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谕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zhuyu2@mail.sysu.edu.cn

论跨文化说理中的沉默
——基于对中德大学生互助学习的会话分析*,†

朱谕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zhuyu2@mail.sysu.edu.cn

沉默作为一个非言语不发音的空符号，在跨文化说理中是双方说理规则发生冲突时的常见言语标示。它在互动现象中易于捕捉、在规则层面便于分析。沉默研究还能服务于规范性的说理评价。对沉默却鲜有系统研究。本文结合逻辑学、会话分析与跨文化交际学中的相关研究，对中德大学生跨文化说理中沉默的构建进行研究，从而分析并比较双方文化特定的说理规则，并提炼一套跨文化说理中的沉默研究方法。

沉默；跨文化说理；空符号；构建

1 导言

说理是“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的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24]）。自然语境中的跨文化说理则是隶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运用语言对彼此态度、观念、表述及思考等方面差异进行辨别、推理及商议的一个过程，因而是双方通过互动共同构建的成果。

不同于经典论辩研究的分析路径，对自然语境下的跨文化说理进行分析不以唯一理性为出发点，而是以文化相对为基础；不进行规范性分析，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对自然互动进行实证研究；说理研究不仅关注说理者的发言，也同等重视受理者的反应；当产生分歧时，一方的论证、双方的交互论辩以及各方在会话当下构建说理的过程都是说理研究的对象。

作为说理中双方“分割、提示和衬托”（[26]）自己发言及对方反应的重要符号，沉默（silence）的本体是一个非言语不发音的空符号，其功能是标识不同文化说理规则间的冲突。然而沉默在相关学科却均未得到过系统研究，本文将以中德大学生语言互助学习中的言语互动作为语料，以沉默的构建为切入点，分析并比较双方文化特定的说理规则。

2 跨文化说理中的沉默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经典的论辩研究中，无论单人的静态论证还是双人的交互论辩，研究都以论证的内容为对象，不曾关注自然语境中论证的言语化过程。说理则超越了论辩的研究旨趣，将自然语境下的论辩行为放回到其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析。说理作为一种互动方式既蕴含了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社会范畴知识（[5]），又具有固定流程（[17]）和稳定的行为定式（[9]）。正因为上述知识通常是不言自明的（[5]），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主体首先感知的是说理方式间的张力（[8]），而非说理内容的分歧。

广义的说理方式包括了说理者的说理方式和受理者的回应方式，即听者行为（[12]）。会话分析学家梅纳尔德（Maynard）提出，听者行为决定会话的发展（[18]）。人类学家哈维兰（Haviland）根据其田野经验也指出，在讨论中使用对方文化特定的听者行为是被对方接受并认真对待的前提（[10]）。

2.1沉默行为在逻辑学中的定位和方法

经典的论辩研究中无论是论据推导或论点支持的独白式论证，还是图尔敏（Toulmin）的“考虑到有可能反驳”的对话式论证（[21]），亦或是范·爱默伦（van Eemeren）“消除意见分歧”的交互式论辩（[23]）都是以规范性为目的针对论辩内容展开的，不曾涉及论证言语化的方式。

范·爱默伦曾提到话语中所含有“未表达要素”（[23]），他将其局限在前提或立场之间，并指出论辩中识别隐性要素的重要性，“评价论辩，尤其是评价论证可靠性时，未表达要素可能非常重要”（[23]）。然而在自然语境的说理中，未表达要素不仅可能是说理的内容，也有可能是论辩方式，如适时地沉默。

