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艳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46)

【历史文化研究】

21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研究述论

吴 艳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46)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研究的深入，对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纵观相关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的综合性论述，也有立足于玄学、经学、教育、三教关系等微观视角的专题性的探索。总体来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在21世纪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表现为理论研究深度日益增加、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有所创新。

综合性；玄学；经学；教育；三教关系

作为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魏晋南北朝在整个儒学发展脉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世纪以来，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研究的深入，对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成果颇丰。众多研究成果中，既包括专题性的论著，也包含相关的论文，其中以论文为主。本文拟从综合把握和专题探索两个向度，对21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并对所呈现的研究特色做一综论，以期推动魏晋南北朝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综合性叙述

近年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发展的研究，呈现出综合性的特色。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总论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状况。有些是从整体性的角度总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盛衰，还有一些从士族、士风以及法律、文学等视角，侧面地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发展的面貌。

从整体上来阐述儒学发展的状况，是21世纪以来有关魏晋南北朝儒学研究的一大特征。夏增民的博士论文《儒学传播与汉魏六朝文化变迁》从儒学传播的角度，借助传播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时间为主线，对两汉至东晋南朝这一长时段的儒学传播概况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变迁的现象、特征、原因等，做了整体的论述。论文将儒士的流徙与流向、儒家文化区的形成、分布与变化、儒家思想向底层社会的推移以及儒学传播导致的底层社会的文化变迁四个方面作为论述的重点，通过儒学的传播，探讨儒学作为汉魏六朝社会共同价值观确立的问题[1]。郝虹在《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一文，以王肃之学为中心，对魏晋时期儒学的衰与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于儒学的衰落，作者认为天命论的动摇，致使抑君申臣思潮和“时遇论”命运观的兴起，导致儒学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崩塌，无法为其官方意识形态身份提供学理层面的支撑，儒学丧失了社会精神支柱的地位。对于魏晋儒学的强盛，则主要表现为礼教的兴盛，这夯实了儒学作为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作者对学界一直以来有关魏晋儒学兴衰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各种对立观点之所以能够共存，根源于魏晋儒学集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三重角色于一体，且三者互相纠葛(《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除了从儒学传播和以人物为中心分析儒学的兴衰之外，借助具体的典籍来分析儒学的发展状况，也是近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整体性研究的一个方面。周培佩的《〈隋书·经籍志〉与魏晋南北朝学术》，以《隋书·经籍志》为依据，对魏晋南北朝学术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的概况进行了梳理。在经学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古文经学的繁兴及经书注解集解体和义疏体的兴起；在诸子学方面，呈现出汉晋儒学衰落、玄学盛行之际，子书繁多的现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作者对这一时期儒学的整体发展形势做了总结，认为儒家思想虽受到了玄学和佛学的冲击，但其学说仍占据着统治地位。与之相类似的文章还包括岳英的《由〈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目录变化窥探学术变迁之大略》(鲁东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研究的综合性，不仅表现在对儒学本身整体性的研究，将儒学与当时社会文化的融合作为这一时期儒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亦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研究综合性的一种体现。邓名瑛的《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魏晋南北朝士阶层社会担当意识的弱化》(《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6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士阶层担当意识弱化的表现及原因，揭示作为传统儒学载体的士阶层更多地偏向对个体价值肯定的背后，传统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与之不同，孙宝的《东晋儒学文化型态与士风》，则从积极的方面肯定了东晋儒学的发展并对士人人格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从儒学的文化型态出发，强调士人在批判玄风流弊的同时，增强了忠孝仁义意识，固守家学传承中的儒学内涵，这有利地促进了东晋士人的家族观念与儒学文化心态，也在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了儒学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呈现出生活化的特点(《理论月刊》2008年第7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士族、士风中，而且在法律、文学等方面也有所呈现。武剑青《从“春秋决狱”到“纳礼入律”——浅析儒家思想融入魏晋北朝诸律的必然性》一文，对魏晋北朝时期援儒入律的必然性做了深入讨论，并指出从“春秋决狱”到“纳礼入律”，实质上是儒家思想融入法律的一个渐进式过程。“春秋决狱”推动了“引经注律”的产生与发展，“引经注律”则在理论和实践上为“纳礼入律”埋下了伏笔，而儒家思想得以全面融入魏晋北朝诸律当中，是在“纳礼入律”的进程中完成的(《柳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孙宝的《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从文学的视角探讨儒家政教观对魏晋赋格建构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儒家王权一统、“比德”的政治文艺观念在时代的流变中不断地渗透至魏晋辞赋中，并逐渐造就了魏晋辞赋宏阔、渊雅、醇和的精神气格；另一方面，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呈现出魏晋辞赋剥离儒学影响的态势(《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二、专题性探索

