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协同、共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经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第六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综述

2016年12月3日，第六届“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经济学界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代表、产业界人士及北大师生500余人参加了论坛。此次论坛紧紧围绕“变革、协同、共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经济”的主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推进全球化进程，分享发展成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首先致开幕辞。她指出论坛主题中的“变革”是目前所处的环境，“协同”是应当采取的手段，“共赢”是要达到的目的，其中“变革”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近几年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许多不同寻常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今年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这两个“黑天鹅事件”，因最终结果太具戏剧性，史无前例地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一起。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管理的重点从传统的需求方转到供给方，经济增长出现了阶段性起稳回升的态势；“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顺利推进，中国的国家影响力迅速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和醒目。

中国的逆风飞扬和欧美的跌宕起伏，是当今世界变革潮流中的两股巨浪。追溯到源头，它们皆由全球化而起，也皆因全球化而兴。今天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身处不确定性世界之中。那么，人们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是否可以选择退出？欧洲和美国新动向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如此的环境中又该如何调试？孙祁祥教授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植于对全球化内在逻辑的理解上。她认为可以从历史性、周期性、人类的天性、不确定性和互联性，这五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首先，历史的维度。尽管“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词汇第一次出现在1962年，但无论按照哪种定义，全球化的活动显然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英文《韦氏字典》将“全球化”定义为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从历史来看，古罗马帝国扩张、十字军东征、蒙古兴起、地理大发现这些活动与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0年的国会演讲中曾志满意得地宣布：“一种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在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实现普遍繁荣、和谐共处”。这与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别无二致。因此，全球化绝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上持续进行的活动，完全没有必要为其戴上现代性的光环，然后再在后现代的反思中将其打破。

其次，周期性的维度。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至少呈现出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和综合周期这三种周期。与经济周期相比，政治周期经济学界关注较少，但在当下却尤其值得关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和数学教授彼得·图尔钦在2012年运用历史动力学的方法研究发现，美国自19世纪以来基本上每隔5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政治动荡，新一轮高峰将在2020年前后到来。显然，特朗普的当选已经证明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继续证明这一研究的惊人预见性。作为当今全球化的策源地和领导者，美国的政治波动必然引发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的政治转向。而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活动自身也存在某种综合性的周期。事实上，自公元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化的活动就再没有停止过。这种综合性的周期特征主要体现为每一轮全球化都有一个或几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各种活动是全球化的1.0版本，而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算是2.0版本的主导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算是3.0版本的主导者，20世纪掌握绝对霸权的美国是全球化4.0版本的主导者，那么，接下来的5.0版本该由谁来“领衔续写”？会是中国吗？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越来越清晰。

第三，人类天性的维度。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要素的跨国流动。西方经济学家们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证明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天然合理性。而中国的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察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地不分东西，人不分中外，逐利的天性让人类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全球化的基因。事实上，非逐利因素也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社会学家认为，征服、繁荣、传教、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与旅行欲这四种动机能够促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因而，将军、商人、水手、传教士和探险家是传统社会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背井离乡，跨越高山大海，绝大多数都是出于自发的人类天性。因而，尽管对全球化的质疑和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但全球化却始终无法真正停歇。

第四，不确定性的维度。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都在耗尽心力地寻找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希望参透自然与财富运动的神秘规律-----从“大数定律”到“布朗运动”再到“有效市场假说”。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金融活动和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也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欧洲早期三大投机泡沫——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密西西比泡沫为例，约翰·劳（John Law）是英国人，掌管着法国的皇家银行，吸纳了来自塞内加尔、印度群岛和中国的资本，开发的则是美洲大陆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未来财富。实际上，“全球化”概念本身并无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可言，但它的不断扩张却加剧了系统内部各种活动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系统越开放，涵盖范围越广，要素流动越自由，不确定性就越大。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个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将越来越大。