韦世林则从符号学的视角解释了这一问题。她统观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将人类文化视为“所有符号活动和符号系统的集合”，人有意识的活动阐释为“符号活动”（[26]）。在这一系统中她将包括沉默在内的所有“无声或无色或无形”的符号都称为“空符号”，并以维度为标准对其进行了分类。以时间为坐标轴，她认为口语语流中的沉默、停顿、中断都是人会话交往中可以感知的一维系统空符号；以平面长与宽为二维系统，空白、行距、字距为空符号；在长、宽、高的三维立体系统中，空间的空隙和间隔为空符号；以长、宽、高和时间的四维“动作串”中，动作的瞬间定格和中断是具有“亮相”、“定格”和“中场休息”含义的空符号；在长、宽、高、时间和心理感受或价值判定构成的多维社会行为或行为串中，她指出“行为之间的间隔”或是“对行为感知到的差距”都是多维的空符号（[26]）。

一维的沉默是“可以感知的”（[26]），但将沉默仅视为一维符号却是对会话互动认识的过于简化。沉默不仅在一维系统中，通常也伴随着四维的表情和身势语言，还会引发多维系统中的价值判断。沉默虽获得了在维度系统中的分析基础，但沉默仍缺乏对之进行验证和解析的理论框架，因而需要借助社会学科的实证研究路径。

2.2沉默行为在会话分析研究中的定位和方法

发源于现象社会学的会话分析以转写自然会话并自下而上地从语料中提炼互动规则为方法，在会话序列（sequence）中发现话轮转换（turn-taking）和话语修正（repair）等规律，从而证明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现实的构建。会话分析不仅是一套完整的理论，还是一种被广泛用于分析言语互动的研究方法。

话轮作为会话结构中最小的单位，是会话中说话者连续的一番发言。说话者和听话者角色间的转换或者各方的沉默标示着话轮的结束（[25]）。按照话轮转换的规则和时间的长短，话轮间的空白序列被定义为“间隙”（gap）或“间隔”（laps）。沉默存在于以上分类之中，因无明显的时间特征并“具有拒绝接管话轮的意图”（[13]）又与之区别。刘虹基于对汉语会话的研究指出该概念的模糊性，她认为沉默应是“话轮完成后较长时间无人发言的情况”（[25]）。

由此可见，在会话分析中发言与空白被视为会话序列中二元对立的存在，沉默是空白的一种。依照发言缺失的位置和时长进行分类，沉默获得了定位分析的框架，却无法明晰沉默的意图（有意拒绝发言还是无意错过）。这一遗憾与会话分析单一的研究对象以及去语境的研究路径有关。会话分析的经典研究通常以某一语言（如上文的英语和汉语）为研究对象，提炼社会有序性规则的同时，却忽略了社会文化语境对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语言互动规则间存在的差异。跨文化交际研究对此有一定程度的弥补。

2.3沉默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定位和路径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沉默涉及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67年，听话行为首次得到关注（[12]）。随后听话行为被分成主道交流（mainchannel communication，即言语交流）和暗道交流（backchannel communication，即不经由发言达成的交流）（[22]）。在后者的范畴中，听话者反馈语（listenerresponse）研究得以发展。然而这一研究仅局限于可捕捉到的积极反馈行为：即可观察到的视觉信号（visual signal）如眼神、点头和摇头，或可接收到的发音信号（vocal signal）如“uh huh”或“yeah”等。这一系列信号因其明确标示了对内容的理解，被认为是积极的倾听行为（[7]）。而沉默因其消极的方式和复杂的内涵仅作为一个消极的参照物用于定位积极反馈语。

第二阶段中交际者文化特定的行为差异受到关注，出现了对不同文化听者反馈行为的横向比较研究。其中汉语会话者呈现出极低的发言反馈频率（[20]），表现为默默倾听，极少反馈，沉默因而成为典型的中国非言语行为符号（[1]）。同时也有研究对话轮转换之间的静默时长进行了精确的统计，中文会话中双方静默时长是2秒（[25]），英语中则是小于1秒（[4]）。

在第三阶段中，沉默被归属为听者行为设计（recipient design），从而在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间得以分析：一方面学者宏观解读社会文化语境对会话行为的规约。如在中德跨文化交际中，中方会话者的沉默被认为缺乏创造力、原创性和独立性，会引发对方的修正（[7]）。即使在高度机构化的教学语境中，以中式沉默应对西方教师的提问也会被视为不良表现。另一方面学者在微观的会话互动中关注沉默与发言之间的转换，特别是在沉默的位置和频率上进行了讨论。