1．玄学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学术思想涌起，玄学作为众多学说中的一种，在这一时期得到迅猛的发展，后世哲学家在写作哲学史时常常以“魏晋玄学”来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说概况，可见玄学在这一时期地位之高。关于玄学的性质，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玄学与儒学的关系，这些争论中有的学者主张二者是相互对立的，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相互影响渗透的，也有学者提出玄学是儒学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不管争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开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研究，必然不能将玄学抛之在外。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于玄学问题，多是站在儒学的立场，通过对这一时期玄学发展的阐述，揭示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状况。

从儒学与玄学的关系中，阐释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玄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薛胜元的《儒学分裂与玄学产生——论汉魏社会思潮的变化》，从思想自身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汉魏间儒学分裂、玄学产生这一社会思潮变化，将玄学的产生看成是原始儒学的复兴，反对将儒玄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对立、排斥，而通过追溯汉代儒学分裂与道家的融合去考察玄学产生的过程，从儒学发展长远的历史来看，玄学不仅没有阻碍其发展，反而为其开拓了新的天地(《文史博览(理论)》2012年第6期)。巴晓津指出，魏晋玄学家大都儒玄兼宗，深具儒家素养，并成为魏晋儒学传承之载体，这使得儒学的功能作用实际涉及两个不同领域，即政治领域和知识分子的士风学风领域，如此一来，魏晋玄学兴盛背景下的儒学式微，实际只是儒学在后一个领域有嬗变的趋势，传统儒学的深厚根基并未真正动摇。(巴晓津：《玄学代表人物的儒家素养与魏晋儒学之传承》，《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杨亦博在《魏晋时期玄学与儒学的共融——从〈世说新语〉谈起》一文中，通过对《世说新语》的文本分析，进而述及玄学与儒学在魏晋时期的共融关系，这种共融关系表现为此时期一些士人一方面遵循儒学规定的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玄学的欣赏与肯定(《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5年第1期)。

除从儒玄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外，以魏晋玄学家及其著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个体，揭示其思想中体现的儒学内涵，也是21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任蜜林指出，郭象通过融合儒家思想，解决了自然与名教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融合了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指出“仁义即性”，将儒家的性善论与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任蜜林：《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巴晓津《试论嵇康思想中的儒家素养》指出嵇康实际是儒玄兼综，且具有深厚的儒家素养，其深厚的儒家素养主要体现在“修己”“正身”的个人修为、“入则孝，出则悌”的伦理道德观、“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的忠君观和修齐治平的教子观等方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张晨霞《略论阮籍的亦儒亦道思想》一文，通过对阮籍思想的分析，指出事实上，道家只是迫于政治压迫而采取的自我保护，在其思想的深处则深藏着一颗忠孝节义、企望建功立业的儒家之心，亦儒亦道构成了阮籍真实的内心世界(《船山学刊》2010年第3期)。

2．经学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在表现形式上主要以经学为主。21世纪以来，有关经学的研究，一直都是魏晋南北朝儒学研究的重点，也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相关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南北经学的定位问题；第二，经学的兴衰问题；第三，礼学的研究；第四，区域性儒学的研究。

长久以来，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兴衰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儒学是有所发展的，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一种衰落的态势。田照军、肖岚的《魏晋南北朝儒学刍议》从儒学的本质着眼，指出儒学在根本上是为现实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服务的，其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并未动摇。这种正统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政治势力夺取政权后，往往打出“尊儒”的旗帜；其二，社会道德仍然以儒家的忠孝观为核心；其三，儒学始终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其四，儒家思想开始全面融入法律，在立法、司法等方面体现礼法交融的伦理特点(《理论界》2007年第4期)。除了从政统的层面肯定儒学的统治地位之外，通过对经学典籍的研究，也可以体现儒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概况。唐明贵《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及其原因》一文，对《论语》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原因及其表现进行了论述。统治者尊孔重儒的政策、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新的解经方法“义疏”的运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时期研究《论语》的专著大增，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超过汉代，《论语》注训会通儒玄，出入儒佛，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有利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论语》学的发展，是《论语》学创新和发展的时期(《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

