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张宇：我与戏曲一见钟情

我三岁时听京剧，莫明其妙地就跟着哼唱，母亲第一次听我奶声奶气地唱“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着实被吓了一跳。从那以后，我就“收”不住了——京剧、越剧、粤剧、黄梅戏、豫剧、川剧……所有的戏曲，我都由衷的喜爱。

青少年时，我特别想当一名戏曲演员，和其他有着绮丽梦想的女孩儿不太一样，我对柔美的青衣或花旦不太感兴趣，反而觉得唱小生或者老生，这种跨性别的表演更能抓住行当神韵。当然，后来我没有做成演员，只是按部就班地读书，第一学历是英语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语言学的方向，跟戏剧简直是隔山隔水的距离。

幸好，母亲深深地理解我对戏剧的热爱，大学毕业之后，她支持我追寻自己的梦想，这是我能走到今天的最根本动因。自此，我的求学生涯、事业发展、研究方向，基本都在以中国传统戏曲为内核，向外蔓延。硕士我攻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做明末清初遗民戏曲文学研究，读博时，我又跑到昆曲的发祥地苏州，做昆剧新编戏与改编戏的研究。虽然，目前我在大学里任教，但是心里总是跳动着一小撮创作的火苗，且随着我对戏曲的了解越烧越旺。

几年前，我因写作博士论文结识了北方昆剧院的编剧王若皓老师，跟他谈起这个题材，他听后很感兴趣，并在整个剧本的创作中给予了我大力的指导与支持。

其实，我的创作初衷特别简单，就四个字——不忘初心。所谓时位移人，知识分子也会因为时移势易而对自我产生认知偏差。我以《飞白赋》为生发，不仅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蔡邕创造了这一书体，更重要的是想以此为意象，表达一种人生留白，进退有度，不忘初心的初衷。

在创作过程中，我想解决几个问题，比如貂蝉这个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很多人都认为，貂蝉本身就是一个虚构人物，是不存在的，但是她却鲜活地出现在了我的剧作中。梨园行里有句老话，叫“一窝旦，吃饱饭”，大意是说，戏曲里有旦角是会比较好看。视觉美好，行当丰富，唱腔有变化，会让一出戏更出彩儿。另外，我还考虑到曹操的定位问题。根据以往的惯例，人们对于戏曲中曹操的刻板印象就是大白脸。可是，此时的曹操还没有成事，他刺杀董卓未遂，是一个正在奔前程的小青年，与蔡邕亦师亦友，这样的一个曹操要如何定位？就需要编剧去深思熟虑，考虑他的行当，他的表演，他的唱词，他在整部剧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为后来他成为曹丞相后，花重金赎回蔡文姬埋下伏笔。

很多人会说，这一幕是王允与蔡邕同台，两个老生同台飙戏，不走寻常路啊！我想，这大概就是作为编剧最过瘾的地方，戴着镣铐跳舞，在尊重艺术特质的大前提下做一些尝试与突破。我个人认为蔡王二人的关系，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概括起来很合适——相爱相杀。他们俩不是私仇，某些方面王允是佩服蔡邕的，蔡邕是一个才子，精通书法、作赋，还懂得金石，制作焦尾琴，很有音乐才华。所以，在才情上，王允是敬重蔡邕的。因此，我编了一段他要找蔡邕为他做诔文的戏，表达他对才情的认同，与对其文坛地位的敬重。但是，王允除了是个知识分子之外，还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做出决策。他斩杀蔡邕于国不利，于仕林不利，但是于已有利，这也是为什么蔡邕最终会“意料外、情理中，亡于牢监”。

我觉得这部戏有几点创新：

首先，我们以古老的艺术形式，倾注了颇具现代意味的思考。这个题材没有人写过，这本身就是一新。

其次，在形式上，两个老生同台，这在京剧舞台上也是罕见的，我们就想通过这种貌似舞台很单调的情况下，以流派之美去塑造一个人物的形象与性格。蔡邕这个角色，我写的时候是按照言派来写的，剧作的作曲老师也十分认同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因为客观原因，目前演出时还没有把这样的创意呈现出来，但是希望以后会还原我们的创作初衷。

第三，我们在剧中建立了双重禁锢，一是软禁之地，一是心中牢狱。

第四，我们的创作团队十分年轻，以80后为主，其中一位主演还是90后。我们热爱戏曲，崇尚传统，尊重舞台，乐于创作。我觉得这部戏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携手努力，而后继人才的兴盛，恰是对传统艺术最好的致敬。

《飞白赋》是我的第一部戏曲作品。创作中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处理蔡邕、董卓与王允之间的关系，由此体现出在乱世之中的知识分子，尤其为官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审视，这种自我审视要多于对环境的拷问，所以才有了《生祭》这场戏，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场戏。我认为这个故事的最惊艳之处在于它的“说不清楚”，因为这恰恰体现了同类人彼此之间的欣赏、互助、提防以及破害，从而凸显出人性的复杂。虽然是戏曲、有脸谱，却并没有把人物过于扁平化，复杂恰是其精彩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