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晔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088



法学专业类出版社市场夹缝中的生存之道
——破除区域壁垒和专业壁垒

彭 晔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088

信息时代为知识传播和信息获取提供了更为便捷和多样化的渠道，受众对于出版物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法学类专业出版社的发展现状与思路为例，由于产品范畴和定位的局限以及对信息科技内化为出版社生产力的滞后，如何突破发展瓶颈成为当下的重任。

专业出版社；市场普适性；周边；市场认知

如何兼顾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与市场性是几乎所有专业出版社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这不仅决定了各类出版物的销量与市场占有份额，也间接或潜在决定了出版社在某一特定知识领域或地域的发展潜力。简言之，专业出版社由于“专业性”和规模效应的有限，其发展瓶颈较为明确，相适的应对之道值得思考。

一、专业性与市场普适性的悖论

我社出版的各类图书，均以法学学术或法学教育为主要阵地，受众长年以法律院校或法学专业读者为主，但在市场化大潮之下，结合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良性循环，普通民众对于法学知识的需求，对法律适用的期待值迅猛提高，因此，过于专业性的出版物，势必不可能轻易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尽管我们也有乡村普法系列丛书，但真正能落实到“乡村普及”的程度究竟有多高，这个是待查的问题。据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不应当再以所谓的“专业性”作为绝对的发展逻辑，适应市场化的需求，谋求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必须结合国家法治建设的实际应用，结合民众的内心诉求，把专业化的知识通过普适化的方法推广出去。

对此悖论的解决途径非常广泛，综合而言，较为经济适用并能在一个规划周期内实现的措施，如通过邀请的方式，以法律常识、法律故事、维权手册、法律电影影评、法律案件评点、××地区××事件××时间段的法律发展陈述为主要内容，融法律于民众生活，能够一定程度带动图书在非专业人群的销售。这需要在广泛的前期阅读中，同各层次作者、读者做一些相对详尽的沟通，获得对某一个选题或某一系列选题的共同认知，有的放矢推出“亮点型”书籍。还有一点更为便捷的产生亮点型系列丛书的措施，如专门汇总各大院校博士论文题目、每年的各类社科基金选题、教育部司法部理论实践性课题等，从中找出法律发展一定时间一定领域的选题规律，按照一定标准整理出名录，有的放矢开展从前期沟通、甚至协助创作到后期出版的全流程工作，通过出版协议或出版意向等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从源头先行占领一些好的选题和可能成为优势产品的图书。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从正向角度“择优去劣”，也可以让各职能部门在一定的工作周期内能够获取相对稳定的业务量，称之为“跟踪式的出版服务”。

二、出版物周边产品的欠缺和可能性

传统出版物的市场份额已然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去衡量，自媒体和移动终端的广泛适用，应当考虑创设一些出版物周边产品或称为裙带产品。无论是以出版物的主体带动周边产品的销售，还是反之，都是锦上添花之举。

简要分析即得之，出版物的周边产品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部分内容的电子版(这些内容可以是纸质版本中未曾收录或明示的)。适用于教材教辅类的笔记承载方式(这个也可通过书籍的具体设计来改善)，对某一出版物的读者开放永久性的资料增补途径或升级资源(以技术支持为先导)。针对某一出版物尝试建立专门的读者论坛或网站，由作者承担管理或回复等功能，邀请读者广泛加入，扩大影响，营造口碑。称之为“严肃性专业出版事业的大众化”。

三、市场认知视角的精准和共识

针对教材，不同高校对于教材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不可回避的共同标准。我社对于教材规划的前景，既要考虑各个高校的实际需求(层次——重本、二本三本、专科；类型——综合性高校中的大法学教育、专业型法学院校的厚重积淀和独特发展思路、公安警官类高校的特色课程；地域——沿海发达地区对经管类法律知识涉外类法律知识的重视，如珠三角、长三角、一带一路沿线对相关国际公法、私法、经济法及相关外交法律知识的重视、东北重工业振兴过程中对一些产业再造方面的法律知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政策敏感区域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知识的重视，等等)，也要考虑高等法学教育教材选用共同的标准问题。经过对多家高校教材选用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分析，是否为国家级或规划类教材显得非常重要。根据受访单位的意见反馈，当下教育部对普通高校的评估特别重视教材的级别和类型，也即所谓是否为国家级或规划类的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个标准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很多的优秀教材是否能够进入高校选择的视野，也决定了我们今后在策划教材过程中是否要适当提高标准或者说是谨慎为之。加之以前我们对于教材的编写者提出的要求一般为口头要求或书面的非强制性要求，导致很多教材最终的市场效应差强人意。与其做这样一些低效应行为，不如集中优势资源大力修正、完善既有的优秀教材、规划教材和高级别教材，高校教材使用具有相当大的惯性思维，一旦某种教材使用时间较长，其教学规划逐步成型，只要该教材能够保持同社会意识发展的基本吻合，保持同法律修订脚步的基本吻合，各高校并不愿意频繁更换教材，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能长期占据应当有的市场份额。

此外，关于教材与教辅的关系，按照当前教材教辅分开出版的模式，给予市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的状况，我认为可以探索重点教材加教辅的出版模式，加强教材与教辅的联系，合并两者的连带销售优势，以精准的应试导向为宣传卖点，将售价保持在单本教材加单本教辅的售价总和的三分之二左右，试探市场反应。

四、重视行动的力量

我社的既有市场分布很不均衡，全国各地、各高校、各社团等投射在我社的出版需求不能适应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未能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所谓重视行动的力量，对于著作出版的提升和扩张有着实质上的功用和效应。在维护经典著作之余，存在苦于找不到足够优秀、吸引眼球、具有可预期强大市场竞争力的选题，而被我们所忽视的一个发展模块恰恰在于，各个层级、各个类别的法学会当中存在大量潜在作者和重要选题。根据我对若干法学会的调研和诸多会员的了解，每年的年会都会有主题，这些主题一般都契合该领域的近年发展趋势，各法学会都试图从地域、专业等角度发掘更多的智力成果，而这些智力成果往往能够脱开单纯的理论探讨，而加诸其中很大比重的实践性论题，这些智力成果如果能够转化为论文集、专著、年度××问题思考汇总、××地关于××问题的地方性法律智识等形式，在保证一定量的销售(含包销)之余，还能造成至少是区域性、专业性的社会影响。这些著作，长远而言是可以充实某地某领域的知识空白，一旦有了实效性和适用性，作为经典著作候选也不无可能。

[1]王健华.中小型专业出版社图书销售管理探索——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为例[J].现代出版，2016(2)：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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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永.为行业服务，专业出版社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J].出版广角，2013(5)：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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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

2095-4379-(2017)16-0296-02

彭晔(1965-)，男，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编审，研究方向：图书出版、图书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