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化南

在江苏名城苏州城内，与第一横河（桃花河、北街河）交叉而过的司前街之所以闻名，绝对不像与它毗邻的道前街上有兵巡道，府前街上有府署，卫前街上曾设过卫治那样，而是因该街道中段的监狱或看守所让人所熟悉。司者，司狱司衙门也，专门关押犯人的地方。然而，正如茫茫夜空偶尔会划出几道绚丽流星，平静水面也会溅起高高的水花一样。司前街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期间，曾发生过震惊全国、震惊江南的“刺郭锄奸”这样的大事，这倒使得它在平凡之中又显得有些传奇。

1940年的7月31日清晨，艳阳高挂，预示着刚刚进人头伏（初伏）又一天酷热的开始。司前街南头紧挨着大大的“酱”字商号“王颐吉”旁的茶馆内仍坐着些许喝早茶的人，这也是江南沦陷期间日军惟一未禁止的百姓日常活动。然而人们的心头沉甸甸的，因为就在5天前，日本近卫内阁公布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构想，这项奴役亚洲的计划使居住在姑苏城内的老百姓更看不到苦难的尽头。此时，一辆黑色的奥斯汀鸣着喇叭从人流中挤出，往北疾驶而去。突然，传来几下沉闷的“啪啪”声，喝茶的人们也只以为是哪家在放爆竹没在意，可门外的行人却纷纷驻足回首，待喝茶的人们赶到门口朝北望去，只见远处好像在监狱附近。那辆奥斯汀停了下来，车下躺着两个人……

30多年后出版的《吴县志》中对此记载为：“民国29年（1940年），伪吴县知事郭曾基在司前街三多桥被国民党军统锄奸团击毙。”郭曾基乃何许人也？为什么要杀他？是谁要杀他？个中之原委，还得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或“军统局”）头子戴笠和军统局苏州站行动组组长顾金华说起。

戴笠原名戴春风，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改名为戴笠。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国民党成立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建立特务“十人团”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戴笠任特务处处长。“复兴社”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由于复兴社干部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任副局长。1939年3月，戴笠委派杨尉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总指挥。杨尉以第二纵队司令阮亚承部为主力，下辖第五、第六、第十支队，并将第一支队汤毅生和第二支队王春晖调来苏南澄锡虞地区（无锡、江阴、常熟三地的简称），以加强淞沪指挥部的实力。指挥部又成立谍报大队，下设苏州、上海、常熟3个工作组，另有爆破组和别动组。由苏州胡巷人顾金华为队长，负责对敌开展破坏和行动工作。

顾金华化名顾伟，时年23岁，为东吴大学的学生，曾在田径场上百米冲刺夺冠，获得短跑健将之称号，因淞沪战争被迫辍学，他没有随家人到内地去，而是留在敌后参加了抗日工作。初试牛刀就是破坏设在北局小公园西国货公司顶楼的敌伪苏州广播电台，致使已由日本浪人经营的百货公司一度瘫痪。因为表现出色，顾金华不久就当上谍报大队别动组组长。

郭曾基（1878-1940），字子野，福建闽侯人，1914年因属第三届免试县知事，被北洋政府分配到江苏，历任省都督府副督长，财政厅秘书及高邮、丹阳、松江、吴县等地知事。1938年6月11日，郭曾基在花甲之年竞投敌复任伪县知事，县署一切事务皆听从日军苏州特务班指挥。苏州成为汪伪政府省会所在地之后，郭曾基也就成了新省委的委员兼首席县长。当戴笠决定予以制裁这个晚节不保的民族败类后，锄奸责任就落在了顾金华身上，由他担任行动组组长。

锄掉郭曾基的行动最初拟在伪县署内进行，这样影响力比较大。但是由于县署内部驻有日本宪兵队和伪保安大队，戒备森严，就连混进去也非常困难，何谈下手。后又设想在街上埋设地雷，等待郭曾基的座车经过时引爆。但是古城内街道狭窄，两旁住宅稠密，一旦爆炸，不仅会震垮房屋，更会伤及行人，所以埋设地雷的计划也不行。

考虑再三，顾金华决定效仿塞尔维亚19岁的普林齐普用手枪击毙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费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那样，去行刺郭曾基。有人担心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可顾金华非常勇敢，他说：“当街拦车突击，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国锄奸，效果最大，即使不幸以身殉难，也是最合算的。”随后，顾金华多次暗中观察郭曾基的座车每天所经之路，选择一处适宜下手的地点。

郭曾基虽为政客，但比起同为汉奸的特务头子李士群，他的行踪要有规律得多了，最起码没那么诡秘莫测，每天都是从三多桥南、中军弄斜对面师古桥附近的一幢花园洋房内出发，经过司前街，一个右拐弯就到了位于府前街上的县公署内，而随行人员除了司机也就多了两名身兼保镖的警察，这是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又兼任吴县武装警察第一大队队长之缘故。

