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

(镇江博物馆，江苏 镇江 212003)

长江西津、瓜洲两渡及其交通属性研究

刘建国

(镇江博物馆，江苏 镇江 212003)

探析瓜洲与润州的历史渊源，以及西津渡、瓜州渡在建设、管理上的密切关系。近些年有论著将古代长江渡口归属于运河文化遗产，并称之为“漕运咽喉”“漕粮转输第一渡”，有待商榷，因古代长江渡口属于陆路交通系统，与运河漕运并没有直接关系。

瓜洲渡；西津渡；交通属性

1 西津、瓜洲两渡的关系

古代长江下游有一对重要渡口，南岸为西津渡，位于润州(镇江府)城西北；北岸为瓜洲渡，位于扬州(扬州府)所辖瓜洲镇。

1.1瓜洲与润州的历史渊源

志载，瓜洲与润州自古即有密切关系。瓜洲原是长江中心的一处沙洲，唐时淤涨，与北岸连成陆地，后江北渡口改设于瓜洲，与南岸蒜山渡(西津渡)相对，成为唐代以降连接南北的重要津梁。

瓜洲的形成大约在汉代以后，郦道元《水经注》云：“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县城临江，汉以后江中涨有沙碛，形如瓜，故名瓜洲。”*吴耆德，王养度.(嘉庆)瓜洲志(卷一)[M].扬州：瓜洲于氏凝晖堂铅印本，1923.“民居其上，自唐开元以后，渐为南北襟喉之处。”[1]

唐代之前，润、扬之间江面宽逾20 km。其时，北岸渡口为扬子津(又名扬子桥)，“自古为滨江津要，繇此渡江抵京口，渡阔四十里”，后于“唐时积沙二十五里”[2]793，即陆地向南扩展12.5 km，并与瓜洲相连接。致使漕船“至瓜步沙尾，迂回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3]。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润州刺史齐澣奉命主持开挖自瓜洲至扬子桥的伊娄渠，改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4]。开凿江北运河由江南润州刺史负责，是因“当时瓜洲遥隶润州”[5]51，行政仍归润州管辖之故。

时至北宋，瓜洲改由扬州江都县所辖。宋《元丰九域志》载：“江都。二十五乡。扬子、板桥、大仪、湾头、邵伯、宜陵、瓜洲七镇。”[6]但尽管如此，史料记载宋代仅有的两次瓜洲城的修建，皆是由镇江官员受命主持：

第一次，“乾道四年(1168年)，镇江都统军王友直始奉诏筑瓜洲南北城，后废”[7]。考之，“镇江都统军”的设立及王友直的任职，皆在《嘉定镇江志》中见录：“绍兴十一年(1141)，南北修好，缘边诸军始置都统制领之。其在京口者曰‘镇江府驻剳御前诸军都统制’”[8]199-200，简称“镇江都统军”。“王友直，宜州观察使，召为步帅(即镇江都统制，又称都统军)。”[8]200

第二次，“宋宝祐四年(1256年)，赵与訔以总领兼郡。是时，瓜洲遥隶镇江。宫人给官会三十万。使修瓜洲城壁，自水门及东护坦万人楼……城身东弩台石脚，皆因旧加新。边江女须护城，四百六十四丈，东西排桫木四十二丈，蛤蜊坝二十五丈，皆一新创造，庀工于七月，迄于五年五月。”[5]841其主事者赵与訔，为“朝议大夫、总饷兼(镇江)知府事，宝祐四年五月至六年五月，改除江西运副”[5]598。

不仅如此，还曾出现以镇江军都统制兼知扬州的兼职现象，如：淳熙五年(1178年)，郭杲任“镇江武锋军都统兼知扬州”[9]6855；开禧元年(1205)八月至三年二月，郭倪任“镇江都统制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8]200；开禧三年，毕再遇任“镇江副都统制兼知扬州”[8]200。而瓜洲城的两次修筑，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镇江官兵主持完成。

以上表明，虽然宋代瓜洲行政上已是隶属扬州江都县，但涉及若干重大建设事项，朝廷仍然委托镇江官员予以负责，这除了历史的渊源之外，还应与军事的管辖和交通的便捷等因素有关。

