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洪基

随着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逐渐深化，各国都卷入了复杂的对外贸易经济活动中。既然全球化不可避免，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分配论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重要的传统观点

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随后大卫·李嘉图用他的相对优势理论进步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的发展中可以发现，传统的贸易分配理论大多充满了争议。

（一）新古典贸易理论至新贸易理论下的分配论

赫克歇尔一俄林的H-O模型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认为李嘉图模型中各国问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源于各国的要素禀赋不同。萨缪尔森（1948）在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要素均等化定理，即通过长期的国际贸易进程，这些要素禀赋带来的差距将会逐渐均等化。需学术界对于这类观点的争议直不曾停歇。哈佛大学的Davis（1996）教授指出，萨缪尔森般性理论可能存在的不足，由于世界市场过于庞大，导致全面要素价格均等化难以实现。要注意，这些理论都是以国家边界来探讨其分配所得。

随着80年代初期，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批经济学家，建立了以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此时，贸易理论已经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仅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分析的桎梏，从产业内贸易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贸易与福利分配关联性的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下的分配论

随着2007年金融海啸的冲击，西方学术界对于资本主义的完善性也萌生了怀疑，开始关注起

直较为冷门，但依旧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Vakulabharanam（2009）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现在已经是时候思考改变资本主义模式的时候了，虽然艰难，但是即使迈出一小步也好。

西方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直没中断。Sau（1977）的国际贸易分配模型中，假设有只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两个国家，并且两国经济部门分为机械制造、原材料、奢侈品和必需品四部类，通过对于贸易平衡、不发达国家贸易顺差和不发达国家贸易逆差三种可能进行讨论，发现不发达国家产生长期贸易逆差的情形是最糟糕的，此时自由贸易对于该国负面作用较强。NOIsen（2011）在SAM核算模型下，通过马克思剩余和斯拉法剩余模型的比较，论证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运用在国民分配核算上的精确性和致性，为研究分配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算法基础。然而，以上研究对于经济运行的假设大多较为苛刻，对于现实的应用较为乏力。

二、对外开放分配理论的主要共识和未来发展方向

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分配关系的研究上，学术界依旧没有形成个共同完整的体系。大多数研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升表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配长远趋近于收敛。

OECD（1997）证实了这点，自1980年，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技术型劳动力和非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和失业率差距在拉大。甚至有学者，如Wood（1998）悲观地表示全球化带来的分配不平等是注定的，政策的革新并不能扭转这种趋势。他建议政府提高技术型工人的税率用来补贴那些非技术型工人或者低技术型的失败者。Berry（1997）总结道，在劳动力富足的低收入国家，人们可以通过基础性教育来得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它将会缓解收入分配问题。虽然发达国家拥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的优势，但很难有办法解决处于恶化阶段的收入分配。

然而分配不仅仅是介于国家内部，同时也存在与国与国之间。Ghose（2001）通过对于个含有97个经济体1981-1997年的数据分析中得出了乐观的结论。总结道，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的确增加了，但是国际间的不平等急剧降低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什么是分配的关键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学者们也对此有着不同的主张。Acemoglu（2003）认为，发达国家的工资分配不均现象，本质在于技术进步带来导致劳动力节约，尤其是低技术劳动力的淘汰，这种效果强于贸易发展对于用工需求的推动。LgJArbache，Dickerson和Green（2004）通过对于巴西员工工资数据的分析，从侧面证明了这点，即随着技术的提升，国际市场对于高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将会逐渐提升。

但是随着跨国机构的崛起，最新的国际问分配研究前沿逐步跳出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区分，注重个体组织利益分配。日本学者Yoshimatsu（201 O）通过全球化背景下中日间贸易摩擦的研究来探讨国家层面上的贸易政策问题。作者通过中日间纺织业和农业贸易保护两个案例，提出在新时代，贸易分析中以国家利益分配为基础的固有模式有着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代表着非单个国家利益的个体组织将会在利益分配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发现跨国公司的产生，对于以国家为边界的传统分配分析模式造成冲击，强调自由的要素流动和更为微观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对外开放条件下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

虽然理论界并无明确结论，但是从学者们的不懈争论中，我们可以明确，对外开放是把双刃剑，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利益分配问题。在此，我们以国家为区分，从发展程度不同、开放程度不同和生产要素富裕度不同，这三方面进行讨论。

