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晨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 100029）

滇黔花苗基督教音乐文化遗产

孙晨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 100029）

生活在滇黔交界地区苗族的一个分支-大花苗，传承着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化遗产：西方四声部合唱音乐。他们美妙和谐的高水准艺术表现在花苗一百多年的基督教文化承载下，展现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交流特质。

大花苗；四声部合唱音乐；基督教文化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中部、东北部以及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这里多地仍是一百多年前“交通靠走、联系靠吼、取暖靠抖、安全靠狗”的生活状态，但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大花苗的四声部赞美诗合唱为世人展示了天籁般的灵魂之歌，这个文化遗产承载着一段沉寂的历史如同山谷中的百合花一般洁白、纯净而芳香，飘逸在深山峡谷里，高水平的艺术展现惊艳着每一位到访者。

一、花苗的基督教音乐文化遗产

作为花苗最普通的农民，却演绎着高水准的西方四声部合唱音乐，这样的歌声已代代传承了一百多年。他们日常歌唱最多的是19-20世纪的欧美四声部赞美诗合唱音乐，曲目有一二百首之多，亨德尔清唱剧《弥赛亚》、贝多芬《欢乐颂》、舒曼《茨岗》、莫扎特《荣耀颂》以及巴赫的宗教作品等西方经典也是他们的必唱曲目，这种音乐素养在中国通常只有一、二线城市的专业音乐团体才可能具备，而这种中西结合的音乐文化是西方音乐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本土化发展的经典和高水平的代表。

擅长演唱西方四声部赞美诗合唱音乐的花苗是苗族的一个分支，族群内部还有大花苗和小花苗之细分，大花苗是擅长合唱的族群，小花苗的水平则差之较多。现今分布在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带，主要生活在贵州省境内的威宁彝族回族花苗自治县和赫章县以及云南省境内的昆明市郊、曲靖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昭通地区等。他们自称“大花苗”，苗语称“阿卯”（Ad Hmaob）。苗族认为大花苗族在古代居于众苗族的首位，因此其他支系的苗族称之为大哥，加上其衣服上的花纹服饰较粗，在苗族迁徙的过程中，遂将花纹粗大者称之大花苗，花纹细小者称之小花苗。其语言为苗语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服饰为乌蒙山型威宁式、武定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蒙山和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带的花苗皈依基督教。

当百年前西方文明进入花苗地区之后，曾为少数民族的卫生文化和教育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四声部合唱是由当时保留至今最典型的西方文化展现。经过一百多年的延续，大花苗的西方合唱音乐结合了本民族的传统，形成极富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成为西方文化与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结合的范例。

在不少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中记载，教汉人学西方音乐的难处是节拍、和声和识谱等基础问题。西方人训练的演唱法多是美声及合唱训练法，这成为中国合唱音乐最重要的源头。汉人学习美声和西方合唱，至今仍处于学习和模仿阶段，花苗却带来了令人意外的文化结合。花苗的美声唱法和合唱音质如同在血液里生存一般，一百多年来祖祖辈辈继承着纯正的西方音乐传统又不失本族特色。是什么缘由造就了这样优异的混融文化？首先，昔日传播者自身的音乐素养奠定了百年前山民的西方音乐基础。西方传教士多来自欧美，绝大部分都受过正统的西方古典音乐和教堂音乐的训练，还有不少音乐家身份的传教士在华生活多年，这是西方音乐在华传播的第一个源头也是十分重要的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渠道。作为歌唱的宗教的基督教，传教的首要手段便是教唱西方的四声部赞美诗歌曲。特别需要提及是，在花苗地区，英国传教士伯格理不同与大部分在华的西方人，他对中国民间音乐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情感。二胡和笛子这两种乐器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会吹奏笛子的柏格理曾与会拉胡琴的汉人一起，在彝族罗罗人的聚居区自行组织一个业余的民间乐队，很受彝族人欢迎，甚至当地土司都不对此行为加以阻止。柏格理在沿长江而行时，曾一路听见胡琴声和民间歌曲，他充满深情地解说了这种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量，也道出了欧洲人并不喜欢也看不起这种音乐的真实感受。其次，除了传播者自身的音乐素养之外，少数民族的音乐天赋曾得到了西方人的一致认可。

