研上，他首先集中把握与突破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个西方哲学史上的高峰，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哲学方面，他主要把握老庄哲学这个中国古典哲学的高峰，集中运用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美学领域，他把握西方当代最新思潮，或所谓“后现代”美学思想。正是由于“登泰山而览众山小”，他才能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式地分析、评论各种思想，提出综合创新的见解。这种治学方法上的优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3.独立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张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特别是后期的开创性探索，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现。在我看来，这是五四新文化动的基本精神，也是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短短八年内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关键就在于弘扬了这种传统。这也正是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愕愕。”这是西南联大在治学育才上创造奇迹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因。没有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就没有学术上的真正创新。张先生由于继承和坚持了西南联大的学风，才有今日一系列的创新见解与成果。应当看到，也并不是每一个西南联大出来的人，都能坚持这种学风的。因为这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学术研究中也需要一种审美的境界。当前的知识分子却比较普遍地存在某些依附性，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这是致命伤。只有坚决克服学术上的各种依附性，做到不依附于官方，不依附于私利，不依附于权威，不依附于他人，坚持独立自由的学术探究，才能促进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发展，才能有真正一流大学和杰出人才的出现。

4.学者的学术与学者的寿命是互相支撑、互相促进的。张世英先生和杨辛先生的长寿，与他们的独创性研究和德艺双馨的精神品格，是相辅相成的。目前这所大学已有好几个院系，出现过百岁寿星，哲学系至今尚未出现。张世英和杨辛先生，都早已越过“米”寿之年，我们都愿相期以“茶”。这将是哲学系的幸事，也是中国哲学界和美学界的幸事。

(责任编辑：肖志珂)

张翼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