（一）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

Davis（1996）在他的研究中阐述，对外贸易自由化的支持者往往对发展中国家持有两点承诺，即总体收入增加和内部分配的良性化。然而，在实证研究中，Calderon和Chong（2001）持反对意见，通过1960-1995年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从资本管制，汇率，出口类型和出口量四个方面的讨论，发现虽然适度贸易会降低收入分配不均，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度贸易开放是不利的。

Lundberg和Squire（1999）较为乐观，通过1960-1998年1 25个国家超过700个面板数据的Sachs-Warner综合指标体系进行处理，认为分配上的利益不仅惠及发展中国家，还惠及发达国家。Dollar和Kraay（2002）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们采用类似时期数据，并得了较为中性的结论。发现对外贸易加速了收入较低国家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来分配上并无强烈不平衡。他们的认为对外贸易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中性的，同时贸易对于经济增长有好处，这种积极地影响将会相同比例地惠及所有群体。

Milanovic（2005）通过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在较低平均收入水平组，富人将会从对外开放中得到更多。随着收入水平上升（直到5000-7000美元/人），这个情况会发生变化，穷人和中产阶级将会相对分配到更多利益，或者说相对变得富裕。对非发达国家，对外开放往往首先导致收入分配情况变差，然后再渐渐向好的方面转型。

（二）开放程度不同的国家

Aradhyula，Ranhman和SeeniVasan（2007）坚持主流观点，认为贸易开放度促进收入长的同时，增加了收入分配不平衡。贸易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并降低了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Kahai和Simmons（2005）的研究结果也和他们类似，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分配不平等，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并无影响。相比下下Nissankeand Thorbecke（2004）的观点却更为审慎与保守。更加地开放将会带来更加强烈的经济冲击，将会让那些较为贫穷的家庭至少在短期内陷入更深的贫困和不平等。

Frieden（1990）从国家内部分配的角度指出，提高对外开放度，虽然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性工人群体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拥着者与技术型工人群体，但是同时也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拥有者和发达国家的非技术型工人群体的利益。Anderson（2005）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程度影响了资产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同时它拉大了两性间的不平等。更高的开放度将会提升对于技术性工人的需求，但是大多数研究表明开放度的增加并不太影响到总体的收入分配不平衡。__”

（三）生产要素富裕度不同的国家

Spilimbergo，Londono and Szekely（1999）论证了贸易开放度对于收入不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土地和资本密集型国家面临着相对较多收入不平等，而技术密集型国家收入分配将趋近于平等。Chakraborty（2003）进步强调，受比较优势的作用，资产丰富的国家将不易受到分配不公的影响，但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会体现出更大的分配不均。

Bourguignon和Morrison（1990）将要素禀赋和开放度相结合，通过个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指出收入分配取决于要素禀赋和开放程度。但是文中并没有估测出贸易开放带来的影响，仅仅是指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对外开放程度上。此后，Edwards（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大了样本规模，并加入了对于开放度的考量，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最终，Spilimbergo，Londono和Szekely（2003）在Bourguignon和Morrison模型的基础框架下讨论了个人收入分配，生要素价格和所有权分配的关系，并得出结论：（1）在贸易管制的影响下，收入分配依旧受到其要素禀赋的影响。（2）贸易开放会降低资本富余国家的分配不平等。（3）会提升技术要素丰裕国家的分配不公。文章指出要素均等化理论并不适用，随着贸易的展开，传统要素禀赋如土地和资本要素，并不容易均化，反会变得更加不平衡，而技术要素禀赋产生趋近收敛。

四、小结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分配论并没有形成真正有效与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大多学者认为，贸易开放将会推动国际问收入分配的长期收敛。

学者们的主要争议主要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1）对于传统要素禀赋理论，乃至新古典贸易理论体系实用性的质疑，即要素禀赋是否在国际贸易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受到开放程度，特殊的历史时期等的影响。（2）随着新贸易理论乃至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是否需要突破以国家利益为区分的分析体系，形成个研究主题更为微观的框架。（3）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不公是否可以避免，是否可以通过常规政策手段去规避，或者必须进行制度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