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琴经盛鸿

（1.江苏省档案局，江苏南京，210008；2.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7）

《大公报》对南京保卫战发表的三篇社评

刘世琴1经盛鸿2

（1.江苏省档案局，江苏南京，210008；2.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7）

张季鸾

1937年11月1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上海后，立即挟战胜之威，动用了其全部兵力的绝大部分，计有8个师团、2个支队及各辅助部队，约24万人，重炮700多门，步兵炮、迫击炮2000多门，战车300多辆，兵分为北、中、南三路，协同日海军第十一支队与航空兵，对中国首都南京地区进行迂回、包抄、合围与猛烈攻击。12月5日晚，日军各师团在日航空兵的配合下，向南京外围防线各阵地开始发动猛烈的进攻。——举世瞩目的南京攻防战役开始。

在这危急的时刻，中国各爱国报刊密切关注着南京保卫战，不仅以比较快速及时的新闻报道吸引了中国广大的民众，还结合战争进程与中日关系的新变化，发表多篇新闻评论，发出新闻界的声音，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报纸或通讯社的新闻评论，或称社论，或称社评，或称短评等，是新闻传媒的灵魂，是新闻传媒对某桩新闻事件发出的正式声音与集中表态，代表了这家新闻传媒单位对这桩新闻事件的统一的认识和强烈的态度。它对内凝聚与引导众多记者编辑的认识与工作，对外向广大受众施加直接、强大、深刻的影响，在力度与深度上都往往超过其他的新闻形式。

中国新闻传媒在有关南京保卫战的评论中，最有成绩的无疑是当时民间报纸的翘楚——《大公报》（汉口版）总编辑张季鸾执笔撰写的该报社评。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季鸾坚持鲜明的抗日爱国立场，及时写下多篇影响深广的社评，使《大公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记者徐盈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后来又赞颂张季鸾“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1］

《最低调的和战论》

在南京保卫战期间，张季鸾为《大公报》（汉口版）撰写的第一篇有影响的社评，是1937年12月8日刊登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社论是针对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与日本当局极为险恶的阴谋而发的。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为实施对中国“以战迫和”“以战迫降”之战略目的，采取其惯用的两手策略：在向上海、南京大举进攻的同时，从1937年10月21日开始，秘密策划实施了一场让纳粹德国出面“调停”，从外交上诱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与向日本求和、乞降的阴谋。日本当局选中纳粹德国作为调停国，是因为德国当时既是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7年11月5日与12月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两次与蒋介石会谈，转告日本方面提出的和谈条件，劝告中国政府迅速接受。但是，蒋介石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几项具体要求：一、日方无信，已签字之条约尚往往撕毁，我方相信德方，愿德方始终执调停之劳；二、华北行政主权应当完整，此为我方坚持之点；三、日方所提条件可作为讨论之基础，但不能作为如哀的美顿书中所列条件无可改变；四、日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因我方并未承认为战败者；五、日方不能将此条件片面地随意宣布。［2］同时，蒋介石希望德国元首希特勒亲自出面，要求中日两国军队首先停止敌对军事行动，即首先停战，因为“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3］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求日军首先停止向南京的进逼与合围，停止对南京的军事进攻。——这显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缓兵之计，企图以此延缓日军对南京的进攻。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应蒋介石邀请，参与了这次调解谈判的工作，深入了解其中的内幕，亲身体验到日本当局的阴险与毒辣：一方面调派十多万大军向上海、南京发动疯狂的进攻，烧杀淫掠，一方面又说动纳粹德国秘密“调解”，进行威胁利诱。就在日本当局双管齐下的关键时刻，张季鸾激于义愤，经过深思，撰写成两篇著名社评，于1937年12月5日《大公报》（汉口版）上发表《德国调停之声》，于1937年12月8日《大公报》（汉口版）上发表《最低调的和战论》，在中外产生重大的影响。