正宗的师承和自身的天赋，经过山野峡谷里封闭式的世代传承，这样的音乐文化逐渐被岁月积淀沉积。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听到花苗四部合唱音乐的歌曲内容、演唱形式和演唱法，同样令专业音乐人士惊异。花苗的四声部赞美诗合唱是用美声唱法演唱，声音和谐纯美，演唱者都是自学代代相传，音准和声以及团体配合能力媲美专业音乐团体。

二、花苗四声部赞美诗合唱的发声法

花苗的美声合唱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使声音有支点，发声的喉头位置状态良好，腔体打开状态较佳，音色圆润通透，声部和谐平衡，气息控制较为自如，真假声混融，上下声区统一，男女高声部掌握面罩共鸣的技巧，能获得很漂亮的头声高位置，无论苗语或汉语咬字发音的位置均靠后，因此汉字的演唱并不清晰。此类专业术语的评价鲜有苗人能够明白，这些从未受过专业美声训练的歌者依靠的是代代源于父辈的模仿和毕生宗族文化的浸淫，因而延续了西方人最初传给他们的声音。云南和贵州的苗人在美声唱法的演绎上略有差异，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云南苗人的美声唱法较贵州的更为突出，风格更为浓郁，具体体现在演唱时口腔腔体的开立状态更明显，声音的柱状感更圆润、更大而空，音色的平衡感更强，高中低音区的音色更为统一，通俗地说云南苗人的美声更为洋范儿。贵州苗人在歌唱部分曲目时介于美声和自然声混合的状态，在歌唱苗语诗歌时进一步倾向于自然声状态，但这与花苗传统的民歌演唱又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在云南苗人里却亦然鲜见。在调查中发现，苗人无论是使用美声、自然声或是两种混合状态的演唱法，实际都处于一种天然流露的状态，并非刻意区分某种演唱法。绝大部分成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属于声乐领域中的何种唱法界定，但却无一例外地选择高位置、大共鸣、深气息的声音和浓厚的美声音色审美倾向，并避免紧、尖而亮的发声方法，这也使花苗的合唱音色和谐统一。最突出的一点是，与城市学院派美声训练的合唱不同，花苗的美声合唱音色十分自然，并非院室内刻意训练的后天成果，而是天然的声音状态，演唱的声音弊病较少，使听者感到舒适和优美。

为什么花苗会抛弃原有的自然声音选择模仿西方的美声？经过深入了解，笔者发现苗人好模仿并积极地学习外来文化的现象，是基于一个摆脱本族低位地下的心态。如今的苗人基本上都使用汉字，学习汉文化喜唱汉语歌曲，而苗文的传承就成了当务之急的事情。花苗教师朱明富告诉笔者，花苗的学习精神很强领悟力高，最初的美声唱法一听就会，并且模仿得很像，因此其他地区的苗人纷纷过来一同学习。从另一点来说，苗语的发音也与美声发音有着些许相通之处，可能上述原因是造成花苗四声部合唱用美声演唱法传承的原因。

三、花苗的乐谱及赞美诗集

在这个动听的文化遗产中，同样具有历史内涵并值得研究的，是同时期流传至今的花苗乐谱。这是十分独特的乐谱体系，传世已有一百多年，更多的珍本和原本乐谱至今只能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参阅。五线谱、简谱和sol-fa谱最初都曾在花苗地区使用，而20世纪初创立的苗文字母谱最终在这个民族中扎根。

苗文字母谱是变体字母谱类的坡拉苗文字母谱体系，历史上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苗语有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和十八种土语。1903年英籍传教士党居仁和一些苗族信徒创制了罗马拼音字母的花苗文，但未普及。1905年英籍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地区向花苗和彝族民众传教时，与苗族教师杨雅各、张约翰、王道元和汉族教师李司提文、钟焕然一起，基于石门坎苗语语音，以拉丁字母为主和服饰上的古老苗文符号为辅，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称“坡拉字母花苗文”（俗称老苗文），后被数次改革修订。1928年内地会传教士胡致中研制了一种黔东南汉语拼音字母的黑苗文，称“胡托苗文”，其影响力最小。1957年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语言学者进一步将老苗文改进，以昆明、楚雄两地语音为标音，称“规范苗文”。1956年中央民院和中科院组织专家同苗族知识分子，以国际音标为记录，创造了拉丁字母苗文（俗称新苗文）。现存刊印发行的苗文圣经、赞美诗和教义书籍等使用的是老苗文及改进版文字，直到今日老苗文的普及程度仍高于新苗文。

