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宣

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非常响亮，叫李贽。

在滇中大地上，有一座桥非常有名，叫李贽桥。

李贽的名字之所以响亮，是因为他有一段特殊的从政经历，并由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和观点。它的思想光辉如同夜空中的一颗明星，在中国思想史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李贽桥，之所以有名，不仅是他曾经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还承载了思想家李贽的精神品格而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其实，李贽桥，也就是一座普通的双孔石桥。它坐落在姚安县城以西的连厂河上。说它普通，是说它没有特殊的建筑工艺，更没有采用什么高贵的石材。因它坐落在连厂河上，建桥之初，名称就叫连厂桥。又因它是李贽在姚安任知府时建的，后人为了纪念李贽的功德，因而才将连厂桥改称为李贽桥。

虽说李贽桥普通，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连接的却是一条不平凡的路。这条路就是中国古丝绸之路通往西南地区，然后连接中国与印度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叫做越巂古道。这条道，远在先秦至秦汉之际就已经开通了。张骞出使西域，到了印度，他惊奇地发现当地竟然销售着我国四川、云南一带才有的特色产品。回国后，他将这个信息如实作了汇报。汉武帝闻讯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向辽远的西南地区。就这样，越巂道，原本是民间通道就被开通为国道，这是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再通往南亚、西南亚的出境通道。有了这条道，汉武帝的千军万马就由此涌到了西南，西南就出现了一个益州郡；有了这条国道，西汉王朝的商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进出出。姚安，地处越巂古道上，是“出滇入川”的门户之地，从四川过了金沙江，来到姚安，往东可以进入滇中腹地，到达昆明等地；往西，可以前往滇西，再往前，当然就可以走出国门了。姚安具有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作为具有宏大气魄与眼光的皇帝，又怎么会关注不到呢？于是，他用手指在地图上一比划，益州郡就有了弄栋县。弄栋，就是今天的姚安。虽然现实的姚安不能与那是的弄栋相等同，但弄栋县的核心区域就是姚安，因为，越巂道进入云南后的枢纽位置就是姚安。悠悠越巂古道，不知有多少桥梁连接，李贽桥只是其中的一座，它与其他许多的桥共同连接了越巂古道，使越巂古道得以顺利畅通。

因而，李贽桥虽然平凡，但作用却不可小觑。它自建成之日起，便与河堤、道路融为一体，没有高下之分，共同承担起越巂古道姚安段的泄洪、连接的重任。虽然它的历史年轮，他的宏伟壮观，自然难与赵州桥、卢沟桥之类抗衡，但它所发挥的历史价值却一点也不逊色。李贽桥建桥四百多年，跟越巂道的历史相比，是短了许多，但仅从桥的角度看，其实已经不算短了。在四百多年的风雨沧桑里，就是因为有了这座桥，就让那么多东来西去的商贾、马队，那么多出滇入滇的官吏、文人、军队，还有那么多过往于此的农夫，无论是风雨霜雪，或是阴晴圆缺，都能在姚安境内畅通无阻，这是多大的便利啊。

其实，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我一直在想，这座桥为什么叫李贽桥？这一定是后人这么叫的。那么，后人有为什么要将这座桥称之为李贽桥呢？这恐怕不单单只是因为它是李贽建造的这么简单。否则，赵州桥是李春设计并负责建造的，后人为什么不叫李春桥呢？按常理说，作为一个四品知府，要建一座这样的桥并不难，也值不得称道。但在李贽，确实很难。人们都知道，李贽岂是一个攀求仕进，心系利禄的蝇营狗苟之辈？他于财物与心性之间，更加看重的是精神世界的充裕和富有，因而一生不为利禄所累。这一点，只需要从他一生的经历就可以略见一斑。他本是一个苦出身的读书人，中举之后，就不想继续参加会试。想想看，在那个功名决定命运的时代，仅凭一个举人身份，就想在官场上混得高官厚禄，那只能是痴心妄想。所以，自二十九岁踏入仕途，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时间，由北京到南京，路走了不少，位子调换了好几个，可挪来挪去，都是一些冷板凳，且材质一般都不高，别人也不大喜欢。对于这样的人生境遇，李贽当然是心知肚明，也安于现状，没有过多的奢望。反正，冷一点，落得清闲，清闲了好读书做学问；冷一点，无非就是生活艰苦一点，用度拮据一点，只要能有张床能睡觉就行，有碗饭吃就行，有张书桌能写文章就行。

