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冼星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旗帜性人物

2017-01-17刘倩华南理工大学

岭南音乐 2016年5期
关键词:歌咏冼星海大众化

文|刘倩 华南理工大学

冼星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旗帜性人物

文|刘倩 华南理工大学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救亡歌曲创作,尤显冼星海(1905-1945)为突出。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社会民众的民族意识得到空前激发,加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思潮,并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客观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社会各阶层中,知识分子是较为主动的思考者与行动者,这在哲学、经济、历史、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对“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大众化”等的思考与实践也相当活跃,特别在音乐界,众多音乐家更是将音乐与抗战实践和群众生活紧密相连,搜集各地民歌、运用民族形式积极进行创作。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冼星海怀着“为人民”的情感,将现代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民间曲调相融合,创作了大量广为流传的革命性群众歌曲,在音乐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冼星海可谓是音乐界的旗帜性人物。

冼星海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人民因素,有着突出的“为人民”的价值取向,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要求完全一致。回国后的他,当看到祖国的满目苍痍,看到人民大众正遭受的苦难,根源于内心爱国爱民情感的创作力量被猛烈激发。据他回忆,“尤其觉得高兴的,是我的作品那时已找到了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情感。对于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国危亡的问题,是有了把握了。我的作品已前进了一步。我的写作和实践初步地联系起来了”。①这一时期,在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下,冼星海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且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与祖国人民有着深刻的联系。

初期,在上海、武汉,他谱曲创作了大量充满战斗激情的抗日救亡爱国歌曲,用音乐的形式实现着激发全民族抗战精神的历史责任。《运动会》、《黄河之恋》、《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作品充满了一致抗战的现实性,也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气魄。对于自己不遗余力地创作大量救亡歌曲,冼星海认为,“中华民族在现今的处境,正是一个谋解放的挣扎期间。救亡歌曲正是为了需要而产生的时代性的艺术,是富有建设大众国际责任的,它的呼声愈强大,影响也就愈大;换言之,它就是我们民族的唯一精神安慰者,更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魂。所以一个被压迫的民族缺少不了救亡的歌咏”。②而这种具有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对于抗战宣传来说必不可少,最重要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其蕴含的巨大的精神性,发挥了民众统一认识、动员战斗的作用。对于抗战所要采取的适当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曾举例谈及,“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了解与拥护的。当时我们用什么口号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方针的正确呢?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内战的痛苦都是切身感受到的,他们都能够懂得日寇的无限制的侵掠同内战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他们也许还不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然而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是热烈拥护的。结果,内战停止了,中国开始统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初步的成功”。③在这里,冼星海创作的抗日战歌就是一种具有力量的“口号”,通过挺拔矫健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节奏凸显了民族抗日救亡的使命,并且,一定程度上,他创作的一些歌曲还实现了党对抗战方针策略的宣传,如《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及至后期在延安,冼星海更是进入到了创作的巅峰期,谱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时代经典。

可以说,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最直接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中,也就是将抗战的思想、文化、理论普及于广大群众,而这也是冼星海这一时期创作的价值追求。冼星海曾说,“在巴黎七年,亲自感受过劳动的生活,并参加过国际的工党会议,当时思想突变,坚决同情共产党。回国后,参加救亡运动,提倡大众化歌咏,鼓吹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使歌咏运动能够配合现在的抗日、反侵掠、反汉奸的政治趋向,来完成民族解放,达到日本帝国主义”。④

冼星海的歌曲作品由于易记易唱,易于被群众接受,因此带有典型的大众化特征。更为深刻的是,冼星海同时又认识到,“过去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效果和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群众所唾弃。因此,‘量’与‘质’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用。”⑤因而,他的创作十分注重艺术性,有意识的将西方现代作曲技巧与中国传统民族风格相融合,创造出极富个性的艺术作品,而这种独具风格的艺术性恰恰又奠定了其作品大众化的坚实基础,促成了作品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与传唱,也使之成为音乐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有力推动者。

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冼星海的创作就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对于民歌的认识,他认为,“‘民歌不一定是伟大的音乐,却一定是人情的音乐。’我们是人民,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关系,也不能脱离阶级、党派立场。所谓人民,也是有他的国际性的,不是狭小的。我们研究民歌的出发点,必须着眼于民族,因为民歌是人民的歌”。⑥ 为此,他积极吸收利用民间音乐,从中寻找创作素材。《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就明显借鉴了陕北、山西的民歌旋律,显现出浓郁乡土气息。《生产大合唱》中的《二月里来》也是一个“江南风味很重的曲子”,充满了民族的风情。同时,中国传统的五声性旋律也常被冼星海作为主题旋律创作,以五声音阶为主,接近民族调式。如《保卫黄河》中,作曲家采用了十分民族化的下行小六度音程,颇具个性化。

当然,冼星海对作品的艺术追求非常自觉,他曾提出,“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作风,这就是吸取欧美进步技巧,利用中国固有喜见乐闻的旋律,用简单和声配以中国和西洋乐器,尤其多用打击乐器,使作品本身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⑦他的作品正是通过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主动、巧妙的借鉴,并使之与中国本土的旋律曲调相融合,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在《黄河大合唱》等多声音乐中,冼星海运用了较多复杂的复调技巧,如双调性、对位写作、卡农运用等,产生了十分动人的效果,而这在当时的延安乃至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河边对口曲》中,人们能感受到两个主题纵向交织所形成的双调性的色彩对比,它们既协和,又独立,形成歌曲发展的新动力。《保卫黄河》则是典型的声乐卡农曲,作曲家通过安排与主题旋律适宜的轮唱,将抗战的浓重的油画般的色调表现无疑。类似的较为新颖的曲式安排,如《黄河船夫曲》其一领众和的呼应形式,构成了听众对我国传统民歌中多声部劳动号子的回想,既展现了劳动人民的形象,也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的精神写照。

不仅如此,在歌曲创作传播过程中,冼星海更有着实践层面的自觉。他曾对自己提出要求:“首先要加强理论修养,尤其是马列主义艺术理论的修养。其次,要加强技巧的锻炼,利用完整的技巧,发扬和实现音乐的理论基础。再其次我们要从理论和技巧的基础去创作,大量的去创作以适应大众的需要。最后我们要利用歌咏的宣传力量,在抗战期中发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全国同胞的爱国热忱”。⑧为此,在抗战期间,冼星海一方面积极组织演出,一方面亲自教唱,举办歌咏大会,组织歌咏游行,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去推广、辅导群众歌咏,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当然,冼星海还十分注重对宣传干部的培养锻炼,这些无疑都是音乐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主张。

由此,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冼星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音乐领域的旗帜性人物,他的作品无论是人民性的精神内涵还是以其艺术性为基础的大众化特征,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内容与要求,又开创性地与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相贴近,对未来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观也有着直接的影响。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认识,我们既不能忽视音乐艺术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冼星海音乐艺术作品的贡献。

注释:

①周巍峙,《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03

②同上:22

③张闻天,《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0

④周巍峙,《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79

⑤同上,1989:37

⑥周巍峙,《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53

⑦同上:144

⑧同上:86

猜你喜欢

歌咏冼星海大众化
高理红
秋的歌咏
坐标式的“艺术高峰”——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读后
现代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质量观
冼星海等人应该是“国立音专”的优秀学生
从冼星海两部交响曲的创作看中国早期交响曲的结构特征
『互动式』是理论宣讲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滇池」
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