张季鸾在《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社评中，首先指出在当时的严峻局势下，“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全国人在此时，应当对敌人彻底认识，对祖国前途更彻底检讨一下。”然后依据前一天日本东京的电讯，即日本当局一方面由外务省发言人宣称欢迎第三国调解中日冲突，但另一方面则以数十万军队向中国首都南京疯狂进攻，并在东京准备80万人游行庆祝攻占南京，揭露了日本当局对中国阴险的两面手法及其罪恶用心：

大家只就这简单两条消息看看，就可以认识敌人是如何玩弄辱没中国，并可以知敌人所谓调解是什么意义。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侵华历史与阴险手法有透彻的了解。他在社评中回顾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揭露了其所谓“调解”的险恶用意——“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

这四个月来，以陆海空大军进攻中国南北省区，其直接加诸中国的军事的摧残不用说了，其在城市，在乡村，在陆，在海，以飞机，以炮火杀戮我们的平民，不知道多少千，多少万，焚烧摧毁我们平民的财产，又不知道是多少亿，多少兆，这都不用说了，而现在一面言欢迎调解，一面庆祝进攻我首都。

这可以知敌人所谓调解之意义，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统政府肯接受他占领我首都后之所谓和议。因为如此则省得他制造傀儡，并且可藉我正统政府之力，以自消灭国内的抗战精神，同时使国际上无法说话，这于他太便利、太合算了。而中国怎样呢？

……

我们不问日本条件如何。总之，一面庆祝攻占南京，一面说和议，这显然证明日本抹杀中国独立人格，那条件之劣，就不问可知。且纵令条件在文字上粉饰得过去，但实行起来，一定在实质上丧失独立。因为他若诚意议和，就断不会攻我首都。既攻首都，就是想叫我正统政府于失尽颜面之后，再屈服给他。

因此社评指出，面对日军兵临中国首都南京城下的严峻局势，“不容不大声疾呼”，中国政府对日本当局狂妄的侵略野心与阴险的两面手法应立即表明应有的决心与立场，即“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

请求政府当局对于最近发生的所谓调解问题，应下明白之决心了。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决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社评指出，中国抗战即使当时在国内与国际上面临种种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自己努力保持国家独立与人格”，更何况中国仍拥有“军心团结”的“极强之点”：

我们认识国家军事上经济上之种种艰难，同时极不满于英苏美等比京会议之虎头蛇尾（作者按：指在1937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参加国会议，以无结果而终，对日本侵华未作实质性的决议），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自己努力保持国家独立与人格。这个如不能保，则不但抗战牺牲付诸流水，并且绝对无以善其后。中国今天虽在此危急环境之中，但仍有一极强之点，就是军心团结，永无内乱。

因此，中国绝不能向日本侵略军屈服，绝不能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社评尤其要求中国国民政府在失去首都南京后，更不能向日本侵略者屈服求和乞降，那结果就是可怕的“自溃”：

倘使我正统政府于失了首都后反而接受所谓和议，则国内团结，亦将立时不保，那就怕真要成瓦解土崩之大祸了。国民政府迁渝办公之日发表宣言，说为的是避免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固然可耻，但犹是政府在城之中。现在于第三者动议调解，我已声明可以考量之时，而还要攻首都，并且大举庆祝，这比逼迫我作城下之盟，其意义还要毒辣，其辱我欺我之程度，还更加几倍了。我们境遇，现在很艰难，但不可以自己更增加其艰难。敌人的进攻已经够猛烈了，不可以再加上一个“自溃”。

社评也号召全国军队与全国广大民众，维护中央政府，维护抗战国策，即使首都南京失守，也要坚持抗战到底，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我们当此危急存亡之日，请求全国军队，全国各界，共同维护住我卫国抗战的最高统帅部之大旗，共同拥护蒋委员长于千辛万苦之中贯彻叠经声明之国策！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我应弥补政治上军事上的缺陷，大家诚意扶助领袖，在三民主义之下，不分党派，同心奋斗！这样下去，……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

这篇社评是在眼看南京即将沦与敌手，而向国民政府敲响的一声警钟，向全国军民发出的诚挚号召。社评最后写道：“时机紧迫，千钧一发，我们贡献这几句愚直之言，特别希望在汉口的政府当局们注意。”［4］赤子之心，报国为民，意味深长。

