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那一年，父亲24岁，年轻、英俊。

5月，父亲结婚了，娶了母亲。10月，父亲由驻东北的某部队调到成都某部队，成为了成都飞机场的一名飞行员。

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在北京转车。北京是大都市，是皇帝曾经坐天下的地方。等车的间隙，父亲与战友们一起在北京城转。我不知道是西单还是王府井，反正，那天，他的战友们在商城里看上了一条呢裤——深蓝色，厚重、展括，当时最流行的样式。父亲的战友们一个个试穿了起来，穿惯了宽大的军装，呢裤上身，果然一个个越发英姿飒爽。

“40元一条！”售货员说。

“40元就40元吧，只要穿了好看。”“这是咱山西肯定没有的稀罕货，成都也未必有。”“这是皇城根，不能错过了；再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留些纪念也是好的。”父亲的战友一个个开始掏腰包。

父亲很帅，是标准的中国美男子，那时候父亲当兵的津贴是每月6块钱；调到成都后，津贴调高了，是每月37块钱。父亲当兵走的第二年，奶奶去世，埋葬奶奶，父亲已经背上了债。之后，父亲娶母亲，又花了100多块钱彩礼，彩礼的来源仍旧是父亲攒的津贴和借来的钱。

面对那条呢裤，父亲一定犹豫了好久，父亲口袋里没有钱，还背着累累债务。父亲的战友，后来与父亲一起转业回到山西的刘土城叔叔，看父亲犹豫，便用手捅捅愣着的父亲，说：“老李，你也买一条吧！”

父亲闷闷地说：“算了，我不买了，你们买吧。”

刘叔叔说：“瞧你，咱到了成都也不能总穿军装啊！这么熨帖的裤子，不买会后悔的。是不是带的钱不够？钱不够我先给你出！来来来，再拿一条……”

1959年春节前夕，母亲从山西辗转到成都与父亲相聚，父亲就是穿着这条呢裤迎接的母亲。回到部队，父亲赶紧把裤子脱下来，小心翼翼地叠整齐了，放进了衣箱。

那年的春节，呢裤还算是崭新的，是一件真正的春节的新装。

在老家，父亲是继子。爷爷虽健在，但父亲深刻记得，他是长兄。

二叔要娶媳妇了，爷爷捎信来，要钱。母亲不止一次回忆说，你二爸娶你二娘时，花的钱全部是你爸寄来的。你二娘里外三新，皮鞋、大衣，什么时兴买什么，你爸生怕委屈了你二娘，不满意，不嫁他弟弟。你们知道我那件绒大衣吧，就是你爸给你二娘买了，他那些战友看不过眼了，说这要是捎回家，让嫂子看见，心里不难受？你好歹给嫂子也买一件，你爸才给我买的……

1968年，为照顾家里，父亲听从爷爷建议，转业到山西的一家兵工企业。

那年腊月，三叔要结婚了。一个寒冷的飘雪的黄昏，祖父、二叔、三叔将父亲母亲在老院住的“北一间”里的铺盖卷抱出来，狠狠扔到了院子里，爷爷放出话来——不给仁顺（三叔的名字）筹好娶媳妇的钱，就别想进这个家！村里干部调解不下，父亲不得已，只好带着刚刚出生怀抱着二姐的母亲、7岁的哥哥和3岁的大姐到他工作的淮海厂附近，赁了一间民房。

家总得回。筹够了三叔娶妻的钱，父亲母亲总算有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北一间”的家。

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哥哥因为小小的痢疾夭折了。

母亲疯了，满天满地疯跑，呼唤着哥哥的名字，寻找哥哥，见人就问：“见到我家鹏慧了吗？”

哥哥的夭折，坚定了父亲再生一个男孩的决心。我是哥哥死后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但我是个女孩儿，接着是大妹、小妹。儿多母受苦，父亲瘦弱的脊背上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穷”字，一直没有翻过身来。

1974年，父亲在外祖父的资助下，千难万难，东挪西借，终于“独立”了出来，在村里批下的新址上盖起了4间半“砖挂脸”土坯房，父亲也背了900多块钱的债务。

“光屁股孩儿，盼年年儿，盼到年年儿穿花鞋儿……不论怎么难，孩子们过年的衣服，必须准备好！”父亲对母亲说。

每年春节，母亲都会将父亲的工资打点又打点，精打细算出为我们添置新衣服的钱来，不论是扯了布料让裁缝做，还是买现成的新衣服，母亲都会早早将五套新衣服准备好，锁好扣眼，钉好扣子，让我们试穿一下后，锁在那口巨大的黑色的木箱里。那时的春节是掐着手指一天一天盼来的。到了除夕夜，母亲打开那口黑色木箱的锁，将五套衣服取出来，分发给我们。我们欣喜如狂，再一次试穿、照镜子、扭来扭去、互相欣赏、评价，直到嬉闹累了，才会枕着新衣服甜美入睡！

