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孝 迁



·专题研究·

革命与历史：中国左派历史读物*

李 孝 迁

中共史家用唯物史观书写中国通史出现甚晚。面对抗战的危难时局，国共两党领袖都认识到历史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积极倡言加强历史学习。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史家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出版了大量中国史读物，风行全国，深受青年欢迎，引起正统派史家羡妒交织。此类历史读物遵循着一套基本的书写原则和叙事策略，对普通读者的人生观和政治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左派以第一人称方式写历史，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侧重暴露既往历史的黑暗面，并用简明概括的语言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改变现状的历史依据，而且满足了青年对历史知识速成的愿望，让写史、说史、读史皆变成有意义的活动。

正统派史家；左派；历史读物；叙事策略；范文澜

历史读物是传承一代人历史记忆最重要的媒介。读者所读到的不只是历史，历史叙事也传递了丰富的政治观念、道德准则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等，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取向和政治认同，形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在太平之世，一般人们不觉得历史有什么特别重要，但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们却经常需要从历史中寻找信心和行动方向①傅雷曾指出：“当前的事态，在吾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紧急危险，民情惶惑，民怨沸腾，分不出是非黑白，分不出人兽鬼神，在此外患方去内忧未已的时节，我们更需要照照历史这面镜子。它将指出孰是生路，孰是死路，何者当生，何者当死。”傅雷：《历史与现实》，《书报精华》1946年第14期。。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研究，如果历史研究的价值是根据它发动人民改造当代社会能力来判断的话，傅斯年和主流历史学家从1928年起都是失败的，而左派史家显然胜利了②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第164—165页。。本文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蒲韧(胡绳)《二千年间》等作品为例，追问左派历史作品是在什么语境下制作的，分析左派史家是以怎样的书写原则和叙事策略以达到吸引广大青年、改造青年意识之目的*1949年之前，外人多称中共史家为“左派”，很少用“马克思主义史家”或“中共史家”，他们多自称“新史家”，少数亦自谓“左派”。本文所论对象是解放前中共史家所写的中国史读物，故沿用时人一般称谓“左派”。。

一、发现“历史”

与民国主流史学界一度非常强调历史与政治疏离、主张“以学为学”的取向不同，中共史家认为历史应该关心社会时代问题，为现实政治服务，批判胡适、傅斯年等正统派史家所标榜的超阶级立场。翦伯赞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要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过去的历史不只是说明过去，而在实际上，是可以充作现在正在被压抑的人类冲锋陷阵的战斗的指导。”*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1938年，第5、7页。他写《历史哲学教程》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时代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1—2页。。左派学者邓初民说：“我们用语言文字来叙述历史本身的发展法则及其整体，但并不只是为了在主观上或在语言文字上把握历史或历史本身，而是为在行动上为在历史的实践上把握历史或历史本身，在把握了历史本身以后，来对历史进行改造或创造。因此，凡属一个真正的史家或真正忠实于历史的史家，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不是站在历史本身以外冷眼旁观，而是要进入历史舞台，对于历史有所行动，有所参与。”*邓初民：《学习历史的开始》，《今文月刊》1943年第2卷第6—7期合刊。在他们的意识中，研究者不能抽离于历史，而是要探索历史趋势，然后参与到历史过程中，推动进步趋势尽早实现；史家不仅是历史的书写者，又是历史的实践者，更为重要的是，知识要服务于实践，现实高于历史*左派学者嵇文甫曾对蔡尚思说：“我们生在这种年头，说话下笔都不可能太自由，只好多利用传统的旧形式来写出自己的新内容，旧形式只是我们的手段，新内容才是我们的目的。知道我们的会了解我们的心情，在旧时代不得不如此；不知道我们的会怪我们不伦不类，有点象杂货铺。就听他们去说吧，反正我们是有原则的。即使在无关重要之处故意弄错点也不要紧，就这样写下去吧！”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8—569页。又如，左派史家虽然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中杰出人物的积极作用，但为了某种现实政治需要，他们经常略而不写，或只写负面影响。事实上，正统派面对现实压力，亦时常有意回避有损国家利益的历史事实。1941年教育部制定编辑本国史课本的取材原则之一就是：“史料中有疑系古人托古改制之处，但已为历代史家所称述，且确足资教训者，仍从古说。近代以科学方法研究有得之资料，虽经史学界之公认，亦应慎重采择，其过于抵触传统学说摇动历史观念者，皆所不取。”《教育部征求高初中本国历史地理课本办法》，1941年10月印发，第45页。陈垣曾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真。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第十五》，《辅仁学志》1946年第14卷第1—2期合刊。。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史学界各派治学取向虽各有不同，但关于历史不能游离于现实之外这一点，逐渐达成共识，形成新的风气，“一切为国家，一切为民族，眼光由故纸堆，或书本上，放开到整个现实上。虽然历史学术离不开故纸堆，离不开书本，但眼光却必须放开到面前的现实上，目标必须放到国家民族上。这是面前的事实逼出来的进步。我们目击身受的教训太可怕了。国内学人接受了这一教训，殊途同归，不约而同的自然走向这一个大目标”*徐文珊：《抗战以来中国史学之趋向》，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14页。。史家改变过去那一草一木“分析”的工作，转而做“综合”工作，“现在他们所要诊视的不是一个支离的小病，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丁则良：《中国史学之新趋势》，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03页。。但是，国共两党史家所开的“药方”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中共史家而言，历史要为广大人民服务，“现阶段的中国，研究历史是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斗争底有力工具”*顾家熙：《加紧历史的学习》，《学习》1941年第4卷第8期。，以达到解放人民之目的。这一“造反”目标，与正统派史家希望稳定并巩固现存制度背道而驰。