沉默可以决定话轮的转换，发生在“话轮转换关联位置”（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下文缩写为TRP）；也可以不影响话轮转换，出现在说话者标示的“倾听反馈重要时刻”（Listening response relevant moments下文缩写为LRRM）（[3]）。两者的区别在于，TRP出现在话轮结尾，LRRM则出现在话轮中间，语义部分完成处。TRP位置上说话者指定听话者接管话轮，而LRRM处说话者并不指定听话者发言，而是希望得到其反馈，确认其倾听的状态、对内容的理解和支持。沉默频率也会影响双方的互动节奏。由会话发展与关注序列构成的互动节奏具有其文化和社会特性，发出不合体的沉默（[19]）或缺乏合体的沉默都会打断语流，从而形成不协调的互动节奏。

2.4小结

结合以上理论，沉默可以确定为在说话者不发言并期待听话者进行反应的空白序列中，由听话者发出一种非言语不发音的听话行为。

基于广义论证的理论框架，本文整合了现有逻辑学、会话分析及跨文化交际学中的相关研究分别对沉默行为和规约沉默的说理规则进行研究。首先沉默的内涵和形式是由会话双方共同构建的。沉默的内涵和形式虽有文化特性，但沉默的使用规则又是可协商的。在互动中，双方对沉默的形式和内涵进行协商和重新构建，从而形成新的双方共享的特性（[27]）。沉默被建构的形式和被赋予的内涵间存在着条件关系，对这一条件关系内部的生成机制进行研究，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一、沉默行为的位置和长度具有怎样的特征？

二、沉默行为的序列特征和所处维度又呈现出怎样的关系？

三、听者发出沉默行为的方式和说者所赋予沉默行为的内容有怎样的关联？

而后文章将沉默所在的说理语篇视为双方构建的公共语篇，把语境构建作为其文化特定的说理有序性来解读。本文以至少一方识别意见分歧、选取立场为说理语篇的开端，以至少一方对说理出发点进行回应作为说理语篇的结束，分析双方各自构建语境的标志、在这一语境中做出的说理策略以及应对策略的策略。本文按以下步骤对沉默所处的说理语境和规约沉默的说理规则进行分析：

一、辨析说理语篇、解析双方所构建的说理语境；

二、明晰说理双方的说理目标和立场；

三、识别双方的说理策略。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本文将以中德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自然语料为基础，探讨跨文化交际中沉默的构建过程。

3 沉默在中德大学生跨文化说理中的会话结构分析

本章的语料来源于2012至2013年间本人在德国科隆进行的田野调查，下文呈现的语段是中国德语专业的交换生和他们的德国语言互助学习的场景。

语言互助（Sprachtandem）是德国大学生较常采用的语言学习方式，即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的语言互助伙伴（下文简称语伴）定期会面，互相教授母语。双方交际语言主要是德语。在采访中，中国学生大多认为德国学生“友好”，但“有距离感”，会话中“有攻击性”；而德国学生则表示中国语伴“有礼貌”，却“很难捉摸”，“不易亲近”。

这一系列主观印象产生于双方的互动之中，可以通过会话分析得以重构。下文将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在语料中以语流是否停滞与否为标准，对比分析在德语互动节奏下中德双方沉默行为的序列特征。

3.1语流顺畅的非沉默序列

首先对一个语流顺畅的非沉默序列进行分析，旨在了解德语的互动节奏。

例1中，德国学生T（C代表中方，D代表德方）向中国学生X解释企业获益这一概念。

例1

这一案例中，中方X已习得了德语中的听者反馈语，她发出反馈的位置不仅符合对方会话组织的要求，也推动了会话的发展。德国说话方T的发言在语法上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因动词和宾语后面所插入的听话者反馈语（第7和11行）被分成了三个部分。但发言并未被打断，反而因为X在LRRM上对T观点的子项做出支持性反馈，使得关注序列顺畅发展，互动节奏快速紧凑，T完整表述了立场（第14行）。可见在德方说者以潜在的分歧为出发点，分别在立场的各个子项后运用LRRM为听者预留了表达不同立场的空间，听者在这一空隙中因而也具有回应的责任。