1.2宋、元渡口的设施与管理

唐至北宋阶段，有关两渡的史料阙如。南宋时期事迹，则见载于《宋会要辑稿》，如：

乾道二年(1166年)四月四日，“臣僚言：‘乞镇江府并扬州，依钱塘江例，分造扬子江渡船，诏下镇江府、扬州，相度利害以闻。’辅臣以臣僚言奏，上闻：‘寻常如何渡江？’汪澈等曰：‘皆民间以小船渡载，每遇风涛，必有覆溺之患。’上曰：‘此亦非小事，如何从来无人理会。’澈等欲吏下各处相度利害，然后施行。从之。”[9]7535所谓“钱塘江例”，是指绍兴五年(1135年)，参照钱塘江济渡，“诏令两浙转运司，限十日更行添置三百料舟船五只，专一济渡，不得别作他用”，并规定“渡船三百料许载空手(人)一百人，二百料六十人，一百料三十人”[9]7533。

扬子江渡船的建造事宜，见载于《至顺镇江志》：“宋乾道中，郡守蔡洸置巨艘五，以御风涛之患。先是，船舫小而多虞，乾道守臣蔡洸置巨舫五，仍采昔人遗制，各植旗一，以‘利、涉、大、川、吉’为识，其受有数，其发有序。又别浮轻舫以送邮传，故鲜有风涛之患。”[5]46蔡洸，名臣蔡襄之孙。“乾道庚寅(六年，1170年)三月，……就命为(镇江)守。寻加直秘阁。”至乾道八年离任[8]161。也就是说，在朝廷议事四、五年后，五艘渡船已由时任镇江知府蔡洸完成建造，当皆是三百料大型舟船；并且，他还立下规定，即每船须标有旗号(按“利、涉、大、川、吉”顺序)，限定乘船人数，发船要有时序，邮传另由轻船专送等，极大改善了两渡的设施、管理和安全。

元代，亦十分重视两渡的安全和建设。由于“涉者益众”，延祐四年(1317年)，镇江路总管段廷珪向朝廷进言，需增置渡船。“申奉江浙行省，移准中书省咨文，拟准渡船一十五只。”“先尽见在六只，余九只，江浙省造五只，河南省造四只。”“每船差设梢工一名，水手九名，与免本户差役。船上置立旗号，书写梢工姓名。每名官支粮米，不许取要渡钱。路县正官十日一次，分轮提调，亲诣渡口，点检禁约，民间小船不得私渡。……当时民颇便之。”[5]46-47

1.3明代两渡的同步建设

明代自宣德、正统直至景泰的20余年间，是两渡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由巡抚周忱主持实施，不但置办新的大船，同时南北还建造了规模、格局相似的长堤式码头及待渡之楼。

渡船。明代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巡抚江淮，悯人病渉，始构置区画，鸠集匠料，造巨舰二只，以为渡舟。每舰可容五百人，令有司选善操舟者四十人籍为渡夫。”而在此之前，以轻舠(较小渡船)济渡，“中流遇风波覆溺死者，岁常以百十计，呼号于江浒者，无日无之”。“前之轻舠逐利者，自是屏去。十余年间，无一人溺者，往来者称便。”[10]666

瓜洲渡码头。其时，瓜洲渡口名为“瓜洲西津渡码头”，有碑记述：“瓜洲西津渡，在扬州江都县南三十里，与镇江京口相对，古有码头石堤，莫详所始。盖江中之潮，盈缩有时，盈则舟可附岸，缩则舟胶于途，去岸且数百步。码头石堤出于江中，以为登涉者之便，固不可无者也。岁久堤坏，凡登舟者必解衣徒跣，提携负担于泥淖中。坏堤之石，散列浅水，舟行弗戒，辄有触损之患。”正统九年(1444年)，“瓜洲镇士民赵珣廷瑞仗义轻财，奋然告于众曰：‘巡抚大臣曾经此处，尚能悯人覆溺，造巨舰以济渡。吾侪世居此镇，目击石堤之常此往来者之病涉，安可坐视而无恻隐之心乎！’……经始于正统十年正月，落成于十一年十有二月。堤长三百二十尺，广三十六尺。”[10]666