历史既然有如此大的作用，那便应该让国民普遍接受历史教育，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以为现实所用，然而事实上，国共两党一开始在这方面的成绩都不大。国统区学校的历史教育普遍受到批评，“历史教育无补于国难，因而在历史教学本身上造成很大的失败，造成学生历史程度低落的现象。由于在教育功用上没有广泛地供给国民以救国御侮的认识和决心，因而造成了六年来国势依旧地日趋危急，外侮依旧地有加无已！”*革非：《非常时期之历史教育》，《益世报》1937年3月1日。而解放区的情况亦不乐观。20世纪30年代初，军事斗争异常残酷，根本谈不上更多的历史教育，后来政权相对稳定，又苦于没有合适的教材，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之前，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彼时左派抱怨无史可读*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1946年第1卷第1期；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4卷第3期；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4—5页；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期。。

对于中共学者而言，一方面，中国过去的史籍虽然汗牛充栋、洋洋大观，“但都是些帝王家谱和英雄伟人起居注之类，在今天说来，只能作为少数历史研究者的研究资料，一般工作同志没有那些闲工夫去研读，而且也不需要”*刘亚生：《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解放日报》1942年1月17日。；另一方面，“现在一般学校用的历史教科书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说来真正可怜，除了一些地主、官僚、士大夫的活动外，我们看不到历史的主人——民众，看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真象。即使有几本砖一样厚的中国通史，也大都捧着‘实验主义’、‘托古主义’、‘机械主义’的灵牌曲解历史”*王卓武：《研究祖国的历史》，《知识与生活》1941年第1卷第1号。。在中共史家看来，“都没能说明中国史的规律和其本来面目，并有着不少错误的东西”，因为“不能应用正确的方法论的人们，即使其对所谓国学有较深的素养，也无法对史料达到正确的选择、搜集与认识的”*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4卷第3期。。只有方法与史料兼顾才有可能写出令人满意的中国通史，若在方法论方面不选择唯物史观指导，则根本不可能对历史有正确认识。如此，正统派史学轻易地被一概打倒。

中共史家最初对自己的成绩也不满意。1936年，有左派学人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七年以来，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论文和专著虽也不少，但竟还没有一部简明该要、有首有尾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给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做一个入门的导师。”*燕铭：《中国社会经济史纲》，《时代文化》1936年第1卷第1期。稍后另一位左派学者也有相近认识：“可怜得很，适宜于初学者阅读的、合于大众需要的中国通史，我们却一本也拿不出来。”*卜晨：《介绍几本自学历史的参考书》，《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7号。1940年，吕振羽还说：“从一九二八年开端的新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史部门是比较作出点成绩的，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假科学的史学理论，较正确地估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创作了几部较正确的断代中国史前史、奴隶制度史、初期封建史、近世史，然却还没有完成一部较正确的社会通史，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面目系统地复现出来。”*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50年，第112页。据说在边区最困难的还是书的问题，历史不但难读，而且难得，“如果普遍的学习，在边区将苦无书可读”*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1941年第133期。。所以，我们大概不能过高估计解放区早期历史教育的效果。

在抗战的逼迫之下，国共两党领袖都认识到历史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积极倡言加强历史学习。1938年8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出席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学员典礼，发表《革命的教育》训词，特别强调史地教育：“古人说：‘数典忘祖’，我们国民不知道本国历史的光辉，如何能深切体认今日的耻辱？不熟习本国的地理，如何能有恢复失土的决心？从今以后，大家不可再蹈以前的覆辙，一定要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的教育，以激发国民爱国卫国的精神，开拓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新生命！”*蒋中正：《革命的教育》，《教与学》1938年第3卷第9期。此后，教育部为了推进史地教育，确实作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徐文珊：《抗战以来中国史学之趋向》，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19页；李絜非：《现阶段的历史教育》，《教育通讯》1948年复刊第5卷第1期。。国民政府主观上希望通过强化历史教材的党化色彩，“使全国的中小学生的头脑，普遍地受一番国民党的理论的洗礼，庶可收取万姓万民一心一德的良好后果”，但诚如邓广铭所言，适得其反，南辕北辙*邓恭三：《我对于国定本教科书的控诉》，《大公报》1947年2月2日。。

与此同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则强调：“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不断批评研究学习历史的空气不浓厚，“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他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798、801页。

为“克服目前我国马列主义者在思想文化理论战线上的落后，要使理论和经验上的总结和检讨，不仅不落后于目前政治斗争，不仅不落后于目前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并且成为实际斗争的先导，配合着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以争取实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伟大目的”，中共史家要承担的具体任务就是“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的历史，把它从统治阶级的换朝易代的历史，变成真正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公民史。著出一本科学的教科书，用以教育中华民族的后辈，激动我国青年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这一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历史学家不能完成，历史注定了要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家来完成这一任务”*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毛泽东的指示确实极大地刺激了中共史家的创作热情，“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的号召，是被全国唯物史观历史学者们所热烈地响应着，他们分头从事于历史各部门的工作”*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期。。据胡绳的观察，“一九四○年以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的最沉闷、最艰难的时期，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工作都遭遇到沉重的阻碍。实际的形势使人更加看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问题的解决绝不是短期间可以奏效的事，也就逼得人不能不从更深远处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由这里来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线索。所以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中中国历史研究风气的旺盛。拿抗战时期各方面的学术研究成绩来看，恐怕也不能否认，中国史的研究是比较最有成绩的一方面”*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1946年第2卷第5期。。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共学者用唯物史观撰写出版了大量历史作品，到1948年，左派学人所列举的中国历史阅读书目已洋洋大观：

初级：1.许立群：《中国史话》(野草)、2.黄药眠：《百年来的祖国》(新中)、3.高天：《八年抗战》(新中)、4.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生活)、5.韩起农：《中国近代史讲话》(新知)、6.曹伯韩：《中国现代史读本》(文供)、7.黎乃涵：《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生活)；

中级：1.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新知)、2.吴泽：《中国历史简编》(峨嵋)、3.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文供)、4.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文供)、5.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6.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新民主)、7.蒲韧：《二千年间》(开明)、8.平心：《近代中国民主宪政史》(进化)；

高级：1.翦伯赞：《中国史纲》(卷一，生活；卷二，大孚)、2.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耕耘，已出二卷)、3.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5.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6.郭沫若：《青铜时代》(群益)、7.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8.武波：《中国近代史》(读社，已出一册)、9.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读社)。*《阅读材料拟目：中国历史》，《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3年第7期。

