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峰

摘要：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1959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好“一边倒”、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的时代特征。《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关键词：《译文》；《世界文学》；“十七年”时期；时代局势；文学译介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6-0070-06

一、引言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前的17年间，新中国在国内、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历史潮流中发展起来，史称“十七年”时期（1949—1966）。其间，新中国既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团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同盟。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方针路线的影响力空前加强。跨越国界进行的翻译活动直接关涉国内外政治局势，“翻译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1]。作为“1949年至‘文革之前，我国唯一一家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2]，《译文》与《世界文学》更是一个“十七年”时代政局主导下的文学翻译活动样本，极具代表性。

1953年7月，《译文》创刊，它是党和国家直接领导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开阔的文学外交视野。时任中国作协主席兼《译文》主编的茅盾在《发刊词》中申明：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向社会主义迈进，……抗美援朝，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阵营，削弱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并加深了它的内部矛盾。处于这样的大时代的我国人民一天比一天更需要熟悉国际事情，知道世界两大阵营力量的消长。[3]

由此可见，《译文》的使命是让中国读者借助外国文学译作，了解国内外时代局势，作为文学翻译期刊的文学性让位于政治需要，其宗旨政治导向性也明确地奠定了刊物的发展道路。1959年，《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截至1964年，《译文》与《世界文学》共发行138期。1965年，该刊停刊整顿一年，1966年3月复刊，仅刊行1期，旋即因“文革”开始，再次停刊。十余年间，《译文》与《世界文学》刊登的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诗歌，兼及散文、剧本及童话故事等体裁，共计3200余种，涉及130多个国家的近1500名作家。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外交手段之一，《译文》与《世界文学》的文学译介重心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探究这一为国内外政治局势和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文学翻译活动样本，颇具意义。

二、1953—1958年的政治局势与《译文》外国文学译介

从“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苏联共产党便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关系，前者积极支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10月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新中国亟须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团结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苏联都是新中国“一边倒”外交的不二选择。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其“三大任务”之一即“充分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4]，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对外文学关系“一边倒”的基础。1953年9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界的核心任务写进会议决议，成为两项决议之一，以制度的形式将“中国文联”成员整体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先进经验，加强中苏两国文学艺术的交流，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神圣友谊”[5]。当时“冷战”初期背景下形成两大阵营的国际局势，客观上也促使学习、介绍苏联文学成为两次“文代会”的主体思想，这为《译文》的创刊与初期办刊规划了总体路线。

在1955年和1956年的“稿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译文》译介选材的政治局势映射：

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古今文学作品的译稿（1955年）；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思想和斗争的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的译稿（1956年）。[6]

在此，《译文》将苏联文学置于选稿的首要地位，兼顾与中国具有同样革命经历的民主国家的文学，这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友好外交关系在文学领域的直接体现。其中的“其他国家的译稿”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是，从具体刊发的文学译文中可以看出，这指的是来自西方国家却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的“非主流”文学作品。

笔者根据占《译文》稿源数量五分之四强的小说、诗歌，统计出《译文》的译介选材来源（如表1所示），呈现出“苏联居首、人民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兼顾”的特点。