万历五年，即公元1577年，李贽外放姚安知府，应该算是提拔重用。在一般人看来，这对于改变他的人生命运和境况来说，应该是一次机遇，人们不是常说“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但他好像没有表现出多少惊喜。他知道，相较于内地，远在西南边陲的姚安，彝汉杂居，民风淳朴，却发展滞后，又有战争、匪患等人祸，有干旱、瘟疫等天灾。等待他的是嗷嗷待哺贫民百姓。要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做知府，李贽怀揣着自己的想法。于是，当他拖家带口离开南京，来到湖北黄安，他就将子女托付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好友家，只带着糟糠之妻来到姚安赴任。就凭这一点就足以看透他的心迹。他不想藉此在姚安捞取更多地东西，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任期内更多地关心一下百姓的疾苦，更多地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因此，当他来到姚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姚安现状后，心里别有一番滋味，情之所至，驱使他提笔挥毫，即兴在姚安府衙楹柱上题写了一副对联，叫做：“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李贽出生寒微，虽身经宦海若干年，仍然难改平常人的本性。此时虽身居太守，却还是摆不出官架子，也从不高高在上。他喜欢与姚安的士民工商、老弱妇孺、僧俗名流交为朋友。他与他们相处，分不清谁是官，谁是民。一旦别人遇到三灾八难，他一般不会袖手旁观，总得要解囊相助。正是这样官民不分的人际关系，让他了解了社会，知道了社会“疮痍”的病根所在，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在它看来，当权者对人民的管理要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对社会不干涉或少干涉，社会才会平安无事，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所以，在姚安三年，他为政清简，不讲排场，不多事，不扰民。这样，官，就自然当得轻松。于是，他就有时间办书院讲学育人启民智，有时间去德丰寺、龙华寺、妙峰寺与高僧大德讲禅论佛，也有时间出远门拜会诸如李元阳这样的云南名儒，与他们谈文论道与诗酒唱合。

这样为官，姚安名百姓是高兴的，却着实苦了这位姚安太守。不过，李贽的日子是过得清苦些，但他却很乐意，很满足。为什么说他很满足？你只要读一读他题写在姚安府衙的另一对楹柱上的联语便知道。他是这样题写的，叫做：“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看看，这就是姚安知府李贽的情怀。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怀，官位的升迁，利禄的多寡，并不重要。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怀，做官无私利，身心天地宽。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都无牵无挂。所以，三年任期还不满，他便递上一纸辞呈，便托疾挂冠，不再贪恋权位。百姓知道了，纷纷前来送行。他一一告别这些真情的衣食父母，两袖清风，拂袖而去。身后，仅有一个姚安籍的弟子为他挑着一担书籍，跟随其后。你看，他才走得多潇洒，多坦然。

需要说明的是，前边说他主张为政不多事，不扰民，并不是说他不作为，不为民做主。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善于为民办实事的有为之官。他的真心为民办事，是让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而不是说一样，做一样。这一点，志书已记载得很清楚。只不过，他所办之事，都是顺服民意的，是民众想办而办不了的。本文说的李贽桥，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此前，连厂河上也有桥，年久失修，洪水一来，便毁了。桥毁而洪流不断，使得过往商旅、马帮，境内人员的过往就成问题。在姚安期间，他是亲眼看到、也亲身感受到连厂河上没有桥的滋味的。因此，尽管囊中如何羞涩，他也要竭尽所能在连厂河上造一座桥，一座禁得住风吹雨淋和洪水冲刷的桥。李贽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再怎么困难，也要把“万家疾苦总关心”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是一个对自己近似苦行僧，而对百姓却视若父母的有为者的情怀，一个不太遵守官场规则的“异类”官员的情怀。能这样做的人，当然也就能真正获得百姓的拥戴和赞许。这也难怪，当他挂冠而去之时，姚安府满城的士民都赶来与他依依惜别。试想，这样的送别场面是何等壮观！何等真诚！也是何等的感人！

