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丧嫁娶乃人生大事，郑重操持本不为过。那么，如何判定领导干部举办的婚丧喜宴属于“大操大办”？怎样才能做到不踩纪律“红线”？

判断是否属于“大操大办”有六大标准

怎样算是“大操大办”？中央纪委网站曾刊文介绍，有专家对判定“红白事”是否属“大操大办”给出六条基本判定标准：一看操办“红白事”是否使用公款；二看是否使用公物，如公车等；三看是否使用公产，如免费使用礼堂等；四看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否收其礼金礼品，特别是是否借机敛财；五看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六看是否影响他人休息、破坏环境等。

有地方纪委还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各级严格执行“七个严禁”：即严禁以分批次、多地点等方式变相突破规定的规模；严禁以任何方式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参加婚丧嫁娶事宜，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礼金，借机敛财；严禁动用公车、公物、公款等公共资源；严禁以单位名义赠送礼金、礼品；严禁在本单位或其他单位报销或变相报销费用；严禁影响正常公务活动、单位工作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严禁搞有损社会公德的庸俗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

一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认为，“严禁大操大办”的法理依据出自《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其第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不准有“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等行为。

中央纪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释义》提出，这里所称的“婚丧喜庆事宜”，除了包括结婚丧礼外，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过生日，子女上大学，乔迁新居等各种与亲朋好友共同庆祝的事宜。所称的“大办”，是指大大超过了当地一般群众举办类似事宜的规模或消费标准。所称的“造成不良影响”，是指在群众中或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所称的“借机敛财”，是指借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收受各种名义的礼金、红包、贵重礼品等物质性利益。

哪些人不准“大操大办”？《廉政准则》适用对象为县（处）级以上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旗）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则参照执行。这也可以视作中央法规层面“严禁大操大办”的对象范围。

无论是《廉政准则》，还是后续出台的《坚决制止领导干部借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收钱敛财》等规范性文件，均态度坚决、要求明确，但考虑到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故而都未对“违规行为”列出具体界定标准，而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标准。

各地因地制宜给出大致三类具体“操作办法”

目前，对于党员干部办婚宴能摆多少桌、收多少礼金、请哪些人等具体问题，各地出台的具体“操作办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限定人数桌数。石家庄、贵阳等30余地，都明令限制摆酒的桌数，但摆桌上限，各地不同，多限定在20桌左右。湖南还细化要求，干部办红白事，一方办宴禁超200人（20桌），两方合办禁超300人（30桌）。二是限定礼金金额。如广西河池市规定，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干部职工操办的婚事，馈赠、封送的礼金或同等价值礼品每人次不得超过100元。湖南岳阳市明确规定礼金标准原则控制在每人200元以内。三是限定宾客身份。在各地要求“官员婚丧嫁娶不得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基础上，20余地区还规定禁邀“同事”。新疆阿勒泰规定，同事、同学及好友可到场帮忙，但禁止随礼。除要求向纪委报告、限定人数桌数等较为常见的规定外，一些地方还对宴席的档次、标准作了规定。而在适用对象方面，不少地方将范围划定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应当指出，禁止党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并不是禁止传统民俗。只要注意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形象，注意可能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搞简朴、正常的婚丧喜庆事宜，一样体现传统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