一方面，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学选译在《译文》中占绝对优势。创刊之初（1953—1954）的《译文》重点选译苏联、古巴、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的作品，内容集中在反映这些国家人民如何进行艰苦革命斗争、反剥削、反压迫等方面。为了保卫新中国的革命果实，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肃清了国民党残余势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加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志。此时的《译文》与政治时局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譬如，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刻画了普通民众在阶级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压迫与奴役，意在唤起读者的革命意识。巴甫连科的《路上的呼声》叙述了原本陌生的路人面对非正义，团结起来抗争的故事。显克微支的《为了面包》《奥尔索》描写了被剥削的波兰人民的悲惨生活，写出了他们痛苦的愤怒和抗争的呼声。这些革命性、战斗性作品的选取呼应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局势。1955—1956年的《译文》更多地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一场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典型的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彻底批判。《译文》1955年第8、9两期在“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主题下，连续刊登10篇批斗文章，从苏联文学的具体翻译活动中挖掘“胡风集团”成员满涛、吕荧等翻译家对普希金、契柯夫等苏俄文学名家作品的“歪曲”。余振指出吕荧翻译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严重”的误译30多处，“比较小的”误译比比皆是。比如原文“Остадася во тьме морозной Младая дева с ним сам-друг”，吕荧译为“在寒冷的黑暗里只剩下年轻的姑娘和他自己”， 余振的译文是“在寒冷的昏暗中只剩下年轻的姑娘和他在一起”[7]81-85。余振认为，“сам-друг”的含义是“俩、两人在一起”，而吕荧只看“半个字‘сам，就胡乱译成‘自己”[7]81-85。就文学翻译而言，从文学性与译语语言规范出发而进行的词汇层面的改动，是翻译活动中的惯例。而同样作为苏联文学翻译家的余振则出于批判的需要，将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揭发“吕荧就是这样随便乱译，来歪曲俄罗斯伟大的人民诗人的！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一定要把钻进我们队伍中的胡风黑帮分子清除出去，不许他们在文学翻译阵地上再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7]81-85。尤其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之后，《译文》围绕苏联文学的翻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性大讨论，读者也积极参与。4月号刊登了张名翻译的苏联作家格里巴巧夫的《难忘的会见》，其中提及美国的“波士顿逐巫案”，译者从俄语原文译为“在波士顿追逐女妖”事件。“读者来信”栏目随即在7月号刊出批评性文章，读者韩坤化认为，将美国英语中的“witch（女巫）”译为“女妖”，会使读者产生错觉，将美国历史上的“严重案件”误以为是“有趣的童话”，由此便无法读出俄文原著中的政治启示和思想深意，即“揭露、控诉和鞭挞今天美国统治者、美国的麦卡锡分子们对民主力量和进步势力进行的疯狂迫害的罪恶”[8]。这种结合时代局势对翻译中的“误译”上纲上线进行深刻政治批判，是《译文》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蜜月期”的中苏关系在1957年达到顶峰。苏联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援助中国建设，中国则在“波匈事件”“六月事件”“朱可夫事件”等方面，给予苏联国际政治上的大力支持。体现在《译文》上，即选译的苏联小说、诗歌达到58种，为历年数量之最。1957年的第11、12期合刊为“苏联文学专号”，曹靖华的《苏联文学——我们的鼓舞者，感谢你！》刊登在首篇位置，文末总结道：“数十年来，苏联文学鼓舞着、武装着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在无数的对敌斗争中，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突破了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9]“苏联诗选”译介的诗歌多达34首。如《歌唱祖国》《欢笑吧，我的孩子们》《我怎能不歌唱》等诗篇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赞扬与对新社会民众美好生活的歌颂，折射出中苏两国的深厚友谊。1958年的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苏联在对华“长波电台”事件和“联合舰队”事件中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中国政府据理力争，中苏罅隙逐步显现，两国关系由巅峰迅速降至冰点。《译文》办刊6年时间中，1958年选译的苏联小说、诗歌仅有27种，为历年最低。同时，中国在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拓展外交战线，逐渐与亚非拉民族解放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是年8、9月号的《译文》是“亚非文学专号”，诸如《起来，行动吧！》（莫桑比克）、《受不了呵，穷苦的黑人！》（塞内加尔）、《你就是主人，擦干你的眼泪吧！》（象牙海岸）等反映民族迫害与解放运动的诗歌，第一次代表它们的国家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茅盾撰文《为了亚非人民的友谊与团结》，呼吁读者：“请听呵！这些（亚非文学）战斗的呼声多么雄壮，多么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信心！多么沉痛地控诉了殖民主义的罪行！多么无情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丑恶！多么热情地颂扬着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10]这也标志着《译文》打破了首选苏联文学的传统，开始朝向亚非拉兄弟国家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德国分为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最直接的对立局面。来自民主德国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译文》的首选，如波莱希特的诗歌、茨威格的小说，席勒、贝希尔的古典诗歌也多有译介。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学选译在《译文》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从表1可见，除了1953、1954两年《译文》作品前6名国家中只有2个资本主义国家（法、美；英、美）之外，1955—1958年，每年度有3个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前6名（美、法、日；日、美、法；美、日、法；法、日、美）。就译作数量而言，6年间，只有1958年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在数量上超过了苏联文学。美、法、日三国成为《译文》选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学的主要对象国。无论是在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的支持，还是发动朝鲜侵略战争，美国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阴谋昭然若揭。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国际上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孤立。1953年以后，美国又企图支持台湾，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956年底，历时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的蓄意刁难、阻挠，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而陷于僵局”[11]。法国、日本或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或是迫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始终执行与美国一致的对华外交政策。所以，《译文》主要选译美、法、日三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从西方文学家痛批自己的帝国主义祖国的“现身说法”中，寻求强有力的现实性驳斥。例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一百万磅的钞票》，福克纳的《胜利》《拖死狗》，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法国加玛拉的《一个可怜的女人》，陀包纳的《斧头》；日本小林多喜二的《乔迁喜面》，德永直的《眼睛》《红旗会》，广津和郎的《幽灵列车》。《译文》除了通过译作文本痛斥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和罪恶之外，还常常加入“编者按语”“译者后记”等介绍性短文，或翻译苏联等民主国家对西方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以增强译作的政治批判作用。比如张友松在译完马克·吐温的小说后，撰写了一篇题为《马克·吐温小说三篇》的译者手记，对翻译的目的进行说明：“（三篇译作）可以表现出这位讽刺作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鞭挞，他的艺术才能和为他所特有的幽默而泼辣的笔调。”[12]同期还刊登了苏联学者奥尔洛娃的论文《马克·吐温论》，结合《竞选州长》等代表作，奥尔洛娃从意识形态角度总结道：“尽管美国反动文学家们正力图歪曲马克·吐温，但是，全体进步人类热爱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和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无情揭露者。他的作品和他那愤怒的讽刺是与和平民主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13]这些导读文章从文本剖析到政治升华，指导着读者的阅读。英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理应与美国一道成为《译文》笔伐的对象。奇怪的是，为什么英国只在1954年以14种译作位居《译文》国别文学的第二名？原来，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1950年起，中英双方进行了数年艰苦曲折的建交谈判。1954年，中英两国建立起了“代办级”外交关系，这是一种“半建交”的国际关系，也是冷战时期两种不同政治体制在国际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次“破冰”之举。在文学层面，《译文》必须呼应这次标志性的政治大事，以文学价值选取作品，舍弃政治标准——尽管这是一个特例。例如，莎士比亚经典的《十四行诗》、哈代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小说《彼特利克夫人》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的剧作《一只破靴子》均是《译文》进行积极文学外交所采取的有效措施，这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消除彼此的成见，增强双方的互信度”[14]。