《置之死地而后生》

到了1937年12月11日，南京的形势已是万分危急，南京保卫战即将失败，南京——中国的首都即将沦陷于侵略者。在这万分严峻、万分沉重、万分悲愤的时刻，《大公报》（汉口版）在第1版头条位置再次刊登了张季鸾撰写的一篇社评，题为《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篇向全中国人民发出的在这民族危亡的万难时刻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悲观绝望，而要下最大之决心，与强敌战斗到底的伟大的号召书！

社评一开始根据路透社前一日发出的一则电讯，称日本当局五大臣会议“已决定攻占南京后，继续进攻，不到中国‘表示诚意’不止”，即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将继续向中国内地进攻，直到中国政府向日本屈服求降为止。指出这对中国来说，“真是好消息，不啻给中国增加百万兵”，因为它将日本当局的侵华野心暴露无遗，日本侵略军已将中国逼到了绝境，逼到了死地，从而使得中国人民还存有的种种对日和谈幻想一扫而空，下定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的决心，“这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社评回顾了近来日本侵华的事实，证明日本侵华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日本的侵华军事政治目的“在打倒独立的整个中国”，将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因此，一切对日本侵略者所存有的幻想都是不对的：

过去两三月间，不少外国观察家以为日本占了上海可以停进，近来又有人观察，日本攻打南京后，将不再进。关于北战场，不少的人以为敌军将不过河（作者按：指黄河）；又有人看，其目标在北五省。以上种种观察，今天证明一切不对了。日本事实上自己供认其军事目的，在打倒独立的整个中国了。

接着，社评指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因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使得早已下定的抗日到底的决心常常发生动摇，而“今天以后，却天然的一扫而空了”：

中国政府及一般有觉悟人民，本来早下了长期抗战的决心，但是因为战局的展开，牺牲的重大，自不免有悲观忧患者发生，加以国际间不断的有调解之尝试，中国为友谊计，亦不能拒绝不听。所以决心虽定，而社会上传播的空气，则时有动摇。这些情形，今天以后，却天然的一扫而空了。这不是极于中国有利吗？

然后，社评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与特点是侵略无止境，因此，“与暴日讲让步，讲和平，是完全无用的”：

暴日军阀最大的特色是无止境。九一八以来，我们的经验太苦了，亦太多了。暴日每次进攻中国，并不是一动手即有全部计划，其野心乃随其军事进展而不断的高涨。军事一进步，野心大一分，得陇望蜀，得寸进尺。一个侵略目标，在未得之时，未尝不以为满足欲望，但一旦得到，则变为既成事实，而新的欲望随之发生。所以，与暴日讲让步，讲和平，是完全无用的。

社评号召中国政府与全国人民抛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对日幻想，下抗战到底之决心。

同时，社评希望中国人民对抗战形势不要悲观，不要因一时一地的失败而动摇。社评首先以国内外许多事例说明，不要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悲观或失望：

大家对军事，今后不许有悲观心理。事实上，凡力量都不是本来有的，应当于紧急环境中，赶紧创造，赶紧补充。国际上最显之例，那是西班牙的政府军，在一年前初开战时，兵力非常薄弱，可以说是全无正式军队，但打了一年之后，现在的军力反比初期大得多，这就是受环境逼迫，不断的改造而成的。中国抗战以来，显了许多优点，也露了不少缺陷。今天的惟一命题，就是如何增加及维持战斗力的问题。关于军械，当然也困难，但不是全无办法。今后最需要的，是全力解决人的问题。怎样鼓舞人民，以组织无量的预备军？怎样使各业人民都能直接间接贡献其力量于抗战自卫的工作？怎样更提高军队之政治的自觉，以神圣纪律，加强团结。凡此种种，都一定是人力所能办，只是方法及工作人员能力的问题。

其次，社评以深入的分析，说明不要对国际形势、对外国援助悲观或失望：

关于国际形势，也绝不可悲观或失望。凡是中国的友邦，都对中国表了同情。这一战自然各主要国家都有重大利害关系，但总之现在是日本打中国，不是打各国。而各国之中，所感利害的程度不同，其本身环境也各各有异。我们不可因现在还没有人拔刀相助，便感觉焦躁或失望，而应当看清大势，坚决的自主的努力自卫，无论如何，再数月或半年之间，一定要引起国际重大变化无疑。

