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伊鸽+陈建+张毅

摘要：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何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做好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规划和风险防范工作，是有关部门和学者的关注重点。文章介绍了离岸金融中心的界定标准，分析了在上海自贸区建设人民币境内离岸中心的必要性，并从短期跨境资本波动、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和洗钱犯罪三个角度分析了潜在的经济金融风险。最后，基于风险防范视角，提出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应采取严格的内外分离型的发展路径，随着境内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升，再逐渐向渗透型模式转变。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风险

一、 引言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2013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试验区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是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未来的重要方向之一。2015年4月，国务院出台《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布《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提出“支持具有离岸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在自贸试验区内扩大离岸业务”。上述举措意味着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已经开始付诸于实践。现阶段，如何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做好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规划和风险防范工作，科学、合理地发展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成为有关机构学者的关注重点。

二、 离岸金融中心概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离岸金融市场的的界定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界定标准强调交易主体的非居民性以及交易货币的离岸性；第二类界定标准突破地域概念，强调金融循环的内部性。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际银行设施的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岸”不再简单地被看做是国境，而是指国内金融循环体系。此时，相对宽松的监管体系、税收制度以及“非居民”成为鉴别离岸市场的关键要素。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文认为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指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依托，为非居民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民币资金融通活动，并且不受中国境内金融系统监管规则和税制约束的金融中心。

三、 成立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1. 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任务。“2020年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根据英国Z/Yen集团2015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上海从2014年的第16位跌至第21位。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健的经济与金融腹地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劣势在于金融对外开放度、自由化程度以及业务深度较低。因此，充分利用好上海自贸区在离岸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是提升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2. 建立上海人民币离岸中心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境内离岸金融中心建设与本币国际化之间紧密相关。1986年，日本东京建立JOM离岸金融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简称JOM），推动了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和欧洲日元借贷业务的开展，大幅度提升了日元国际化水平。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率先在上海等地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启动。2015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规模达到2.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这对于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的支付货币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离岸人民币指数（BOC off-shore RMB Index，简称ORI），2011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ORI指数从0.32%提高至1.26%。这反映了我国境外的人民币存量越来越多，使用渠道趋于丰富。在此背景下发展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加简捷的渠道。

3. 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协调发展，理顺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近年来，以香港为核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业务类型不断丰富，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但是，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前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以及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汇率影响力的提升，近期，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好的的流通渠道，境内外的资金价格差异、人民币贷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差异、境内外人民币汇率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容易引发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紧张。上海自贸区境内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一方面能够对境外资金进入境内予以支持，发挥对境内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内地资本市场，促进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价格发现，理顺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弥补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不足。

4. 建设上海离岸金融中心能够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建设自贸区的最直接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吸引外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是较高的金融开放度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毫无疑问，自贸区的建设将使区域内涌现出一批具有“两头离岸公司”特点的非居民企业，这些企业在交易过程中会带来大量离岸资金的进出和沉淀，需要配套的经营离岸结算、保险、投资等业务的金融主体。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1.8%，达到26 575家；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近8 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能够为更多的国内外企业提供便利的离岸金融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四、 建设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潜在风险

目前，我国外管局对大额资金的监控主要停留在对在岸公司的出入账频率和金额上，相比之下，对离岸账户的开立和资金流动的限制和干预较少。这一方面使得离岸账户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为金融监管和经济稳定埋下了风险因素。

1. 离岸人民币市场套利与套汇引发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下，资本流动性的剧烈波动是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从金融危机中资本流动的变化特征可以看出，资本流动过剩与资本流动紧缩之间能够迅速逆转，并通过扩散机制和传染效应在不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传导，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种渠道在国际间扩散。Kindleberger和Aliber（2014）以17世纪至20世纪数次金融危机为研究样本，得出结论：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循环影响机制，当经济到达明斯基时刻时，经济下行预期和资产价格下跌预期将会驱动资本流出，引发经济动荡。相比于在岸人民币，离岸市场不受国内监管部门直接管控，因此，投机者很容易利用离岸和在岸价差开展人民币流动套利，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见图2）。