三、1959—1964年的政治局势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译介

随着中苏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作为政治局势“风向标”的《译文》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如果说1958年下半年《译文》开始转向亚非拉国家文学仅是内容的变化，那么，1959年刊物的更名则明确提出了此后的办刊方向。事实上，1958年12月，刊物的首篇即以“编辑部”名义刊发了《从〈译文〉到〈世界文学〉》一文，这是一篇通告性质的宣言：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国广大读者更迫切地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以便从里面获得教育。……为了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译文》编辑部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反复研究和讨论之后，……为了使刊物的名称和它的内容比较一致，我们决定从开始改革内容的这一期起改名为《世界文学》。[15]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局势的著名论断，在声势浩大的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推动下，社会主义力量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点。此时的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逐步摆脱苏联的影响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随着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主动联合亚非拉国家的正义力量，在国际事务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联合苏联的“一边倒”，转变为反美帝、反苏修的“两条线”的对外战略。《世界文学》需要“跟上形势的发展”，介绍外国现实文学中的人民斗争情况，满足中国读者的阅读渴求。那么，刊物的新名“世界文学”是如何与改革后的内容保持一致的呢？同期的《世界文学》封底也刊登了一则类似“稿约”的通告：

为了适应国内外新的形势的要求，《世界文学》革新内容：

（一）加强外国文学评论，约请我国作者写稿：评论世界文学重大问题，介绍世界先进文艺理论，批判世界反动文艺思想，报导世界文学重要情况；辅助读者阅读外国作品，推荐现代世界优秀作品，重新估价西方古典文学，批判现代世界反动作品。

（二）在介绍作品方面加强现实性和战斗性：着重选译世界各国现代优秀作品，经常刊载反映国际间重大事件的文学政论作品，在“古为今用”原则下精选世界古典文学杰作。[16]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世界文学》的革新特点：第一，选材放眼“世界”，改变文学上“唯苏”“唯社会主义”的传统。结合中国局势，加强中国官方学者的指导性阅读（此前《译文》的文学研究论文多数译自苏联）。第二，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和政治局势的战斗性。当中苏关系渐冷、无需继续颂扬学习苏联文学时，刊物的政治战斗使命感空前增强，将一切文学视为斗争的武器。因此，与时代政局紧密相关的现代文学成为首选，而缺乏当下时局关照意义的古典文学则需要“精选”，以便“古为今用”。

据笔者统计，从1958年《译文》开始朝向“世界文学”转变开始，至1966年停刊，新增加的文学选译国家多达53个，几乎全部为亚非拉国家。这一时期，在《世界文学》中出现频率较多的国家如表2所示。

首先，《世界文学》紧跟亚非拉主要国家的政治事件，文学选译极具时代性。1959年，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推翻了美国暗中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代之以古巴革命政权，并于1960年与中国正式建交。同年，美国武装进攻古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地支持古巴为民主与和平而战，随即以“投入战斗，保卫古巴”专栏译介10余种古巴文学作品，鼓舞斗志的代表作有《保卫亲爱的古巴》《轰炸甘蔗园的罪行》等。在历届“亚非作家会议”推动下，亚非拉文学以专辑、专栏的形式密集地出现在《世界文学》中。在适逢亚非拉某个国家建国或国庆纪念等重大活动时，《世界文学》便设置专辑，以示庆祝。例如1959年的专辑“向古巴人民和刚果人民致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1960年的专辑“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人民解放也是对仍遭受殖民压迫的民族国家的一种激励，尚未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仍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占、掠夺和剥削。巴拿马运河被美国长久控制，失去了本国主导权。诗人卡·张玛琳的诗歌《从运河区滚出去！》发出了亚非拉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共同呼声：