老苗文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和扩张力量，它影响的范围远不止花苗这一个民族。云南禄劝地区的彝族和傈僳族信徒使用老苗文设计彝文和傈僳文，被称为“柏格理彝文”和“柏格理傈僳文”。“柏格理傈僳文”即前文提及的东傈僳文，由澳大利亚籍传教士王怀仁根据老苗文创制，至今还流传于云南禄劝和武定一带。“柏格理彝文”也称黑彝文，是澳大利亚籍传教士张尔昌根据老苗文创制的记录彝语东部方言的彝族拼音文字。除此之外，1913年出版的柯波语《马可福音》、1932年出版的纳西语《马可福音》以及川苗语、喇家语等版本的圣经都是老苗文变体系列的译本。

苗文字母谱基于坡拉苗文而创建的音乐乐谱，这种独特的苗文字母谱影响到滇中地区的花苗、彝族以及傈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谱式。杨民康在《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一书中，将苗文记谱法与西方梭发（sol-fa）记谱法进行比较，得出前者是受后者启发创制并有可能受到李提摩太夫人改造工尺谱这类事例的启发。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笔者在此特别证实的是苗文记谱法不仅是受sol-fa记谱法启发创制之类的推测，而是sol-fa记谱法未经改造的苗文字版，换句话说，即是柏格理等人将西方sol-fa谱完全未经变动，只是将拉丁字母改成了他们创制的苗文字母，坡拉苗文字母谱就是sol-fa谱直接的异国文化产物。

最早出版的苗文赞美诗是1905年成都华英书局印刷的苗文《教义问答》小册子中附录的几首，这本书国内难觅踪迹，现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最初柏格理还编写了一些简单的苗语赞美诗，汉族传道员李司提反也帮助编写了许多适合苗人的赞美诗，这些都不是翻译的作品，而是自创将圣经从《创世纪》到四福音书的内容大意用诗歌形式作说明，不过使用的是汉文。苗文赞美诗集的主要翻译者是苗族传教士杨荣新，1930年上海英国圣公会出版了他翻译的《圣主赞歌》以及修订版的苗文新约全译本。1940年在云南武定洒普山供职的苗族传教士王志明，用其改进的苗文重译赞美诗集《颂主圣歌》。

四、仪式与音乐-文化的活态传承

2011年4月9-10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仁兴镇辣子菁村辣子菁大花苗教会举办为期两天的受难节暨复活节庆典活动。傍晚时分活动正式开始，天色渐暗，教堂广场的讲台正中摆放一张桌子，旁边设有一台电子琴，一座调音台和两架手风琴。主持人手持圣经、司琴预备歌谱上场，参加礼拜的信徒环绕围坐在小广场的四周，人手一本圣经和苗文《颂主圣歌》，19:30受难节礼拜开始，天色已经完全黑来下来，整个山谷只被小广场支起的一盏电灯泡照耀着，在山村寂静的黑暗环绕中引人凝神。整场礼拜用苗汉双语交替，包括赞美诗演唱同样如此，当晚的礼拜持续近两个半小时，程序如下：主礼长老问候；传道员代祷（苗语）；全体会众唱苗文《颂主圣歌》第33首（电子琴伴奏，三教会联合唱诗班在歌声中上台）；圣经朗诵（汉语，男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电子琴伴奏）；男女声独唱苗语诗歌；圣经朗诵（汉语，男声，“耶稣被卖”的经文，电子琴伴奏）；男女声独唱汉语诗歌“主的路，长又长”（唱毕，独唱者退回合唱队）；唱诗班四声部合唱“十字架的路”（苗汉双语交替演唱）；唱诗班四声部合唱“各各他的爱”（汉语）；唱诗班四声部合唱“十架七言”（汉语）；张老师代表祷告（汉语，三教会联合唱诗班撤）；武定县大菁教会唱诗班献唱“如羔羊”（汉语）、“为得着中国”（苗语）；主日学儿童节目表演经文朗诵（汉语）和手语歌曲“伟大奇妙神”、“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光明之子”；英歌哨教会唱诗班献唱“这里有神的公义”（汉语）、“耶稣人类的希望”（汉语）、苗语诗歌（手风琴和电子琴伴奏）、“主永活在我心”（汉语）；禄丰县圣经培训班学员献唱“主爱为我钉十字架”（选自苗文《颂主圣歌》，手风琴伴奏）、“各各他的爱”（汉语，手风琴伴奏）；传道员上台祷告（苗语）；传道员讲道（苗语）；王执事报告事项；龙传道员报告事项；长老代表祷告（汉语）；全体公诵主祷文（汉语）。