现在，李贽桥虽已退出了公路交通的历史舞台，却被人们当做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物。的确，它是李贽留给姚安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人们珍视。然而，更值得珍视并且需要发扬光大的，应该是李贽桥所蕴涵着的那种情怀和精神。

雪君铜像

文化馆收藏着一尊珍贵的铜睡像，姚安人称为睡佛。

在姚安人眼里，睡佛具有神奇魔力。说是身上哪个部位疼痛，就去摸一摸睡佛的相同部位，你就不疼了。是否真有此功效，倒是无人验证过，但睡佛的额头、膝盖等多个部位被摸得格外锃亮却是事实。

这尊睡佛工艺精良，造型独特，寓意深刻。他头枕酒葫芦，发髻高挽，面容清廋，紧闭双眼，酣然而睡，双手分别抚摸双肩，肚囊袒露，双膝凸起，双脚交叉，从整体上构成一个“安”字形，展示出平安祥和的寓意；在酒葫芦和右膝同一边，分别镌刻着两段铭文，是对睡佛内涵的最好解读。

这两段文字是：

有酒不醉，醉其太和；有饭不饱，饱得潜阿。眉上不挂一丝丝愁恼，心中无半点烦嚣，只是一味黑甜，睡到天荒地老。

屈子曰：众人皆醉，我独醒，夫夫人也，而反是不中山之酒，睡则千千日，不靡盬乎王事，不劳困其肌骨，胸中贮有烟霞。

其实，睡佛并非佛。他是以一个真实的人物范本铸造的。这个人物就是高奣映。因为他的字叫雪君，因此这尊铜像就叫雪君铜像。关于这尊铜像的用来，民间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讲的是高奣映弃官以后，来到和平宁静的结璘山精研学问，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一天，有个铸造师，为了增加文化素养，慕名来到结璘山，一定要拜高奣映为师，态度非常虔诚。高奣映给他出了一道题，若能解，就收，不能就走人。什么难题？就是要铸造师为他高奣映铸造一尊铜像，条件就是能够让高奣映满意。这样一道题，对于一个铸造师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铸造师立马着手解答这道题。他开始观察高奣映的外貌特征和一举一动，然后画成草图，送给高奣映审阅。可是，高奣映不置可否。铸造师只得再观察，然后再画，如是者再，都被一一否掉。铸造师这才感到压力，心想，莫不是大师要成心刁难不成？时间一天天过去，铸造师还是没有画出满意的图纸，心中甚是郁闷，就一个人独自散步，走着走着，不觉走到高奣映卧室窗外，心生好奇，想要知道令人敬仰的大师此时在室内做什么，却又不便进去，就走近窗户，用手指添了一点唾沫，戳穿了窗户纸，将一只眼睛凑上去往里瞻望。这一望，不禁让他有些惊愕，原来，一个才高八斗的大学问家，睡觉休息居然是这么个睡法。于是，灵机一动，一张睡像草图很快交到高奣映手上。本来，铸造师之所以这样画，是因为之前的图纸多次被否掉，心中有点不快，只想借画草图让大师出一点难堪，并不奢望图纸获得通过。哪知高奣映看后竟然非常满意，高兴地收下这个学生，还亲自在睡像草图上加了上面两段文字。

高奣映何许人？云南高氏土司第五十二代传人，字雪君，生活的主要年代是清朝康熙年间。有“川滇大儒”之称。他一生热爱读书，博览经史，学贯古今，著书八十一种，学术研究涉及经、史、子、集，对儒、释、道典籍都做过精深研究，又能融会贯通，思想深邃，颇有创见，敢于挑战宋明程朱理学，具有独立思考的哲学思想；他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创办私学，培育人才，就教者遍及滇川两省，所教学生中进士二十二人，举人四十七人。高奣映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就使得云南的思想文化教育，在明末清初思想文化异彩纷呈、学者、大家灿若星辰的百花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那一时期，云南能产生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有历史原因的。