第五，互联性的维度。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都是由技术创新推动的。“全球化”在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当人类的生产和交往越来越离不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时，全球化趋势将是一个依据其固有的内在逻辑，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威力，更加不可逆的进程。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的互联网内，无法封闭，无法垄断，也无法退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协同”和“共赢”的价值理念也才愈发重要。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中国要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段表述十分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1899年，美国为了加强其在远东地区的势力，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要求“利益均沾”，贸易机会均等。从此之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主张，以经济全球化裹挟着文化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席卷各地。但最近的趋势似乎有变，一再声称要回归国内事务的美国，其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不久前于秘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以视频方式公布了明年一月执政后马上要开展的工作，其中第一条是上任第一天将发布意向书，退出TPP。虽然特朗普的多变性格使最终结果仍然“扑朔迷离”，但作为全球化策源地和主要推手的美国是否会推翻或至少是修正从“门户开放”以来的全球化发展逻辑，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态。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化正停滞不前，在一些领域还出现逆转趋势，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力已不存在，未来全球化动力将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难逢的战略机遇和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并存的时机。无疑，我们需要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物力财力为基础，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以便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但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如何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是我们当前直面的重大课题。

二、“一带一路”，开启包容性全球化新时代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助理刘卫东研究员就“一带一路”——开启包容性全球化新时代发表了主题演讲。

三年以前谈论“一带一路”时，是中国为世界治理体系添砖加瓦，但在2016年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很可能要扛全球化这杆大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今年、明年对我国而言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全球化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表面上英国的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似乎是“黑天鹅”事件，超出大家的想象，其实有它的必然性，即伴随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很多社会矛盾。这个社会矛盾按照美国人的讲法是发生了一场没有流血和枪支的革命。2016年11月30日在美国举行了中美之间关于“一带一路”的对话活动，美国华盛顿智库和几位前高官参与了此次活动，关于“一带一路”的一些看法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辩。美国人看到“一带一路”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对于“一带一路”不再置之不理，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这种行动是支持、参与，还是阻止的态度，目前还难以判断，每种可能性都存在。

“一带一路”是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和10月出行的两次倡议，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倡议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2日、3日在印度尼西亚倡议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0月由发改委牵头制定了一个战略规划，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意见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了“一带一路”提法。2015年3月份经过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是唯一一份“一带一路”的官方文件。后来又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但是亚投行不是“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因为亚投行57个成员国里面有很多是没有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的，所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是可以相互支持的。而丝路基金是完全为“一带一路”建设而成立的。三年以后的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是我们开放发展的旗帜和主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今后的对外开放不搞新的东西，“一带一路”是总体的规划。

截至目前，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也已经写入联合国的文件。另外有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跟我们签署了MOU，包括UNDP等协议，还在46个国家建立了产业园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17日的讲话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和成果超出预期。但“一带一路”是一个艰巨的、系统的工作和长远的工程，所以应该放在二三十年长期的愿景进程来看。目前虽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是正规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建立，缺少比较核心的理论概念，各种解读层出不穷。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17日讲话时指出“一带一路”的建设超前于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二是泛化的现象，这种现象造成了重点工作没有人抓，它的存在是有问题的。三是对沿线国家了解不够，缺少人才。四是政府热、民间冷，这是一个大问题。各个国家的民间对“一带一路”的反应是很冷的，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政府工程，其实它是中国为世界资本流动提供的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一带一路”的建设不能完全靠中国政府和企业，而应依靠所有的世界资本。五是利益契合点寻找欠缺，个别项目急功近利。六是风险防范意识不足。七是“走出去”经验不足，我国企业真正“走出去”是从2000年开始的，所以很多经验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企业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来的，他们不够讲社会责任，太相信政府，所以我们企业“走出去”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有很深刻而复杂的宏观背景的。首先，全球经济格局过去三十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全球化驱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反过来世界需要包容性的全球化；第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转型升级，而为了完成转型升级，需要更广泛空间范围的合作。第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周边的环境和海洋运输环境尤为重要。第四，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的需要。