江淮胜概楼。“瓜洲江淮胜概楼，工部侍郎周公作也。”正统十三年，“建楼五楹，枕于石堤，楼高三十有八尺，上辟窗牖，中置几榻以处使客贵游之士。下通其中为路，其旁以息行旅，其复置厨爨(烧火煮饭)，以便其饮食。凡渡江者遇则止，无复忧愁。登楼者纵目一览江山之胜，遂名江淮胜概”[11]667。可知，江淮胜概楼建在石堤码头上方，面阔五楹，高三十八尺，为渡江者休息和观景处所。

西津渡码头。清代《乾隆镇江府志》载：“明正统间，巡抚、侍郎周忱作舰二，佥水工三十余，以济渡。又甃石堤三十余丈，直抵江皋，人免病涉。”[12]卷十八周忱在此处建造的渡船与前文他为瓜洲所造的渡船是一回事,即对开、共用之船。而其船巨型，“每舰可容五百人”，即一艘船的载客抵得上宋时“三百料大船”的5倍。而所筑西津渡石堤，长度与瓜洲渡相当(皆合100余米)，当是包括码头及集散平台两部分。

江南伟观楼。镇江知府张岩又在码头上兴建待渡之楼，志载：“江南伟观楼，在津渡石堤上，明景泰壬申(三年，1452年)郡守张岩建。”[12]卷十八日本画僧雪舟等杨(1420—1506年)于成化四年(1468年)途经西津渡，将其景收入他的名画《唐土胜景图》*(日本)大和文华馆.雪舟(特别展)[M].奈良:株式会社会便利堂,1994.中，所绘码头呈缓坡长堤式，渡船停靠两旁，其上立有江南伟观楼，为重檐两层，拱卷式大门，蔚为壮观。

在两渡的建设中，镇江方往往受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这可从一方西津渡出土的残碑中略见端倪。2010年，西津渡出土《瓜洲马头新建石堤记》碑残石(现藏镇江博物馆)，包括碑额和碑身两部分。碑额残存大半，宽约106厘米，高约60厘米，厚约17厘米。额面中区竖刻3行，为“瓜洲马/头新建/石堤记”9字,篆书，阴文。两侧及下边浅刻水波纹。碑身只存一块较小残石，为三角形，系碑面上方偏左部分，外边浅刻水波纹带，残高约69厘米；内竖刻8行，存文可读66字。自内而外改为横向排列：

心翕然

舊砌一十八

奇甃石三百二十

過郡目覿其事其郡(公)

(於)悦一境悦而頌声作多方

令□□□(抚)與郡守二公之谓欤是宜郡

年

天顺(甲)申春正月上吉鎮江府同知張春 通

虽然，出土的只是碑的残石，但从中仍然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首先，这是天顺八年新建瓜洲码头石堤的记事碑；此次码头新砌的石堤长为320(尺)，其长度与前文正统年间所造石堤相同；碑文中提及巡抚与镇江、扬州两位知府(“郡守二公”)，考之，其名字分别为刘孜(天顺年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十府”)[11]714姚堂(“天顺六年，由苏州知府改任镇江知府。”[12]卷三十四)和王勤(“天顺间，知扬州府”)[13]卷四十四立碑人为镇江府同知張春和一名通判(佚名)，此碑又出土于西津渡遗址，故可推断此瓜洲码头石堤的修建，当由镇江方面主持实施。

所谓堤式码头，其状若何，近期考古发现的清代西津渡码头遗迹，形制可以与之参照：堤身石砌，长约94米，分码头和码头平台两部分，前者为缓坡状长堤，长约64米，两端高差逾4米，渡船则不受江水涨落的限制，可以随着水位由高及低停靠在石堤旁边；而后者长约30米，条石平铺，为上下船旅客及货物集散的场所[14]。

清代，《光绪丹徒县志》的碑刻目录中，见有“《重修西津渡石堤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郡守李世杰撰。”[15]卷十而近期的考古发掘业已揭示，清代在两个年代曾修建码头，除了最晚一次是乾隆年间，考古还发现康熙年间修建的码头遗迹[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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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清末至民国瓜镇义渡局

