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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第三方介入研究:基于美国的分析

2017-01-17袁慧玲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6年12期
关键词:孔子学院办学模式

袁慧玲

[摘 要] 目前在美国的109家孔子学院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办学模式,即中美高等学校合作、美国社团机构和我国高校合作、美国政府与中国高校合作以及中美高校联合跨国公司合作办学模式。美国持续不断的“反孔”声音和行动、孔子学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教育领域改革陷入“内卷化”困境是第三方介入孔子学院办学模式面临的主要制约。我国对孔子学院“社会化”办学的政策支持、中美各类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孔子学院给所在地带来的直接经济和社会效益又为第三方介入孔子学院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界定第三方介入的主体、明确介入的主要环节、制定介入的规章制度以及构建介入的绩效测度体系是实现第三方有效介入在美孔子学院的基本策略。

[关键词] 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第三方介入

[中图分类号] G6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 12-0043-03

截止2016年3月,中国已在138个国家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共涉及90多个语种。从现有500多所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实际操作来看,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主体参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及其双方合作高校一直充当大多数孔子学院的“主导者”甚至“主宰者”角色。而国家汉办无疑又是政府教育职能部门(教育部)代理人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角色的扮演,导致了孔子学院办学主体的相对单一化、办学手段的行政化和办学性质的官方化等特征,以致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第三方难以真正有效介入其办学模式并发挥作用。基于孔子学院现有模式的特点,本文选取美国的孔子学院作为研究视角来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第三方在孔子学院办学模式中的相关问题。论文首先分析了在美孔子学院的几种基本办学模式,接着分析了第三方介入孔子学院办学模式面临的困境及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方如何有效介入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策略思考。

一 美国孔子学院基本办学模式简要分析

截至2015年12月1日,在美国已经建立了109所孔子学院,它是目前建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21.5%。从现有100多所在美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基本办学模式。

一是中美高等学校合作办学模式。这是一种校与校合作办学模式,即中国的教育机构(高校)与美国的教育机构在某些专业、课程和项目等方面进行的合作。如在美国的第一家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以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孔子学院。二是美国社团机构和我国高校合作办学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基于国家汉办选择一些汉语教学基础好或对中国文化有研究基础的社会团体与国内的高校共同合办,这类社团师资、场地和图书资料等重要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可以迅速满足教学工作的开展。如美国华美协进社孔子学院就是典型的这种办学模式。三是美国政府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模式。这种办学模式的特点是美国政府负责硬件的投入再辅以相关的优惠政策,而国内的高校则负责学院的各项教学工作。这种办学模式的优势是风险小、成功率高,使得孔子学院避免了对一级承办大学有限教育资源的抢占以及一级大学的过多干预。比如暂停的芝加哥孔子学院,当时就是由芝加哥公立教育局与国家汉办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合作创办。四是中美高校联合跨国公司合作办学模式。这种合作办学模式就是高校与跨国公司合作,它允许企业介入投入资金并按照投资比例来获得一定的收益。这种办学模式的最大好处在于,既能够减轻合作办学启动资金方面的压力,提高孔子学院办学的硬件水平,同时也容易和国外的教学条件接轨,使得各项教学活动能尽快地步入正轨。但可能是由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办学模式目前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以上我们主要还是基于办学主体的不同进行的分类,而在学术研究中不同学者会根据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模式划分,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 第三方介入在美国孔子学院办学模式面临的困境

1 美国持续不断地“反孔”的声音和行动

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法语联盟等文化传播机构一样,都是向世界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但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部分反华势力却一直没有放弃对孔子学院的质疑和毁谤,如2010年洛杉矶哈岗学区发生的“孔子课堂风波”、2012年5月发生的“孔子学院教师的签证危机”、2014年一周内出现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国立大学“叫停孔子学院”事件等。美国有关方面对孔子学院消极态度的来源主要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长期以来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特别是仍然把中国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詹姆斯·帕拉代斯所说,中国政府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要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善意的形象,而一个便捷的途径就是开设这些孔子学院。这种消极的“敌视”态度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部分组织和人士对孔子学院的偏见甚至仇视。