3.2语流停滞的沉默序列

了解德语互动节奏之后，我们再来检查含有沉默的会话序列，从中方沉默造成语流停滞的语段开始。

例2

延续例1的说理，T在明确立场后得到X的支持性反馈后继续论证，再用TRP引发X表达立场。X运用沉默（第21行并伴随着面部表情）主动错过了TRP。因语言能力的差异，X将中国师生间的地位差距移植到了德语语境中，运用沉默放弃了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避免因采取立场与之形成对立，表示对其地位的尊重和对其积极面子的维护，构建了一个由高地位说者主管说理始末的语境。

然而一维的语流停滞通过四维交流（语言与目光接触上的）的中断，与德方对意见分歧言语化的期待形成落差，升级为多维系统中“对行为感知的差距”。为明确分歧的起点和沉默的源头，德方继续澄清发言并重复解释。可见德方构建了双方平等的语境，形成了双方交互说理的需求。具有文化敏感性的面子策略不但与这一语境不符，还模糊了关注序列。同时这一对行为落差的认知还发展为对中方无视说理责任的推断，导致对中方“有所保留”，“难以捉摸”，缺乏独立性、创新性、原创性、甚至是不诚实的印象（[7,11,14–16]）。

通过对沉默的分析可以看出，双方在说理过程中采取了迥异的说理策略是因为双方构建的说理语境不同。这一情况仍需在不同的位置上、不同发出者的沉默语料中进行检验。例3中，中方T向德方B介绍家乡的一个地点，此间B发出了一次沉默行为。

例3

T向B的讲述中，用中文提到“淘金”（25行）并用短暂停顿标示出了LRRM。而B等T继续发言，“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找到相关的提示”，主动错过了这一LRRM。见B沉默，T立即（26行）对自己发言进行修正。因时间短暂，语流未受到影响，这一沉默停留在一维空间。

通过例2和例3，可见在TRP和LRRM的正确反馈组成了德语听者行为设计。当说者标示LRRM位置时，听者需标示自己的理解和赞同，对说者立场子项的支持是确立说理出发点的基础。沉默则表示对子项的不支持，引发说者的修正。在TRP处听者有责任回应对方的观点或明确自己观点。四维的沉默是中方避免对立、维护和谐的策略，而德方在内容上则视其为回应的缺失，在说理互动层面上将其理解为对说理责任的无视。

3.3不造成语流停滞的德方沉默序列

沉默行为并不都造成语流停滞。德方也会发出沉默，却不会造成语流的停滞。例4的前篇中B与S对社交媒体在中国的普及情况发表不同看法，B指出自己在国内仍能接触社交媒体，而S则认为B的情况并不普遍，并做出反证。

例4

S选取立场，提出论据（35行），再用TRP指定B接管话轮。B仅用升调标识非支持态度，将话语权继续交由S。S却等待B论证，无意接管话轮。因此出现一个双方都不接管的空白序列（39行）。可见，德方将立场表达开始、TRP结束视为自说理篇章的始末。

而后B仍不论证，而是继续引导S论证（40行），说明B并不知晓说理篇章的结构特征。她虽习得了德语的说理互动规则，但在分歧明确、对方仍坚持己见时，她采取交出话语权、缩减自己说理篇幅的策略，以引导对方清晰论证，避免对立的升级。

S利用0.2秒的沉默（42行）作为发言前的“迟疑标识”（hesitation marker）（[2]），表达了对中方说理程序的错愕，而后接管了话轮。虽然语流未受影响，但互动节奏受阻，关注序列也未得到推进。德方未在内容上延续关注序列，没有对中方的退让做出回应，中方的会话期待未得到满足，因而沉默直接从一维升到了多维，形成了德方“有距离感”的印象。