由上可见，中共史家在十余年内已取得丰硕的成绩，“中国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已经在无际的中国历史莽原中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整理工作，已经给我们初学者开辟了门径，让我们大家努力学习吧！”*奚木：《漫谈学习历史》，《学习生活》1948年第2卷第4期。

范文澜在毛泽东指示下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出版后，毛泽东立即阅读，并作出点评：“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1945年，郭沫若在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历史哲学组演讲《战时中国历史研究》，强调“最近一两年来由于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已经逐渐地得到了解决。不久以前有两部值得注意的中国一般历史书出版。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上的一件凸出的大事”*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306页。。这两部历史著作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革命战争年代，历史著作的出版受到中共高层如此重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形势，对民族解放最现实的政治要求，有着基本的决定作用。从而对中国史之歪曲的乃至欠严谨的解释与论断，便能给现实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最恶劣之影响。因此，一部较系统而正确的中国社会通史的‘建设’，愈成了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吕振羽：《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1940年“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64页。。

二、叙事策略

在中共史家所撰写的作品中，除少数专题研究之外，大多为通史性质著作，以青年读者为对象，而不是面向专业同行，写作目的是为了呼应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并非为历史而历史。因此，书写的内容、形式乃至文字便非常不同于正统派史著。左派史家毫不隐讳地表示：“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斗争的工具。”*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8页。中国历史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中共史家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共识，遵循着一套基本的叙事策略或书写原则，即使左派内部存在分歧或细微差别，也很少逾越这些框架。

首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尽情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在历史学领域也是如此，“封建统治阶级写的历史，一定是为帝王、官僚、地主阶级利益服务，而对人民大众的事实则极诬蔑歪曲之能事；人民大众写的历史，则和这相反，它一定是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而对帝王、官僚、地主的穷凶极恶，则是笔下从不留情的”，因此，统治阶级撰写的历史，“关于统治阶级的罪恶和人民大众善良的记载，一定是可靠的，真实的”，相反的，“关于颂扬统治阶级和诬蔑人民大众的记载，一定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即便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也不能轻易相信的”*丁易：《端正读史立场》，《进步青年》1949年第4期。。

范文澜在著作中说：“整部历史止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第764页。中国历史没有一个朝代是清明的，中国人民始终受着穷凶极恶、贪婪无厌的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和屠杀，从来未曾有过和平安定的日子，也没有所谓的盛世，只有“饿死或人相食”的悲惨世界。范著用一些口号式的语句，尽情控诉统治阶级的罪恶，如统治阶级一开始就依靠暴力压迫被统治者；统治阶级对付庶民一向用残酷的刑法；统治者无往而不行暴，也就是无往而不要钱；统治阶级善于诈伪欺骗；统治阶级为缓和社会内部尖锐的矛盾，发动对外侵略，用战争来消灭过剩人口；统治阶级罪恶无限，遭大祸的却是人民大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7、35、77、132、135、159页。。除少数在政治和军事上作过有益人民事业的统治者外，无所谓贤君圣哲，不论过去史书如何称赞他们的英明神武，诸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都直接或间接剥削被统治者，所表现的行动和意识正是统治阶级任务的忠实履行者，都是民贼，都是人民的公敌，不值得推崇。

《二千年间》专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晚清为止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时代的历史，同样强调中国历史上统一强大的朝代并不多，每一朝代的初期和末期全是“乱世”，除历代的人民起义，还加上南北朝和五代等外患，充满变乱与纷争。即使在所谓太平盛世，人民也没有福享，他们只是安分守己地被田赋、官税压得动不了，战争与饥饿经常压榨着农民。总之，一部封建专制时代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农民的血泪史。左派历史作品虽尽情暴露历史上的黑暗面，但不使人悲观，并非正统派所指责的是一种亡国主义论调*1944年，胡绳批判钱穆《国史大纲》的一篇文章指出左派为什么要在那时着重清算以往历史：“因为这些从封建时代以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遗毒至今虽已在性质与形式上有所更易，但仍残存着成为阻止进步的因素，要在现实中有所革新，则这些封建时代的历史遗毒正是我们所应革去的主要对象……因为要彻底革去这一切遗产还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既然要使历史研究有助于当前的实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解剖、批判这些成为我们前进的负累的历史遗产当做此时此地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至于到了将来，当整个民族生命已从这些有害遗产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可以更自由地从历史中看出一切可资取用的养料，再不必惧怕那些毒素的为害了……但在现在，我们倘不去集中注意于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中的消极倒退因素，却只从历史中随处找寻‘可爱’的，有‘价值’的东西，那反而是有害于‘当前现实之革新’事业的了……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可以敬爱的因素，但这些好的因素正是和那至今还起着牵制我们，阻绕我们前进的坏的因素相伴而行的——后者且较前者大过百倍。所以为了接受那值得敬爱的因素，我们也非去和那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中的主要遗产采取无情地对立、决裂态度不可。我们越是能够这样做，就越能保证我们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接受某些历史上的有价值的遗产，加以吸收滋养，而不致传染到联带而来的毒素。同时，我们越是能够彻底克服民族历史中，对当前现实起着负号作用的遗产，那么我们也就越能够对民族前途增加信心，越能有把握地从事革旧开新的事业了。”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大学》1944年第3卷第11—12期合刊。，恰恰相反，它们“把现实和历史联系，从历史来说明现实，也从现实去明白历史”，让民众坚信前进的方向。所以，吴晗评《二千年间》是“一本活的史书，经过精密的消毒手术，健全而进步的史书”*吴晗：《史事与人物》，生活书店，1948年，第109—110页。。

