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成民

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上篇）

·文 孙成民

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前后持续了27年时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基本同步。本刊分上、中、下三篇记述这一重大事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梗概。

最初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经历了一个由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山区、边疆，到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再到有计划地在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城镇青年，又到较大规模地动员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过程。

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

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首开先河的是由青年团组织的城市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边疆。其历史背景，既有国家通过扩大耕地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经济原因，又有受苏联青年奔赴边疆垦荒而激发的政治热情。

继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8月底奔赴北大荒以后，重庆市团委承担起了组建四川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任务。1956年2月26日,由300名青年组成的重庆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出发前往若尔盖草原。尔后，四川其他地方如成都、江津、泸州、乐山等地，亦相继组织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与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直接相关联的还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城镇青年奔赴农村、边疆的精神动力。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把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发展规划。

组织城镇青年参加农业生产

经过“一五”时期的发展，四川国民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仍不能满足中小学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1957年上半年，四川省委和省人委先后发出《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指示》等文件，对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作出部署，并要求家在城市的学生，除少数能够在城市就业和一部分有条件自学的以外，其余学生都应该根据当地政府的安排，愉快地到农村去。

1957年7月，重庆市首批组织了124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这批人员是从全市1000多名报名参加农业劳动的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市委、市人委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时任市委书记、市长任白戈到会并讲话。成都市在1956年组织100名中小学毕业生到温江县农村安家落户之后，于1957年又组织了130名青年下乡，市里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大会，市长为他们送行。在这期间，万县、南充、江津、五通桥、简阳等地城镇中小学毕业生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安家立业。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下旬止，四川已有1600多名城镇青年下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1957年下半年，四川开展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工作，尽管随着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而进入低潮，但它却为不久到来的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在国营农场安置城镇青年

1960年底，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四川在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后，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复苏，其中精简城镇人口就是贯彻中央决策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中提出：对于精简下来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据此，四川确定了在城镇不能就业的青年学生的安置出路和方向。

广阔天地献青春。图/石世新

1963年4月25日，四川省人委批准《关于我省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员和学生计划的报告》，对国营农林渔场的安置对象、范围、方式等作出规定，由此正式拉开了四川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序幕。

从这年上半年开始，重庆、成都、自贡、万县、南充、内江、宜宾、泸州等8个城市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知青到国营农林渔场落户。如成都市第一批参加茶林渔场建设的1000多名知青，于6-8月先后前往屏山县龙洞坪茶场、兴文县五斗坝茶场、叙永县后山茶场等地国营场。自贡市251名知青于7月赴乐山专区的国营农林场。重庆市首批220多名知青于9月上旬到市郊农村和达县专区所属的国营农林渔场。到11月中旬，重庆市已有2200多名知青，到本市和达县、万县、江津等专区所属的国营农林渔场安家落户。

掀起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热潮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四川迅速掀起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热潮。从1964年2月下旬以来的不到1个月时间里，重庆市各区县首批就动员组织了3000多名知青到农村。到4月底，全市已有6000多名知青到市郊区和其他一些专区农村插队落户。4月7日，成都市举行3万多人的欢送大会，欢送2000多名知青奔赴凉山州和西昌专区农村。全省其它地方的动员组织工作也抓得较紧，一大批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安家落户。

在这期间，四川采取的安置形式主要是插队安置，同时也有一部分安置在社办场和国营场。1964年，在到农村去的37763名城镇知青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场的有2224人，占5.9%。根据“总结经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1965年1月，省安置领导小组向省委提出将“以插队安置为主”调整为“以社办场安置为主”，省委于1965年11月正式确定社办场作为今后城镇知青安置的主要形式。

自1962年四川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到1966年底，全省共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78976人。重庆知青李敏其、成都知青孙传琪和巫方安等一批志愿要求到农村去的先行者，成为四川青年学习的榜样。战斗在巴山蜀水的数万名上山下乡知青，怀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祖国的忠诚，与广大社员群众一道，艰苦奋斗、开垦荒地、改良土壤、科学种田、传播文化，为大办粮食、夺取丰收、改变习俗、建设新农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编：李卉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