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雨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5 ）

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

陆雨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5 ）

王力版《古代汉语》是几乎每一位接触过古汉语的人士都有所耳闻的教材。该书能有如此影响自然有其原因，同时，再优秀的教材也必有其不足之处。而本文正是希望基于笔者自身经验，通过对书中序言和部分正文的仔细研究，结合学界对该书已有的研究成果，解决以下问题：王力版《古代汉语》常用词编排的优缺点各是什么？下次修订时，常用词部分可做哪些修改？

《古代汉语》；王力；常用词；编排

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系列教材，自1962年初版面世以来，长期被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用作标准教材，广受好评。作为一名使用过该系列教材的学生，笔者对这套教材也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其中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该书中常用词编排的一些问题。

当今学界讨论该书的文章浩如烟海，然而其常用词总是得不到人们的足够关注。现有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有陈亮的《古代汉语教材比较及编写对策研究》。该文使用比较研究法和编写对策研究法，通过对当代八套各具特色的古代汉语教材（包括王力版）的细读和比较，在“常用词”一节中提出了王力版具有“全面性”“条理性”而义项过多的优缺点。另有戴幼玲等人的《王本、许编〈古代汉语〉比较谈——兼谈古代汉语的编写问题》。该文通过相关文献解释法对王力版和许嘉璐版教材进行了比较，提出王本的常用词编排有避歧和难以记忆的优缺点。事实是否真如上述二文？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教材本身。

王力版《古代汉语》的正文分为三部分：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据该系列教材编者所言，这三部分是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在形式上，我们也能看到，该系列教材中每一单元都各有一个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部分。三者在内容上有相关性。

而本文所说的常用词编排问题正是这三部分的中间部分——常用词的次序安排和归类问题。那么王力版《古代汉语》的常用词是如何编排的呢？

根据该书序言：

一、二册的常用词大致是以《春秋三传》《诗经》《论语》《孟子》《庄子》书中出现十次以上的词为标准，而予以适当地增减。减的是人名、地名和教材文选中未出现的词，以及古今词义没有差别的词，增的是古今词义差别较大而又相当常用的词。三、四册的常用词一部分也是先秦的常用词，另一部分则是汉魏南北朝的常用词。至于唐宋以后产生的新词，则不再收录。

由此可见，该书的常用词选取标准是书中文选和我国上古、中古时期重要典籍中的高频词。比如，第一册第一单元常用词（一）中不仅首先就介绍了“言”“语”两个古书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并进行了辨析。还将首篇文选“郑伯克段于鄢”中较为核心的“乘”“甲”“兵”等词进行了扩展。序言又说：