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他在中国四年，设想了一条铁路从中国的西安到德国，为选择这条铁路的路线，他研究了中国的贸易路线，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其实在古罗马时期我们的商品就到了古罗马，凯撒大帝曾经穿过中国制作的衣服向他的臣民展示，知道在东方有一个“赛里斯”国。中国的丝绸之路不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走几年到罗马把商品卖给罗马，而是一段一段卖的，西安的商品卖到敦煌，敦煌的商品再卖到下一站，最后才到古罗马。所以大家猜测中国是遥远的赛里斯国。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曾经说，“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

虽然李希霍芬在《中国》这本书里面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但是他的学生斯文·赫定通过研究敦煌的文物，出版了《丝绸之路》，所以“丝绸之路”这个词随着他的文献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各国语言，得到了流行和全世界的认可。后来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里面又加入了海上丝绸之路。因而，丝绸之路是历史上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不局限于丝绸交易。历史上，中国在西方标志性的贸易产品有丝绸、陶瓷和茶叶，中世纪时我们大量的瓷器到了欧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被命名为China。陆上丝绸之路有官方参与是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发展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达到鼎盛，元后衰落。丝绸之路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影响它的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等多方面原因。后来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重要。我们今天使用的丝绸之路不是从古代空间限度来描述的，而是一个历史符号，同时也是一个隐喻。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的共有文化遗产，代表了和平、友谊、交往和繁荣。《愿景与行动》里面提出和平发展共赢，这是过去几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出外讲话一直倡导的精神，是用丝路精神推动和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是新的理念、新的模式、新的精神。

全球化的发展有其客观动力和制度机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会过度积累，过度积累就带来经济危机。同时，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技术出路与空间出路来摆脱危机。上世纪70年代，David Harvey提出了空间修复理论，资本会无休止的运动，通过空间可以解决资本无休止积累带来的问题。同时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也会促使资本积累的快速空间扩张。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强调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70年代危机解决后，又转向接受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所以就出现了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刘卫东研究员将其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有一个内在的矛盾，资本是可以很容易跨越国界到其他地方，但是劳动力呢？这之间便存在一个矛盾。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都体现了这种矛盾的积累。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先，生产活动越来越集中，世界贸易迅速增长。过去三十年里面经济全球化最大的一个现象是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内部贸易70%是供应链的贸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提供是高端零部件，运送到中国进行组装，然后再销售出去。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供应链贸易是过去三十年里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第三，跨国公司数量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全球现在七八万家跨国公司，他们直接和间接控制了全球经济总量的3/4以上，包括对供应链的控制。所以，目前研究经济学或者是研究经济理论，离开对跨国公司的认识很难理解今天的世界经济是怎么去运转的。第四，一体化与碎片化同时存在，一体化指WTO框架，碎片化指各种全球小多边、双边正在谈和已经谈成的贸易协定，这些构成了紧密的跨国生产网络。

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全球化发展30年以来，矛盾逐步积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问题。西方国家经济活动越来越金融化，制造业越来越空心化，但在高科技领域仍是领先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成为制造业大国。同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开始怀疑新自由主义旗帜之下的经济全球化1.0版本，开始倡导2.0版本。2016年全球TOP 1%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其余的99%的人口，这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今天需要变革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恰恰是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保护和民粹主义抬头，社会问题、英国脱欧等日益浮现。中国的经济腾飞得益于全球化，所以要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发展全球化的机制，使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地区和人民。我们要扛起这杆大旗。

我们经济增长很快，但是代价是要素高投入、出口导向、资源环境代价比较大。所以新常态，应倡导多元化发展模式，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全球谋划资源配置和利益，获得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事实上，中国经济全球化过程分三个阶段。2000年之前是依赖性全球化阶段，到上世纪末，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到2001年吸引外资的速度降下来，但是出口仍每年保持着25%-30%的速度增长，十几年的时间内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01-2008年第二阶段是贸易全球化阶段，2008年之后即第三阶段是资本全球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依靠别人，第二阶段是出口商品，第三是全球化的阶段。现在世界经济发展到了第二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时期，实际上这也是新常态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过程。此轮全球产业转移不再发生于“二元”结构的世界中，“三元”结构开始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就是基于“三元”结构的存在而提出的。

