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梦琰

诗歌中的身体
——从传统地域到现代空间

曹梦琰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的理想、虚构的地理环境吸引着时间中的人们。封闭的环境，对封闭的向往与遗失这类主题，也成为古典文学的一个情结:“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作为理想中的地理状态，人们在构筑美好的同时，难免会怀着它随时会遗失的恐慌感与危机感。而美好本身和现实处境也形成巨大的落差，封闭空间的完美在刺痛现实的支离玻碎，封闭时间中永恒的美，则照应着现实时间中凋零的万物。“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李商隐《无题》)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的、封闭的地理空间，必然遭受重重阻力。诗歌中这种虚构的地理状态，始终是美好、未经染指之物的征兆。耐人寻味的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想象的地理状态，和封闭相对应的广阔。“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可见，开阔亦是理想中的地理状态。恢宏、自由、超旷，就身体的脆弱和易于腐朽而言，开阔同样显得难以企及:“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李商隐《谒山》)封闭到外物无法侵染，开阔到外物的任何侵染都能被消融，对两种极端地理状况的虚构与向往，寄托着人们于时间与世事的某些心愿。然而，虚构者本身的脆弱，他们天然无法逃脱的身体之束缚，总在或明或隐地征兆着，这种地理状况与加之于它的时间的不可能。

“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歌者构建的想象中的地理空间，始终关系着实际的生存空间。歌者所处的诗歌现场包括地理环境，作为一定时期内较稳定的处境，地理环境会带给身处其中的人某些共同特质。这也是近乎血脉一样的东西，或曰文气:“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于是，就有了源远流长的南北文学之差异:“北俊南孊气不同。”(龚自珍《己亥杂诗》)；“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歌者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命运颠沛导致的处境之变，和他们的写作息息相关:“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清新庾开府”(杜甫《春日忆李白》)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自子山、总持身旅北方，而南方清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子渊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诗歌劲直，习为北鄙之声，而六朝文体，亦自是而稍更矣。”理想中极致封闭或极致广阔的地理状态是无法企及的，最终，关涉文气的地理状态就既是彼此隔绝的，又是互相交流的。隔绝能够引发对远行与远方的向往，而交流带来的异质有时是新鲜而惊奇的，有时则意味着身体与命运的重创与撕裂:“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提契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庾信《哀江南赋》)时间加之于身体的残酷性，不露声色，作为自然规律不可逆转。而地域的转换，当它被迫与个人身世的颠沛流离联系在一起时，其中的残酷更直接易感。

南北不能一概而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对于地理上的南北来说，亦如此，我们更多地把它作为文风的区别。然而在漫长的时间中，最终形成的文化性格与文风上的基本差异，确实始于地理之差。地理因素潜移默化着世代的歌者。即使现代性速度致命地介入空间，让它无限缩小，跋山涉水意义上的家园不复存在。一万重的地理阻隔，能被神奇的速度去差异化:“我们把大地搬到了天空/在上面立足，倒下，或此或彼/而我们世世代代的家园/一天天从脚下飘逝。”(欧阳江河《空中家园》)“天何言哉”的敬畏感遗失在现代性时间中，人们进入天空，并且让它成为高速度、极限速度的承载者。抵达地球那端的异国文明，也只需要国际航班上黄粱一梦的时间:“教授在恐龙的腹地睡过了头，飞机/着陆时仍然留在黑名单上。”(欧阳江河《国际航班》)更遑论南北方间的咫尺之遥。人们把自身交付于速度化的天空，速度成功地让我们实现对远方、异域的好奇。当好奇转变为羡慕与依附时，时间中和地理上的家园都在某种程度上流失。

