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璐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古代法治与自治思想研究

陆 璐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自治思想早已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萌芽。其中，“法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后其法治思想为各朝代君主所运用。自治相对于“法治”同样贯穿于每个朝代之中，但其自治程度又是与法治的边界有所冲突的。尽管在后来各朝代的治国方略中对百家学说有取舍抉择，但是所贯穿的法治与自治的思想相互融合，各有侧重。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自治思想；先秦学说

一、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虽然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并没有留下什么长篇巨著，也没有留下像西方法学家依据逻辑推理而构建起的法治思想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思想在我国的发展是落后和空白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思想家们，尤其是法家就对“法治”思想有了初步的思考和构想。

法家学派的思想即为“法治”思想最为基本的基石。韩非提出以法制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法是整个社会的规范的准则，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认为，在法的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此后，中国古代各朝代的绝大部分的“法治”思想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韩非的贡献，其法治思想影响深远。

二、中国古代自治思想

相较于法治思想的产生的背景，笔者认为，自治思想的产生应是早于法治思想的。中国古代的自治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自治思想，从当时的阶级属性来看就很难与现在的自治相结合。但是其自治的内涵同样是包括了自我管理和处理。再者，古代自治思想就上面列举的一些来看，也是不一的。但值得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所提的自治思想更侧重于自我管理，而“自然安治”这样的一个理念可以说是自我管理中的一部分。即在中国古代中，君主采用“自然安治”这样的思想所推动的自治的发展也是自治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自治思想是由小家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扩展过程。由此小家中的家长权就更加能突显出古代中国最为普遍的自治思想的体现。一家一户是作为当时社会的构成要件，而法律所能涉及的并不能包含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基础上各个家庭的自治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关于中国古代法治与自治思想的冲突

在中国古代法治与自治思想是相互交融，但是又是极具冲突的。在以法治国之下，如果融合自治，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架空法律。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给与百姓更多的自治，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让渡了君主们所认为的管辖权。而这样一点是君主不愿见到的。因为基于此，百姓拥有过度的自由，势必别无法更好地控制他们。

再者，还有极为普遍的一点就是封建社会家长权下的自治与法治的冲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依据当时的法律来看，一个人的所犯的罪行不足以判处死刑。但是，在一旦放在氏族审判中就会要求其以死谢罪，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这样的后果的发生的。或者，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国家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支持的态度。这从中，不难看出，在家庭自治的思想下，其权力的边界已经有所超越了当时社会法治的界限。

四、中国古代法治与自治思想冲突之我见

综合上述的冲突矛盾中，笔者认为古代法治与自治思想的冲突并非是不可调和的。首先，我们必须的明确的是“法治”思想应当是各朝代的主旋律，虽然我们更多的认为是儒家的学说，但是实际上是外儒内法。无论是大到国家的治理，君主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还是小到一家一户，最基本的还是依据了一定的规范和准则的。在各朝代中且不问统治者实行的法令是否有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朝代都有法律的修订或编纂，虽然秦朝以后所采取的是礼、法结合的思想，法治其实只是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之下。当然在此之下的自治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家长权下的自治思想与国家的法治思想相冲突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家长权下的自治是辅助与法治的补充。不可否认的是，在其中的家长权的自治中和社会的法律是确有冲突的，但是，这种冲突主要是对于这种罪行的加重，很少是减轻的，同时涉及的更多是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可以说是对于当时法律的一种补充。由此，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何统治者会放任这样的自治的思想。

综上所述，无论是法治思想还是自治思想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法治与自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交融。总之，法治思想不应当在自治下被架空，自治思想也不应当在法治中被完全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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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379-(2017)16-0145-01

陆璐(1995-)，女，浙江长兴人，就读于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