那么，此种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应有怎样的学术话语体系？“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包容性的全球化，即丝路精神和全球化的融合。其战略定位是惠邻的包容性全球化、全面对外开放的载体、周边地缘安全的助推器、促进经济增长的抓手。而这一战略定位包含着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核心理念、重点建设“五通”、打造“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的战略内涵。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是探索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尝试；既符合中国走出去的需要，又符合让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发展根本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就“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刘伟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适度的需求管理，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现在为什么需要扩张内需，进行适度的需求管理？从短期来说，需求管理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保证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增长的环境。我国与世界相比，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从需求角度来看，一个方面是我国现在所处的阶段是供给能够创造和引致一部分需求。中国与世界进入新常态的最大不同在于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期低迷的状态，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除了遇到新问题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前提是中国仍处在长达二三十年的一个战略机遇期。

扩大需求，从总量来说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不能过度，所以称为适度的需求管理。从国际社会看，这一轮经济危机从2008年起，到2009年经济负增长，之所以这么深刻，缘于上世纪末60年代美国出现滞胀采取的一个药方——从传统的运用财政政策转来强调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政策指向是运用其刺激需求，而且是低成本的需求。通过始终坚持降息这一个原则，降低企业成本。这样带来的益处是扩大了需求，代价是运用持续降息的政策刺激的是劣质需求，不是有效需求。持续刺激带来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增长，而这一增长的代价是降低了增长的质量，最后酿成了2008年全球危机。此次危机之所以如此深刻，是因为这实际上是积累了一二十年的为了解决滞胀采取的政策的代价，因此走出这次危机非常困难。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味刺激需求、扩张需求来保证增长，从而付出了增长质量的代价，最后从根本上束缚了增长的例子。

我国还存在一个特殊之处，即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型轨道上开始的，它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遗产，即制造了短缺。改革开放时，我国面临巨大的短缺，这既源于一个体制背景，又有当时的发展背景，中国是一个贫困的国家。这种发展背景和体制背景给了改革开放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企业家们面临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销路，只需考虑获取原材料进行生产，产品一生产出来就有很多人抢购，不需要更多的技术门槛、更高的经营艺术，这便促成了我们的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到1998年出现第一次调整，主要是工业制成品的内需疲软；2008年则出现第二次，工业投资品的疲软。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短缺的基础上开始的，这种局面发生扭转时便产生很多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后，无法适应这种需求开始疲软的态势，首先反映出经济增长开始下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命题的提出正是由于从过去长期需求膨胀转到现在需求疲软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因而不能忽视需求管理。从需求角度来看，不能太过膨胀，否则就会出现了泡沫，但是要有一定的增长基础，前提是要刺激有效需求，不能通过刺激劣质需求来拉动增长。其次要有度，不能盲目的扩大，要适度。需求管理是短期的、总量的，不涉及长期和结构。

短期来看，有两个指标，这是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出现的新气象——第一次给出了GDP的增长幅度，这体现了适度需求管理的松紧搭配。经济增长的上限，控制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5%，根据这些年的情况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原则上不超过7%， 2011年，通货膨胀控制在4%左右，实际达到5.4%，超出了1.4个百分点，当时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一个多百分点，通货膨胀相应高出一个1百分点，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其他年份只要经济增长不超过7%，通货膨胀相应的不超过3%。这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定下的7%。经济增长的下限是考虑稳定就业，即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的经验一年需要20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一千多万用于新增劳动力，剩余的用于给原有工人加工资，这样可以保证原有工人收入水平不下降，新增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安置。中国经济增长只要达到6.5%，就能提供2000万就业岗位。最近政府工作报告开始出现的经济增长率的一个区间——6.5%-7%，实际是兼顾了两个目标，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是3%左右，一个是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

第二，为什么现在的重点，兼顾需求管理的同时，还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和世界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现在世界供给和需求关系来看，全球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矛盾在需求侧，主要是需求疲软、需求不振带来的一系列增长问题。而中国现在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主要方面更多是集中在供给侧，这可能是中国目前进入新常态之后和世界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第二个不同。