曾经的汉语:“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节制、彬彬有礼。”(赵野《汉语》)现在的汉语:“我居住在汉字的块垒里，/在这些和那些形象的顾盼之间。/它们孤立而贯穿，肢体摇晃不定，/节奏单一如连续的枪。”(欧阳江河《汉英之间》)文化自卑、语言自卑，传统中好的东西在丧失。于是否定传统，去依附另一种文化与文明:“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欧阳江河《汉英之间》)一百多年，回顾新民兴国浪潮，回顾白话文运动，再回到现代社会，梦幻的经济和时间……从所有的历史现场中，都能找到“移居”的理由。地理和地域的概念，在全球化的席卷下，正在淡化。我们谈歌者和他们某种程度上被地域塑造的身体，但身体所处的更强势的地域，是现代技术带来的一体化空间。

张登堂 古老的黄河

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看来:“人在正常使用技术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地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当人们投身于现代技术，被它塑造又去修改它时，他们也将自己放置于现代技术营造的空间之中:“像每天早晨的牙刷/英语在牙齿上走着，使汉语变白。”(欧阳江河《汉英之间》被涤荡的文化，在丧失它的丰富性——那些所有细节构成的秩序与威严，我们生命里、血液里沉重的隐忍、节制。剩下的是:半调子的文化残肢，强行被割裂与撕碎的传统。一百多年，古典汉诗到现代汉诗，流变到断裂，传承到遗失，汉语丧失了什么?身体在虚拟空间中的虚无感，越来越强:也许这仿佛触手可得的空间，不过是封闭房间中一台上网电脑肆意驰骋之处——而曾经“青山隐隐水迢迢”的空间则是在诗人眼前，是身体在身体力行时感受的地域。从大地到天空，家园确实在飘逝。

尽管身体被一体化的空间席卷，血液中承袭的某种文化秉性在淡化甚至隐而不见。但是地域本身，作为诗人的成长环境，其中的文气始终潜移默化着他们。“亚麻色的农妇/没有脸孔却挥着手/向着扶犁者向前弯去的背影/一个生锈的母亲没有记忆/却挥着手——好像石头/来自遥远的祖先……”(多多《北方闲置的田野上有一张犁让我疼痛》)这是很北方的诗歌，甚至从诗题的长度中，都能感受到沉重的密度:某种文化，文化被遗弃的荒凉，文化象征物，还有身体的钝痛(不是刺痛)。钟鸣说:“我们黄种人的皮肤，是用来感受土地的，由黄河流域延伸的土地，要的是厚重，结实，和密不透风的压力。”北方历来是滋养正统文化之地，它厚重、务实，不够丰饶的土地还哺育着贫穷与苦难。弯曲的背影指示着这种文化的重量和分量，也指示着它的苦难，它加之于身体的痛楚。

南方，则是另外一种气息:“我站在忧愁的山顶/正为应景而错/短小的雨季正飘来气息。”(陆忆敏《年终》)江南的哀愁与潮湿，短小的雨季、短促的呼吸，身体是轻盈的。再往南，“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柏桦《表达》)水的南方，务虚而独居一隅的南方，危险丛生却又不能一眼看透的南方。钟鸣称赞柏桦的这首诗:“它是一种感觉和某种更深的情绪，带有遗忘而试图恢复的特征，南方式的多愁善感和厌烦”；“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肯定不属于垂直响亮。”南方的丰饶与湿润，滋生了这委婉的声音。流动、断裂、缠住，它们带来的身体感觉更复杂、微妙，痛得让人捉摸不透。“谁真正认识过南方呢?它的人民热血好动，喜欢精致的事物，热衷于神秘主义和革命，好私蓄，却重义气，不惜一夜千金散尽。固执冥顽，又多愁善感，实际又好幻想。”这个南方，更确切地来说是巴蜀之地。不同于隐秀的江南，它更倾向于飞扬跋扈:“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万夏《本质》)颓废而挥霍，精致而腐朽，这个南方滋长着无法无天的身体，众多“第三代诗人”成长于此，打架谈恋爱，争名夺利。地域滋养了身体，也限制了身体:“北方那种不可胜用的经世之想——相反，南方那种过分的任性，轻薄，乃至毁掉诗歌的那种强大的消极力量，早在它繁荣前，就显示了它的式微之兆。”尤其是，当身体被卷入速度化的空间，故乡与他乡，故国与异国的界限在调整。身体感知到的东西越来越复杂，如果固执于自己的地方意识，结果不是停止写作，就是陷入写作的狭隘化与无效化。

