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嘯

内容提要 “新子學”乃相對舊子學而言，它的産生，勢必不同於舊子學。無論如何，它的根本特點，在於新，要透過詮解、闡釋、分析，體現其在哲理和意藴層面的新意。以莊子學爲例，由其在宇宙、世界、人生層面的藴含，以及其文學性的價值表現，可以看出，“新子學”完全有充分施展的天地，問題關鍵在於要有别於舊子學。

關鍵詞 新子學 舊子學 莊子學 古爲今用

子學，是研究諸子的學問。此處所謂諸子，主要指先秦時代的諸子，即孔、孟、老、莊、荀、韓等，兼及漢代及其後諸子。歷來對諸子的研究，不外乎傳統意義上的子學，即對諸子各家的傳世著述及其作者，作版本考訂、目録辨證、篇章究僞、字詞訓詁，作者及其身世考辨，以及對諸子各家及其流派的思想内涵和傳承沿革，作傳統眼光審視下的辨析、考證、梳理、闡釋，此外還包括文獻學方面的古籍整理等。子學在歷朝歷代的研究，可謂代代相繼、層累積澱，其成果紛呈多樣，數量龐大，值得後人認真整理、研究、探討。

時至21世紀的今天，我們今人如何承續前人，在舊子學的基礎上開啓新生面，以此弘揚傳統文化，讓歷史文化遺産更好地爲今天時代的社會服務，這就自然産生了所謂的“新子學”。此處的新，一般認爲，可能包含兩個方面： 其一，在歷史的舊子學基礎上，繼續開挖深掘，守正啓新，糾正舊説的謬誤與弊端，提出新的看法和觀點；或不打破舊格局模式，僅對歷代的舊子學，作今人眼光下的辨僞、析疑、存正、剔虚，從而推進或發展舊子學——這方面工作，毫無疑問，應該是有意義和價值的，能推進子學研究朝向進一步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在歷史積澱的基礎上更上層樓；其二，結合新時代的需求，以宏觀視野作新的解析，這主要針對子學内在藴含的多種思想和哲理，予以開拓性的闡釋和解析，尤其結合當今時代的現實需要和可能，開闢出新的研究領域，使歷史的舊子學焕發出新的異彩，也即真正意義上的推陳出新、古爲今用。

實事求是説，上述兩個方面都屬於今天歷史條件下研究子學的實際内涵。問題是，兩者是否都堪稱“新子學”？或謂兩者是否都屬於被命名爲“新子學”的實際内容？筆者以爲，如持這種認識，恐怕是偏頗的，或者説，是對所謂“新子學”的一種誤解。所謂“新子學”，究其實質，它一定有别於舊子學，而不是在舊子學基礎上單純的形式變異——儘管它確實能推動子學的進步與拓展，關鍵是它不能以新瓶裝舊酒，换湯不换藥，而應該新瓶裝新酒，既换湯也换藥。這就是説，倡導“新子學”，就不能再承續上述那些傳統的訓詁考證、義理闡釋、思想辨析等，而是完全開拓出有别於舊子學的新的研究領域，展示出新的哲理與内涵，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讓歷史的舊的傳統子學遺産本身，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焕發出嶄新的面貌，從而爲新時代服務——這當中，需要的是必要的推陳出新和取精棄糟，從而在批判基礎上繼承與弘揚。須知，新舊子學，兩者雖同是研究子學，畢竟性質與内容都不一致，“新子學”面對的研究對象，雖然還是那些歷史上的諸子，但其研究、探討對象的實際内涵，已完全不同於舊子學——無論範疇、角度、眼光、理論、方法、措辭，都將是也必須是新時代條件下的新探索、新内涵、新面貌，而不是依然糾纏於舊子學那套傳統路子——義理、考證、辭章的模式與規矩。這樣説的本意，絶無絲毫貶低舊子學的成分，只是要説明，所謂新舊，必須有嚴格的界限區别，否則掛羊頭賣狗肉，没有任何實際意義，没必要在子學的名詞前冠以“新”字。

這話該如何理解？我們不妨以莊子學爲例，作些具體説明。

我們今天看《莊子》這樣的先秦子書，應該從哪些角度來觀察、分析、詮解，可以獲得舊子學研究所得不到的啓示呢？或者説，我們倡導“新子學”，對於《莊子》來説，這個新，應該新在哪里呢？

