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重阳,姜 凯,张静文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重庆市两代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比较研究*

周重阳,姜 凯,张静文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本文从个体特征、流动变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三个维度来考察其就业的身份选择。分析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在本地流动的时间、每周工作天数、每月租房花费、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则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性别、每周工作天数、每月房租花费的影响。

重庆市；两代农民工；就业身份

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正在不断增加，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7 395万人，而重庆农民工总量达到746万人，其中29岁及以下的占31%，30岁到40岁的占26.7%，41岁到50岁占28.1%，51岁到60岁占10.8%，61岁及以上占3.4%[1]，由此可见，重庆市新一代农民工已占据重庆市农民工数量的一半左右。

学者研究发现，就业身份是造成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差异。雇主、自我雇佣者、管理者的收入要普遍高于务工者(李忠建，2013)[2]，自雇者比受雇者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方面要有优势(邹宇春,敖丹，2011)[3]。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民工就业的基本趋势正在由受雇就业逐渐转变为自雇就业(万向东，2008)[4]。郭琳,刘永合(2011)通过2006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发现人力资本对其改善就业身份有显著正相关[5]。纪韶,刘德建(2015)研究发现，在本地工作时间越长成为雇主的可能性越大，新一代农民工职业追求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是其就业身份成为雇主的可能性要低于老一代农民工[6]。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将从个体特征因素、流动变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三个方面来比较探讨重庆市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的共性与差异性。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支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婚育情况与计划生育服务、社会融合与服务。本文仅采取了重庆市九龙坡流入人口的数据作为研究，流入的样本总量为960份。在960份样本量中又选取了862个样本作为农民工样本，并将1980年作为分界，80前作为老一代农民工，80后作为新一代农民工，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样本量为578份，新一代农民工样本量为284份。本文数据均通过SPSS19.0统计。

二、两代农民工的描述性分析

表1 两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市老一代农民工与新一代农民工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除了性别构成上，其他在婚姻状况构成(X2=220.77,p<0.000)和教育程度构成(X2=152.693,p=0.000)流动原因(X2=360.865，p<0.000)流动时间(X2=39.604，p<0.000)等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别。

2.从性别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农民工男性有342人，占比59.2%，女性有236人，占比40.8%。新一代农民工男性有153人，占比53.9%，女性有131人，占比46.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男性农民工要明显多于女性农民工，这可能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性质有关。在新一代农民工中女性占比比老一代农民工增加了5.3%，原因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中的女性需要照顾家庭与儿女，去外地工作的机会较少。

3.从婚姻状况来看，老一代农民工中有配偶的有532人，占比92%，无配偶的有46人，占比8%。新一代农民工中有配偶的有133人，占比46.8%，无配偶的有151人，占比53.2%。从中可以看出，老一代农民工中有配偶的占比要远远大于新一代农民工，原因在于老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收入去抚养下一代，为下一代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新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是结婚和抚养下一代的双重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双重压力将会愈加突出，这可能是造成新一代流入人口对工资期望值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

4.从教育程度来看，老一代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有1人，占比0.2%，小学135人，占比23.4%，初中313人，占比54.4%，高中72人，占比12.5%，中专19人，占比3.3%，大学专科33人，占比5.7%，大学本科4人，占比0.7%，研究生1人，占比0.2。新一代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有4人，占比1.4%，小学0人，占比0%，初中121人，占比42.6%，高中77人，占比27.1%，中专37人，占比13%，大学专科30人，占比10.6%，大学本科15人，占比5.3%，研究生0人。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新一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新一代农民工占比老一代占比分别高出14.6%、9.7%、4.9%、4.6%。新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2年。

表2 两代农民工流动特征

5.从流动范围来看，老一代农民工跨省流动的有174人，占比30.1%，省内流动的有404人，占比69.9%，新一代农民工跨省流动的有83人，占比29.2%。省内流动的有201人，占比70.8%。说明老一代农民工与新一代农民工都偏向于在本省流动。

6.从流动原因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务工经商有543人，占比93.3%，随同流动的有10人，占比1.7%，婚嫁、拆迁等有25人，占比4.4%。新一代农民工务工经商有97人，占比15%，随同流动有20人，占比7%，婚嫁、迁移等有167人，占比75.9%。其中在务工经商占比中老一代农民工高于新一代农民工78.9个百分点，在婚嫁、拆迁、学习占比中新一代农民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71.6个百分点，说明老一代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而新一代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婚嫁、拆迁、学习等。

7.从流动的时间来看，老一代农民工流动时间在3年及其以下的有152人，占比26.3%，4～5年的有144人，占比24.9%，6年及其以上的有282人，占比48.8%。新一代农民工流动时间在3年及其以下的有127人，占比44.7%，4～5年的有77人，占比27.1%，6年及其以上的有80人，占比28.1%。其中流动时间在3年及以下的新一代农民工要高于老一代18.4个百分点，流动时间在6年及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要高于新一代农民工20.7个百分点，说明新一代农民工的流动性更强，老一代的农民工稳定性更强。

8.从表3可以看出，老一代农民工与新一代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方面并没有显著性差异(X2=10.575，p=0.102>0.05)。老一代农民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有72人，占比12.5%，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152人，占比26.3%，签订一次性工作合同的有7人，占比1.2%，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有160人，占比27.7%。新一代农民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34人，占比12%，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有102人，占比35.9%，签订一次性工作合同的有3人，占比1.1%，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有61人，占比21.5%。老一代农民工与新一代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占比均超过20%，说明企业和劳动者均存在忽视劳动合同的情况。

表3 两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表4 变量定义及赋值

三、两代农民工就业选择身份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依据变量的特点对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logistic回归模型多用于多因素影响的事件进行概率预测。回归模型公式为：