4 规约沉默行为的中德说理规则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沉默行为的会话结构不仅具有规律性，也具有文化特性。有别于汉语会话中2秒或更长（[25]）的静默，英语双方发言间歇平均不到1秒（[4]），而以上德语会话数据中静默都不超过0.2秒。

沉默出现频率也较低。以流畅和停滞为评价互动节奏的两极，德语的会话发展是流畅的，其关注序列呈直线发展（[7]）。在发言为主的德语交流中，短篇幅的空白序列后紧跟着发言不会引起说话者的修正；相反，说者则会修正。一维的沉默意味着拒绝接管话轮，四维的沉默（伴随着目光的回避）还隐含着对说理责任的无视。因而沉默维度升高，交流的意愿减弱，对交流责任的无视则越强。在TRP位置上多维的沉默因而被视为不良表现。

在德语的说理篇章中，LRRM和TRP具有识别说理语篇的功能。LRRM标示某一议题子项具有潜在的分歧，TRP则具有确立说理出发点和标示自说理篇章完成的功能。作为回应，沉默在中方说理中起到非支持立场的作用，在德方说理中并不起表达立场的作用，而是作为对部分语义表示不赞同，引导对方修正的策略；或是对语义延续表示期待，指引对方继续发言的策略。

当说者标示LRRM索引性地指引听者对其反馈时，听者的语言能力起决定性作用：若中方听者尚不了解或熟悉这一规则，无意识发出沉默会错过LRRM（[20]）。反馈语的缺失仍停留在一维语流中，关注序列却会偏离主序列，转向上一子项，引发说者对其修正；相反，对此规则已熟练掌握的中方听者或德方听者也会运用沉默表达对子项的非支持态度（如例3第25行），引导说者修正发言。

TRP位置标识的议题说理分为立场后说理和论证后说理。德方说者初次表述立场，界定讨论出发点时，通过TRP指定听者发言。如若中方听者运用支持性反馈语，德方可以继续论证其观点（如例1第16行至例2第17行）；德方明确了出发点并论证之后，中方就具有相同的会话责任。如中方仅以非支持性反馈语（如例4第37行）表示非支持态度时，德方会无意识地运用沉默表示期待对方延续发言（如例4第39行）；当中方听者用沉默（例2第21行）来表达非支持态度时，会话的关注序列则会从主序列的内容转向听者沉默的内涵含义。中断眼神交流后，沉默从一维经由四维上升到多维系统，引发价值判断；而德方听者也会运用简短的沉默表示迟疑（如例4第42行），但紧接发言，并在内容上对说者TRP的话轮交接做出回应。我们也应注意到，中方的说理并不以TRP为语篇标示，而可能会在更大的语义篇章中运用退让的策略维护着融洽的交谈氛围。当这一策略未得到回应时，中方也不进行修正，而是在心理层面对对方产生了有意疏离的判断。

沉默的意义首先产生于自身文化语境。在TRP位置上的中式沉默（[6]）（如例2）是受中式礼貌规范的规约，为了避免对立冲突，维护对方的积极面子。在表达的量上精简（无言语无发音），质上真实（不谎称赞同），关联性直接（在关联位置上非言语性的非支持态度），方式上保持文化特性（间接、迂回、允许歧义）。德式的沉默（如例4）则更多受到会话准则的规约，着重满足交流透明化和意义外显化的要求，同时也给情绪留有表达的空间。量上合体（既满足交谈需求，又不过量），质上确保真实性的透明化（既证据充足又不虚假），关联性上的紧密联系（缩短发言间的时间，内容上也与前一发言保持衔接），方式上也直接无歧义。但沉默的隐含意义可以是共有的（如例3），可以是有意识地表达对说话者发言意义外显性不成立的不支持，也可以是无意识情况下显现出对此处听者行为设计的不了解。