关于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概况，一些学者认为儒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衰落的态势。张祥浩指出魏晋南北朝期间玄学兴盛、佛道流行，在两汉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学却衰落不堪，这种衰落表现为士人的儒学信念发生危机、太学荒废、佛道兴盛及儒学思想大家的缺失(张祥浩：《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郝虹的《从曹氏三代人对儒学的态度看魏晋儒学的衰落》一文，对曹魏三代统治者实施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曹魏统治者对儒学的不重视态度，是魏晋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管子学刊》2005年第4期)。乐胜奎以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为文本，通过对六朝儒学代表人物皇侃的儒学思想的分析，以一种新的视域解释六朝儒学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作者指出，皇侃作为六朝儒学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反映了六朝儒学面临的困境，在性道思想上，皇侃释天道为元亨日新之道，而将人性解释为禀天地之气，但是天道之生德和气性基础上的善端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涵义，二者根本不相适应(《六朝儒学的困境》，《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南北朝经学是魏晋南北朝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魏晋儒学，是魏晋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下启隋唐儒学，为隋唐儒学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对于如何定位南北朝经学的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在论文方面，出现了申屠炉明的《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田汉云的《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陈磊的《论南北朝至唐初的儒学传播方式及其特点》(《史林》2005年第6期)、汪奎的《永嘉南渡后南北经学的差异》(《华夏文化》2007年第3期)、庄庭兰的《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等较具体、较深入地就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的专题性文章。在著作方面有焦桂美的《南北朝经学史》、潘忠伟的《北朝经学史》等论著。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以焦桂美的《南北朝经学史》最具有代表性。在文章的结构上，既有关于南北朝经学的宏观考察，也有对南、北朝经学发展的微观研究，并对南北朝经学对隋唐儒学的影响做了长远的分析。对于南北经学的定位问题，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史实，从异同两个方面分别做一分析。对于南北经学之同，作者指出南北朝经学在源头、注疏体式、治经方法及传播渠道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而南北经学的差异，则表现为经学的思想、著述、治经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对于南北经学的同异，作者指出作同、异的区分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实际上南北经学的同异不是绝对的，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应辩证地看待其中的同异关系，不可放大其异，亦不可将两者截然分开[2]。

礼学作为经学的重要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充足的发展。张鹤泉的《略论北朝儒生对“三礼”的传授》，在文章的布局上，着眼于北朝儒生传授“三礼”风气的形成、北朝儒生在官学和私学中将传授“三礼”作为重要内容、北朝儒生传授“三礼”以遵循和发展郑玄注为基础三个方面，集中论述了北朝儒生对“三礼”的传授，综合地概述了礼学在北朝的发展状况。(《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除了对礼学的研究以外，丧服制度作为礼学的重要部分，也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视角。张焕君的《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研究》，对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这一时期丧服制度变化所以形成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的原则最受推崇，“缘情制礼”成为这一时期丧服制度的主要特征，情、礼之间，重情是前提，礼则作为必不可少的限制性背景而存在，对于这种结合，作者提出，与以往的丧服制度大不相同，而是一种“以情制服，以礼裁之”，能够“情礼兼得”的新型丧服制度[3]。近年来，伴随学界对礼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关这一时期礼学的研究综述也是日益增多。房珊珊的《近20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文化研究综述》(《鲁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与陈淑君的《完整结构与细节呈现：从丧葬史到个案研究——魏晋南北朝丧葬文化研究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两者的研究重点略有不同，前者着重对有关礼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的综述，后者则从整体到部分的角度对有关魏晋南北朝丧葬文化的研究做一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方法逐渐被运用到儒学研究中，地域性经学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日渐引起学者的关注。焦桂美、沙莎的《论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之贡献》一文，通过对南北朝经学家这一学术载体迁徙现象的分析，指出经学家的迁徙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应区域的经学发展，为南北朝经学融合趋势渐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促进了南北朝经学传习范围之趋同(《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邢东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中原地区的经学发育及其演变》按照综合时空的角度，以经学地理为研究方法，通过表格和图表等形式对齐鲁地区经学发育及演变，进行量化、统计、比较，从而揭示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地区的经学面貌及历史变迁。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就齐鲁中原地区而言，总体下滑衰落、间有起伏升降为经学发育演变的一般规律。具体到形成原因，总体来讲，魏晋时期经学的鼎盛主要归因于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南北朝时期的经学衰退局面则主要是由于多变的政治局势(《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与之相关的研究著述，还有邢东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扬吴越地区经学局面及其成因分析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区域经学的时代差异与地域分异》(《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皆是从经学地理的角度分析区域经学的发展情状。