中国出现了双重经济失衡的新特点，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风险。双重风险同时出现，需求管理政策确实有局限性，扩张或者紧缩都存在问题。不仅是政策出现了局限性，再往更深层次探究，现在中国双重失衡的根本原因不是在需求方面，还是在供给侧。中国的通胀一个是需求拉上，一个是成本推动。投资需求之所以疲软，是因为产业升级动力不足，没有有效的实体经济对货币产生有效的需求。西方失衡是从金融部门开始的，实体经济存在有效的货币需求，但是金融部门货币供给能力跟不上，所以要求政府救银行，然后资助企业。我们国家不同，我们的金融危机是外来的，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从而订单减少，首先冲击的是实体部门。实体经济订单减少，开始萎缩，金融部门是健康的，因为存在一道防火墙，金融部门并没有直接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应对此轮危机是增加货币投放，我国是培育货币需求，特别是实体部门的货币需求。现在国有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渠道是通畅的，但是没有合适的项目可以投资，因而转向放贷。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大量货币在虚拟经济中游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在货币市场潜在的压力是来自需求的压力。这些年，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失衡，这是需求拉上很重要的原因。成本推动方面，要素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而投入产出结构没有变，两者之间不能良好匹配，因而这些成本便进入了价格体系，通胀的压力大不是源自于需求方面。无论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上都源自于供给侧的问题。经济下行，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看，投资疲软、创新力不足源自于产业升级没有空间，是供给侧的问题。消费疲软，国民消费需求扭曲，总供给出问题，核心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分配出问题之后，收入差距扩大，结构不合理，导致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匹配，生产过剩，相对疲软，这也是是供给侧的问题。所以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出现疲软，其深层次的原因都是来自供给侧。基于这个问题，从中国根本的长期治理来看，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无论是政策治理双重风险的要求，还是失衡深层次的原因，供给侧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都是成立的。

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短期来看政策应立足于生产者，正如需求管理政策着眼点是在消费者、购买者这一边。生产者至少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企业，所有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出台应首先考虑对企业有什么影响，即对企业短期的成本影响和长期的创新影响。其次是产业，所有的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既然立足于生产者一方，应考虑政策出台对于产业，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市场壁垒、准入标准等的影响如何。再有生产者还包括劳动者，政策出台对劳动者的影响，包括短期内劳动者的积极性和长期的劳动生产率。供给侧非常重要，它是长期的，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短期宏观政策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解决增长问题，短期增长要靠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长期深层次的效率和结构性矛盾的问题，虽然两者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总体上还是有区分的，应立足于生产者这一方面来制定政策。

要推动这个过程的进展，需要很多前提条件，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哪些地方应该是市场起作用，哪些地方应该是政府起作用，在制度上应规范公权，尊重私权。充分保障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权利、责任。既然政府干预更深，那么要“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市场，同时完善市场的秩序，真正维护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开展自由竞争，同时加快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有效发挥对政府公权的规范，这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取得良好进展。

四、发展海外投资，推动我国转型升级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先生就“海外投资”阐述了看法。投资，从老百姓角度看，是如何保值增值；从国家角度看，投资始终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工作，当前情况下面临很大的挑战。从全球看，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跨国投资现在也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国富论坛，“国富”离不开投资。另外跨国投资和全球治理体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与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发展密切相关。屠光绍先生从五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跨境投资这一议题。

第一跨国投资与经济增长。过去是探讨贸易投资国际经济循环，而现在变为投资贸易国际经济循环。因为投资在当前，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到现在，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作用，包括跨国投资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过去全球化，从贸易开始，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绝对优势理论。整个国际贸易通过关税贸易总协定解决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但现在越来越跟投资紧密相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使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降利率，包括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但是这些政策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增长乏力的问题，所以要转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流动性，降低利率、降低成本来刺激投资。但是大量货币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现在通过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越来越受到重视，进一步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方面的作用必然和新的政策调整是密切相关的。从整个需求来看各个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跨国投资和并购，推动经济的增长。除了财政政策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途径，例如监管政策等等。所以通过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特别是跨国投资并购来推动结构的调整，为结构调整提供新的动力。这也包括在新一轮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调整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从日本的引进资本倍增计划战略构想、美国的再工业化的战略、德国4.0战略可以看出，投资特别是跨国投资在下一轮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当中作用会不断的显现。