横向比较中德双方的语用标准，我们会发现两种社会文化在会话组织的规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双方对交际符号的认识存在着差异。中方将无言语无发音的静默也视为表达符号，可以精准估计其量；而德方仅能识别言语性的符号，并且其发言要保持内容上的高度统一，沉默因而被视为互动符号的缺失。其次，双方对信息交流的质量标准认定也不同。沉默对于中方是表达不赞同立场的一种方式，维护面子又能保留个人观点。而德方表达立场时则需要言语化表达，沉默会被视为立场的缺失或是选取及论证立场的能力不足。而后，中方沉默可以是一种非支持性连词，而对于德方则是篇幅上应避免的空白。最后双方在表达方式上也具有差异。中方运用沉默保持迂回，而德方尽量在相关位置上避免沉默，以确保表达透明无歧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对话中TRP上的中式沉默是对中式会话准则的遵守：不以意见分歧为出发点，将不同立场等同于立场对立。意见分歧产生时，以尊重社会地位和维护对方的积极面子为首要互动原则，放弃发言，以避免将双方分歧言语化。当意见分歧明晰时，以独白式的论证推理为说理特点，以缩减发言篇幅为策略，旨在避免分歧升级。在这一位置上的德式沉默则以意见分歧为说理出发点，履行论证责任的同时，为对方表达不同观点创造空间，强调双方平等的会话责任，将LRRM和TRP位置上的交互说理视为发现分歧所在、从而化解分歧的方式。

从以上语料分析可以看出，德方倾向于采用高度言语化的策略，积极选择立场并论证。若对方的说理策略与自身期待发生冲突时，德方也会运用言语化的策略辨析彼此差异；而中方则运用非言语化的沉默避免将意见分歧言语化，维护对方的积极面子，尊重其较高地位，避免与其对立。然而在说理节奏紧凑、内容高度言语化的德语互动中，这一非言语化的策略较为被动。但说理规则也是可以习得的，德语水平较高的中方会话者也会运用德语的互动节奏、LRRM、TRP以及价值判断等语境识别框架来区隔论证语篇，从而与德方更紧凑地构建说理过程。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结合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构建分析的方法，对中德跨文化说理中沉默的构建过程进行重构和分析，关注了沉默形式与内涵间的生成机制。本文发现，这一生成首先是由语境决定的。在互动节奏快、语义外显度高的德语会话中，0.2秒以内的空白会被认定为沉默；然后这一生成可以在维度系统中完成。在德语说理中，一维语流的沉默结合四维目光的回避，会被赋予无意回应和无视说理责任的含义，导致多维系统中的价值判断；在中式说理中，以沉默回应退让也会造成价值判断。这一生成机制还体现在双方互动构建之中。以沉默应对德式说理会引发德方修正，限制沉默的篇幅，澄清其隐含的歧义；以沉默应对中式的说理，却不会引发中式言语层面上的修正。

本文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针对跨文化说理中的沉默进行研究的方法。因沉默无声无形的特点，将其放置在跨文化说理这一庞杂的系统中反而能解读出其形式、内涵、产生和规约等相关特性。对沉默的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分析层面的选择和分析程序的推进之上：首先在会话序列层面上对沉默的位置和时长进行分析；在维度系统中界定沉默的相关因素；紧接着在会话构建的层面上对双方语境的设定、目标和立场的表达以及策略的运用进行讨论；最后在语用的层面上对文化特定的语用标准进行分析并横向比较。从而完成对沉默行为从内到外、从本体到认知、从构建到规约再到策略的一整套分析。

附：语料转写符号汇总

参考文献

[1]C.Barnlund,1989,Communicative Style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s:Images and Realities,Belmont:Wadsworth Publication.

[2]D.Biber,S.Johansson,G.Leech,S.Conrad and E.Finegan,2009,Longman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F.Erickson and J.Schultz,1998,The Counselor as Gatekeeper:Soci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ofCommunicationinCounselingInterviews,New York:Academic Press.