2. 境内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无论是对于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支付、小贷等新型互联网金融服务主体，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商业银行作为最主要的离岸金融业务经营主体，将面临一系列的风险。

（1）市场风险。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市场风险包括：第一，利润来源受损风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是存贷款利率差，自贸区离岸中心将会大大提高国内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水平，这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将是严峻挑战；第二，利率和汇率风险。自贸区因与国际经济形势联系密切，很容易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加之同时受区内外利率差、国内外汇率差的影响，价格波动难以把握，很容易产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第三，业务萎缩和竞争加剧风险。除了中资商业银行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还将吸引一大批外资金融机构入驻，这将间接造成商业银行的业务替代和业务萎缩。

（2）流动性风险。由于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不受境内监管体系监管，在自贸区内从事金融业务的银行分支机构对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相对灵活，因此，银行自身做好长期规划，理清市场供需状况，控制好资产负债比，否则，盲目的信贷扩张极有可能引发银行的期限错配和资金流动风险，引发经营危机。

（3）信用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的客户多为在境内注册和生产经营的企业，但自贸区内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以注册地在国外且资产和生产经营活动均不在境内的非居民客户为主。当非居民客户成为服务主体时，商业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也将随之增加。银行不仅会面临较高的尽调成本，还很难真正掌握这些客户的信用水平和履约能力，这将会导致银行呆账坏账率的提高，引发信用风险。

（4）法律风险。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上海自贸区“一线管制，二线放开”的新型监管模式，自贸区内的商业银行享有较高的经营自主权，金融业务免受境内监管的约束，这有利于金融创新，提升金融市场活跃度。但是，“放开”并不意味着合规压力减小，相反，金融机构还会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国际习惯、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束缚，更容易产生法律风险。

3. 投机者利用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进行洗钱犯罪的风险。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发布的《发展中国家非法资金流动：2001-2010年》显示，10年内有约5.9万亿美元的非法资金流出至150余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非法资金流出规模最大，主要流向香港、境外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或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立，为犯罪贩子利用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及监管的灰色地带洗钱提供了便利。从经济角度而言，这不仅会扭曲资源在境内外的配置，还会提高跨境资金数据统计的难度，干扰中央货币政策的制定。

五、 基于风险防范视角的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路径选择

1. 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路径。一般而言，离岸金融中心发展路径可以划分为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和避税港型三种类型（见图3）。内外一体型模式即离岸市场和国内市场是一个整体，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资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最为典型的是伦敦和香港；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的内外分离型和内外渗透型）即离岸市场与国内市场相分离，离岸交易必须通过离岸市场专门账户进行，典型代表为纽约、东京和新加坡；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位于岛国地区，无实际的资金交易，仅提供簿记业务。

2. 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路径选择：从内外分离型走向渗透型。通过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长期看建设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收益大于风险，但是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机构运营。那么，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对于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

从纽约BIF和东京JOM等全球主要境内离岸中心建设的国际经验来看，它们在成立初期均采用内外分离型模式。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业务体系的完善以及风险监管制度的健全，才逐步向渗透型转变。因此，鉴于风险防范的视角以及目前的实际状况，并考虑到根据“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原则已经将自贸区内外相隔离，本文认为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初期应选择内外分离型模式。长期来看，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提升，国内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相关监管体系的完善，可将上海自贸区离岸中心从内外分离型向渗透型转型。

六、 总结

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理顺境内外人民币流通渠道以及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风险。例如，套利与套汇引发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境内金融机构将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投机者利用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洗钱风险等。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金融发展现状以及便于进行风险隔离，并综合美国和日本的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在成立之初上海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应采取严格的内外分离型模式，随着境内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升，再逐渐向渗透型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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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建（1953-），男，汉族，广东省湛江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蔡伊鸽（1991-），女，汉族，河南省洛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张毅（1973-），男，汉族，河南省洛阳市人，昆仑银行国际业务结算中心副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