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



“重事”：章学诚的文史统合之道

林锋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作为“事件”的“事”，在章学诚的话语体系里占有重要位置。通过把史书视为对过往事件的叙述，同时将叙事文推为古文正宗，章学诚最终使古文与史在“叙事文”的层面得到某种程度的同一，从而统合文史。在这个过程中，浙东学派合史学与古文为一的经世之学对章学诚造成了直接影响，而中国史学“史以纪事”的基本取向及明清古文理论中叙事文地位不断上扬的趋势，则是他顺利构建这一模式的背景支撑。

文史学；事件；浙东学派；章学诚

作为“事件”的“事”，在章学诚的话语体系里占有重要的位置。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一书在论及章学诚史学时指出：“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①事实上，不惟论史，章学诚论文，也多在叙事的手法、通例、心术上用心。换言之，“重事”不仅是章学诚论史的一大特色，亦是其古文思想的一大宗旨。②而正如胡适所指出的，章学诚在本质上，乃是一个“文史家”[1](228)，打通、进而统合文史是他一生的为学旨趣，也是其用力所在。“事”在其史学和古文理论中都占据极重要地位，自然成为他沟通文史的一大关键。可以说，只有勘破章学诚有关“事”的内涵、源流、功用的复杂论述，我们才可能对他的文史之学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一、关于“重事”之“事”

与同时诸多学者类似，章学诚虽对盛行于宋明的天人性命之说缺乏真正兴趣，但在其思想中，“道”的地位仍然是根本性的。“史以明道”“文以明道”之类充斥于清人论述中的老生常谈，亦时见于章学诚的文章中。章学诚无意挑战传统，在他有关理学的话语言说里，仅有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他对“理无空言”的特别强调。《易教》(上)开篇即云：“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2](1)他对宋明儒者专门说理并不满意，直言“其异于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2](17)。因事明理本非惊人之论，但像章学诚般不厌其烦地论述，确属罕见。因为只有强调理无空言，章学诚才能为他论史说文时对“事”的重视取得合法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章学诚大力展开对理学话语的论述，远在其对史学、古文的产生兴趣之后，这是他先“重事”，而后才为“重事”寻找理论依据的有力证据。

章学诚论史说文“重事”，其例多有，如：

古文辞必由纪传进步。[2](693)

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2](415)

史以纪事者也。[2](426)

夫史为记事之书。[2](38)

前两例论古文，后两例涉史。讨论古文时所用“事”字含义基本确定——作为叙述对象的“事件”。有问题的是论史部分。虽然章学诚在论史时大量使用“事”字，但由于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及章学诚的刻意为之，这些“事”字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其内涵有微妙的差别。同著于1792年的《书教》三篇，就是这一区别最集中的展现。为求简捷，以下关于“事”字意义的讨论，将主要以《书教》为样本。其他地方的表述则必要时再加引用。

章学诚“事”的第一个含义，是作为本文论述重点的“事件”。《书教》(下)推崇“纪事本末体”有言：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2](38)

章氏于此处未阐明“事”的内涵。但检纪事本末体的发轫之作《通鉴纪事本末》，其题目自卷一至卷四十二，无一例外是历史“事件”。不惟《通鉴纪事本末》，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如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也都是以历史“事件”为叙述的基本单位③。章学诚在《书教》(下)中曾尝试修正“纪事本末体”的缺 陷，谓：

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2](39)

此即《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所说的：

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2](671)

其中反复致意的《圆通》篇今日已不可见，使我们无法窥知章学诚新型史著体例的究竟。但据这现存为数不多的表述看，则章学诚所谓创见，似在努力将所记之“事”由“事件”扩大到“事物”。“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都显示了其将“纪事本末”还原为“因事命篇”的洞见及野心。毫无疑问，他是明白“纪事本末体”之“事”仅指代“事件”的。

但章学诚“事”还有“事物”之义。此即《书教》(上)所谓“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之“事”。《书教》 (上)中，针对后代“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2](20)，章学诚驳斥道：

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到微隐约，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2](20)

《禹贡》言地理，《洪范》言五行，都非记载历史事件的篇目。但章学诚统统将其概称为“因事命篇”，足见其“事”所涉范围之广。这一说法在《书教》(下)中也能得到佐证：

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2](39)

