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文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与背景<br/>——兼谈文学批评中的“价值”问题

韦勒克文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与背景
——兼谈文学批评中的“价值”问题

2016-12-28谢江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大陆桥视野 2016年16期

谢江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韦勒克文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与背景
——兼谈文学批评中的“价值”问题

谢江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勒内·韦勒克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文论家之一，他的批评史在其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韦勒克用现象学的方法将文学的本体还原为一个“经验的客体”，并以审美经验的“具体化”作为实现价值判断的途径。随着“理论”时代的到来，文学的本质被不断消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批判功能也被弱化。反观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或许能够找到文学“价值”的独特之处和实现途径，而为当代的文学批评的语境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价值

一、韦勒克文论的当代意义

勒内·韦勒克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文论家之一，也是新时期以来对中国文艺理论界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西方文论家之一。与我国从80年代初译介的《文学理论》(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相比，韦勒克后期的重要著作，八卷本的《现代文学批评史》所受的关注则较少。其中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重点发生了从作品到读者接受的转移，晚近的后现代理论更将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或解读实践。文学研究开始从文学外围的学术领域中寻找解释的路径，而韦勒克的批评史写作却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与“理论”在缺乏文学经验支撑的语境中蔓延和扩张的语境相比，看似造成了被边缘化的状况。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希望通过说明文学是什么来推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批评方法，并且摒弃那些忽略了文本最根本、最突出的方面的批评方法。”但就“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他的解释却也暗含了“理论”自身的矛盾性：“理论突出了各类文本的文学性”，却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文学作品的意义正被作为理论观念的东西先行赋予，或由文化来裁决，文学的本质被不断消解。对于以上问题，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也许还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二、以现象学美学为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

现象学哲学作为20世纪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其产生与19世纪欧洲哲学的精神危机紧密相关。它的创始人德国犹太哲学家胡塞尔认为，20世纪初欧洲精神文化危机是知识基础性危机哲学被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所撕裂。胡塞尔指出一条西方文化的拯救之路，就是通过现象学方法来研究“经验”中主、客体的交接点，即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现象学影响了韦勒克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本质的认识：“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任何经验。”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正是一个“意向性的客体”，它的特殊性在于既不是现实性的物质实在，也不是纯然主观的具体经验和心理感受，而是二者相互交融的结果，只能存在于主体意向和审美经验中。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这种“审美结构”的发展。

对于具体还原方法，韦勒克是通过R·英伽登来接受现象学的。他指出：“我认为他对一种系统连贯的文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自己在很大范围内赞同他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我向他所学的比向其他任何人学到的更多”，“他阐述的这样一些问题，如文学艺术作品存在的模式，它的多层结构，我们体验它的方式，等等。在这些方面，我所知道的美学家中，谁也比不上他阐述得清楚而且精确”。事实的确如此，韦勒克《文学理论》中“分层概念”的直接来源，正是英伽登的现象学阐释模式（韦勒克对此加以了批判性的吸收），并因此形成他文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和总方法论——“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该模式将作品看作“一个纯粹意向性构成”（a purely intentional formation）,“一个多层次的构成”，它“使我们回到具体分析的作品上，但又用不着使我们放弃对整体性、总体性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概念进行最基本的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文学理论》第十五章中，他讨论了意象、隐喻、象征、神话的四个重要概念，两两分别“诉诸感官的个别性方式”和“文学的意义和功能”。正如有学者说：“韦勒克的作品层次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打破了20世纪文论的’语言学神话’，使文学作品研究重新返回到历史、社会和生活形式。”

三、以反抗“实证主义”为背景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韦勒克认为，“内部研究”研究作品的本体存在，是文学研究真正的对象；“外部研究”的对象是具体化的结果，即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并未给予二者确切的定义。实际上，两者并不是所谓的二元关系。只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现象学分析时，才会区分本体结构与经验。这种作品存在方式的“双重性”，说明了文学内、外研究之间相互渗透的开放性特征，在韦勒克的批评实践里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正是对19世纪下半叶习用的文学研究方法——“实证主义”（positivism）——琐细的历史考证、历史主义、唯科学主义等使文学丧失人文性的反抗，才产生了如此的见解。而新时期国内文艺学界将韦勒克理解为回避意识形态、历史意识的“形式主义”者，说明该理论话语所遭遇的语义功能的困境。

四、回归“文学性”传统与超越

“文学性”最早在1921年由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R·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这是有关“文学性”最原始的表述，它指的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殊性质。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陌生化”手法，然而韦勒克对此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文学研究的技术理想的实证主义者”，把“形式”仅仅作为技巧的总和。此后，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始终难以在哲学思辨与作品的批评实践间找到平衡。在韦勒克看来，正是疏离了文学基本的“审美价值”的结果。

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性”传统真正的复归。在他之前，文学研究未被分别作为“本体研究”和“经验”两部分进行研究。此外，作为本体的语言的审美结构与它指向的“完整的象征形式的哲学体系”，为“文学性”的涵义提供了新的指向。如韦勒克所说：“正是在这种现代语言学和现代哲学的密切合作中，我们看到了具有远大前程的文学研究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