全世界人民正在觉醒，/在巴拿马的土地上，/英勇的人民/高举起斗争的大旗。/我们一秒钟也不能容忍/那殖民主义的桎梏。/在最后的战斗中，/觉醒的人民发出怒吼：/美国佬，/还我运河！[17]

同样，1964年，越南战争升级。《世界文学》10月号以“越南文学”专号声援越南民主共和国，译介了包括胡志明及其他领导人的诗歌20余首。“读者可以形象地了解越南人民在抗法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反美爱国斗争等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的雄伟壮丽的斗志和生活”[18]。对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有着切肤之痛的新时代读者，通过《世界文学》与解放及尚未解放的亚非拉民众紧密联系起来。客观上讲，这也有助于亚非拉文学走出世界文学话语的边缘地带，中国读者“感受到了亚非拉文学的迅速崛起，并共同体验了世界文学从欧洲中心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进程”[19]。

其次，《世界文学》更名之初，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苏联文学，但是随后便直线下降，直至1964年完全消失。这正是中苏关系发展的直接显现。1960年，中苏关系出现短暂缓和局面，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了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中国连续批判了苏联对阿尔巴尼亚（1961）、古巴（1962）实施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1963—196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史称“九评苏共”，中苏双方的论战达到顶峰，国家关系也降到了新的低谷。中方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外交方针，对苏联修正主义做出无情的驳斥。当时，赫鲁晓夫掀起对斯大林的否定与批判，“苏修”思想在文艺界引起了否定战斗历史与革命传统的极大混乱。著名诗人叶·多尔马托夫斯基创作了组诗《我们的时代》对此加以反对、批判，其中一首《岁月冲掉了逃兵身上的污点》即入选中苏关系最为紧张时期（1963）的《世界文学》：

从士兵的事业中/无法把三十年的历史勾销。/他们忠勇地、奋不顾身地战斗过，/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大道。/我们在生活中/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如果自己受过欺骗，——那是我们/应得的教训。/至于那无病呻吟的、逃避子弹的家伙，/他没有权利来作结论。[20]

诗歌以讽刺的笔调，批判了那些“苏修”分子对历史的污蔑，对苏联年轻一代由此产生的虚无主义表达了惋惜。中国读者藉此可以了解到“苏修”对人民思想的毒害作用。

四、结语

《译文》与《世界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建国“十七年”时期国内外政治局势对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直接操控。在国外政局持续变换、国内政策不断变化完善的双重历史语境中，这样一份延续了12年之久的文学翻译期刊始终与政治局势保持同步，使得中国读者在这唯一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中，首先窥见了外国的政治局势，继而了解了外国的文学作品。在特定的历史年代，《译文》与《世界文学》的特殊意义在于在传输政治战斗与革命思想主旨的同时，仍然为当时热爱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保留了一个合法的通道，没有造成像“文革”十年那样的外国文学阅读“饥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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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编者.读者·作者·译者·编者[J].译文，1956（7）：199-200.

[9] 曹靖华.苏联文学——我们的鼓舞者，感谢你！[J].译文，1957（11、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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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编者.从《译文》到《世界文学》[J].译文，1958（12）：1-3.

[16] 编者.《译文》明年一月号起改名《世界文学》[J].译文，1958（1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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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编者.编后记[J].世界文学，1964（10）：149.

[19] 周发祥，程玉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56.

[20] 叶·多尔马托夫斯基.岁月冲掉了逃兵身上的污点[J].世界文学，1963（1）：71.

责任编辑：夏畅兰

Abstract： In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Translation Magazine （1953—1958） & World Literature （1959—1964， 1966） is the only official periodical in rendering foreign literature. Divided by the renaming year of 1959， the fore-and-aft translating activities of this periodical are sharply different， conducted by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main ideology， home and abroad. Translation Magazine is notable for its "Leaning to one sid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nd fighting against the "Capitalistic Camp" with solidarity. Unlikely， World Literature is aiming at uniting the democratic nations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resisting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Soviet Revisionism. To Translation Magazine & World Literature， their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s the specific outcome of identical era， holding the top priority in "Politics Norms".

Keywords： Translation Magazine； World Literature；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political situ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