3．教育的研究

教育事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好的发展，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的内容上主要以儒学为主。教育的发展，尤其私人教育的兴盛，一度成为儒学传承的主要媒介。家庭教育作为私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成为这一时期推动儒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陈英的《魏晋南北朝私学教育内容多元化格局述论》从教育的内容出发，指出这一时期教育的内容不仅包含有儒、佛、道等，而且道德教育也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教育内容上的多元化，增强了教育的实用性(《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黄清敏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制度的考察，提出这一时期教育的总形势是官学时兴时废，似断又续，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依靠私学、家学，而不是官学。儒学独尊的局面虽不再存在，但儒学仍然是官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主要表现为儒家的三纲五常依然是各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仍被尊为最高的道德原则，社会教育仍以儒家经法为法定正宗[4]。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教育的兴盛，其中又以家庭教育的兴盛为主要代表，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内容丰富，但多以儒学为主要形式。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一文指出，魏晋以来，随着门阀士族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家庭教育受到格外的重视，在教育的内容上儒玄双修，在教学方法上重视环境教学与因材施教(《晋阳学刊》2000年第5期)。曲凤东的《儒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进行了考察，采取归类比较的研究方法，从家庭教育的内容、特点、作用等诸多方面入手，分析其与儒学的关系，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在战乱频仍的非常时代，为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5]。邵正坤结合北朝时期家学的演变过程提出，北朝时期的家学以儒学的传授为主，家学由父祖、子孙世代相承，这对于世族门第的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邵正坤：《试论北朝以传承儒学为主的家学及其嬗变》，《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这一时期儒学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程时用在《六朝家训的文化阐释》一文中提出，六朝时期，由于儒学的传播及家族延续的需要，家训大量出现，形成了我国古代家训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刘建河、刘海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思想的特色——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考察，认为受魏晋南北朝时代思潮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主要呈现出了儒道兼综、继而儒玄双修的时代特征，同时，这一时期的家族教育又始终与儒学紧密相连，儒学作为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地位未曾发生动摇，可以说，儒学及儒学观念仍是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底色(《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汪俐的《〈颜氏家训〉与儒学社会化》将儒学社会化这一抽象概念，与《颜氏家训》这一具体案例相结合，从家训与儒学社会化、《颜氏家训》及其儒学思想、《颜氏家训》对儒学社会化的促进作用三个维度，说明家训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对普及儒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6]。

4．三教关系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种学说纷涌而起，外来佛教在中土逐渐生根发芽，本土之道教亦在蓬勃兴起，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儒学与佛道之间呈现出既相融相摄又相拒相斥的局面。通过对这一时期儒学与佛道之间关系的探讨，从侧面阐释儒学的发展状况，便十分必要。