高奣映，是高氏家族经过千年发展孕育出来的优秀子孙，也是云南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氏家族，在云南是不一般的名门望族。高氏家族地位之崇高，实力和影响之大，在云南及其少有，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高氏家族的这种显赫地位，在国学大师赵鹤清的诗句中，作了恰如其分地概括，叫做：“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

高氏家族在大理国时期，能够达到家族发展的巅峰，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整个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与大理国国王段氏家族的关系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话还得从大理国建国说起。高氏家族第二十七代传人高方，帮助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受封为岳候，由此开启了高氏家族在大理国中世代为侯为相的先河。也真怪，想当年段思平夺取政权之时，是何等勇武善战，又是何等的机智善谋。何曾想他的后代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个个软弱无能，既无主义，又不能驰骋疆场，如同敷不上墙的泥巴。而高家子孙，却又是一代比一代强，既能运筹帷幄，又能征善战。所以，大理国中，只要稍微出现一丁点儿状况，这段姓国主就拿不定主意，做不了主。而每每遇到这样的时刻，能挺胸站出来的，往往是这老高家的子弟。想想也真是，好端端一个国王骑马出游，竟然会马失前蹄，若不是高家子弟救驾及时，还不知摔成什么样子？其他的事就更不好说了。大理国共立国百多年间，总体上平安无事，但也发生过几次叛乱，但每一次，都少不了要高家人出来力挽狂澜。面对强势的高氏家族，这段家的国王，却总是振作不起来，虽然身在王位，却心惊胆战，如履薄冰。更有甚者，要么让位、要么遁入佛门，丢下一摊子国事，谁爱管谁管。好在高氏家族还懂得忠孝节义，懂得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能够始终与段家保持着君臣关系。即便是段家一时没有合适的当家人，由高家代为效劳，过不了两年，还是又客客气气地将王位还给段家，自己还做原来的那把交椅。对于这一点，尽管史学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值得赞许的。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中原王朝，早就取而代之了，哪还有心思屈尊下位；抑或，既已当仁不让，哪还有换回去之理。

当然，段家这样倚重高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高家的每一次重要护驾行动或是平息内乱，亦或是册立新主，都免不了要对高氏子孙进行一次封赏，三百年下来，整个大理国，不独朝中实权尽归高氏，就连地方领地，也除较小范围仍姓段以外，大多数地区都成了高氏家族的封邑。

还有一件事情是不能不说的。大理国是在南诏国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自南诏至大理国，凡五百年，虽然总体上都承认与中原王朝存在君臣关系，但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则是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领导，由南诏大理国自主管理，自行其是。这就从宏观上失去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结果是严重制约了云南的发展与进化进程。但南诏大理国之所以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是有其存在的主、客观原因的，我们不必苛求。好在在那个时段里，能够主宰国之命运的权贵们总算没有放弃对中原王朝的尊崇与认可，没有放弃对中原文化的重视与吸收，这就使得华夏文明在南诏大理国这个佛教盛行的“妙香国”里没有被挤走，而是并行地获得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色彩。由于文化的血脉没有断，云南的根就始终扎在中华民族的土壤里面。在保持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与沟通过程中，高奣映的祖先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

时代发展到了忽必烈时代，随着蒙古铁骑的到来，自主管理的云南回归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是云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此时的高氏家族，虽没有了过去的显赫地位，但他们散布云南各地，手握一方实权，仍不失为主管一方的土皇帝。今天的光禄古镇，还保留了一座元明朝时代的姚安军民总管府。透过这座府衙的规模和气度，你可以感知到昔日姚安高土官是何等威风。