第二，跨国投资需求与投资难。目前国际大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投资，并且越来越重视跨国投资，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跨国投资和投资难是并存的。屠光绍先生指出这源于五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目前“资产荒”现象严重，资金充足，但是值得投资的资产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货币宽松使得资金非常充裕，造成过度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源于经济下行的趋势。“资产荒”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在国际市场上也同样存在。第二，资产贵。在资产少、资产荒的情况下，值得投资的项目往往价格很高，这也是由前面的因素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使资产价值飙升。第三，进入难。目前全球投资机构都在把重心向后延伸，公开市场流动性泛滥，所以整个资产价值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在债券市场极其低迷，回报更低，所以牺牲一点流动性换取高一点的回报，叫另类投资。资金开始向地产投资、私募股权、私募信用、私募债券、私募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转移，这便带来了另类投资潜在回报率的下降。相对于公开市场，私募投资等流动性要低一些，而周期更长一些。随着整个私募，投资重心更多地向后延伸至直接投资，流动性进一步牺牲，同时投资时间更长。与此相关，直接投资越来越遇到另外一个现象，即去全球化的问题。一些投资领域非常难以进入，从全球来看，各国都遇到国内投资的壁垒。中国也有这种情况。中国在国内的投资领域，虽然加快了投资体制改革，放宽了市场准入，但在很多领域依然存在投资壁垒。国际上一些垄断性保护政策的制定也增加了跨国投资进入的难度。第四，投资周期长。随着整个战略的调整周期越来越长，流动性越来越低，投资周期也越来越长，这是投资的一个新情况。第五，风险高。全球面临着不确定性，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各个国家的地缘政治，也包括其他因素，使得投资的风险越来越高。

第三，中国对外投资情况。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增加非常快，这几年，尤其是今年前三个季度增加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些短期因素，但是对外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重大战略。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与大国的成长和对外投资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实现自身发展，包括产业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途径。过去的跨国投资以吸引外资为主，主要是FDI，所以各个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不遗余力。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到后来，吸引外资越来越多是依靠营商环境，包括一系列园区、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立。跨国投资、FDI依然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然而我国吸引外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过去不加选择或者是选择不多的吸引外资，转向现在有选择的吸引外资。吸引的外资更多是考虑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结合起来。FDI “引进来”和ODI“走出去”，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一起驱动，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从中长期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跟我国产业结构可以良好结合，那么既可以使我国对外投资有很强战略驱动力，也会带动中国经济在新一轮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面临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方面都可通过非常有效的海外投资并购来实现。所以中国利用好FDI和ODI对经济转型升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跨国投资与投资能力提高方面的问题。近几年，跨国投资，特别是海外并购增长非常快。但海外的并购，大概有10%因为各国的安全及其他方面的审查，导致外资并购撤回。这反映了各国对于跨国投资的谨慎和保护。同时即使并购得到了批准，仍有很多并不成功。屠光绍先生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投资能力有一些短板，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战略不清，在海外投资并购之前战略并不清楚。仅考虑价格便宜，但是与企业自身发展定位和战略的结合并不清楚。从中国总体来看，应该是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同时，也应与企业自身发展相结合，例如资源收购型、市场网络扩张、研发能力提升等方面。战略定位不清楚，收购开始进行后很难得到持续的经营和发展能力。二是方式不当，特别是海外投资并购，如何找到合适的当地合作者，对海外并购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地方欢迎中国投资，但是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也持有非常谨慎、非常防范的态度。所以应寻找更恰当、更易于各地接受的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不当会影响到海外投资并购的效果。三是整合不了。即使资金已经进入，但是没办法进行整合，因为企业的并购整合是最考验后续方面的能力。但是有相当一些企业通过了安全审查，也进行并完成了收购，但是最后整合不了。在整合方面涉及到当地的政治、历史、文化，所以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整合不了就意味着整个兼并收购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实现不了最初的意图。四是管理不行，把中国的管理方式照搬到其他地方，这样很难适合当地的特点和要求。五是人才不足。一方面对外投资并购增加很快，但是另一方面人才供给确实是不足的。从中国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会不断地稳步增加，因而人才储备始终是我国最核心的内容。

