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山

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小诊所，给人看病抓药，兼顾“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当然，那些年还不叫这个名字。来往的患者多是十里八乡的乡亲，父亲的诊所价格公道，口碑向来不错，逢年过节，父亲总会收到仨瓜俩枣的谢礼。从小，我的房间就堆满各种药材，最后不得不习以为常，甚至在任何地方总能比别人更容易嗅到中药的味道，即使我并不喜欢。

大约是因为少年叛逆的缘故，自己对中医颇有些不以为然，甚至从未觉得父亲是真正的医生。别人的父亲或是老师，或是工人，甚至是屠夫，总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对于父亲的职业，这些年一直模糊。后来，我去念了国内一所很有名的医学院校，却是整天跟细菌、病毒和基因打交道，终究没有继承他的衣钵。对于这一点，他嘴上不说，心里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而我毕竟在医学院校，有个头疼脑热，总能有别的途径解决，很少会想起父亲是医生而求助于他。

那一次实在是例外。一次长途飞行之后，我的双腿开始麻木，晨起僵直，渐渐十指也开始有了不适。琐事缠身，拖了一个月未见好转，反倒越发严重。查了颈椎、腰椎都无碍，又被怀疑患了红斑狼疮，惴惴不安地终于等到排除。结果是一堆的检查，什么都没有发现。可能动静太大，还是被父亲发现了，打来电话细细问了半个小时。虚惊一场后，我心里有些怆然，与他说话比往常友善很多，话也说得比平常多了不少。

等到弟弟家的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父亲带了一大包中药来。其实平时工作很忙，熬中药麻烦，从来都是很嫌弃的。他小心翼翼地说：“本来打算把这个疗程的药全部给你熬好，装袋密封，然后用冰袋保鲜带来，可是怕路上时间太久，冰袋终究不算稳妥，又担心你最近出差来不及吃，所以犹豫半天，还是直接把药带来了。”我淡淡地说：“你给个方子就是了，出门就是药店，很方便的。”他说自家的药都是漂漂晓晓（方言，大抵是说成色好、质量好）的，才能保证药效。

当日没有跟他多说，药也直接收起来了。那段时间忙着出差，很多事情都需要我张罗，的确是没有时间耐心去熬中药。虽然现在很多药店都提供代煎业务，但父亲颇不放心那样的方式，说药效会大打折扣的。所以，这药最后也没有派上用场。出差回来，父亲问起，我说药很苦，但是良药苦口，想来很快就会起效了。

第二天，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第二疗程的药给我快递过来了。我略微有些惊讶，因为按照他的习惯，总是要仔细询问病情才开处方的，这次怎么如此草率。我找到之前收起来的药，忽然明白了——在第一次的药包里，父亲仔细地放了25颗水果糖。我从小不肯乖乖吃药。总是觉得中药太苦，嚷着有糖才吃药。大约上次电话里我说药苦的时候，父亲就猜到我说谎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了解他的女儿。

我放下所有的事情，安静地给自己熬药，闻着童年熟悉的中药味儿，心里渐渐温暖起来，也很笃定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且千真万确，父亲这次的药一点儿也不苦，不仅仅是里面有甘草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