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倍利

供职于深圳某杂志社的罗尔，因有感于幼女罹患白血病，自9月10日起陆续在自己的公众号发表《我们不怕讨厌鬼》《耶稣，我不要做你的敌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等系列文章，引发公众纷纷献上爱心，截止11月30日，共收到打赏250余万元。但消息很快出现反转，网友联名报案认为其诈捐。罗尔本人也撰文回应质疑，表示将退还相应款项，并接受司法机关调查。

期间，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罗尔事件”酿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并认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涵养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规则与制度，才不会让公众的爱心在一次次“狼来了”中被消磨。中国青年报刊文指出“罗尔事件”等“反转新闻”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会折损社会的公信力，最终会对真正的弱势群体造成伤害。网友们也纷纷表示，捐钱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替患者和家人省钱。更有激愤的网友要求司法机关立案，严惩骗捐的行为。

作为一名父亲，罗尔也确实爱女心切。打赏或发红包的众人，也确实出于恻隐之心。基于上述事实，针对罗尔诈捐的指控显然难以成立。那么，又是什么导致舆论一边倒地对其进行声讨？声讨的又是什么？笔者认为，众人声讨的是罗尔的不道德，也即罗尔做了本不应该做的事。因为罗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获取公众打赏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获得了远超过所需治疗费用的捐赠。

论及慈善，中西方存在源起和模式上的差异。西方之慈善公益形态源于宗教，强调博爱，有如圣经规定所有人都是神之子民，神命人服从，相互爱和帮助；人要将其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而奉献由教会组织集中使用，用于帮助所有神的子民。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仁爱，源于对自己获得生命之基本事实的感觉，而非来自神的命令或来世的奖惩，所以爱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向外扩展，并以亲族、乡里相互扶持为主要形式。

相较于西方人的乐善好施，中国社会也不乏爱心，汶川地震和罗尔事件的爱心爆发能够清楚地说明问题。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的社会捐赠总额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1000亿元左右，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着难得机遇。但如何汇集爱心、涵养信任，并让最需要关爱的群体感受温暖，是慈善事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研究的课题。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为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遵循，为发展慈善事业提供了引领，为做好慈善工作提供了保障。而恰恰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罗尔事件”。根据慈善法，首先，如何界定罗尔“发文求打赏”的行为性质？是“商业营销”“个人求助”亦或“个人募捐”？其次，针对目前的状况，该如何处理？募集的款项是否需要发还，罗尔有无违反慈善法需要追责的情形？最后，针对该事件造成的影响，如何做到“举一反三”，进一步规范相关行为？笔者认为，官方宜尽快出面表态，给个说法，把握住此次慈善法宣传的良机。

“罗尔事件”在给社会信任浇上一盆冷水的同时，也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囿于亲友乡邻之间，有效率优势，但难以惠及普天下之人。而西方慈善公益事业的兴盛有赖信徒们大规模的奉献，却也面临着审查机制运作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两者各有优势，也互有短板。然而，从中取长补短却非易事。某种程度上，“罗尔事件”却给出了新的解答。首先是如何解决爱心动员的问题，罗尔通过公众号发文的形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次是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以防范道德风险的问题，“罗尔事件”又警示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12月24日晨，罗尔的女儿笑笑去世了。虽然罗尔最近一直挣扎在舆论的漩涡中，但相信笑笑应该是远离这一切的。罗尔夫妇最终决定退还所有的捐赠并捐赠笑笑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而笑笑留下的，将温暖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