次日清晨6:30早祷礼拜开始，持续了一个小时，清晨祷告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是教徒重要的灵修功课。当日是复活节庆，早祷礼拜多选择祈祷和耶稣复活相关的歌曲内容，这场礼拜全程用汉语。程序如下：汉语赞美诗“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全体清唱）；代表祷告；汉语赞美诗“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全体清唱）；圣经朗诵“复活的清晨”电子琴伴奏汉语赞美诗、全体静默祷告；代表祷告；汉语赞美诗“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电子琴伴奏）；全体同声祷告；汉语赞美诗“每当我想起你”（电子琴伴奏）；祷告词朗诵“复活的主”；全体同声祷告；汉语赞美诗“没有栅栏的天空”（电子琴伴奏）；全体同声祷告（电子琴伴奏赞美诗背景音乐）；汉语赞美诗“天夜里的庄稼”（电子琴伴奏）；全体同声祷告；全体公诵主祷文。

7:30早祷礼拜结束，厨房开始准备早饭，人们各自回屋休息或上山散步。9:30早饭开始，为了招待好来自各地三百多位的来宾，辣子菁教会的饭食颇为丰盛并充满苗族特色，有地莲花炖猪肉、薄荷叶炖羊肉、水煮莲花白、油炸蚕豆、炒碎猪肉和烧豆腐。吃过早饭，人们开始为中午的礼拜做准备。12:00午礼拜开始，正午的阳光灼热，小广场没有任何遮拦，很多人撑起雨伞或裹着头巾坐在广场中间参加礼拜。午礼拜程序如下：主礼长老致辞；主日学儿童表演三首歌舞、一段经文朗诵；唱诗班献唱“耶稣，人类的希望”、“各各他的爱”、“基督得胜了”（手风琴和电子琴伴奏）；唱诗班献唱“生命江河”、“复活的清晨”、“哈利路亚”（电子琴伴奏）；唱诗班献唱“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投靠者的赞美”（电子琴伴奏）；唱诗班献唱“各各他的爱”、“耶稣复活”、“基督得胜了”（电子琴伴奏）；唱诗班献唱“哈利路亚基督复活”、“基督得胜了”（电子琴伴奏）；联合唱诗班献唱“复活的清晨”、“主复活歌”（手风琴和电子琴伴奏）；传道员讲道（汉语）；大菁教会唱诗班献唱3首；龙潭教会唱诗班献唱3首；张主任讲道（苗语）。

午礼拜持续2小时左右结束，下午的时间自由活动，大家休息游玩和聊天，晚上19:30复活节晚礼拜开始。程序如下：主礼长老致辞；全体会众唱汉族赞美诗歌第887首；培训班学员献唱“请看上帝羔羊”、“主才离开天宫”（汉语）；辣子菁教会唱诗班献唱“美哉圣羔羊”（汉苗双语）、“弥赛亚大哉圣羔羊”；张秘书长讲道（苗语）；全体会众唱苗文《颂主圣歌》第33首；恩赐崇拜表演活动：培训班学员背诵圣经；辣子菁教会唱诗班表演手语歌舞“各各他的爱”；培训班学员表演男女二重唱“起来，与我同去”；辣子菁教会女声独唱汉语赞美诗；培训班学员表演手语歌舞“他是我永生的救主”；辣子菁教会唱诗班男女二重唱“如羔羊”（汉语）；培训班学员女声独唱“永被爱”（汉语）；全体会众唱苗文《颂主圣歌》第54首；长老代表祷告（苗语）。

当天的晚礼拜持续到22:00结束，节目内容较前三场更为丰富。四场礼拜的定义也不相同，9日晚礼拜是受难节礼拜，整体氛围庄严肃穆，多选择传统的四声部合唱赞美诗曲目。10日清晨早祷礼拜以祷告为主，整体氛围安静沉思，多选择祈祷和纪念复活节清晨的通俗汉语赞美诗。10日的午礼拜是复活节礼拜，整体氛围欢庆荣耀，多选择纪念耶稣复活和得胜内容的传统四声部合唱赞美诗曲目。10日的晚礼拜定为恩赐礼拜，即是来宾们的才艺表演，整体氛围较轻松活跃，多选择流行风格的赞美诗和歌舞表演。