從文本本身來説，《莊子》一書在任何時代都是唯一的，也即除非出土文物或其他因素的文獻發現，使這個文本有所增補或變化了，一般情況下，它都是世傳本子原來的模式與内容，區别只是在於歷代讀者(學者)從哪個角度去讀它，理解它，詮釋它。衆所周知，《莊子》作爲一部子書，它的思想内容主要屬於哲學和思想類範疇，按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歸類，它在道家類，舊子學對它的道家思想的辨析、詮釋，應該是代不勝數了。但至今爲止，似乎還没有學者從現代角度，用更宏觀的視野來系統地看問題，也即，似乎大多還停留在舊傳統哲學思想概念上的探討，尚未跳出這個大框框。特别是，《莊子》一書中所體現的莊子認識宇宙、認識世界、認識人生的哲理觀念，在先秦當時那個時代條件下，有着何種意義和價值？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條件下，又有着何種意義和價值？它與儒家、法家，以及其他諸家相比，有着哪些不同乃至一家獨到之處？至今爲止，這些話題似乎還不在舊子學的話題範圍之内，更遑論對其做比較深入的比較與探討了。對此，我們在這裏稍作展開性説明。

對待宇宙問題，《莊子》一書中體現的空間無限性、時間無始無終性、宇宙統一性、運動的連續性、存在的運動性等觀念，其提出、建立和自我詮解，都極有其獨到和深刻之處。可以説，先秦的諸子百家，儘管各有所長，各有其解釋宇宙、世界和人生的不同觀念與學説，但像莊子這樣，説得那麽透徹，那麽超前，恐怕是絶無僅有的。《齊物論》《秋水》篇的闡述應該是這方面的典型，其他篇中也有涉及，很值得今人好好探掘。在先秦時代，《莊子》中的很多觀念和認識，確實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超前意識(這裏，當然要區分《莊子》一書中，内、外、雜篇的時代性問題，或謂作者的真僞問題，因爲，它牽涉到由於産生年代和作者的不同，而涉及的對其中不少内容、其所處時代的價值判斷)，可即便在今天科學已經相當發達的年代，我們看這些相距我們如此遥遠的子書，也真切感到，它確實有着不可否認的深刻認識意義和相當高的科學價值。即便對待人生問題，莊子也有着自家獨特的人生觀、生死觀，這種人生觀、生死觀，完全不同於儒家和其他諸家學説，它所提出的追求心靈自由、擺脱生命困境的主張，它對生死的認識與態度——貴生樂死，生死必然，死生齊同等，其中尤以《逍遥遊》《養生主》《人間世》等篇的描述爲典型，其他篇中也可散見，特别值得今天21世紀的人們深入思考、探討與研究。以往，我們曾經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將老莊哲學歸入消極類的唯心思想流派行列中，且將其與儒家相比，以爲它對於今天的世界，多少有些消極玄乎，不像儒家孔孟學説那樣實用，那樣有針對性，故而今天我們倡導國學，似乎較多的是談論儒家，特别是孔子的學説，而多少有些偏忽老莊(老子和莊子，雖同爲道家，自然同中也有異，此處不擬詳辨)。有學者在探討儒家文化與當今中國改革的關係問題時，特别指出，儒家的“禮”，可否經過審視改造，爲今天提供智慧？儒家的“仁”，可否經過改造，成爲現代倫理學的一部分？儒家的“法”，能否爲今天的法提供有益的參考？等等。提出的問題本身，自然有其可供今人啓發參考之處，但如僅局限於儒家，不顧及其他諸家，特别是老莊道家，未免有些偏頗。儒家和道家，一個入世，一個出世，兩者雖然猶如冰火，歷來難以相容，卻並非不能共存，更非一個完全有益於世、另一個根本有悖於世。相反，兩者有時甚至可以相反相成，否則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文人中，不可能出現外儒内道或外道内儒，甚或儒道兼存(先儒後道或先道後儒)的現象了。當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一些實際困惑和危難時，有時會發現，用儒家思想難以作解釋，而老莊哲學或許更能詮釋，更可解釋那些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現象，更切合人生的一些客觀哲理——當然，這並非指全部，而僅是某些方面。這個時候，“新子學”應該幹嘛呢？筆者認爲，這時候，“新子學”就是要能對這類現象，作出合乎科學的解釋，讓人們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從而提高人們的整體認識水準。