其次，讴歌农民起义，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既然统治阶级如此罪恶，那么被统治者应该也必定会起来反抗政府，这是正义的合理行为。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被封建史家描写成凶恶残暴的匪徒乱贼，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计算的破坏作用，但在中共史家看来，凡是反抗政府的都算是“起义”，皆推动社会进步。范文澜说：“人民不断起义，能说是犯上作乱么？当然不能！……被压迫的人民，说假话骗谁呢？除了实行起义，总不会有其他生路！”对秦汉以下各朝代，几乎都设专节写“农民大起义”。与统治阶级“人相食”的悲惨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起义者过着快乐的生活。如在“钟相起义”一段里，范文澜说：“凡钟相的徒属，都自己耕耘，劳动得食。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田蚕兴旺，生计丰富……人家乐附而从之，以为天理当然。”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多数会失败？范著告诉读者：“黄巾式的起义，东汉以后，历朝继续出现，农民愚昧无识，一次又一次地受他们的欺骗，牺牲极大，成就很小，完全证明农民没有进步阶级领导，起义决不会有好的前途。”又说“止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才能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32、403、134、104页。

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原动力。中国历史也是“生产力增长着”和“旧关系破坏着”的过程。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力组成的。人力包括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生产工具是谁制造的？由谁来使用呢？生产工具是劳动人民制造的，也是由劳动人民使用的。既然生产力是历史的推动力，那么制造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也就无疑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一切文化产物，如科学、哲学、艺术、医药等等，都先在劳动人民中产生出来，不过一般是粗制品，经文化工作者精制以后，才被统治阶级保存下来。胡绳说：“那些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也像牛马一样地劳作着的农民，虽然常常无名无姓，默默无声，但没有他们就没有一切在历史上的辉煌的事物。”*蒲韧：《二千年间》，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第89页。

再次，尽量显示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左派史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研讨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左派内部对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意见并不一致，或以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范文澜、翦伯赞、吴泽、吕振羽诸氏主此说；或以西周是奴隶社会，郭沫若、侯外庐诸氏主此说。但中共学者一般都不敢主张“无奴说”和“无封建说”，凡倡此说者必受批判，因为这样等于否定了“五阶段论”的普遍有效性，也意味着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不明确和不可预期，这无疑会削弱革命政治行动的合法性，“给现实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最恶劣之影响”。所以，中共学者坚信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遵循人类历史普遍的规律，未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便是必然的前途，只是时间问题。

左派历史读物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为读者描绘了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必然经历这些阶段。传统旧史“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而左派历史作品则呈现中国社会从一个形态上升到另一个形态，只有不断前进，绝不会停止后退或循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然后“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第1页。。许立群《中国史话》接受范著的历史分期，“我们民族的历史是合法则地发展着的，不管许多反对科学历史观的人们怎样强调着中国‘特殊的国情’，但中国历史本身却雄辩地说明了它经过了夏商以前的原始公社制社会，商朝的奴隶占有制社会，西周以后，它便进入了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前后，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更已孕育着了资本主义的幼芽”*许立群：《中国史话》，文华出版社，1947年，第136页。。这种叙事安排的潜在意图是为了让读者选择“光明”的道路，“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来踪去迹，痕迹宛然，人们走上历史的轨道，顺着这轨道走去，便能够顺利的前进；人们如果离开历史的轨道，或者往东往西，向左向右，甚至转身朝后走，就会一个不当心，栽下跟斗还不要紧，就此结果性命”*怀湘：《我为什么爱读历史》，《青年知识》1946年新第14期。。

最后，文体追求简明扼要，通俗生动。历史作品的语言表述关乎读者接受的程度。大部分正统派史家所写的通史作品之所以不受青年欢迎，除内容原因之外，语言表述之晦涩、引文考据之烦琐、篇幅过大等也是障碍。即便像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列举了大量的参考书目，正如作者所言，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序例》，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页。，但对普通学生阅读仍未必适合。更有甚者，主张用文言写作，如邓之诚就认为：“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去真愈远，况白话文言，差违已甚，何能对译，苟以繁易简，必失之支蔓，平情而论，白话可以为文，而不可以作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8页。正统派在历史通俗化、大众化方面的作为非常有限，恰给左派史家提供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左派历史读物以青年为读者，所以语言采用白话，形式多样，原文皆译成今语，尽量少用引文，并穿插民间流行的谚语、故事、小说等，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范著全书61万言，对于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志诗文等，凡初学者不易了解的史料，一一运用了古文今译的方法，如偏僻专名，皆随处注明今语，资料融会贯通，语出有据而不露繁征博引的痕迹，在史学大众化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即便如此，参与范著编写者之一的叶蠖生仍感《中国通史简编》在通俗化上还有很多缺点，须待修正*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1941年第133期。。

《中国史话》是写给“饥渴于我们民族历史知识的广大的劳苦群众或初学者阅读的常识书”*许立群：《中国史话》，第145页。，所以内容和文字都力避艰深枯燥，尽量求其通俗化和趣味化。所拟标题通俗活泼，很有吸引力，如叙述隋唐的对外侵略一节中用了“薛仁贵征东”的标题，在叙述隋唐的对外交通时用了“唐三藏取经”，叙述隋唐的科举制度用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叙述汉代经学今古文的斗争时标为“活书和死书打架”，叙述北宋的农民起义时标出了尽人皆知的“梁山泊好汉”。诸如此类，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也能理解。

《二千年间》用一种新的写法，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当作一个整体，从中抽出若干问题，加以纵剖面的分析，帮助读者把过去已有的零散知识作一次有系统的整理。在说明问题时，则运用许多演义、小说与诗词歌赋中的例子。第三章“一种特殊职业——做官”，用了《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故事；第五章“一切寄托在土地上”，用了《红楼梦》中宁国府家的黑山庄乌庄头缴租的例子。其他运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孟姜女传说等材料来说明问题的地方还很多。由于这些例子是故事性的，又是大家所熟悉的，使人读了发生兴趣，不会有枯燥之感*彭明：《三本通俗化历史读物》，《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

与正统派历史作品相比较，左派历史读物的可读性、趣味性尤为突出，但他们还认为不够，“《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制分量还大，必须有简单的通俗课本，以供丙级学习干部之用，必须不出十五万字，而且须包进一些历史规律在内，因为这一类干部多未学过社会进化史，更须编写几本政治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分量都不能超出二十万字，要尽量注意通俗化和简单明了化……要推广中国史的学习，编印一部分通俗读物，便是急需之务”*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1941年第133期。。