然而，明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姚安，还是府一级建制，但主官已换成朝廷命官，高土官变成了“土同知”。这一变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地位变低了，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没有了；另一方面是文化水准上出现了危机。朝廷命官，一般都有较高学历，也很富有才华，还不乏有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这是土官很难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央文教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原和南方移民大量迁入，姚安文化教育大规模发展起来，地区汉文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很多的人，虽然不是豪门大族，但凭着寒窗苦读，成为饱学之士，亦可以求得功名。有了功名，就不怕改变不了命运。事实正是这样，在高奣映之前，姚安就有了一批具有进士、举人身份的优秀人才出现。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这种新变化，实际上是对高氏家族形成了的冲击和挑战，这就使得一向孤傲不凡的高氏家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压力。重压之下，高氏家族若不振作起来有所作为，那将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怎么振作怎么有所作为呢？政治地位基本上已被朝廷固定了，没有多大发展空间，而最有文章可作的当然也就是文化教育。在这一方面，高氏家族最有潜力可挖，也是最有得一拼的了。这样，高氏家族在政治地位下降的情况下，又找到了文化上的自觉，结果是高氏家族虽然失去了祖宗的荣耀，但也迎来了文化上的尊崇。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个曾经与李贽共过事的高金宸，不是受到李贽的夸赞了吗？能得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学问家亲自撰文赞誉，说明高金宸的学识不会太差。接下来，高奣映的爷爷和父亲们，在文化上，甚至文学艺术上，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不仅注重学习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还喜欢收集天下文书，久而久之，竟然收藏书籍无数，因此就在高府后花园的结璘山建了藏书楼，来收藏数不清的图书，真可谓是汗牛充栋呀。有了这一代接着一代的家学渊源，有了一代接着一代的书籍收藏，就为一位卓越人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营造了氛围，创造了条件。

当然，上面讲了这么多高氏家族的发展史，只是说高奣映之所以成为优秀人物，是有家学渊源的。当然，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他自己。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

高奣映天生禀赋较好，自小喜爱读书，喜爱文化艺术。有史料记载说他天资超群，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还说他博闻强记，反应敏捷，议事说理，能切中要害。因此传说他能“双目贯日”，即双眼直视太阳，能看清太阳里的东西。这显然是过分夸张的话，无非是说他看问题看得准罢了。但有一个故事能说明他从小就对艺术品的喜爱却是真的。讲的是高奣映小的时候常到外公家玩，临回家时，外公问他要什么就送他什么，他什么都不要，就爬到一只汉白玉石狮上骑着就不下来，外公明白他的意思，就将这一对石狮子给了他，还派人送回到姚安高府。这对狮子现在安放在姚安德丰寺内，已成为珍贵文物。他的外公就是丽江木府土司，也就是电视连续剧《木府风云》中的那个木增。

饱读诗书，博览经史，精研学问，著书立说，对于高奣映来说，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有这个条件。

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好好地放着姚安土司不做，却要跑到偏僻遥远的结璘山里做学问、办教育，这的确需要有一点独特的人格精神和学术勇气的。本来，高奣映是可以做一个有为的官场人物的。这方面的才能，还在他辞官之前就已充分展现。他曾单枪匹马地平息会川土司叛乱，他能在逆境当中分得清是非，他还凭借无比的智慧和胆识消解了吴三桂余孽，为一方百姓赢得了安宁。然而，它却要放弃功名利禄，放弃灯红酒绿，远离官场，远离是非，做一个清清静静的读书郎和教书匠。一般人都会想，即便不当土官，要做学问，要办教育，就在姚安府城，或是光禄高府不也是可以的嘛，何必非要跑到山沟沟里去？那里虽然有高府的后花园，但毕竟地处偏远，夏天避暑可以，长期在此，未免枯寂冷凉。然而，高奣映来到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也就是他的后半生的大多数时间都交在这里了，真有点“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气概。

事实上，在这里，他并不枯寂，也不冷凉。你看，这里的牡丹花、丁香花开得多么艳丽，这里的烟霞多么迷人，这里的书声多么俊琅，这里的学术讨论多么热烈。无论是在教室，或是在宿舍，听他讲课，或是与他探讨问题，常常人满为患，室内没有立脚之处，便在门外窗外旁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盛况啊。他，就是乐意这样的生活。若是累了，可以举起酒葫芦，痛痛快快地喝个够，然后枕着酒葫芦，甜甜美美地睡他个昏天黑地；烦了，就布衣芒鞋，披襟岸帻，闲云野鹤一样地逍遥于山水之间，听山欢水笑，看云卷云舒。

身处这样的环境，迷恋着这样的生命状态，他还感到枯寂冷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