在这里，“人事始终”“同类之事”与和历史事件有所差别的“典章制度”“一代之文”等被作为平行的概念截然划分。则章学诚论史之“事”有时只指“事件”，无法为“事物”笼括，又添一证。同时《尚书》“因事命篇”之“事”是指“事物”，转而得到有力的说明。

章学诚论史所用“事”含义既已辨清，即既指“事件”，又指“事物”。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证明，当章学诚以“文史之学”为出发点试图统合文史时，他所重视的“事”，是仅就“事件”一义而言？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章学诚“重事”思想的来源谈起。

二、章学诚“重事”思想源流考辨

章学诚的“重事”思想，直接来源是浙东学派的“史学以经世”传统。

章氏论学最重经世。所谓“史志经世之业”[2](407)“文章经世之业”[2](686)，一切的学问，都应以经世为其最终归宿。卒前一年，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勉力完成《浙东学术》，大力昌明“史学以经世”之意，显然有建立一方学统，并为自己寻求学术定位的意图。但正如余英时、山口久和所指出的，章学诚对“浙东学派”的阐述属于多种复杂动因下的事后建构，中间人物去取，并不完全以章学诚本人的好尚为基础④。比如作为该篇殿军的全祖望，章氏就是直到晚年才读完他的文集，且评价不高[3](35)。事实上，《浙东学派》提及的诸多人物，除了陆九渊、王阳明，其他人并不经常出现在章学诚的文字中。在浙东学者里，真正在经世热情及经世手段(史学)方面给予章学诚重大影响的另有其人，此即章学诚好友邵晋涵的族祖，邵廷采 念鲁。

章学诚对邵廷采，可谓极尽揄扬之能事，一则说：“《思复堂集》，全书只如一篇，一篇只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克运于指掌者。”[4](139)再则说：“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来，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2](819)考虑到章学诚对并世学人评价之苛刻，上述推崇可谓不同寻常。探究其中原因，除私人感情因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邵廷采学问宗旨、路径与章学诚的相近相通。邵廷采虽以“古文家”“史家”为时人所知，但按张舜徽的说法，“念鲁之学，主于经世”[5](165)。与万斯同、全祖望的专注经史不同，邵廷采一面写《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同时还著有《正统论》《学校论》，这些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意见的篇目，颇具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遗风。但邵氏终其一生都无缘仕途，无法通过行事实践自己的理论，只能将满腔心事付之史事议论。这与章学诚志在兼济而无奈托之于《文史通义》的写作，又何其相似。由于邵廷采与章学诚所属宗族道墟章氏渊源颇深，章学诚又幼承庭训，在早年就已接触到他的作品。所以，说章学诚在“史学以经世”上受邵廷采直接影响，不仅有本人的夫子自道及理论上的依据，也具备现实的可能。

但章学诚终于没将邵廷采列入“浙东学派”的谱系中。一则相比其他人，邵廷采确实显得声名不彰⑤；二则，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学问虽与邵氏有差别，但在由王阳明“事上磨砺”的具体实践转入“因事明道”的历史记载这一点上，他们有相通之处。作为王学后劲，万斯同的老师黄宗羲早年固以实践者的面目名动天下，就是全祖望的老师李绂，也毕生不忘经世之意。但到了万斯同、全祖望那里，因为政治环境、学术风气以及个人原因，对现实实践的强调逐渐被对以史为鉴的兴趣所取代。这就使他们和邵廷采在学术面貌上有了相近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学诚选择万、全二人作为浙东学派的代表，舍弃实际对自己影响更大的邵廷采，就是可以理解的一种选择。既然两者都是“史学以经世”，那么选择知名人物无疑更利于为自己的言论张本。

章学诚《浙东学派》的写作意味着他将自觉以史学作为自己经世之志的载体，王阳明理论中囊括一切的“事”至此被限定为史籍所载之“事”。但《浙东学派》所未曾提及的是，清代浙东史家亦多为当世著名的古文家。正是他们的双重身份为章学诚的沟通文史打下基础。当章学诚循着浙东学者的路数“因事求道”，其再三致意的“事”的内涵，便同时受到史家“史以纪事”以及古文家修史传统的影响。

(一)“史以纪事”