青春的身体有对远方的渴望:“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沿途我将同每个国家的少女相爱。”(胡冬《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远方和异域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成为现实，有地理意味上的远方，也有诗歌意味上的远方——他们为诗歌写作引入异质性与开阔性。无论南方多么迷人，会让人沉溺其中腐朽下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许非常好)，写作本身却应该抗拒这种惰性的自我消耗。多年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某个诗人，终于下定决心向北挺进:“王大和王三在命里往北疾走，一直往北，/就能走进祖先的队列里，就能修改时间，就能回到邂逅之前。”(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六首)走向北方的沉重，深入传统隐而不发的厚实情感中，以此抗拒自身过度机智、过度轻薄的东西。多年后，同样是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某个诗人却身居异国:“黄种人的柠檬:两者皮肤的湿度/改变着气候。/两者明暗的对比/超出了地理学的肤浅。”(胡冬《黄种人的柠檬》)依然有南方的潮湿，身体和诗歌却逾越了地理的界限，改变母语的气候——它的局限与狭隘。多年后，成长于这块土地的又一个诗人，在西边的“我”和东边的“祖母”身上，勾勒出时间与空间的交集:“给那一切不可见的，注射一针共鸣剂，/以便地球上的窗户一齐敞开。”(张枣《祖母》)依然是一体化的空间，然而一旦抽空了其中拥堵的一切，让这轻盈的腾空等待并容纳某种召唤，幽闭的身体和写作都朝更广阔的意义敞开——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甚至不局限于人本身。

想象中的地理，地理文化的沿袭与传承，现代技术对地域的强势改变:寄居其间的身体始终是敏感的存在。它被塑造也抗拒被塑造。古人感怀身体受万水千山的阻碍，有了“所思在远道”的吟咏，也有了对身体在其中不受束缚的、那种极致封闭或极致广阔空间的幻想。置身现代，加诸身体多维度的空间让它的处境更复杂。身体被文化地理塑造，又抗拒狭隘的地方性；被一体化空间约束，又抗拒它的单一性与去个性化:“我们应该获得一种空间感而非空间。”(钟鸣《胖僧》)张枣的《大地之歌》中有几句:“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一个大难题:/首先，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使我们能盯着/某个深奥细看而不致眩晕。”前一句的语气也许有几分玩笑，重建家园的焦虑感却是真实的。大地，大上海，土地文明和现代文明，单看打着这些旗号的表面现象，确实容易让人眩晕。复古也好，现代化也好，需要触及它们深处，到它们的根部，到它们由来的那种文化或文明。这也是在现代空间已经强势侵入的境况下，重新去谈论地域传承的意义。

注释：

①《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0页。

②陶渊明:《桃花源记》，《陶渊明全集》卷六，陶澍注，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第76页。

③刘义庆:《幽明录》，郑晚晴辑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页。

④庄子:《逍遥游》，《庄子今注今译》上册，陈鼓应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页。

⑤《山海经校注》:袁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95页。

⑦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93页。刘勰在《物色》中已经谈到了从《诗经》，到《离骚》，再到汉赋，诗人所处的环境改变，周围物的变换，体现在文风上也是不同的:“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

⑧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6页。

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邬国平、黄霖主编:《中国文论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54页。

⑩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11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邬国平、黄霖主编:《中国文论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59页。

○12钱钟书:《诗分唐宋》，《谈艺录》，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

○13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9页。

○14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34页。

○15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80页。

○16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40页。

○17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807页。

○18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曹梦琰，文学博士，现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