2 孔子学院自身存在的问题

孔子学院取得的巨大成绩不容置疑,但是在成立时尤其是在大发展进程中也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官方色彩的办学性质。孔子学院从其诞生到现在,浓厚的官方色彩一直都是其重要标签。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作为我国教育部的一个直属事业单位,无论其人员、机构编制性质如何,其中央财政的全额拨款清晰地表明了其官方机构的身份。《孔子学院章程》(试行)规定了其性质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总部制定一些内部规章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表现出鲜明的政府行为,尤其不符合欧美国家的受众习惯。二是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十多年里孔子学院的发展在突出其“量”的扩展的同时,并没有把握好“质”的建设,尤其是相应的保障措施。合法地位与有效运营、海外汉语教师的合法权益、汉语言传播的地位与作用等三个方面缺少应有的法律规定。三是缺乏科学的考核体系。科学的考核体系不仅是对孔子学院办学质量本身的引导和制约,也是对参与办学主体尤其是高校在办学目的、办学目标及办学效果等全方位的考核。但是在国内存在不少高校的领导把建设孔子学院视为重要的政绩工程,不少高校的主管外事副校长、外事部门都把申办一个孔子学院作为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头等大事来抓,并成为领导在任期间考核的最大指标。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孔子学院在申办及办学过程中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也就难以避免。

3 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陷入“内卷化”困境

所谓“内卷化”(Involution)就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孔子学院之所以也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之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孔子学院的自身性质。孔子学院的主管部门及以国内高校为办学主体的特征决定了孔子学院这样一个集文化推广和教育教学为一体的机构,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大学”行政事业型单位的烙印。二是我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步伐停滞不前。由于一直以来全国上下都潜意识地认为教育机构实质是履行政府教育职能的派出机关,是政府机构的衍生品,导致了教育领域(尤其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喊声延续数年,但几乎是干打雷不下雨,效果极其有限,甚至在2016年的“两会”期间包括北京大学等高校在内的部分校长也还在为此呐喊。这种高度行政化特征使高校与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出现了高度的同形,因而在实践过程中高校与政府有着同样的官场文化氛围。在这种官场文化和体制下,由于体制的惰性,一些既得利益者将会竭尽全力去反对甚至破坏组织的革新,或使组织的变革成为一种假象的创新,从而导致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教育机构的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

三 第三方介入在美国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可行性条件

1 政策环境

国家对孔子学院“社会化”办学的政策支持。在我国由于受行政主导一切和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包括教育等事业单位在很长时期以来都成为政府主导、单向输出“半公共产品”的基地,如何让教育回归其本质的呼声在民间及官方也一直持续不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也提出,要坚持政府支持、民间运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坚持中外合作、内生发展,采取中外学校、企业及社团合作办学模式,积极发挥中外各方面作用,共建共管。毫无疑问,这就为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创新,实现第三方的有效介入指明了新方向和提供了制度保障。

2 主体基础

推进各类组织的健康发展。考量一个国家除政府以外的各类组织的发育程度如何,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组织的数量和质量,二是组织制度体系的构建,二是组织的对外发展能力。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发育比较健全的国家,无论是企业、非营利组织、自治组织甚至个人往往都能成为一个良好的治理主体。而我国自改革开放后经过近40年的稳步发展,各类组织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仅以社会组织为例,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0.6万个,比上年增长10.8%;形成固定资产1560.6亿元;社会组织增加值为638.6亿元,比上年增长11.8%;接收各类社会捐赠524.9亿元。其中,全国共有基金会4117个,比上年增加568个,增长16.0%,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374.3亿元。各类组织的发展,为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第三方介入奠定了良好的主体基础。

3 动力驱动

孔子学院给美国带来大量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孔子学院能给美国各州、所在高校及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大量的直接或间接效益,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经济效益而言,主要包括国内相关机构对孔子学院的资金资助、孔院教师(志愿者)的直接消费、教师及家属等的旅游消费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交往。虽然目前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来论证这些观点,但有学者采用贸易引力模型,根据2006 到 2010 年的数据资料来分析孔子学院在美国各州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性地研究。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每一个孔子学院的建立都能给所在州都带来5%~6%的出口增长。这种能为当地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为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落地和成长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何孔子学院在持续的反对声中却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