史本记事，是历来为中国史家所坚持的一个传统。《说文》云：“史，记事也。”[6]史书所记之事，包罗万象，自然更接近“事物”之意。但在中国传统中，史书其实一直倾向于对政治军事事件的叙述。章学诚曾敏锐指出，后世史学渊源在于《春秋》，并非《尚书》。而“因事命篇”的尚书与“年经事纬”的《春秋》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无定法”而后者“有定例”，有定例，则必然对史书内容的包容性有所损害。所以，当《尚书》折而入《春秋》，“因事命篇”的“事物”也就成了“年经事纬”的“事件”。章学诚在《书教》(中)的一段议论，指陈尤为剀切：“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和之，亦可明《书》教之无流别矣。”[2](27)一旦《尚书》之体被弃置不用，原先用“因事命篇”方式笼括起来的内容就会分流。而分流的结果，典章制度归“三礼”，事件的记载则入《春秋》。后人也许可以通过《春秋》考证那时的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但回到春秋本身，大部分还只是对事件的记录。作为史学渊源的《春秋》既如此，后世史书之倾向于“事件”，乃成一种必然。中国古代史书三种最主要的体裁，“编年体”直接承《春秋》，所重自在“事件”；“纪事本末体”本从“编年体”中变出，其记“事件”的倾向，也非常明显。至于“正史”所用的“纪传体”，“纪传”因人系事，主体还是“事件”。惟“书志”一体，举凡天文、地理、经济、职官，多所涉及，大量的篇幅并不用于记载事件，但这毕竟不是“纪传体”的主体。所以，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三种史书体裁，要言之，都以叙述事件为主。事实上，不惟上述三种体裁，检《四库总目提要》史部总叙所分十五类史籍中，除“参考诸志者”五类，“参考论赞 者”[7](397)一类外，均主叙事。所以，重视“事件”，本是中国史学的传统。章学诚既身处此传统之中，论史自也会偏向于“事件”。而他的古文家身份，又进一步鼓励了这一偏向。

(二)古文与史

自韩柳倡导古文之日始，古文便和史学关系紧密。这不仅由于《左传》《史记》《汉书》等史籍早早被确立为古文写作的范本，还因为两位古文领袖与史学的渊源。韩愈曾参与《顺宗实录》之修纂，柳宗元所学更和当时复兴的春秋学相关。至北宋，作为古文思潮的领袖，欧阳修一方面独立完成《五代史记》，一方面作为主要人员参加了《新唐书》的编纂。北宋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史学重要的转捩点，欧阳修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他之后，修史尤其是修正史的权力基本为古文家所垄断。欲预史事，则必习古文。“文”和“史”在经历了汉唐间的各自独立后又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统合⑥。但以文家而兼史家，志趣毕竟与司马迁、班固等职业史家不同⑦。欧阳修《进新修唐书表》中曾言：“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8](746)可见他所重视的，乃是通过某种写作方法的革新，呈现前代君臣的善恶贤愚，以达到“垂劝戒，示久远”的效果。在这里，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被置于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作为具体承载“善善恶恶”任务的叙事笔法的作用也得到强调。欧阳修对史书“正人心”的追求难免加强史书对叙事的倾斜；而与此同时，和史书的挂钩也强化了叙事文类在古文中的地位。如此到了有清一代，叙事文学大盛⑧。先是易代之际的遗民、贰臣，以及饱受他们影响的后辈文士写作了大量和前朝有关的记事之作。到康雍乾三朝，明史馆的开设又使更多文士为了前途经济而练习古文——不消说，在修史目标的驱动下，他们所练习的“古文”主要是叙事文。大量的创作实践客观上为以叙事为古文正宗的理论提供了土壤。《潜研堂文集》中，曾有人针对《元史》的芜陋，产生了“宋景濂、王子充皆以古文名世，何以疏舛乃尔？”[9](208)的疑问。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同时隐含有两个和章学诚论说相似的重要倾向，一为将古文等同于叙事文，二是将史学等同于古文。当然，考虑到该说法在《潜研堂文集》中无足轻重的位置，这一孤证或许只是某种历史的“偶然”。但比此稍早，在章学诚所重视的浙东一脉中，已经出现了像黄宗羲“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10](1)这样明确以补史作为自己大量写作叙事文缘由的言论，以及邵廷采之以史学成就为标准选择古文学习对象的倾向，它们都是章学诚文史合一理论的先声。

三、“古文——叙事——史”