三、暗示与影响

左派史家的叙事策略，简言之就是推翻旧史“成王败寇”的书写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凡属旧史上的“寇”皆翻身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而不同的叙事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暗示。如果一本历史读物写的尽是统治者如何残酷压迫、剥削民众，被统治者又如何困苦呻吟而无从申救，更有被统治者积愤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推翻统治者的宝座，这些事实一旦“普遍地传入大众的耳膜，激动大众的情绪，就立刻使大众如潮水般泛滥起来”。相反，如果历史讲的是“尊卑本有定分”“治乱自属循环”“天命攸归，非人力所能强”“劳心老力，势必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分”，再添装些忠臣、义仆、孝子、节妇等殉难死节及报仇杀敌的故事，渲染得慷慨激昂，“它能够使得一般懦弱的民众有所畏惧，更能使得一般受骗者做了统治者的牺牲品”*管听石：《中国史读法》，中华书局，1949年，第4页。。国民党学者也注意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等左派历史作品“对一般历史眼光中的流寇，作翻案文章，用赞叹的语气，将黄巢、李自成之流，加上‘农民运动’的徽号……因之史笔褒贬的向背，便是读史者心理的向背，其于世道人心的影响，殊非浅鲜”*《中共与明末流寇比较观》，建国出版社，1948年，第1页。。

《二千年间》用血淋淋的史实，描述中国处于封建专制时代的人民是怎样呻吟于统治者、侵略者的压迫，怎样为争取自身自由与解放而奋斗，怎样期待未来的历史展开一条新的生路。同时，因为封建专制主义内在的矛盾，怎样显示它崩溃灭亡的必然性。这种叙事给读者带来的启示就是：“历史的发展应该有它的必然性的，古代的史事和我们今日的现实生活，实在是有着紧密的关联的。就像这本书所写的二千余年的社会的变动，和目前的社会的情形不谋而合。今日广大的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也正像历史上中国的人民所需要的一样，迫切地期待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社会的产生。同时我们也有着这样的坚强的信念：背叛人民离开人民的人，必难逃避崩溃的命运。过去是如此，目前还是如此。人民的力量像一支热流，它将成为推进历史创造历史的主力。”*童方：《二千年间》，《申报》1946年10月24日。左派历史作品“说的虽都是过去，但也可以说，都说的是现在”*白寿彝：《评中国通史简编》，《文讯》1947年第7卷第3期。，暗示性话语很明显，所以正统派史家多视之为宣传品而不是历史著作。

读者认为旧史所宣扬正统论(统一的王朝是正统，反抗力量则被目为盗匪)，“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就形成一个够重的包袱，成为我们走向正确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累赘。当我们跟老妈子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失身份；遇见了什么有地位的人，我们就起一种莫名的崇拜，这就是封建思想在作祟”。而《二千年间》是一本“改造意识的好书”，它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特质，还告诉我们这些特质怎样继续了两千多年，“明了这些便可以认识今天的中国，建立正确的行为准则，不但对自己有益，而且对社会有益”。*钦濂：《二千年间》，《中学生》1949年第213期。读者认为《二千年间》有助于认清当前现实，“那一种是历史上的逆流，那一种才是推着历史轮子前进的正路”*振甫：《可读的书：二千年间》，《中学生》1946年第179期。。胡绳在这本小书的结尾中说：“人民的力量要使历史的车头更加紧速率地轰轰隆隆前进。让应该死的和自找死路的赶快死去，让新的生命更无阻碍地成长起来……旧时代所残留下来一切鬼魂必定要肃清，一切遗毒必定会拔尽，一切老问题必定要作最后的清算——这也正是我们来回顾这两千年来封建专制时代的历史的缘故。”*蒲韧：《二千年间》，第173页。这已然不是暗示，而是明确的政治主张。

左派历史读物对青年历史观念的形塑，并由此影响其日常行为，在此举两个实例加以说明。郑百遂原先是一位生活在旧社会的青年，1948年12月徐州解放后，他才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改变了许多旧有的观点，“从前我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生下来就命定的要当皇帝，可是现在知道封建皇帝都是代表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所谓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的太平年头，也还是压迫农民。过去历史书上所谓什么什么造反什么什么贼，我现在才知道当时才真是农民翻身的时候，地主阶级最倒霉的时候；读了新观点的历史，又知道农民一次一次的起来反抗是越来越进步的……封建的皇帝，虽然也有个别的出身于农民，但也一样是代表地主阶级。从前我对岳飞，只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可是现在知道岳飞虽是民族英雄，可是另一方面他是当时统治者的奴才……从前我认为孔孟，圣人也，现在才知他们对文化上虽是有些贡献，但都是为了专制帝王服务，他们的学说也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他们规定一些旧道德来束缚农民……我曾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皇朝向外侵略是对的，还自以为光荣，可是现在才知道这是错误的。”*郑白遂：《学习历史的心得》，《中国青年》1949年第27期。这些新认识是“过去的课本中从没得到过的”。青年经过左派历史读物的洗礼，从根本上颠覆了旧有的历史认知。不同的过去之“知”会导致不同的现在之“行”。一位学生出身小地主家庭，其父亲通过勤劳致富，购买了一些田地，但家乡被解放之后实行土改，田地要被没收，他和父亲对此都想不通。后来他在学校读到中共历史读物，逐步懂得劳动人民创造了一切，奴隶主、封建地主、资本家都是剥削劳动者，是寄生在劳动者身上的人，于是他认为：“父亲的辛苦并不是劳动，而是在那边经常想方法剥削人家。真正不劳而获的人，就是地主阶级。土地应该属于社会公有，而农民分得土地，通过了劳动享受生产品，那是千应万该的事。连带地，我改变了一向轻视劳动的心理，把地主子弟的思想改变了，我歌颂劳动，我爱好劳动。连带地，改变了我爱父亲的态度，我要劝我父亲放弃地主阶级的立场，如同放弃他的田地主权一样，劝他把过去的‘辛苦’转移到劳动上面。看他能否转变，能否自我改造，然后决定我是否继续爱他。”*王芝九：《怎样总结这一学期的历史学习》，《进步青年》1951年第231期。

