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婷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江苏 无锡 214028）

跨界音乐演唱的文化意蕴与发展趋势

宋春婷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江苏 无锡 214028）

跨界音乐演唱在我国经历了由简到繁、似短实长的发展历程。从表现方式来看跨界音乐演唱融合了多种唱法，表现了全新的风格；而从内容主题来看，跨界音乐演唱又融合了多元主题，表达了丰富的内涵。从内在本质来看，跨界音乐演唱体现了古今中外多种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当今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则又决定了“本土化”和“民族化”是未来中国“跨界”音乐发展的主要方向，而继承和创新则是跨界音乐演唱继续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跨界；音乐演唱；文化；发展趋势

近年来，“跨界”演唱已成为广受公众和媒体关注的声乐现象，也成为了文化界舆论的“焦点话题”。而本文则拟在回顾“跨界”演唱“前世今生”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析“跨界”演唱本质性的文化意蕴，并展望其发展趋势和前景。

一、跨界声乐演唱在我国的流行状况

“跨界”，在英文中写作“crossover”，最早起源于美国流行乐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人们习惯于把那些风格不太鲜明，可同时归入迪斯科、布鲁斯或爵士乐等不同品类的唱片称为“crossover”。到了60年代末及至整个70年代，随着RAP在内的黑人音乐兴起，歌手们热衷于借助“DJ采样”来有意识地混溶各种流行音乐曲目的片段，这就创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crossover”。因此，“跨界”概念是从美国流行乐中诞生，最初是指对各种类型流行音乐元素的混溶演绎。

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莎拉·布莱曼在80年代初期把美声唱法引入流行音乐，创造了“美声——流行”混溶的“crossover”演唱形式。在莎拉口中，以美声为基础的发声与共鸣方式融合了通俗歌曲的“气声唱法”，造成了如梦似幻的纯净之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美与热爱。由于美声唱法与流行音乐之间在呼吸、发声、共鸣等具体演唱技法层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当莎拉·布莱曼和安德烈·波切利所主导的“美声——流行crossover”实现了两者的完美交融之后，在国际上就成为了最受瞩目的“跨界”演唱形式。两人在1996年发行的单曲《Time To Say Goodbye》甚至创造了突破1500万张的全球销量神话，由此也可见“跨界”演唱在西方当代社会受欢迎的程度。

国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跨界”开始进入中国当代公众的“视野”。其中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是李谷一和朱逢博这两位歌唱家。她们在演唱民族歌曲时融入了为港台通俗音乐所习用的“气声唱法”，创造了以民族声乐发声、共鸣方法和通俗“气声唱法”相融合为特征的“民——通”跨界演绎模式，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下甚至引发了热议。

80年代后期，由姚明、闫肃创作的《故乡是北京》、《唱脸谱》等“京歌”，有意识地把京剧唱腔乃至通俗歌曲写作手法融合到了民族歌曲当中。同时将戏曲元素融入民族唱法，形成了以戏曲行腔、润腔法和民族乃至通俗演唱技法相融合为其特征的“民——戏”乃至“民——戏——通跨界”演唱方式。这种跨界演唱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风靡于中国乐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声乐界的“跨界”演唱多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生动场景。李谷一所开创的“民——通”唱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涌现了像谭晶、祖海等一批采用“民——通”乃至“民——美——通”唱法演绎民族歌曲的新锐艺术家。其中，谭晶在演唱中运用“气声唱法”的倾向要远较其他民歌手更为鲜明，更趋近于通俗唱法。而以祖海为代表的民歌演唱新秀，则普遍地引入通俗歌曲演唱中所惯用的滑音、颤音来润泽、装饰声乐旋律，营造出了一种亲切、热情、平易、甜美的表情效果。由于这些民歌新秀基本都接受过美声唱法训练，其演唱是以美声的呼吸、共鸣方式为基础的，所以她们的“跨界”演唱有时也被称为“民——美——通”唱法。在“民——通”之外，还出现了“美——通”式的“跨界”演唱，其代表是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廖昌永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学习美声唱法，是享誉世界的美声歌唱家。2006年，他推出了用美声唱法演绎流行歌曲的专辑《情释》。在这张专辑中，廖昌永采取美声的呼吸及共鸣方法，并融入了一些通俗歌曲的演唱技巧，诠释了《红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征服》等经典流行歌曲，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廖昌永和小品演员蔡明于2012年央视元宵节晚会合唱的《因为爱情》，也以全新的艺术风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民——通”、“美——通”、“民——美——通”这样为音乐学界所关注的“跨界”演唱现象之外，近年来在中国乐坛还呈现出了戏曲唱腔、表演与流行音乐互相融合的全新发展动向。比如，网络歌手慕容晓晓演唱的流行歌曲《黄梅戏》，就植入了本色的《女驸马》唱段，与通俗化的歌曲演唱和配器方式相映成趣，博得了网友们的一片喝彩。这是因为，慕容晓晓出身黄梅戏演员，在流行歌曲中加入黄梅戏唱段，自然是本色当行。又如，流行歌手谭维维在2016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所表演的《华阴老腔一声喊》，则是把陕西地方戏“华阴老腔”的高亢、粗犷唱腔同摇滚乐结合起来，在民族——现代乐器共同搭配出的奇特伴奏阵容映衬下，演绎出了别开生面的“黄土摇滚”。而近年来成为“话题焦点”的龚琳娜，也在她所演唱的《忐忑》等“神曲”中，将传统戏曲“花脸”、“青衣”、“花旦”等各行当的发声方法同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民歌唱法以及学院派“民族新唱法”融为一体，展现了当代中国乐坛上最“前卫”、最激进的“跨界”演唱方法。