虽自认职业史家，但章学诚自1765年师从朱筠学习古文，以后的岁月，古文在章学诚的问学交游中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主讲永平期间(约1781至1783年)，他和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友人“皆以文章性命，诗酒气谊，与夫山川登眺，数相过从”[4](349)。1786年《月夜游莲花池》记其与友人“因推义理，讲论古文甚备”[4](301)。以职业史家而兼古文家，这是其与浙东前辈的相似之处。所以，他的学问注定不会是一种严于文史之别的史学，而是在以史为本的基础上统合文史的“文史学”。“统合”，不是“吞并”，章学诚并未试图泯灭文的特性。而其与浙东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更为强烈的理论热情。正如倪德卫所言，章学诚时常在具体问题的谈论上“表现出对方法和组织的迷恋”[11](57)。所以在他那里，文史统合不再是某种不言自明的结论，或是散见于个别篇章中的鳞爪之见，而是精心建构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借助于传统史学及古文对“事件”之“事”的重视，通过把史书视为对过往事件的叙述，同时将叙事文推为古文正宗，最终以“古文——叙事文——史”的模式呈现在章学诚的文章中。

前节已明，中国传统的“史以记事”之“事”本来就是以“事件”为主的。当《史通》说“《史》《汉》以记事为宗”[12](80)、“史书者，记事之言耳”[12](126)，莫如忠说“凡史之记事，皆叙事也”[13](1555)，顾炎武说“夫史以记事”[14](1467)时，都自然而然地把“事”当成了“事件”。所以，章学诚在必要的时候将历史记载之“事”径直视为“事件”，使史文基本等于叙事文，并不需要另加解释。

难点在叙事文与古文的关系上。在这方面，章学诚致力于证明叙事文在古文中的正统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一方面通过强调叙事的难度，指出其在考验作者学问才气层面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还从叙事文的渊源入手，力辨其出处之“正”。写作之难与源流之正，前者指向对创作者的要求，后者指向其与经典文本的关系，两相配合，共同论证叙事文的正统地位。 先说写作之难，《上朱大司马论文》云：

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2](767)

所谓“今古人才”，其实是一种非常印象也非常笼统的提法。通过这种简单的“历史论断”，章学诚得出结论，与文辞中的另外两大文类辞命和议论相比，叙事是更难写好的那个文类。因为它最考验作者的“学力”。章学诚的这一观念，与我国传统文论的趋向弱相符契。在诗赋(即“辞命”)批评史上，写诗到底应该仰仗天才还是偏重学问，一直富有争议，难得定论。议论文字，也更多与思维能力、论辩技巧挂钩，学问只是论证过程中作为支撑的材料。但叙事不一样，“事”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事”，再好的作者也是巧妇难为。而主流文家对“事”的定义又非常严格。他们是按照史籍的实录精神来要求自己所叙之“事”的。为了获得这些写实性的“事”，除了亲身经历，就需要在书本中找寻，需要“学”。所以，叙事自然而然成了对学问要求最高的文类。就考验学问而言，叙事最难。而除此之外，章学诚也还尝试从其他角度，论证叙事之难。《论课蒙学文法》写道：

叙事之文，所以难于序论辞命者，序论辞命，先有题目，后有文辞，题约而文以详之，所谓意翻空而易奇也。叙事之文，题目即在文辞之内，题散而文以整之，所谓事征实而难巧也。……序论辞命之文，其数易尽；叙事之文，其变无穷。[2](415)

这是从考验作者才华的角度切入，探讨叙事之难。章学诚认为，叙事之难，一方面在于“题散”。序论辞命的文章内容乃对题目的演绎，而叙事的题目则是文章内容的概括，两者相较，叙事文受到的限制更大。但另一方面，叙事文的叙事手法又能极文章变化之妙，复杂程度远超其他文类。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叙事文作者，需要在戴着镣铐的状况下，跳出比常人更繁复的舞姿。叙事的难度在这里体现为对构思以至行文的全方位限制。如此，借由对“学问”和“才华”两大为文要素的讨论，章学诚将叙事难度归结于文类本身对创作者的高要求，从而使叙事之难转化为叙事的优越性。所谓“今古文人，其才不尽于诸体，而尽于叙事也”[2](415)，叙事文的好坏直接与文人的能力挂钩。 次论源流之正。《陈东浦方伯诗序》有云：

六义风衰，而骚赋变体，刘向条别其流又五，则诗赋亦非一家已也……诗赋五家之说已逸，而后是遂混合诗赋为一流，不知其中流别，古人甚于诸子之分家学，此则班、刘以后，千七百年未有议焉者也。故文集之于六经，仅已失传，而诗赋之于六义，已再失传。诗家猥滥，甚于文也。[2](545)