左派历史作品对青年的暗示，恰恰是国民党政府最不想见到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第二年，国民党中央图审会以“该书内容曲解史实，强调阶级意识，足以淆惑听闻，动摇青年信念，触犯审查标准”为由，予以查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0页。。范著一开始在国统区流传似不广，直到1947年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始引起国统区读者的广泛关注。同年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批评范著是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理由有二：一是“曲解和附会中国历史的材料，证明中国从古以来是一个不争气的民族，可厌恨的国土”，“唯一的出路只是农民暴动”；二是“曲解和附会中国历史材料，说明中国从古以来就没有统一”。稍后，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对此发表谈话，谓中共历史作品“诱惑青年，鄙弃中国历史，仇视中国文化，斫伤民族自信、自尊心，为共匪制造背叛祖国之器材”*《陶希圣谈话内容》，《申报》1947年10月8日。。或系国民党中宣部安排，国统区学术界发表多篇书评“围剿”范著*如白寿彝：《评中国通史简编》，《文讯》1947年第7卷第3期；杜呈祥：《评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中央周刊》1947年第9卷第45期；赵乐仙：《亡国主义者的论调——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0日、11日；时考文：《中国通史简编评介》，《大公报》1947年7月13日、20日；缪凤林：《解开它的伪装显露它的真相——评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中央周刊》1948年第10卷第5、14期；等等。。此举反而吸引更多读者对范著产生兴趣。

左派史家不仅历史作品多，而且很受解放区和国统区青年的欢迎，以致引起正统派史家羡妒交织。据1947年贺昌群的观察，“近来一般青年，即习史学者亦在其内，对于当前社会问题，颇为关切，对于史学著作，亦喜读综合性的，对当前社会有关的，故考据文章，如陈垣、胡适等所作者，已非现下思想界之主潮。而左派历史学以唯物史观而整理，虽肤浅，亦大受欢迎”*《夏鼐日记》(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顾颉刚曾反思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164页。方豪承认抗战时期“左派史学家大肆活跃”，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秘密流通各学校”*方豪：《民国以来的历史学》，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69页。，缪凤林谓左派历史著作“充斥坊肆”*缪凤林：《研究中国历史漫谈》，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417页。，皆可说明左派的历史读物席卷全国，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范著在解放区作为大学和党政军干部学习教材用，又在国统区出版，影响很大，但它篇幅仍大，并不适合作为中学教材用，在国统区又被查禁，故读者人数似不能过高估计。如果从接受角度来说，《中国史话》《二千年间》在解放前的发行量更大、覆盖面更广。

《中国史话》初版于1942年1月延安，文字通俗，深入浅出，篇幅适中，在解放区和国统区被大量翻印*出版者至少有文华出版社、华夏书店、江淮出版社、冀东新华书店、苏南新华书店、华北书店、胶东新华书店、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建国书社、山东新华书店、东北书店、太岳新华书店、华中新华书店、野草出版社、上海新华书店、大连日报社、旅顺民众报社等。，保守估计至少在数十万册以上；《二千年间》是胡绳早年所写的一本小书，最初以《本国史丛谈》为题，在1944年至1945年间连载于上海《中学生》杂志，后又作为《开明青年丛书》之一，于1946年6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一年之内再版三次，到1950年已至七版。蒲著受读者欢迎之程度，从书评发表的数量来看*如吴晗：《读二千年间》，《文汇报·史地周刊》第13期，1946年8月27日；童方：《二千年间》，《申报》1946年10月24日；静之：《二千年间》，《夕芒月刊》1946年第14期；振甫：《可读的书：二千年间》，《中学生》1946年第179期；陆骥：《二千年间》，《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5期；张霭人：《中华民族的血泪史：二千年间》，《中学时代》1947年第6期；沁汀：《二千年间》，《宁波日报》1948年3月17日；田央：《评蒲韧二千年间》，《南风月刊》(广州)1948年第2期；简余：《纵剖了的中国历史——介绍蒲韧的二千年间》，《大公报》(香港)1948年5月18日；云明、良石：《介绍二千年间》，《生活与时代》1948年第9期；钦濂：《二千年间》，《中学生》1949年第213期；等等。，亦能窥见一斑。至于各地解放区，蒲著被各地教育部门广泛指定为中学本国史教学参考书，中原、西北、山东新华书店每次皆印1万或2万册。40年代的很多青年学生都读过《二千年间》，为之倾倒，对他们的人生观和政治方向产生莫大的影响*如《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页；《金冲及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第470页；何大钧：《“那一套”如是说》，《人民日报》1987年2月20日。。

1947年4月1日，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缪凤林应浙江大学史地学会之邀，演讲《评所谓左派的历史著作》，仅取翦伯赞《中国史论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四种加以批评，听众百余人。然而，听者并不接受缪氏批评，认为他吹毛求疵，充其量不过是“史实谬误举例”而已，还谈不上批评。至于缪氏批评翦著，听者不以为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为翦氏辩护：“翦君此作中，亦有可取之处，如《华夏与鼎鬲文化》一文及其他若干关于中国史研究方法各文，见解卓越，堪称佳作……且翦君此书尚不足表示其左派史学理论，其所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正具有建设性之新史学理论，缪氏何不取而一观而作批评乎？岂此书亦缪氏所谓具有‘邪见’，不屑一评乎？……缪氏身居大学教授，人皆以学者视他，而笔者听他演讲时，意气不平，出言不逊，好骂人为‘妄人之尤’，随处示他有失学者风度，这样，非但不得人同情，只有引起第三者的反感，古人云：‘学问深而意气平’，缪氏岂学问未深乎？”*听众：《听了“评所谓左派的历史著作”以后》，《求是周报》1947年4月11日。