四 在美国孔子学院第三方介入的策略分析

1 界定第三方介入的主体

何谓“第三方”,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场合下“第三方”是会发生变化的。如在国际争端中,除当事国之外,其他介入调停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属于第三方。如果按照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观点,第三方可以包括政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公益组织 ( NGO/NPO) 、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至于孔子学院,由于不同的孔子学院其办学模式有所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三方”主体范围的不同。以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中美高等学校合作办学模式”的孔子学院为例,显然中美双方高校及国家汉办成为事实上的办学主体,除此之外的只要在这种模式下有其他组织和个人参与办学的话,那么这些组织或个人就属于“第三方”。

2 明确第三方介入的主要环节

一般说来,办学模式主要包括办学目标、投资方式、办学方式、教育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几个基本要素在内的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的理论模型或操作式样。根据这一定义的理解,我们可以试着去分析第三方介入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主要环节:一是办学资源的介入。办学资源包括师资、场地、教材等教学设备,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办学模式中最为普遍。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是由密歇根网络学校(Michigan Virtual School)来提供技术支持和教师培训等工作;二是办学资金的介入。即第三方仅仅以资金赞助为手段,根据金额比例从中获得一定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介入方式。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中也较为常见,如肯尼索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大部分的费用还是服务收费、向社会筹措资金,或者向政府申请拨款等几块;三是办学机制的介入。即第三方通过参与决策机制的制定、执行、反馈和修正等手段,影响孔子学院办学的运行效果,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四是外部评估。一般是由孔子学院的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来负责对孔子学院现有办学模式的“优、劣”等方面进行的外部评估,这种第三方与孔子学院本身没有任何利益诉求,完全是一种外部且中立的介入。前面三种是属于内部介入,而在实际操作中,第三方往往可以从资金、机制及资源等多方面同时介入,以便取得更加明显的成效。

3 制定第三方介入的规章制度

美国是一个特别注重规则的国家,“依法办事”早已成为民众的一种行事方式及生活习惯。要使得中美两国的第三方能有效介入孔子学院的办学,就得依靠有效的制度保障。《孔子学院章程》和《孔子学院发展规划》虽然都涉及办学模式的创新内容,但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这方面的内容也相对浅显,无法进一步操作。面对新的发展需要,我们认为一方面可以以教育部的名义制定并实施类似于《孔子学院办学条例》的行政性法规,在内容上就办学模式作出相应的规定。在这一法规指导下,国家汉办就办学模式中包括第三方参与的问题制定类似于“孔子学院中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条款,从介入方式、介入内容、权利与义务等多角度加以明文规定,以提高其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就是孔子学院总部及双方的承办高校要与美国的相关商会和协会(如国际特许经营协会/IFA;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加强联系和合作,熟悉他们的基本流程和要求,在成立、续签以及修改完善孔子学院办学合作协议中根据美国的国情,切实制定好第三方介入的有效措施。

4 构建第三方介入的绩效测度体系

第三方介入不仅包括介入前的准备工作、介入过程中的管理工作,还应包括对介入后的反馈和评价工作,这三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尤其是介入后的测评工作,通过测评能及时发现第三方介入存在的问题,并提升其介入的有效性,这就需要制定好第三方介入效果的测度指标体系。我们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指标的基本结构。可以运用RE-AIM模型,采用类比法、主成分分析法(PCA)来构建一级指标3~5个(如办学目标、资金来源、政策制定与执行、影响力等),一级指标下设二级(或三级)指标2~4个;二是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权重设计为100,对于各项具体的指标权重拟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并具体量化各项指标;三是综合测度。根据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用量化值加权函数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在综合考虑孔子学院的地域分布、办学规模、办学时间以及办学模式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选取在美孔子学院总数的10%(即10~11所)进行调研和综合测评,最后得出第三方介入的实际值,并寻求其存在的问题、改进空间和策略。

参考文献

[1]李开盛,戴长征.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评估[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7).

[2]阮李全.孔子学院境外办学纠纷及其应对策略[J].社会科学家,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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