这是章学诚从校雠学的角度出发，以《汉书艺文志》为媒介，对文集时代的诗文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一贯观点。《韩诗编年笺注书后》《与胡雒君论校胡穉威集二简》都有相似表述。章学诚认同“文本六经”，《和州志文征序例》明言：“诗赋者，六义之遗。”[2](943)诗赋也是直承作为文章最高标准的六经。在后世的演变中，诗赋逐渐区分为《汉志诗赋略》所收录的“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等五类。但由于《汉志》的疏失，各流派间区分的原因和方法变得不可考究，诗赋的创作也随之陷入淆乱。“诗家猥滥，甚于文也”，古文的状况虽好一些，但也有所区别。其中，作为叙事文类的主体史书被归于《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下，仍然保持着与六经的紧密联系，所谓“叙事之文，出于《春秋》比事属辞之教 也”[2](693)，在其文章中，强调叙事源于《春秋》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而议论文类则渊源于“诸子略”，所谓“‘论著’者，诸子遗风”[2](942)，与六经之间隔着诸子一层，关系较为疏远。据章学诚“六经皆史”所包含的尊经之意，在其所划分的三种主要文类诗赋、叙事、议论中，与六经关系更近的文体地位更高，应是合理的推论。按此，则叙事文无疑最得源流之正。写作上既尽文章之能事，出处又与“文字之权舆”[2](201)的六经关系最密，叙事文在古文中的正统地位，至此彰明较著。

叙事既为古文正宗，那么，章学诚文章中多次以论文为名而行论叙事之实，就是不难理解的现象。在其论文名篇《古文十弊》中，从内容到举例，都主要针对叙事文。不仅如此，章学诚有时还会有将叙事直接等同于古文的说法。如《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仆尝恨天下记传古文，不存所据原本，遂使其文浑然如天生。事本如此，无从窥见作者心经意纬，反不如应举时文。[2](407)

记传为古文一体，所以，此处初看是用“记传”来限定“古文”。但如果注意到下句作为对比项出现的是“时文”，则两者的关系可能要重新考虑。与“时文”能构成对应关系的是“古文”，而非“记传”。所以，与其认为“记传”是“古文”的定语，不如说章学诚在这里是把两者作为可以互相代替的两个名词，更为合适。相似的例子有《论文示贻选》里的：

古文辞盖难言矣。古人谓之属辞，不曰古文辞也。记曰：“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夫比则取其事之类也，属则取其言之接续也。[2](810)

前一句以“属辞”释“古文”，但下一句马上说“比事属辞”出于《春秋》，原是一个不可分的词组，随后文章便自然而然转换到对叙事文的讨论。在这里，章学诚也是将叙事文直接等同于古文。

当然，上述的情况毕竟少见而且语意暧昧。对章学诚来说，证明了叙事文正统地位，就足以堂而皇之地将其作为古文的代表。如此，“古文——叙事文——史”，通由叙事文这一媒介，文和史在某些语境下具备了统一的可能：

辞章易购，古学为难。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争思史馆进身，故多为古文辞；自史馆告峻，学者惟知举子业矣。

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2](643)

两段话同出《报黄大俞先生》，基本道出了章学诚眼中的古文与史的关系：历史以古文为载体，古文以历史为归依。历史是“道”，古文是“器”。而“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2](100)，“道器合一，方可言学”[2](718)，章学诚观念中的“道器”关系是非常偏重于“器”一方面的。所以，古文“必出于史”固然不容置疑，史之以古文为载体也同样是别无选择。明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章学诚《文德》《史德》中所言“文德”和“史德”的同一⑨。而在这一以史为本的文史统合论调背后，作为支撑的，正是“叙事”在古文与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2](158)，这是章学诚最简明的夫子自道，也是章学诚说史论文“重事”倾向的真正缘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事”，是指“事件”而言的。