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对左派历史作品也有好感。1947年《益世报》上有一篇文章谈及北大史学系说：“实际上学历史的人头脑容易开明，他们能接受历史的教训，他们了解历史怎样走了过来，又必须怎样走去……他们也深刻体会到悲惨历史所带给人民的苦难。他们要推动时代在历史的方向上走，他们知道逆流要不得，他们不会单单做了故纸堆里的腐虫，不只是往后看，他们要向前走。尤其近代新史观的发达，造成了人类对历史的新兴趣，中国是历史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正确的整理出现，实在是件大遗憾，所以许多活泼的青年人便勇于投身到这里边了。”所谓“近代新史观”应指唯物史观，“遗憾”的事自然是指没有产生一部用唯物史观整理的中国通史。据说北大史学系有一个从西语系转来的学生向代系主任郑天挺呼吁，“北大没有一位把历史上的流贼看做农民革命的教授，这使他失了望”*姚卿详：《游行后的北大》，《益世报》1947年1月6日。。把历史上的所谓“流贼”视为农民革命，正是左派史家的观点，足见当时左派历史观已获得很多“活泼的青年人”的支持。1945年后，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很多青年在思想上急剧转向中共，左派历史读物秘密流行于各学校，民心背向日益明显。

四、余 论

左派历史读物之所以广泛受青年欢迎，除了可读性、特定时代语境之外，最关键的当然是它独特的叙事内容。

首先，黑暗面比光明面更吸引人。在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青年学生多处于彷徨、迷惘的状态，国民党强调用“本国历史的光辉”复兴民族精神*蒋中正：《革命的教育》，《教与学》1938年第3卷第9期。，远不如中共揭露统治者黑暗史更能吸引青年。近代读书人都受过进化论的洗礼，相信“现在”都是由“过去”造成的。如果过往历史是光辉的，值得骄傲的，又如何解释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对于一般青年而言，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不论如何宣扬“历史上之光荣”或“古代之光荣”*《教育部征求高初中本国历史地理课本办法》，1941年，第18—38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国民党想通过这种自我荣耀的方式，“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事实上只是一种自我陶醉，难以真正打动民心；然而，中共的作法恰与国民党相反，更热衷于彰显既往历史的黑暗面，强调至今犹存。这样既可解释现状之困境，又能提供解决困境之方向，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胡绳说：“‘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在现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残留着很多的历史的遗产，这些遗产中包含着中国人民的斗争的传统，值得敬仰和学习，但更多的是阻止民族新生的负累。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能变成鬼，但一个时代过去了，却还会有‘鬼’残存着。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虽然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但他的‘鬼’的确还在伴着我们，妨害着我们，窒息着我们，所以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曾感慨地说：‘死的拖着活的’。对于死去了的旧时代求得明确的认识，是有助于了解现在，把握现实中的斗争的。”*胡绳：《从中国历史中看什么》，《青年知识》1946年第5期。一个黑暗的过去比光明的过去更能激发读者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决心。

其次，左派历史读物不仅告诉读者历史是“怎么样”发生，而且解释“为什么”要发生。正统派历史作品强调铺陈事实，不重解释，排除理论。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反对史观：“二千年史事繁赜，安能执一以求之。故斯编各标题目，略分片段，诚不欲轻下断语，徒滋空论，致贻他日悔恨。亦以排比之责已尽，任读者随时随地，自能以其见解解之……斯编排比，颇事综合，自不必费词解说，而后微意乃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第9页。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则主张“证而不疏”。钱穆对此加以严厉批评：“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国立编译馆，1947年，第3页。此一学风影响及历史教育界，李则纲认为国统区所用历史教材“实与断烂朝报无殊，教者既难指陈史事之关联性及因果律，学者亦难骤窥一事之原委与变化，殊与教学历史旨趣相违”*李则纲：《我们需要怎样的高中本国史课本》，《安徽青年》1940年第1卷第2期。。本国史读物只是讲些零碎散乱的历史知识，历史与现实分离，枯燥无味，难以引起学生兴趣。彼时有一位不能入大学的青年，计划自学历史，却遇到苦恼：“我现在已经读了好几部一般的本国史，如各大书局的高中本国史教本及王桐龄的中国通史之类，但是这些书读了之后，仍旧不能得到什么益处，因为它们都未把人类——中华民族——的整个活动，社会变迁之概况告诉我，使我知道过去对于现在的影响或因果关系。它们只告诉我些大人物和英雄的名字，他们的本领是如何大，他们天赋的卓绝，好像这一般人是另外一种人，与我们凡人是迥然不同；它们只告诉我些朝代的变更，政权的转移——如宦官、贵戚权力的消长；它们只告诉我些国内和国外的战争，外族的侵犯，等等。至于为什么要如此，究竟当时是如何情形，它们却从未给我一些暗示。”*《读书计划》(三)，《申报》1934年1月22日。

然而，左派历史读物却能给读者以种种“暗示”，告诉概括性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以贯通零散的历史事实，满足青年对历史知识速成的愿望。翦伯赞认为研究历史方法是“从这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他们的相互关联，找出他们的运动法则，找出他们发展的倾向。这样，任何交错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我们面前，便再不是混乱一团，而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现象。这样，我们也就不仅可以知道历史上的任何事实，‘怎么样’发生发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发生和发展”*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1943年第4卷第5期。。青年阅读《二千年间》的感受，则与上述完全不同：“看了这本书，你就晓得中国原来是乱多于治，分裂多于统一，皇帝多是混蛋，官吏多是蠢虫，兵怎么腐败得不能打仗，农民怎么受剥削又怎么起来反抗，外族又怎么乘内乱而来，皇帝怎么和外族打拱求饶，又怎么‘坐以待毙’的灭亡。这本书里面有许多都是在教科书里没有听到过的，读了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你的心里便从此有数了，谈起中国的历史来也大致能头头是道了。”*简余：《纵剖了中国历史——介绍蒲韧的〈二千年间〉》，《大公报》(香港)1948年5月18日。两者阅读体验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左派学人不无略带夸张地说：“青年的眼睛是雪亮的，邪伪的和不正确的著作，决不能与真正的历史学为敌。他们这一批人的历史著作，不是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青年前去睬它吗？反而为反动政府所明令严禁的，或是暗中禁人阅读的，倒反而风行全国；一般研究历史的，个个都有无法买到好书的感想。”*管听石：《中国史读法》，第19页。