[4]S.M.Ervin-Tripp,1929,“Children’s verbalturn-taking”,in E.Ochs and B.Schieffelin (eds.),Developmental Pragmatics,pp.391–414,New York:Academic Press.

[5]H.Garfinkel,1967,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6]H.P.Grice,P.Cole and J.L.Morgan,1975,“Syntax and semantics”,Logic and Conversation,3:41–58.

[7]S.Günthner,1998,Diskursstrategien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Analysen Deutsch-Chinesischer Gespräche,Tübingen:Niemeyer.

[8]S.Günthner,2007,“Die Analyse kommunikativer Gattungen”,in A.W.J.Straub and D.Weidemann(eds.),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mpetenz: Grundbegriffe,Theorien,Anwendungsfelder,pp.374–383,Stuttgart:J.B.Metzler.

[9]S.Günthner and H.Knoblauch,1995,“Culturally patterned speaking practices:The analysis of comunicative genres”,Pragmatics,5(1):1–32.

[10]J.B.Haviland,1988,“A father-mother talks back：The micro-creation of context in Tzotzil”,Contextualization of Language,Konstanz.

[11]H.C.Hu,1994,“The Chinese conceptof‘face’”,AmericanAnthropologist,46(1):45–64.

[12]A.Kendon,1967,“Some functions of gaze direc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Acta Psychologica,1(26):22–63.

[13]S.C.Levinson,1983,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M.A.Lin-Huber,2001,Chinesen Verstehen Lernen:Wir—Die Andern Erfolgreich Kommunizieren,Bern,Seattle:Huber.

[15]J.Liu,2002,“Negotiating silence in american classrooms:Three Chinese cases”,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1):37–54.

[16]N.-F.Liu and W.Littlewood,1997,“Why do many students appear reluctant to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learning discourse”,System,25(3):371–384.

[17]T.Luckmann,1992,Theorie des Sozialen Handelns,Berlin,New York:W.de Gruyter.

[18]S.Maynard,1986,“On back-channel behavior in Japanese and English casual conversation”,Linguistics,24(6):1079–1108.

[19]M.Selting,1988,“Gesprächsdynamik in Gesprächen zwischen Muttersprachlern und zwischen Muttersprachlern und Nicht-Muttersprachlern im Vergleich:eine explorative Fallstudie”,in L.Götze(ed.),Zielsprache Deutsch,Vol.2,pp.22–50.

[20]H.Tao and S.Thompson,1991,“English backchannels in Madarin conversations:A case study of superstratum pragmatics‘interference’”,Journal of Pragmatics,16(3): 209–233.

[21]S.E.Toulmin,1958,The Use of Argu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V.H.Yngve,1970,“On getting a word in edgewise”,Papers from the Six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pp.567–77,Chicago,America.

[23]弗兰斯·范·爱默伦（著），熊明辉，赵艺（译），论辩巧智：有理说得清的技术，2006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4]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卷，35–47。

[25]刘虹，会话结构分析，2004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6]韦世林，空符号论，201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7]维索尔伦（著），钱冠连，霍永寿（译），语用学诠释，2003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琳琦）

On Silence in the Intercultural Reasoning——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Language Exchange between German and Chinese Students

Yu Z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Sun Yat-sen Universityzhuyu2@mail.sysu.edu.cn

Asa non-verbaland non-vocalblank sign,silence isalso a common verbalsignalof conflicts between reasoning rules of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Silence is easily traceable in the interaction,its rules are accountable and the research on it can serve the normative pursuit of reasoning evaluation.However,silence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related researches in logic,conversational analysi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ilence construction in the intercultural reasoning between German and Chinese students,and seeks a comparison of the reasoning rules of both parties and as a result also a method of analyzing silence in intercultural reasoning.

B81

A

2016-06-01

本文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资助（10JZD0006）。

†致谢：感谢导师鞠实儿老师的指导，项目组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指正以及在德田野调查期间各位受访同学和老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