四、结语

章学诚以“事”为基础完成了对文史的整合。“古文——叙事文——史”，古文与史，一“器”一“道”，在叙事文这一交合点上达到统一。而在其“文史之学”中，这一实践成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为章学诚议论中的“以史论文”“以文论史”提供了法理依据。前一点，即“以史论文”，像章学诚论文的重通例而不重法度、极端求实而摒斥浮言、明大义而不拘小节，就是以作史的要求来衡量文章。但后一点“以文论史”也同样不容忽视。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对考据学为中心》第五章“恢复学术认识中的主观契机”所强调的“主观契机”，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所谓“文心”。“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2](158)《辨似》篇的这一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章学诚对其祖父在“春水望桃花”句旁批注“望桃花于春水之中，深思何其绵邈”的回忆[2](819)。不消说，这是典型的文学鉴赏方法。章学诚并非仅是一个纯技术化的史家，他有接近文人的一面，希望借助文的表现力、感染力，更好发挥明道、经世作用，故常强调学术性情。通过“以史论文”和“以文论史”，章学诚孜孜追求着《史记》《离骚》《汉书》所曾达到的“圆以神”的境界。他在等待文史合一时代的重来。

注释：

① 钱穆著：《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9页。需加说明的是，将事件作为基本单位的是“纪事本末体”，而非“《尚书》体”。钱穆此处忽视“《尚书》体”与“纪事本末体”间的差异，多少抹杀了章学诚建立新史体的努力，详见本文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② 章学诚文集中的“文”字，有时指广义上的文章，有时则指古文。而当他将其用于具体的文学创作批评时，主要是指古文。观《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三相关篇目可知。

③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礼乐议”、卷九“治河”、卷二十八“正雅乐”，以及《元史纪事本末》卷八至卷十八，所论皆及典章制度，似与事件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以与主题相关的事件的集合，近于章学诚评论《史记》八书时所说的“因类系事”，本质仍是事件。其他纪事本末体史籍，也可以此类推。事实上，因为强调“本末”，纪事本末体的史书本就不可能脱离历史事件的叙述。这是其体裁的局限。

④ 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内篇第五章第二节、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第二章第一节。

⑤ 章学诚也承认邵廷采是“其名不出于乡党”(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9页)。

⑥ 章学诚就曾指出：“史家叙述之文，本于春秋比事嘱辞之教，自陈范以上不失师传。沈魏以还以史为文，古文中断，虽韩氏起八代之衰，挽文而不能挽史，欧阳作史，仍是文人见解，然则古文变于齐梁，而世界已一易矣。文人不可与言史事，而唐宋以还文史不复分科，太史公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无其人矣。”(章学诚：《章氏遗书》(第6册)，第33页)

⑦ 章学诚就坚定地认为文人与史家不同科，对韩愈、欧阳修等古文家作史多次进行贬抑，除前注所引外，还有：“盖欧公为当代文宗，史学非所深造”(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49页)、“欧苏文人而未通史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42页)、“八家文章，实千年所宗范，而一涉史事，其言便如夏畦人谈木天清秘，令人绝倒”(章学诚：《章氏遗书》(第6册)，第33页)。

⑧ 对此蒋寅曾概括道：“相对于历来的文学传统，清代的文学创作首先表现为叙事文学的繁荣。”(蒋寅等：《中国文学通论·清代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⑨ 《文德》篇：“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史德》篇：“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1] 胡适. 戴东原的哲学章实斋先生年谱[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章学诚.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 仓修良编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3] 章学诚. 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 章学诚. 章氏遗书(第3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5] 张舜徽. 清儒学记[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7]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8] 欧阳修. 文忠集[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9] 钱大昕. 潜研堂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0] 黄宗羲. 南雷文定(丛书集成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1] 倪德卫.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M]. 杨立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2] 刘知几著.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M]. 王煦华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3] 黄宗羲. 明文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4] 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M]. 栾保群, 吕宗力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Focusing on “event”: Zhang Xuecheng’s method of integrat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LIN Feng

(Chinese Depart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The “even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Zhang Xuecheng’s discourse system. By considering history books as narrative of past events, and by regarding ancient style prose as classical ancient style prose, Zhang Xuecheng finally unified the ancient style prose and the history book at the level of “Narrative Writing,” hence integrat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is process, the statecraft of the combinations of th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ancient style prose of the Eastern Chekiang School exerted a direct influence on Zhang Xuecheng. The backgrounds, including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ev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rising trend of the status Narrative Writ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ory of ancient style prose support his construction of such model.

th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iography; event; the Eastern Chekiang School; Zhang Xuecheng

[编辑: 何彩章]

I206.2

A

1672-3104(2017)03−0171−07

2016−12−01；

2017−04−12

中山大学2016年度重大项目培育和新兴交叉学科资助计划“古代别集编纂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16wkjc21)

林锋(1991−)，男，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