五、加快金融发展，启动金融创新结合新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以“金融发展必须支持创新发展”为题发表相关观点。李杨教授指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是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人口问题，全世界陷入人口危机，包括中国在内；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美国今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已经是负的；就业形势非常不好的问题，虽然数字没有明显的恶化，但是特定人口就业状况很令人担忧，年轻人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极高，大量的人因为长期失业不愿意寻找工作，都在街上游荡，社会问题丛生。

李杨教授指出情况越严重，制定的对策越要下沉，沉到最根本的基础上。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必然的归宿，要沉到原本上，经济是做什么的，要沉到这个层面上。要想走出这个困境，无论是全球的长期停滞还是中国的新常态，只有通过创新来实现。而在创新过程中，其启动和发展必有金融系统的支持。

2007年以来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如今仍然在进行“深度调整”。从国内来看，“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世界各国把注意力集中到最根本上，整个世界形势的重新恢复又会带来一次大规模的创新。所以世界各国把促进创新作为第一要务，而推进科技创新，真正使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必须把在实验室里、在我们头脑中的东西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这是践行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内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科技进步要现实地推动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产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实现的。从上世纪就开始这方面文件的起草，至今还未落到实处，所以应认真讨论到底金融怎么支持创新。

金融支持科技进步，必须从全方位、多层次展开。在微观上，必须创造一套体系，能够服务企业发展的全过程。而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重点并不相同。在宏观上，必须深刻认识、冷静对待金融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特殊方式，特别是其夸张的特征，理性对待金融支持转型发展必然经过的热潮、泡沫、泡沫破灭、恢复，再掀热潮等过程。

具体来看，从微观的角度讨论金融支持创新，首先应从创新企业的成长历程来考虑不同阶段的企业有什么样的需求，面对这样的需求金融用什么方式加以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创设阶段、研究与发展阶段、市场导入阶段、增长阶段、稳定与成熟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规模、资金性质、资金来源都有所不同。金融要能“精准”支持科技进步，对此不可不察。在创设阶段，新思想、新发明和新技术的拥有者们（创客），首先要对拟生产的产品及其市场潜力作出基本判断。这一阶段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小，但基本不可能向公众募集。此时的资金通常来自企业创建者个人和亲朋好友的储蓄和资产，“天使资金”亦有用武之地。处于这一阶段的潜在企业，最需要的并不是资金支持，而是创办企业的便利性和社会认同。因此，进一步改革商事制度，是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第二个阶段进入研究与发展，此时想法逐渐开始成型，但是这时候创新仍存在着高风险，以谨慎为主要原则的商业银行不可能提供资金，其他面向大众的大规模筹资渠道，例如公开发行股票等等，也因市场前景极不确定，难以为大众所接受。因此此阶段需要的资本大部分是通过私募，向具有创业精神的风险投资来获得。进入市场导入阶段，产品已经进入市场，其潜力也可以被粗略估计出来，公司成功的前景开始明朗。但潜在的顾客在做出接受新产品的决定时需要时间，同时，新产品的推广还需要一段推介过程，所以，这一阶段需要较长时间。同时虽然公司获得了收入，但现金流极不稳定。因此掌握最大量金融资源的这些机构仍无法对它们开放，只能依托风险资本。在增长阶段，企业不断获得顾客，扩大市场份额，是新技术公司“凯歌行进”的时期，同时也是它们大量需要资金的时期。由于现金流已经大量产生，传统的融资机构（如商业银行）和公开的融资渠道（如发行公众股、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等）也都会向它们敞开。融资成本大大降低。公司创立若干年后，进入稳定与成熟阶段，其组织、市场和资本联系均已稳定，严格说来，此时的企业已不能再称称为新技术产业公司，而应称之为成熟的高科技企业。此时公司还可能需要创业资本，但是，这时的公司融资环境已经比其创业阶段要优越得多。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支持创新、支持科技的制度安排基本是集中在这个层面，而前面最需要的资金的时候没有有效的体制和机制能够保障资金进入。