李承贵对两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进行了总结，提出既相融相摄又相拒相斥是此时期三教关系的基本形式，内容的广泛性、主体的模糊性、义理的互补性是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为儒佛道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而且预制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模式(李承贵：《儒佛道三教关系探微—以两晋南北朝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汤其领在《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一文中指出，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益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除了汤其领的文章，从相斥相拒角度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关系还包括张广保的《中印文明的交锋——对魏晋南北朝三教论争的沉思》(《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王瑜的《〈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与礼的争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3期)等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除了具有相斥相拒的特征之外，更多地呈现出相互融合、渗透的态势。乐胜奎深入研究了梁武帝的儒学思想，指出梁武帝对儒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援佛入儒，将佛学的佛性融入儒学的心性之中(乐胜奎：《梁武帝的儒学思想论略》，《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伍成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一文中提到，儒学在此时期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儒学对道教的影响日益明显，表现为：道门中人多儒道双修，阐扬儒家礼教；儒学作为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支柱，吸取儒学有利于道教的弘扬；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被改造为道教的戒律规范成为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郭应传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演化、变迁的脉络及其同佛、道既斗争又融合的错综复杂关系，进而展示出儒学在此阶段并未停歇，主要以经学的方式存在并发展，并摄取了佛、道的相关内容，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船山学刊》2004年第1期)。上述三篇文章主要从儒学的角度，反映这一时期儒学是如何影响释道的。然而，影响总是相互的，着眼于佛道视角，从侧面圆融的看待儒学思想在佛道中的影响，亦能够反映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刘慧琴在《引儒入道——寇谦之对北方天师道的改造》中指出，北魏寇谦之对北方天师道的改造，把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礼教思想引入道家理论，使北方天师道摆脱了原始道教的面貌，从民间宗教变为官方宗教。对于这种现象，作者认为不但体现了道教官方化的历史进程，也充分说明了北魏时期儒学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王玮的《从梁武帝的〈孝思赋〉看中国佛教与儒家伦理的融合》则以《孝思赋》为考察对象，阐述了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钟海连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采取了对儒学迎合依附、争夺受众等多种策略，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钟海连：《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0期)，孔凡青结合对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考察，指出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促成了这一时期礼佛双修的谈辩境遇。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孔凡青：《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焦桂美的《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北方论丛》2007年第3期)；林飞飞的《六朝之〈孝经〉研究与佛教》(《求索》2011年第11期)详细论述了经学与佛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焦桂美指出，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教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教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家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浸染。

三、21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研究综论

通过宏观考察和专题探索，我们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有关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以下从研究深度、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成果做一整体的综论。

理论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上，不仅有宏观的考察《魏晋儒学盛衰之辨——以王肃之学为讨论的中心》(《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从整体论述了魏晋儒学的盛衰；也有微观的深入诠释，田照军、肖岚的《魏晋南北朝儒学刍议》(《理论界》2007年第4期)与郝虹的《从曹氏三代人对儒学的态度看魏晋儒学的衰落》(《管子学刊》2005年第4期)，前者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待魏晋南北朝儒学，后者则立足衰落的视角进行分析。理论研究深度的增加，有利于更加深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本来面貌，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

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在研究的范围上不再局限于经学的研究，玄学、教育、三教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不仅可以从儒学自身着眼，通过对儒学与法律、文学、佛道的关系亦可以呈现。武剑青《从“春秋决狱”到“纳礼入律”——浅析儒家思想融入魏晋北朝诸律的必然性》一文(《柳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阐述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孙宝的《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从文学的视角探讨儒家政教观对魏晋赋格建构所发挥的作用；刘慧琴的《引儒入道——寇谦之对北方天师道的改造》(《敦煌学刊》2000年第1期)，则从道教的立场出发，论述儒学是如何对北方天师道产生影响的。研究范围的扩展，很好地将儒学放置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利于从多个侧面窥探儒学与不同学说思想的交流，对不同学术思想的影响，更好地展现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魅力。

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学术研究的发展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较之先前的研究，21世纪以来，有关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开拓。传播学、地理学、图表法、社会学等方法被应用到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上。夏增民的《儒学传播与汉魏六朝文化变迁》(见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借助传播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时间为主线，对两汉至东晋南朝这一长时段的传播概况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变迁的现象、特征、原因等，做了整体的论述。邢东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中原地区的经学发育及其演变》(《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以经学地理为研究方法，通过表格和图表等形式对齐鲁地区经学发育及演变，进行量化、统计、比较。汪俐的《〈颜氏家训〉与儒学社会化》(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将儒学社会化这一抽象概念，与《颜氏家训》这一具体案例相结合，说明家训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对普及儒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多种方法的运用，为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大大扩展了研究的视野，也为今后儒学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1] 夏增民.儒学传播与汉魏六朝文化变迁[D].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

[2] 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0-181.

[3] 张焕君.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研究[D].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5.

[4] 黄清敏.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述论[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5] 曲凤东.儒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6] 汪俐.《颜氏家训》与儒学社会化[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

[责任编辑朱伟东]

StudyofDevelopmentofConfucianismduringWei,Jin,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Since21stCentury

WU Yan

(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Since the 21stcentury, with the profound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life during this period, scholars have also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urvey ab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are not only macroscopic comprehensive analyses but also microscopic thematic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education. Generally,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as taken o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featured by deeper theoretic study, expansion of the study scope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comprehensiveness; metaphysic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relations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education

B222.5

A

1001-0300(2017)06-0092-07

2017-05-21

吴艳,女，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儒学及近代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