五、滇黔花苗基督教音乐文化的异同

贵州花苗和云南花苗本为一个族群，但由于生活地理位置的分散，他们之间的基督教音乐文化也出现了一些细微性的差异。生活在滇中和滇北地区的花苗虽然较为贫穷，但基于交通上的相对便利，其经济生活水平较之滇东北和黔西北的花苗略高一些，而距离云南省会昆明越近的苗寨则更为明显。

云南中部的大花苗的装束和服饰比贵州及滇东北（主要是靠近贵州的苗寨）看起来要现代化得多，例如，黔西北村寨里的大花苗传统服饰大多仍是手绣，白批还是由传统麻布织成，滇中苗寨里的大花苗传统服饰多是集市上购买的机织刺绣，白批多为混纺和化纤成分，色彩上要鲜亮许多。而滇中苗寨年轻姑娘的头饰更是特别用假发绕头顶一圈，看起来很是清秀。在教会音乐的表现上，则特别体现在滇中大花苗的美声更“美”，即发声共鸣腔体更通透，管柱状声道更粗大，声音位置更靠后，合唱和谐度更高等。

云南神学院一位杜姓教师近年来创作了不少具有云南民族风格的多声部教会合唱曲，在教会内部广为流传，云南滇中大花苗教会将此类作品以及当代创作的教会合唱曲内部编订成册，供唱诗班使用，藉教会之间的流动传唱至贵州大花苗教会，此类唱诗本主要有云南小水井教会唱诗班《馨香赞美》二册以及其他教会编订的《主恩颂歌》三册等，用汉语和部分苗语刊印。

六、传统的现代变迁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这种文化传统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也正悄然发生改变。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个世纪多时间里，音乐在花苗地区的传播媒介，也经历了由纸质印刷品到现代电子科技产品一系列现代科技的本质转变。20世纪上半叶的花苗地区地处战乱中国的边缘地带，土著民族之间的内部政治争斗激烈，而西方人的到来直接造就了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助，主要是国家扶贫的农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源开发，包括物产、能源和旅游等方面，为当地带来实际福利和本土文化的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天差地别，这一切对传统文化而言亦是双刃剑。

擅长四声部合唱的花苗，主要聚居地是贵州省乌蒙山区的威宁县和赫章县以及云南昭通等地区。这些区域都是经济发展落后、贫困人口集中的多民族聚集区，其中威宁县还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及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近年来矿产和物产资源、绿色能源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成为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威宁及赫章县地处贵州省进滇入川的要道，距离滇黔川三省的首府交通便利，因此花苗相比傈僳族而言，与外界和汉族的交流要密切得多，汉化程度也高得多。近年来由于政府开发和外出务工带来的文化交流，电视、影碟机、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在贫困的花苗人家中时常可以见到。因此与傈僳族不同的是，由于交通相对便利，花苗的合唱音乐传播更多地依靠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而不是依赖现代电子产品，同样花苗合唱团体在媒体上露面和参与社会大众文化的程度也比傈僳族高得多。虽然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派”，但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富民县小水井村村花苗农民合唱团的主要履历，不仅证明了其音乐能力，更显示了他们渴求融入社会的和谐之声：2003年10月中国首届合唱节第一名；2005年9月聂耳合唱节一等奖；2007年5月全国首届新农村合唱节第一名；2011年9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颁奖晚会；2015年5月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中国记忆·云南美妙原声——小水井花苗合唱团音乐会”。

虽然传统和变化并存，但隐藏在深山峡谷里花苗的西方古典合唱音乐，每每被外人听到，无不誉为天籁。这种奇异结合造成的文化反差为听者和观者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力：为什么资源贫乏的边远少数民族能吸收西方文化的音乐精粹？而他们所表达的正是当代许多城市居民崇尚向往并为之付出努力的。是什么样的机遇光顾了这里？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乡民似乎天生就具备绝好的乐感和西方合唱音乐的素养，这和辛苦培养下一代具备西方音乐素养的汉族城市居民形成鲜明的对比。花苗美声四部合唱的音质浓郁醇厚，可将听者带入圣殿静思凝心，抬头闭目浸淫于圣洁之光，其通透和谐的嗓音和均衡流动的声部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而是民族内部学习或世代传承的结果。独特的乐谱、高水平的合唱、西方古典音乐作品，这样的结合使今日的花苗，经过近一百年时间的异质文化传承融合，以不一样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如果有机会去当地，应该避开喧闹的旅游景点，走入峡谷山野，去探寻这些真正纯净美妙的灵魂之声。■

[1]孙晨荟.谷中百合-傈僳族与大花苗基督教音乐文化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

孙晨荟（1977-），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