清代，从康熙年间开始，长江镇江、瓜洲段的主泓道发生北移，造成北冲南淤的自然灾害。南岸西津渡，至道光前后，“江岸沙涨，直连金山。此寺(超岸寺)故基竟与江远，即西津渡亦变迁矣”[15]卷十。而江北岸的瓜洲城，在“道光十年以后，江流北徙，逐年愈坍愈甚，全城岌岌可危”，至光绪初，“全城皆沦于江中矣”[16]卷一。而江北瓜洲渡多次被汹涌的江水冲走，荡然无存；江南的西津渡，则是被漫涨的淤沙堙没，遗迹被埋在地平线下。

旧渡消失了，不久民间发起创设江船义渡局，又称瓜镇义渡局。此组织“系浙江余姚县绅商魏昌寿、魏铭、严宗廷等，集其同乡之质于镇江者，各出己资创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告成。南北济渡，官民商贾皆便之”[15]卷三十六。“总局，设镇江西津坊小码头，分局设瓜洲大口及七濠口”[16]卷七，“共设帆桨大渡船十只”，“凡镇江、瓜洲(大口)、七号(濠)口三处登此渡船者，不费一文，稳登两岸。”[15]卷三十六而《瓜洲续志》中的《瓜洲坍余半城图》[16]卷首，不但绘出同治年间瓜洲城只剩下北垣的残局，同时也标有刚成立的南北义渡局的具体位置。瓜镇义渡的活动，“从1872年至1950年”，历时78年[17]121。瓜镇义渡局，承袭了古代两渡的功能和格局，同时凸显出镇江方面所起着的主导作用。

2 长江渡口的交通属性

2.1渡口属于陆路交通系统

在古代陆路交通中，穿越河流多是架设桥梁或乘船相渡。而架设桥梁亦见有浮桥(以船相连)的方式，如著名的黄河蒲津渡，历史上自“后魏迄唐初皆横亘百丈，连舰千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开元十二年，于黄河两岸辟东西门，各造铁牛四、铁人四，……夹岸以维浮梁。”[18]卷三十四

在南北陆路交通中，长江是必须逾越的“天堑”。虽说长江上也曾出现过在采石矶铺设浮桥的事例，即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十一月，江南行营曹彬等言：大江浮梁成。……由是大军长驱以济，如履平地”[9]7539，但只是因军事需要的一次特例，常见的办法还是利用舟船渡江。

古代长江的渡口很多，仅以元代丹徒县为例：除了著名的西津渡之外，还有“沙窑渡(至扬州茆林村)、石公渡(渡江至开沙)、高资东西两渡(东渡至真州瓦庙子,西渡至铁淀港)、韩桥渡、谏壁渡、丹徒渡、大港渡、柳港渡、水东堡渡、马师桥渡、段固渡、莫家港渡、甘露渡、当江渡，并在丹徒县境”[5]48。丹徒一县仅占有岸线约百余里，即分布有16处渡口，若是推而广之，整个长江数千里长，其两岸渡口的数量，当以千计。

2.2瓜洲水陆交通泾渭分明

瓜洲位于长江北岸，同为古代南北水、陆交通的节点，运河口、城门及渡口都聚集在一个临江的三角地带。那么，此处的水陆交通设施会不分彼此、混合使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城垣内外水网密集，水利设施占据瓜洲中心区的大半，但水陆交通的空间区隔还是比较明显，且各自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

镇江博物馆藏有明代《瓜洲镇图》。据考证，成图年代“大约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至二十六年之间”[20]。此图绘有瓜洲镇城，体现明嘉靖间为防倭所建城池的格局。图中显示，在大观楼及便门外侧，有一方向南伸展成半岛型的陆地，并且其间自南向北分布有三组建筑，依次标为龙王庙、巡司、总铺。位于便益门外的半岛即明代瓜洲渡之所在，而其间分布的龙王庙、巡司、总铺，正是大型渡口常见的设施，集宗教、治安、驿传于一体。究其特征，与南岸相对的西津渡极其相似：西津渡考古发现即是伸入江中的半岛，前后有龙王庙、超岸寺及渡口官署，志载并设有“西津铺，北渡江至瓜洲”[21]。