总结来看，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惊险的跳跃”，不能笼而统之地支持，应考虑多种类型的资金支持。融资类型必须与成长阶段的匹配。这其中两个阶段非常重要，创业阶段，最重要不是融资，而是商事制度的支持。同时，内源融资很容易被界定为乱集资，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二市场导入阶段很重要，但是现在的资金都集中在后面阶段。市场导入阶段，企业有了前景但是很不确定，这时候需要有一些专业化的安排，保障资金顺畅进入企业，度过导入阶段成为一个稳定的企业。

从宏观角度看，现实中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是密不可分的，科技创新步步惊心，每一步都需要有金融支持。反过金融如果没有科技创新新，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就是泡沫。同时，没有科技大发展的憧憬，显然也不会有对于新经济繁荣的期待，也就没有对于金融创新特别是风险投资的疯狂。这是一切新技术发展过程的正常现象。

科技的进步也存在阶段性，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依循的是从技术创新到技术扩散的逻辑。从技术创新到技术扩散，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即：孕育期、导入期、拓展期和成熟期。在不同的时期，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将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技术变迁本身也会遭遇不同的社会经济范式，或协调或冲突。

导入期是技术创新的兴起，这时候有大量投资进入新技术领域。这些投资往往是风险投资，它们都是被新技术将可能演绎出的致富故事所吸引，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于新技术的过度投资以及重大的技术泡沫。随着投资于技术的泡沫破灭，人们逐渐领悟到，过去引导变革的金融资本因其投机和寻求短期利润的行为，现在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通过这种“创造性毁灭”，虽然泡沫破灭了，但新的基础设施却保留了下来，新范式逐步被人们接受了，主导产业也开始建立起来。生产和市场开始扩张，进入技术拓展期。这种扩张要想实现，至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长期投资决策要在没有股票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做出，从而金融资本必须向生产资本移交经济的领导权；生产的扩张要求需求扩大跟随，而需求扩大往往要以收入分配调整为前提，这意味着需要福利型政府政策的支持；为了从普遍的增长中获益，社会价值观要从个人主义的生存竞争转变为强调合作和集体福利。

从繁荣到衰退，形势发生变化，例如国际收支变化，人们预期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也相应增加。通常会减少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如果国内储蓄不能满足投资和消费需求，就会从外部借入资源，从而引起经常项目盈余减少或逆差增加。随着创新的放缓，以及创新的扩散结束从而进入衰退期时，经济陷入衰退，在中国表现为“新常态”。人们预期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减少，储蓄增加，以备将来收入下降时能平滑支持消费。厂商也会相应减少投资，从而导致经常项目盈余增加或赤字减少。社会进入通货紧缩时期，产品过剩、物价低迷，结构性失业严重。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五轮这样的周期，我们现在正处在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让经济恢复正常，所以这时经济政策必然要全面地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为下一个周期触底，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创新思想向实体产业的转化，这时需求管理难以发挥作用。上一轮长周期上升是在1987年-2007年，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高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20余年的大稳定，带来了一些历史误解，“历史终结”便是最大的妄言。

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结合是当务之急，供给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推动创新，将创新的成果、想法迅速变成产品、工厂、产业、就业和GDP。在这个长过程中，每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类型的金融支持。我们正站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新起点，必须以创新的精神，启动下一轮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进程。

论坛最后环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作了闭幕致辞，他感谢来自各界嘉宾的精彩观点，并做诗一首——“紫盖骖帷屏寒空，难逢最是值腊中。国士辐聚贵天下，何须锦樽与帘栊。美芹捭阖论盐铁，谋盖管仲捐国功。百年三万六千日，京师复行稷下风。”第六届国富论坛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易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