选择在什么地点下手，着实使顾金华动足了脑筋，从郭曾基家中到县政府不过1000多米，可旧时的半条驸马府堂、一条司前街，除首尾两端，中间部分路段因两旁建筑物凸出比较狭窄，不宽的路面仅容一辆汽车通过，这就为行刺带来不便。路窄处虽易下手，可因不是商店就是住宅，无从隐蔽：而空旷处尽管利于出手，但因汽车行驶甚快，稍有闪失极易错过时机。

顾金华经过现场踏勘，发现司前街中段西边的石皮弄倒是个较为理想的动手地点。一来是该弄为通往朱家园、小教场必经之路，长约300米、形状像数字“7”的弄堂内，北侧因是监狱之围墙，只零星住着五六户人家。行人稀少不说，且弄堂口狭窄只容得单辆黄包车通过，极适合躲藏。再者，与对面的南采莲巷错过一家门面才相连，更不易为人注目。虽说离戒备森严的监狱近了些，会给行动带来危险，好在弄口的民居及一旁的公井、电杆孤零零的凸出在前，遮挡了卫兵的视线，反倒能化险为夷。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顾金华觉得光靠自己单枪匹马毕竟孤掌难鸣，临时又决定增加钱启华偕同执行，不仅是因为钱启华的射击技术也很过硬，主要是锄奸行动要同时击毙车两旁的保镖，除去障碍后，再枪杀郭曾基。行动时间伺机而定，总之要求街面上行人稀少，以减少意外。

1940年7月31日上午7时45分，像往常一样，郭曾基从家里出发，乘车到县知署，经过司前街石皮弄、南采莲巷口时，突然从墙角处闪出两人，举枪就射，动作迅速利落，两名站在车门旁踏板上的保镖立刻中枪倒下，司机伏下身子，吓得不敢再开车。顾金华和钱启华靠近车身，朝坐在后座上惊魂不定的郭曾基又各开一枪，这位才上任两年多的县知事，任职还不到半年的警察大队队长当即倒在车里，8时50分在医院气绝身亡，两名保镖也一死一伤。

顾金华二人完成任务后，随即乘着混乱，经朱家园、寿宁弄、万年桥飞奔出城。当日本宪兵队和保安大队听说县知事大白天在城内被人打死，颇感震惊，赶到出事地点，连个刺客的影子也没见着。当日就张贴布告，严禁一切通行，关闭城门及茶馆、饭店、旅舍等公共场所，并悬赏万元缉拿凶手，随后连续搜查了几天，闹得是风声鹤唳，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时在苏州学习、研究吴方言的日本年轻学者高仓正三，在他的《苏州日记》曾提及此事：“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7月31日）早晨听说郭知事在县公署附近遭到三名歹徒的枪击，身负重伤，几乎当场毙命……事件发生三十分钟后赶紧关闭了周围的城门，现在不知其结果如何……当时，除官方人员以外，不要说中国人，就连日本人也禁止进出。而且（市中心）观前街和景德路等主要街道也禁止通行。”他在8月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昨天还进行了武装搜查，军队的士兵还在街头路旁站岗放哨。今天更是进入了完全戒严的状态，从南面来的炮兵团警戒在护龙街（解放后正名为人民路，为贯穿全城南北的主干道）一带，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没有通行证就不让通过各个岗哨。”在8月2日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今天城内外都解除了戒严状态，但城门口只允许老幼、妇女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行。”

8月3日中午，日伪江苏警察厅声称已捕捉到刺杀郭曾基的首犯赵强（化名），言该人系抗日反汪分子，并缴获行刺所用的手枪、子弹及其他物品，至下午4点旋即宣布解禁。高仓正三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宪兵队在报上发表了一条消息：在城内狙击郭知事的凶手是一名中校，该罪犯已于三日凌晨五点被捕，并宣布开放城门。据说城门是昨天下午开放的。”8月4日的日记则记载：“今天开始，上街的人多了起来。”至此，刺杀郭曾基一案就此收场。

事过之后，有人说是新四军游击队干的，也有人说是中央军别动队干的，甚至连多家小报也云刺客为3个人，一时间众说纷纭，真相难辨。事实上郭曾基并非魂散司前街南首的三多桥，而是命丧石皮弄口，该事件只是重庆方面精心策划在苏州的一次暗杀而已。因为抗战期间，军统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从专以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相应也转为对付日本侵略者及帮凶、汉奸。郭曾基为汪伪政权的重要成员，刺杀他当可起到杀一儆百之震慑作用。

据有关史料记载，苏州“刺郭事件”发生后，汪伪苏州特工站逮捕了顾金华，顾从此下落不明。第二年，“蓝衣社”成员为了躲避“清乡”，陆续从苏州向上海转移。汪伪上海特工总部会同苏州站，在上海、苏州、常熟等地将军统苏州站长、书记以及核心成员40多人一网打尽。后来，这些人中有的被释放，有的被留用，也有的病死于监狱。

沧桑巨变，逝者如斯。在苏州城城市现代化改造中，司前街旧貌换新颜，原先的小街扩建成支干道，破旧的民宅为灯红酒绿的楼馆所取代。幸喜老监狱已被列入市文保建筑予以保留，也算为从史籍宋代《平江图》上就已有的老街留下一点昔日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