再次，以第一人称方式写历史，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左派历史作品改变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转而肯定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并用极尽同情、愤怒、鸣不平的笔调描写在数千年的不断的斗争中，人民尽了最大的力量，作出最大的牺牲，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幸福，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这种为广大苦难民众代言的历史作品，用“我们”共同的阶级认同，控诉统治者的罪恶，热情赞扬民众的智慧和反抗斗争的精神，读者不自觉地产生归属感。书写者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上写史，读者在情感上更容易认可被统治者历史，视之为“我们”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会对左派历史读物的流传产生恐慌，斥之“诱惑青年”“欺骗民众”。

国统区学校历史教科书所写的，如历朝支配一时代之名人伟绩，或历代开创时期与衰亡时期在武功、政教、气节上足资模范人物之事迹，民族英雄之史事，历代抗拒外侮之史迹及经营边疆之资料等，仍然不免有“贵族性”，不够“平民化”，与普通人关联不大，诚如上述读者所言：“他们的本领是如何大，他们天赋的卓绝，好像这一般人是另外一种人，与我们凡人是迥然不同。”这类历史作品难以让读者感同身受，国统区历史教育的失败，足以说明他们所编历史教材，没有打动人心，没有满足在大时代语境之下一般民众的需求。

最后，“收拾黑暗，迎接光明”*怀湘：《谈历史研究》，《新华日报》1945年4月17日。。左派历史作品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让青年学子有所期待。与一般本国史读物分上古、中古、近世或按朝代先后叙述不同，左派本国史读物都力图“显示社会发展法则”，凭借往昔历史来回答中国未来往何处去，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乃至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翦伯赞说：“当前中国现在，正在遭遇着这样一个伟大而又艰苦的解放斗争的历史时代中，为了使这一伟大的斗争，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实在需要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历史前程，为了要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前程，因而对于历史发展之一般性及其特殊性，必须正确的把握。这样，我们才能依据政治的历史倾向，向着正确的历史前程进发。在历史发展的激流中，我们要把握历史发展的每一瞬间的变化，我们要在每一瞬间去寻找我们可以前进的间隙，扫荡足以障阻我们前进的一切反动的理论，我们要在我们实际斗争的生活中，去创造充实并发展我们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一切客观条件，都准备了历史突变的可能，史塔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中，更证实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胜利。现在，我们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也就正是在同一目的的另一方面的一个历史斗争，也就是马克思所指明的这一历史倾向之实际的发展。”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36—37页。。这个过程是必然会出现的，个人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参与者，诚如左派学人所言：“历史等于在一条轨道上进行的车轮，它一面载着人类向前进，一面也可以由人类推动它前进。只要人类能够看清它的轨道，发现它的规律，人也可以控制历史，好像人能够控制火车在轨道上前进一样。”*怀湘：《我为什么爱读历史》，《青年知识》1946年新第14期。

左派历史作品看起来是说过去，但讲的都是现在和未来。控诉过往历史的黑暗，正是为了调动读者改变现状的勇气，创造美好的未来。所以，不论是左派史家所从事的历史写作，还是读者阅读左派历史作品，这种活动会让人充满激情，有强烈的存在感、意义感，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相反，正统派要引导青年不要过问政治，以学为学，翦伯赞认为这样只会把青年变成“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废物，便会变成不辨黑白、不辨是非的呆子，从而他们就会把独裁当民主，把人民当土匪”*翦伯赞：《正在展开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323页。。范文澜早年受过良好的旧学训练，原来要走“追从乾嘉老辈”的道路，但也遇到“以学为学”的苦恼。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教“古历术”，某次讲完春秋月食问题，有学生质问学这些有什么用，他窘了，只好回答：“学校叫我教这门功课，我按照这门功课该讲的讲，到底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想学校也未必知道。”这恐怕是很多以客观标榜的专业学者所常遇到的尴尬难题，他们的研究活动有什么用？有什么现实关怀？尤其在一个国家受到外敌入侵、危机重重的时代，如何平衡学术自主和现实问题的关联？这些问题颇难处理，学者群体开始分化，像范文澜这批学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诚”，选择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奔赴延安，往昔生活让他“烦恼”，现在则“快乐”*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学习》1941年第5卷第1期。。罗尔纲讲述自己人生前后的转变：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他选择站在人民的立场，参加政治生活，为人民工作，让他“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而且，“如果再瞻望到祖国站起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了，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人类正义的事业一定成功的，那我的血就要沸腾起来了”*罗尔纲：《两个人生》，《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三联书店，1955年，第187—188页。。总之，人们如果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使我们的行动纳于规范，成为发展中的历史的行动”*杨荣国：《青年与历史科学》，《学习生活》1943年第4卷第1期。，那么写史、说史、读史皆变成有意义的活动。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吴志军)

Revolution and History: Historical Readings of the Left in the Republic China

Li Xiaoqian

It was very late that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ans employ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write general Chinese history. Confronted with the Japanese encroachment, leaders of CCP and the Nationalist Party were both aware of the role history played in social mobilization. They actively promoted to strengthen historical studies.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 Communist historians wrote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history books which were popular all around China in the 1940s. These books were particularly welcomed by young people, which in turn aroused envy and hatred from the orthodox historians.This kind of historical readings followed a set of basic writing principles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thus exerting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vision and political choices of common readers.The Leftists wrote history in the first person, which was easy for readers to develop empathy, and exposed the dark side of history, as well as provided with a concise explanation of “why” it occurred. It not only provided readers with the historical basis to change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s, but also fulfilled the youths’ desire to quickly absorb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made the activities of writing history,lecturing history, and reading history meaningful.

* 本文是2015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晚清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15SG25)的阶段性成果。

D231；K26

A

1003-3815(2017)-05-00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