二、跨界音乐演唱的文化意蕴

综合上文的论述，“跨界”演唱是一种以“融合”为其鲜明特征的艺术形式。这种“融合”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外在形式来看，“跨界”主要表现为不同“唱法”的融合。众所周知，声乐演唱所使用的呼吸、发声、共鸣、咬字吐字等均属于具体的演唱技法。各种特定演唱技法相对固化地组合在一起，就能表现出特色化、风格化的声音效果。于是人们就把能够表现出特定效果和风格的一系列具体演唱技法所组成的技法体系称为“唱法”了。通常所说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即是按此标准划分的。而“跨界”演唱则是打破了不同“唱法”的界限，将分属于不同“唱法”体系的具体演唱技法从其所属体系中剥离出来加以混搭融合，从而表现出与原有各“唱法”体系均不尽相同的独特风格。

其二，从内容题材来看，“跨界”演唱又主要表现为作品题材的融合。由于跨界会涉及到不同“唱法体系”所含具体演唱技法的混溶，所以也经常会导致在公众印象中多采用甲“唱法”的作品却被用乙“唱法”来翻唱诠释。比如廖昌永采用美声唱法翻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等通俗歌曲就是明证。这也必然导致声乐作品内容题材的融合。

其三，从内在本质来看，“跨界”演唱则表现为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这是因为不同的声乐演唱方式实际代表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实际就是一个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因此一种音乐文化要获得广泛传播与普遍接受，那么其所对应的“唱法”就必须实现与其它“唱法”体系的融合。比如旧上海的流行歌曲就是一个范例。以周璇为代表的旧上海流行歌手在学习欧美通俗唱法之余，深感必须将其同民族音乐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因此她们转向苏南昆曲和民歌学习演唱技巧，把通俗的“气声唱法”与戏曲、民歌的发声、润腔手法融合起来，取得了新颖独特而为上海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表演效果。当然这也带来了作品题材的融合，比如周璇常演常新的《拷红》就来自于昆曲《西厢记》。这充分说明旧上海流行歌曲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民族音乐文化和外来流行音乐文化相融合基础上的“跨界”演唱现象。

又如当前通行的“民族新唱法”实际也是西洋音乐文化同我国民族音乐文化有机交融的结晶。我国声乐教育工作者在积极汲取、借鉴美声唱法胸腹联合呼吸方法以及全腔体共鸣方式的基础上，有机结合我国传统民族唱法以口、鼻腔为主的局部共鸣和咬字吐字方法，就创造出了既具备美声唱法那样浑厚声底、圆润音色及深远穿透力，又具有民族唱法脆亮、甜美音色特征的“民族新唱法”，并在80年代以来逐步演变为民族声乐演唱的通用唱法。因此，“民族新唱法”实质上也是西洋音乐文化同我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相融合而达成“本土化”的一种“跨界”演唱现象。

三、跨界音乐演唱的未来发展趋势

如果将本部分所回顾的“民族新唱法”和“旧上海流行歌曲”这两个艺术现象同本文第一部分所列举的各种“跨界”演唱现象联系起来解读就会发现，现当代中国声乐实际上一直是在不断地“跨界”中得到创新和发展的。自从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传入我国之后，它们就开始了同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传统民族歌曲唱法进行有效融合的历程，以期实现“民族化”、“本土化”。惟其如此才能适应中国观众的音乐审美意识，也才能得到广泛的接受和传播。而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也在借鉴、融合美声唱法以及通俗唱法特定技法和元素的过程中得到了“求新求变”的创新发展。“求新求变”、不断创新，则正是观众、市场对包括声乐在内的各门类音乐艺术所提出的导向性需求，也是对当代中国公众在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背景下，其音乐审美意识转向日益多元化、丰富化这一发展趋势的直观表述。那么，代表不同阶层、群体公众审美文化理想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戏曲唱法、原生态唱法、通俗唱法等“演唱技法体系”打破界限而得以实现具体演唱技法的灵活有机搭配以及演唱效果及风格的水乳交融，也就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当代公众日益多元化、丰富化的音乐审美心理需求。如此，则中国声乐演唱在顺应公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得到了持续的创新发展。而这正是“跨界”演唱的文化意蕴所在。

由此可见，自美声、通俗等唱法传入近代中国以来，“跨界”就表现为多元文化碰撞、交融背景下公众音乐审美心理需求多元化、丰富化这一发展趋势对于声乐演唱的鞭策力和驱动力，持续地推动着中国近现代声乐演唱技法和表演形式的创新发展；而在当代，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席卷和渗透，我国声乐演唱的“跨界”发展趋势变得更为显著，并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公众审美文化心理的日益丰富发展以及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回归，越来越多带有民族传统唱法及风格特征的“跨界”演唱现象即将涌现出来。比如近年来“中国风”流行音乐的盛行，就为这一趋势指明了风向标。而未来以“民族化”为特征的“跨界”演唱，也必将促成“民族唱法”（既包括“民族新唱法”，也包括民歌、戏曲和曲艺等传统民族唱法）体系中的各种特定演唱技法与包括美声、港台通俗、日韩通俗、New age、摇滚在内的各种外来、现代音乐文化类型的特定演唱技法在更广范围、更深维度上的全面融合，令中国“跨界”演唱现象越来越多，越变越新，推动中国声乐演唱和表演形式发展到更加异彩纷呈的维度！■

[1]梁雪.声乐“跨界”艺术的音乐风格与演唱方式[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11.

[2]毛美娜.声乐作品跨界谈-以廖昌永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为例[J].音乐创作,2015,11.

宋春婷（1977-），女，黑龙江鹤岗人，无锡科技职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高校公共艺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