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万历八年，一位皓首苍颜、瘦骨嶙峋的老人遽然长逝，享年85岁。这位老人，就是早年曾在句容县做过县令的徐九思（也叫徐九经）。

徐九思在嘉靖四年乡试中举，历仕明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嘉靖二十四年，已在句容县做了九年县令的徐九思升任工部营缮司主事。乡亲们得知他要离开句容县，依依不舍，请求他临走前留下几句训词。徐九思不忍拂了乡亲们的美意，挥泪对大家说：“我没有什么训词，只是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记住三个字：勤、俭、忍。能勤，一定不会衰败；能俭，就不可能浪费；能忍，则会变得谦让宽容，可以避免无谓的争斗。”

徐九思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徐九思十分勤政。明朝中期，土地兼并极其严重，豪绅地主勾结官府，将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转嫁给穷苦人。徐九思刚刚做上句容县县令，即着手整顿赋税乱象。他首先了解民户贫富、离道路远近的情况，制定了富者近者多役，穷者远者少役的政策。接着，他又按照赋粮区域、土地优劣核算亩税，并编制成册，公示于众，使田赋的交纳有章可循。任都水司郎中时，他受命主持张秋河水利工程。最初明政府治水只想着保证漕运供应，漕河、盐河相隔很近，却没有打通，“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徐九思多次实地考察，将两河打通，并在沙湾建起减水桥。当洪水上涨时，将水导流入海；当河水减省时，则截住河流，抬高水位，以便使农田及时得到灌溉。因为减水桥设计科学，直到清初，它依然发挥着作用。

徐九思特别节俭。他平时极少吃肉，一般都是以蔬菜佐糙米饭。为了告诫下属廉洁为官，他在县衙前立一堵石屏，屏面上刻着一丛青菜，上面题曰：“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做句容县县令时，朝廷规定地方粮簿上有一笔可供地方官开支的例金，当地一些官员用它接待上官、联络同僚，以求日后升迁，但徐九思分文不取，后来干脆取消了这笔开支。

徐九思的忍则是告诫自己甘于清贫，不争名利。他在四朝为官，一直是个中下层官吏，从来没有想过攀谁的高枝，傍谁的大腿。

徐九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倡一个人看淡得失，却不主张在关系民众利益时做“缩头乌龟”。遇上不合理的事，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千方百计加以改变。他做句容县县令刚刚三天即开始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当场将一名偷盖官印的县吏抓获，并当着全体县吏的面公审，第一时间宣布该县吏的罪状，依法惩处。同僚们纷纷为该县吏求情，但徐九思没有答应，此举使句容县官风为之一变。嘉靖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句容县连年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官府规定，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交。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的灾民无钱购粮，如果平价售粮，最后购得粮食的一定是有钱人家，而有钱人家购了粮又会囤积居奇，进一步加剧粮食的紧张，这样的赈灾等于损不足以奉有余。因此，他采取了变通办法：将救济粮的一部分按市价出售，把所得的相当于平价粮的钱款上缴国库，其余粮食则用来施粥，救助灾民，许多灾民因此得救。徐九思也特别重视司法公正，他上任前，句容县冤案很多，为了防止出现新的错案，他审理案件时采取“必命其人与亲识皆往”的措施，让老百姓监督司法过程。后代人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其中有一句话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未必是徐九思说的，却很符合他一生的为人。

华夏大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他们最能记住那些对他们好的官员。徐九思逝世时，句容县百姓来到他的祠前祭奠者居然超过万人。其时，徐九思已离开句容县36年。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在人前说豪言壮语的人，真正缺的是像徐九思一样，在人后将某种崇高理念视之为内心的“宪法”，用整整一生去坚守的人。或许正是因为稀缺，他们也就格外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