从明代瓜洲地图中可看出，水、陆交通系统大致以穿过城中的水道一线为界：

西区，水道，包括城内外西部。其城外的河道上，见有“头闸”和“四闸”。《江都县志》载：“广惠闸，一名头闸”，“通惠闸，一名四闸”。又，“瓜洲闸河，在(江都)城南四十里，由瓜洲通惠、广惠二闸至江口”[22]。在图上河道以东，另绘有两个水域，即城西侧之“屯船坞”及城内“天池”,分别与河道相通，并起着屯船及调节水位的作用。整个西区占地较大，皆属于运河出入江口的河域范围。

东区，陆路一线，自临江渡口经龙王庙、巡司、总舖，过城之便门、北门继续向北。而从扬州(亦江都县城)“西至丹徒县京口驿(除江面)陆路五十里”。其间共设有六铺，即“府前总铺、南青凉铺、扬子桥铺、八里铺、四里铺、瓜洲铺，入丹徒界过江。”[23]明代地图上的瓜洲渡口所标为“总铺”，表明清代之前瓜洲为领驿所在，其地位更显突出。

2.3镇江港、渡并存各司其职

镇江临江一线分布有众多的水运港口。志载元代沿江的港口有“京口港(城西北江口)、甘露港(北固山下)、鳝鱼港(通津门外)、孩儿港、柳港、沙灰港、寨桥港、徐港、季港、张港、许港、生港、汝山港、韩桥港，并在丹徒县之东乡；三里港、七里港、下鼻港、断妖港、洪信港、高资港，并在丹徒县之西乡”[5]291。渡与港，虽然皆为船只停泊地，但前者所拥有之船称渡船，专司对岸之间的人、物往来，而后者的船只则负责江、河水上的交通运输。

其中，自西向东分布有京口、甘露、鳝鱼三港，都是大运河穿过镇江城区的入江口，古代漕运或利用运河运输的船只主要从京口港出入，以甘露、鳝鱼二港辅之。虽然，京口港与西津渡距离较近，但两者也相隔有2 km里路之遥。

近些年来，有学者将陆路交通的渡口与水路运河漕运混为一谈，《中国古渡博物馆——西津渡》称西津渡为“漕运咽喉”“漕粮转输第一渡”，并论述：“江南漕粮北运的路线是沿江南运河，经镇江西津渡，过长江进入江北运河北上；向江浙输送的漕粮也要经镇江西津渡进江南运河南下。西津渡成为太湖地区漕粮北运和其他地区漕粮南输的必经之地。”[23]41该书作者在文中还重点引用了清末于树滋的一首诗：“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帜照水滨；稳渡中流入瓜口，飞章驰驿奏枫宸。”[23]52此书作者应是误解了“粮艘次第出西津”的原意，以为此处的“西津”就是“西津渡”，实则不然。“西津”指镇江城西的河，即通向京口港的运河。不研究渡口的功能和特点，不调查西津渡与运河的地理分布，将渡口与漕运连在一起，是不正确的。

不仅如此，此种情况还体现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西津渡古街(六朝—清代)”的标志碑说明中：“西津渡位于镇江城西，形成于三国时代，唐代具有完备的渡口功能，一直是我国南北水上交通、漕运枢纽。”此碑树在西津渡景区入口处，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应尽早予以更正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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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谢延庚,刘寿曾.江都县续志[M].刻本.1884(光绪十年).

〔责任编辑： 刘 蓓〕

AstudyonXijinFerryandGuazhouFerryandtheirtrafficproperty

LIU Jianguo

(Zhenjiang Museum, Zhenjiang 212003, China)

This thesis erplor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Guazhou and Runzhou,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Xijing Ferry and Guazhou Ferr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In recent years,some writings classified the ancient ferries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as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Grand Canal,and these ferries are called“Grain Transportation Throat”，or “The 1st Ferry of Grain Transportation”.These comparisons aren’t quite appropriate and need further study,for ancient ferries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belonged to l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which had no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Grain Transport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Guazhou Ferry;Xijing Ferry;traffic property

2016-09-12

刘建国(1940—)，男，江苏镇江人，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镇江城市考古及历史文化研究。

K878.4

： A

：1008-8148(2017)03-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