其中，p表示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1-p为就业身份为雇员的概率，χ为自变量，χn表示第n个自变量，c表示回归常数，β1,β2,…,βn表示因变量对应于χ1,χ2,…,χn的偏回归系数，μ表示误差项。

(二)变量定义及赋值

本文选农民工的就业身份为因变量，就业身份分为雇主(包括自营劳动者)和雇员，雇主赋值为“1”，雇员赋值为“0”。将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在本地流动时间、每周工作天数、每月房租花费、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我为自变量。

(三)重庆市两代农民工就业身份的回归分析

表5与表6分别是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模型一包括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变迁因素，包括流动范围和在本地流动的时间，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每周工作天数、每月租房花费、有无签订劳动合同、与本地人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与本地人的互动关系用“认为本地人愿意接受我为其成员”代替，其认知程度分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4个层次，4个层次代表了与当地居民联系的强度。

表5 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

2.*p<0.05；**p<0.01；***p<0.001

伪决定系数是判断模型效果的指标之一，表5和表6统计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三个模型的Cox& SnellR方和 NagelkerkeR方两种伪决定系数，老一代农民工三模型Cox& SnellR方值分别为0.013、0.064、0.264， NagelkerkeR方值分别为0.018、0.088、0.361，新一代农民工三模型Cox& SnellR方值分别为0.111、0.116、0.250， NagelkerkeR方值分别为0.170、0.177、0.381，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拟合系数都呈上升趋势，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来越好。老一代农民三个模型-2的对数似然值分别为750.871、720.362、581.684，新一代农民工三个模型-2的对数似然值分别为269.510、268.007、221.371，-2的对数似然值都呈下降趋势，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越来越强。

表6 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

2.*p<0.05；**p<0.01；***p<0.001。

模型一主要是对农民工群体自身因素的分析，模型一主要包括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3个因素，在没有加入其它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从模型中可以看出，老一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中的婚姻状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就业身份成正相关。新一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中婚姻状况与性别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就业身份正相关。在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中，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减少4.9%，有配偶人士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比无配偶人士高出将近一倍，男性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比女性高18%。在新一代农民群体中，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减少4.7%，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相似。有配偶人士比无配偶人士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高出130%，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4.9%，在性别方面，新一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男性是雇主身份的概率更高。

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特征因素，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中流动范围与在本地流动时间在0.1%的水平上与就业身份显著相关，且就业身份与流动范围成负相关。跨省流动人士在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是省内流动人士的0.516倍，在本地流动时间每增加一年，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会增加10.9%；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比省内流动农民工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高23.2%，比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低28.4%。随着在本地流动时间的增加，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增加2.5%。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经济关系因素。在老一代群体中，每周工作天数、每月租房花费、有无签订劳动合同在0.1%的水平上与就业身份显著相关，“认为本地人愿意接受我为其成员”在1%的水平上与就业身份显著相关，其中有无签订劳动合同与就业身份为负相关，其余为正相关。随着每周工作时间的增加，其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增加0.622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人士比签订劳动合同人士就业身份为雇主概率高75.5%，赞成“认为本地人愿意接受我为其成员”这一观点的，其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会增加0.42倍；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每周工作天数和每月房租花费在0.1%的水平上与就业身份显著相关，而有无签订劳动合同与“认为本地人愿意接受我为其成员”与就业身份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新一代农民工群体随着每周工作天数的增加，其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越大，增加0.92倍，当每月租房花费增加一个单位，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相应增加87%。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士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士相比，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减少48.3%，对“认为本地人愿意接受我为其成员”观点赞同度越强，其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概率越大。

四、结论

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特征的因素、流动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不同群体的就业身份影响因素不同。从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自身因素方面，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婚姻状况与就业身份显著相关，而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在婚姻状况与性别上都与就业身份显著相关，且婚姻状况与性别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对就业身份的决定更加明显。在流动特征方面，老一代农民工在流动范围与本地流动时间上对就业身份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在年轻一代农民工中并不显著。在社会经济方面，每周工作时间、租房花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认为本地人愿意接受我为其成员”因素都对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中只有每周工作时间、租房花费对就业身份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1] 吴薇薇.就业形势稳定 收入平稳增长——2014年重庆农民工流向特点和从业特征分析[J].重庆统计，2015(3):22-24.

[2] 李中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就业身份与收入差异——基于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J].经济经纬,2013(5):30-34.

[3] 邹宇春,敖丹.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5):198-224，245-246.

[4] 万向东.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条件与效果[J].管理世界,2008(1):63-74.

[5] 郭琳,刘永合.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京就业者的比较[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1):11-16.

[6] 纪韶,刘德建.农民工职业层次分化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2013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调研世界,2015(11):32-35.

(责任编校：杨 睿)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Employment Identity Choice of Two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ongqing

ZHOU Chong-yang, JIANG Kai, ZHANG Jing-wen

(SchoolofSocietyandPublicAdministration,Chongqi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Chongqing400067,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oice of the employment identity from such three perspectives as individual feature, flowing and changing factor,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ment identity choice of the elder-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mainly affected by marriage status, flowing scope, flowing time at local place, working days per week, house-renting cost per month, working contract or without, and acceptance of local people while the employment identity choice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chiefly influenced by marriage status, gender, working days per week, and house-renting cost per month.

Chongqing; two-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employment identity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1.005

2016-10-09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0YBZH54)“重庆市农民工择业行为实证研究”；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yjscxx2016-060-42)“重庆市五大功能区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研究”

周重阳(1965—)，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姜凯(1990—)，男，山西长治人；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张静文(1992—)，女，安徽马鞍山人；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

D422.7

A

1672- 0598(2017)01- 0032-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