社评最后大声疾呼，号召全国军民作死里求生之战斗，团结一致，坚决勇敢，长期应战，保卫祖国的独立：

全国同胞！日本现在是确切要把中国置之死地了，我们除非愿作朝鲜，就必须死里求生。我们必须即时起一致决心，迅速并确实的准备长期应战。一切方法，应择善而从，许多是技术问题，不是主义问题。大家都要和南京守城将士一样坚决！一样勇敢！独立的中国，只有死里求生的一条路了。［5］

也在1937年12月11日，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张群，在汉口接见海通社记者，就南京的危急形势发表讲话。他指出，即使南京沦陷，中国政府亦决心继续抗战；中国能够支持数年之战争。他实际上是代表中国政府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

1937年12月12日，这是南京即将沦陷的最后时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在武汉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题为《我们的信心》，称：首都被日军围攻，实在是我们莫大的耻辱。但我们应格外坚定抗战的决心，千万不可稍有悲观失望！我们不怕失败，只怕气馁。我们对日抗战，本是从极端的困苦中求生存，求复兴。［6］第二天，1937年12月13日，《大公报》（汉口版）在第3版全文发表了邵力子的这篇讲话，题为《我们的信心》，副题为《统一团结不受战事影响，国际同情定将日益增加，具此信念必获最后胜利，邵部长昨日广播演词原文》。

《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

在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沦陷的那一天，《大公报》（汉口版）在第1版还发表社评《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以当时南京军民正进行的浴血奋战，向全中国一切爱国者提出四点“警告”：

唐生智将军指挥教导总队等，为保卫首都，正进行壮烈的战斗。我们对于将士的忠勇牺牲，人民的流离颠沛，又钦敬，又悲哀，百感交集，顷刻不安，极愿意请求全国各界同悲同忧，彻底觉悟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存亡之命运，今天真在爱国卫国的一切人的肩上。……

第二，国家紧急到这样阶段，一切力量要趁现在用，一切方法要趁现在施。……

第三，以时机说，今后半年间最为紧要，所以今天起，再不容敷衍粉饰，亦不容枝节空谈。……

第四，大家不可误会我们对抗日的悲观，这决不是悲观，只是当然的警告。……这几个月要特别的奋发，各自努力……［7］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7年12月7日，《大公报》（汉口版）第2版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陆怡于1937年12月5日下午6时从肤施（延安）发出的专电：《毛泽东谈抗战》。这是陆怡在当日，在日军向南京外围阵地发动攻击、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的那一天，采访毛泽东的谈话报道。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中国在抗战初期“致败之弱点”与所“获得伟大教训”，提出了他对中国军队与抗战战略战术的改进意见：

目前抗战，虽遇挫折，但在此挫折中，吾人已获得伟大教训。全国久已普遍认识致败之弱点。今后极应实施战略的反攻，改革军队素质，提高政治自觉性，进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战以歼灭敌人。［8］

可以看出，《大公报》（汉口版）发表的社评《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与该报刊登的毛泽东访谈录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它们表达了中国广大军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走向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在南京保卫战最紧张危急的最后时刻，《大公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评，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不屈的民族精神、昂扬的斗志与清醒的头脑，向全国军民擂响了激动人心的战鼓。多年以后读之，仍令我们心呯呯然不能自已。

［1］周恩来、邓颖超：《挽张季鸾联》。

［2］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7年11月2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13页。

［3］【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翻译出版，第96页。

［4］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8日第1版。

［5］社评：《置之死地而后生》，《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11日第1版。

［6］报道：《我们的信心，统一团结不受战事影响，国际同情定将日益增加，具此信念必获最后胜利，邵部长昨日广播演词原文》，《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13日第3版。

［7］社评：《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13日第1版。

［8］肤施1937年12月5日下午6时专电：《毛泽东谈抗战》，《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12月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