那时的春节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终于，除夕夜那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鞭炮声，还是会给这一天带来很多快乐。我们在一声声划破天际的鞭炮声中醒来，母亲不用担心我们会赖床，我们嘻嘻哈哈抓起枕边的新衣服开始往身上套。父亲也起来了，点燃了年火，燃放了鞭炮，回到屋子里，打开了他那口边沿磨得毛乎乎的黑色皮箱。我从来没关心过春节那天父亲、母亲穿什么。从我记事起，一年一年，春节那天清晨，父亲都会打开他那口磨花了边的黑色皮箱，拿出那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深蓝色呢裤来，穿在身上。拜年、挣压岁钱，拣未炸响的小炮，吃煮了饺子和肉丸的川汤，然后，跟村里一大群孩子一起，跟在锣鼓队后面，给一家家军属去拜年，送年画。

父亲在部队上学会了吹笛子，父亲也是拜年队伍中的一员。父亲一辈子没吃胖过，任何时候穿了那条呢裤，都显得那么得体、合适、精神、好看。

夜晚来临的时候，父亲从棉裤上褪下呢裤，照着裤缝，叠整齐了，用手将每一个小褶皱细心地摩挲平，然后，小心翼翼放入皮箱。再穿上它，就是一年后的春节了。

1993年夏天，大妹结婚，妹夫入赘我家。1995年正月初九，为我们遮风避雨的四间半房被拆倒，父亲想给大妹建五间崭新的二层瓦房。就在这时，妹妹因为与妹夫吵架引发了一场灾难，妹夫动用他本村三个舅舅的四辆拖拉机，一直开到了我家老屋前，宣称，不把新房产权写到妹夫名下，就把堆放在路边的建筑材料全部拉走！

工程不得不停下。一眼明了的官司，因为妹夫的舅舅是村长，千辛万苦地打了半年。旧房拆了，新房未盖，所有的建筑材料堆在路边，父亲不放心哪。父亲就睡在四面透风、春寒料峭的门洞里，入夏后，官司终于打赢，工程重新开始。房子一盖好，没等干一干，父亲、母亲便住了进去。

那年秋天，父亲的脚开始红肿。经过很多乡医、医院医生的诊治，父亲患的是脉管炎。父亲苦汤苦水吃了大量药物，还是没能挽救了他的腿。烂骨的疼痛让要强的父亲不得不下了截肢的决心。2002年6月19日，父亲失去右腿；2006年正月十一，父亲失去了最后一条腿！

父亲最后的生命几乎全部用来与疾病抗争了。他什么也舍不得买，退休金几乎全部用来吃药了。一件普通的白衬衣，父亲能穿10年，直到衣服薄如蝉翼，一触即破；1985年，大姐大学毕业时，给父亲买来一件丝质半袖，父亲一直舍不得穿，叠整齐收在那个黑色的皮箱里，有事时才肯拿出来穿一下；2000年春节，我在集贸市场花了60元钱给父亲买了一条裤子，父亲看看，慢慢说，以后，不要瞎花钱，你正困难哩，然后，叠好，也收在了他的皮箱里。

最后的日子里，失去的了双腿的父亲更加不在意穿什么过年了。他再不需要在除夕夜打开皮箱，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条呢裤，将呢裤展展挂挂地穿在腿上了——父亲已经没有了腿！

2006年5月，父亲出院刚刚3个多月，母亲遭遇了一场意外的车祸。少不更事的我们在父亲生病的几年里已经麻木，依旧忙于上班、生计、照顾母亲，而将刚刚失去最后一条腿的父亲一个人扔在了家里……

父亲大大小小住了七八次医院，失去了两条曾经走南闯北的腿，父亲的两个弟弟没有一个来看望过他。

2006年农历六月二十九，父亲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深深遗憾和绝望去世了。

为父亲装殓时，我把后来为父亲买的衬衣、那条新裤子放在了父亲身边。母亲嘱咐我，带毛的东西不要放进去——于是，那条呢裤留了下来。

2016年清明节，我们为父亲烧10周年纸，母亲找出那条呢裤，连同父亲的假肢、毛衣之类，让我拿到村外，烧掉。

我摩挲着呢裤，呢裤屁股处已经磨薄，里面衬了一层布，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一点不知道。在我心里，父亲的呢裤始终是崭新的、展刮的，是父亲的新年装。我嗫嚅说：“能不能留下，留个念想。”母亲说：“烧了吧，你爸钟爱了一辈子的东西。”

那一天，天气很冷，枯瘦的草木在早春的风里凄凄摇动。我拔了几把荒草，用打火机点燃，再把那些东西引燃。最后，我拿出呢裤，放在燃烧的火焰上，火焰立即熄灭了，一股黑烟蛇一般袅娜着升起来……呢裤慢慢引燃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煳的味道。我按照母亲的嘱咐，对着苍黄的天空，对着父亲长眠的坟茔，含着泪，颤抖着轻轻喊：“爸，来收您的呢子裤了……”

父亲，您还会打开皮箱，穿上这条呢裤吗？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