每一单元所收常用词在60—80之间。这些词必须是在文选中出现过的。但是它们的词义有些可以是后面的文选中才讲到的，甚至有些（极少数）是该教材文选所讲不到的。

常用词一般只收单音词。双音词和词组酌量收一些（极少数），附在单音词后面。

在常用词中，只收常用的意义。不常用的意义，特别是僻义，因为实践意义不大，学生可以暂时不用掌握它们。

从这里可以看出，该书在遵守书中文选与其他典籍相结合的原则外，更加强调常用词与书中文选的一致性。在词义方面，更加强调实用性，即初级阶段的学生可以较快地掌握。

在常用词的次序问题上：

常用词的次序安排，尽可能做到以类相从。但是由于照顾到跟文选相结合，同类的词可以在不同的单元出现。

这便是该书常用词编排的重点所在。以类相从，即按照词义将选出的常用词归类，属于同一类的词放在一起。在书中不难看出，在正式解释每一个常用词的词义前，教材会先将所有的常用词列出，并且数个词会挨在一起，与其他词保持距离。用现代汉语的术语来描述，这实际上就是人为地制定标准后划分出了多个语义场。词义相近或相关的词会被纳入同一个义场之中。如第四册第十三单元常用词（十三），“蹈、躡”，两个词均为动词，均与“足”与脚有关；而且书中两词首义相同。之所以说这种语义场的标准是人为制定的，是因为一方面该书中的常用词在今天几乎都是多义词，书中的分类仅仅是选取这些词的一个义项（多为本义）来进行的，另一方面，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同一个词既可以属于语义场甲，又可以属于语义场乙。即是说，语义场的划分本就是模糊的。如第一册第二单元常用词（二）中的“從”既可以因“跟随”义而与“往、來、違、即、就、趨、赴”并列，也可由“听从”义归入“辭、謝、責、讓、争”这个表“与他人进行关于所有权变更的互动”这一义场。在这个问题外，关于词序，笔者认为，王力版《古代汉语》还有意识地将结构简单、笔画数少的词置于“语义场”前部，将结构复杂、笔画多的词置于“语义场”后部。虽然这一规律并非绝对，但从四册书的常用词排序情况来看，确实是一种趋势。

关于词义的编排，书中序言说道：

一个词有两种以上意义者，先讲本义，再讲引申义。教材中所讲的本义不一定与《说文》符合。在讲本义时，也不指明是本义，学生可以自己领会。有时候，《说文》所讲本义并不错，但是由于不是常用的意义，教材也就不讲了。

这种编排方式的严谨自不必说。从教材实际情况来看，常用词的义项基本不多于5个，以3个的为多。

序言的附加解释说道：“古今差别较大的词义，加⊙号以唤起注意。”

在书中，不难看到，几乎每一个常用词都存在加⊙号的义项，而且大多并非第一义项。

以上便是王力版《古代汉语》的常用词编排的基本情况，下面本文将简单分析这种编排方式的优点与缺点。

说到这种编排方式的优点，首先自然会想到“结合”（常用词与文选结合）二字。具体而言，因为书中的常用词选取更加强调与书中文选的结合，学生学完文选，凭着鲜明的记忆，可以快速有效地记住课后常用词。虽然这种记忆属于短时记忆，但至少可以肯定地是，学完课文及时学生词（或阅读常用词介绍）效率很高，难度较低。由于常用词中各义项的例句尽可能地来自文选，常用词的次序尽可能地与其在文选中出现的次序一致，学生在学习常用词是会有一种熟悉地感觉。这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还是对教师教学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常用词以类相从的特点较为明显，学习者即使不能准确地归纳出各“语义场”的特征，也比较容易看出各语义场中词的基本共性，这在扩充学习者词汇量上是很有效率的。

其次，王力版《古代汉语》的常用词强调词本义的重要性，因而若出现本义，本义一定会被置于第一义项的位置。我们知道，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由图画发展而来。虽然当代的简体字多半难以从字形推知具体字义，但是以繁体字印刷的王力版《古代汉语》在字形上更接近上古文字，其字形与字本义的关系更加容易被看出。因而，本义居首的做法对于学生理解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法和汉字字形与汉字字义的关系很有帮助，对教师主动讲解该部分内容也有促进作用。另外，只选择常用词义进行解释的做法也降低了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负担。我们知道，使用《古代汉语》的学习者的古代汉语水平大多处于初级阶段，有些甚至连中学所学文言文都掌握不了。这势必要求一部合格的古代汉语教材需要适当地降低难度，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在常用词方面，同一个词的义项自然不能太多，尤其是意义差别极大的义项，除非使用频率极高，否则不宜同时出现。我们需要了解，大部分学生学习王力版《古代汉语》的目的仅是阅读简单的古文，翻译出现频率高的古代作品和进行浅层学术研究。真正从事从事专业性古汉语研究的学者几乎不会以该书为核心参考资料。这种情况势必要求该书在常用词义项的选择上有所取舍。而该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最后，也是笔者最关注的是⊙号的使用。这一置于义项下方的特殊符号标识出了与古今意义差别较大的词义。正如在工作中人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只要抓住了问题的重点并解决，我们便可高效地克服几乎所有困难；古代汉语知识也涉及方方面面，但是常用词一项就包含了词的音、形、义及三者间的关系。所以说，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习者掌握古代汉语的必要知识，教材必须突出重点。而常用词问题中的重点，在王力版《古代汉语》中便是古今意义差别较大的词义。也许学生们都知道古汉语词和现代汉语词在意义上存在不同，但是，究竟有哪些词是不同的，具体不同在何处却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所以古代汉语教材中若能突出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学生真正理解、掌握古汉语词是极其有帮助的。在研究上，这种突出差异的做法也有助于可能会进行的古今词义乃至语义的对比。