故而，筆者以爲，“新子學”與舊子學的不同，區别就在於從今天宏觀理念的立場與角度，看待和分析、解釋子學中的實在内涵及其附加意義，從而讓子學真正體現其在新時代條件下新的理念意義和價值。當然，“新子學”的内涵，還可包括用新的觀念和方法，梳理子學的發展歷史，書寫子學的學術史，這也是舊子學所難以做到的。没有新的歷史發展觀、認識觀，無法總結和駕馭子學客觀的歷史發展歷程，也就難以抽象出其中的歷史發展規律，倘如此，一部客觀的符合歷史和哲學思想本相的子學發展史，就難以誕生，而其對於整個子學本身而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類、思想類著作，也是一部具有文學意義和文學價值的著作，它的文學性和文學價值，很值得探討，這早已是不刊之論。問題是，這種探討，不能光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辭章、義理、考據範疇，不能僅着眼於傳統意識上的所謂藝術表現手法，而應該挖掘《莊子》一書中所藴含的由生命哲思層面上升融化的獨家文學風格和藝術表現形態。這話咋説？我們應該通過新時代新的思維方式與邏輯推導，讓人們看到，《莊子》一書的哲學理論如何具象化在形象多彩的文本語言中，哲學意念如何在文本闡釋中具有了生命化的生動表現，哲學話語如何靈活多變地具備了詩性化的語言特色，而這些又具體體現在： 由宇宙無限觀念展示的浪漫風格，由物化意識展現的多變藝術，由天人關係構成的叙事模式，由哲學理論融化的詩性語言。通過對這些方面特色的闡發與總結，讓人們真正認識《莊子》内在藴含的藝術價值，從而看到《莊子》在先秦時代的文學獨創性，《莊子》在中國早期文學史上開創的獨家藝術風格及其價值，《莊子》對後世文學發展的深遠影響。這纔是“新子學”所要研究的《莊子》内在的文學價值及其表現，也即莊子學的文學價值之真諦。

話再説回來。對《莊子》一書文本本身的詮釋與解析，是否牽涉新、舊之别？或廣義地説，對所有子書文本的詮釋與解析，是否可能屬於“新子學”的範疇？回答這個問題，要看從哪個角度、用何種語彙、挖掘出何樣的新内涵，作文本何種的詮釋與解析了，不能一概而論。毫無疑問，舊子學其實一直在做子書文本的詮釋與解析，包括字、詞、句、篇，歷代各種本子，多家説法，有共識，也有争議，我們研究子學的學者，必須廣泛瞭解，多加參考，纔能擇善而從。那麽“新子學”呢，也走舊子學的老路？倘如此，則無所謂新了。筆者認爲，“新子學”當然要重視對文本的解讀，如脱離文本本身做遊離無根之談，這種所謂的解讀，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屬於憑空臆想，天馬行空，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問題是，“新子學”也要解讀文本，但絶不能躺在舊子學的機體上重複前人説過的老話，而是要透過文本的文字表象，開掘内在未曾被發現的義藴與機理，抉發其中屬於新理念新思想的成分，用現代化的新時代話語作理性的闡釋，發掘其富有時代色彩的東西。比如，對《莊子·逍遥遊》中的“逍遥”，不光要懂得它的本意，還應理解它的引申義，從而感受到作者所追求的自由境界，乃是完全不同於凡夫俗世的超越先秦時代的空前意識。因此，可以這樣認爲，“新子學”也應做文本的詮釋與解析，問題是不能重蹈舊子學的老路，不能翻舊本，唱老調，而是要從對文本的字、詞、句、篇的重新詮釋與解析中，道出新意藴、新内涵，使之有助於讀者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内在的深刻含義，領會和把握《莊子》的實質内核。

總之，我們歡迎“新子學”的誕生，它無疑是現時社會條件下，對歷史文獻古籍作切合時代的新的探討和研究，它有着可喜的生命力。問題是，我們必須把握好方向與尺度，切切實實針對子書的實際，做開拓性的創新工作，唯此，“新子學”纔會富有它應有的勃勃生機，爲我們今天的時代開創出中華文化遺産真正古爲今用的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