优秀的教材自然优点众多，但其确也存在缺点。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只能指出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王力版《古代汉语》的缺点是与它的优点相融的。上文中提到的用⊙号标记古今差异较大的词义确实是个好想法，然而，既然标记的部分是词义的重点，那么为什么不将这部分词义放在词义义项的首位呢？在不少学校，教师也只要求学生记忆加了特殊符号的义项。本义固然与最初的汉字字形相关，但作为一门“课程”的教材，全力突出对学生学习最有帮助的部分才是其最重要的任务。而让使用者最快了解与现在的偏差最大的义项正是古代汉语教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小至应对考试，大至学术研究都要求教材使用者掌握这部分信息。可现实情况是，该书中加了⊙号的部分“隐藏”在大段解释性文字之中，不说快速浏览，就是以普通速度阅读都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以及郭锡良等编写的《古代汉语》，在词义分析、描写方面，都从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部分受到启发”。为了今后其他教材的编写与完善，上文提及的这部分义项也必要作出调整。综上，将标注了特殊记号的义项至于首位或许是今后修订时可以考虑更改的一个地方。至于本义义项，可以另加符号以突出。

另外一个问题是，该教材每篇选文后的常用词目录缺少页码标注。这直接导致了使用者时间成本的增加——查阅某一词时，必须由目录推测其在书中的位置。虽然该教材在最后一册设置了总常用词索引，但这仅是将《古代汉语》视为难以使用的临时词典的做法。王力先生在本书序中指出，“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同的”，“以为它（古代汉语课，笔者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既然如此，常用词的查阅应该是便利的。然而，一位刚刚学完某选文的学生，翻到另一册（也有可能是同一册）书的末尾查词，其所费时间比“推测”词所在位置还要多。试想，若是每篇选文后的常用词目录有了各词的页码标注，课后查词仅需短短几秒，省时省力。即使认为逐词添加页码影响美观，那也为目录中的每词标序号。这样至少可以是目录与词语解释一一对应。不然，使用者只能通过记忆所需检索的目标前后的词来查找。这样往往需要多次翻找才能成功。早年，何九盈在《古代汉语教材建设的里程碑——评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一文中提到，“有人问：教材中的选文已有详明的注释，学生在阅读中若还有困难，可手动查阅有关古代汉语的辞书，何必在教材中设立‘常用词’这个内容呢？也有的同志主张：‘常用词’的内容很好，但不必分散在各个单元，应该集中起来，专门成册”。何九盈的回答是，“辞书是备检的，而常用词是供学生阅读的”，“直接为文选服务”。笔者也反对取消常用词或将其专门成册，但既然是为文选服务，该书就应该减少使用者查词的时间，就应该在词目录处添加页码。提高使用者的学习或工作效率是任何一部教材的应有之义。

一部教材自有其编写原则与逻辑，本文的分析也仅是以一位读者的角度，从一个小方面来浅谈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只希望未来的古代汉语教材能够越写越好。

[1]陈亮. 古代汉语教材比较及编写对策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2015.

[2]戴幼玲等. 王本、许编《古代汉语》比较谈——兼谈古代汉语的编写问题[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3]李艳等.《古代汉语》常用词教学优化的探索[J].长春大学学报，2013（8）. [4]王力.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杨燕. 大学古代汉语教材现状研究[D]. 四川外国语大学，2015.

陆雨晨，男，江西南昌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汉语教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