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艳

《性本恶》中托马斯·品钦对美国嬉皮士文化的历史记忆与反思

张 艳

引 言

2014年10月，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执导和编剧的电影《性本恶》首映纽约电影节。这部改编自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37— )同名小说的电影于同年12月12日美国公映后获得了不少赞誉，同时获得了第八十七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的提名。评论界称这次安德森导演改编品钦的作品是一次大师向大师的致敬。其实，早在2009年8月，当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推出自称为“半黑色、半迷幻玩笑”的后现代小说《性本恶》(Inherent Vice)时便引发了美国文学评论界的热议。首先，《性本恶》的诞生距已值古稀之年的品钦发表上一部史诗般恢宏巨作《抵抗白昼》(Against the Day)仅隔三年；其次，《性本恶》被称为托马斯·品钦迄今创作得最好读的一本书，全书篇幅只有369页，一反其作品鸿篇巨制、晦涩难懂的风格，在类似钱德勒侦探故事的外壳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呈现了一本“品钦简装版”(Pynchon Lite)的“百科全书式”的后现代小说。

《性本恶》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的洛杉矶，讲述私家侦探多克多年不见的前女友莎斯塔突然造访，多克随之卷入一桩悬疑、离奇的绑架案，其间，各色人等悉数登场:冲浪手、瘾君子、摇滚乐手、毒贩子、警察、牙医、高利贷者……线索错综复杂，情境虚实交错。据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品钦一直生活在加州，体验着嬉皮士反正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品钦就是在曼哈顿海滩的一间公寓里写出了鸿篇巨著《万有引力之虹》[1]。可见，《性本恶》可以算是暮年品钦的一次私人化写作，充满了一个老人对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那个曼哈顿海滩的乡愁记忆。[2]

当代美国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战运动先后爆发，在“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景象”[3]的同时，也“改写了美国生活的现实”[4]，并使美国人“陷入悲剧性的历史时期”[5]。时代的动荡对品钦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品钦，以其特有的敏感，记录下多个经典的历史瞬间，得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借助文学去触摸那个时代。《性本恶》中他对嬉皮士生活的描绘，很多取材于自身的实践和他当时在曼哈顿的所见所闻。因此，《性本恶》再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多的是一个执拗的亲历者对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批判性反思:迷幻、对抗、颠覆。《性本恶》如同一面双面镜，一方面映照出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曼哈顿海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又从另一面映照出这个时代的症结。

嬉皮士文化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性本恶》扉页题词“在行道石下，是海滩!”表达了嬉皮士对随性、自由、本真自然空间的向往。20世纪60年代中期，阳光明媚的海滩与远离城市喧嚣的郊外成为嬉皮士、冲浪客和摇滚乐手的天堂。在这里，嬉皮士们崇尚大自然，为了摆脱“一个思想封闭的制度和意志强加于人的”病态社会，嬉皮士选择了吸毒、摇滚乐、性自由等另类、反传统的生活方式，挑战和抵抗正统社会和主流文化的道德标准，开启了一个富于反叛和大胆尝试的迷幻时代。

《性本恶》中留着长发，身穿T恤、泳裤和拖鞋的嬉皮士和冲浪客涌入以品钦曾经生活过的曼哈顿海滩为原型的虚构海滩小镇“戈蒂塔”，为了驱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寻找内心的欢乐，他们整日流连于大麻用品店和酒吧，于烟雾缭绕中纵情声色，或伴随摇滚乐的节奏，随心所欲地跳舞和怒吼，或迎着第一抹霞光踏海逐浪。嬉皮士公社式和流浪、随性的生活方式与小说中代表传统社会的循规蹈矩、流俗无趣的“中原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下半叶，毒品在嬉皮士中广泛流传，成为他们反抗和对峙正统文化的最普遍形式和最基本标识。置身于一个以技术理性为标准的社会，作为对技术治理的回应，嬉皮士选择致幻药物帮助他们“飞越”理性世界这个“疯人院”，回归人的本真与原始朴实。一位嬉皮士曾这样评述毒品:“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话来赞赏大麻的话，至少它可以被称作一种文化解毒剂，它像一支感情洗涤剂，帮助人们冲洗掉现实生活中的虚假和伪善，穿破美国社会这个活地狱，看到主流文化一直设法破坏的美丽景色。”[6]

《性本恶》中绝大多数嬉皮士都服用大麻，即便个别嬉皮士不吸毒，但他们也支持吸食毒品，认为没有必要制止嬉皮士吸毒。小说主人公私家侦探多克在大麻的作用下进入迷幻状态，南加州海滩原已不复存在的风景:棕榈树、比基尼宝贝、冲浪板、建筑物……“在阴影下亮起来……形成闪烁的边缘，让那个夜晚变得如史诗般迷人。”而地产大鳄米奇·乌尔夫曼在嬉皮圣药LSD的催化下突然良心发现，“觉得仿佛自己突然从一个犯罪之梦中醒来”，认识到身上的“无法赎还”的原罪，“不能相信自己一辈子就是在让大家成为房奴，而居所本应该是免费的。”因此他决定要“让一切从头开始”，要把万贯家财捐给“各种堕落之人——黑鬼，留长头发的，流浪汉”[7]，并通过乌托邦式神秘建筑“阿瑞彭提米恩图”来“救赎自己曾经向人类居所收费的罪孽”[8]。由此看来，在嬉皮士眼中，毒品是他们逃避与抵抗现实世界最便捷、有效的武器。通过毒品这个重要的媒介，小说中“迷幻”场景贯穿始终，似真似幻，难辨真假。嬉皮士对大麻和各种迷幻药的痴迷模糊了现实与幻觉的界限，就在这种游离的氛围当中，“迷幻的60年代就像是闪着光的小括号”就此终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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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是嬉皮士文化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嬉皮士通过摇滚音乐表达他们的感受与理想，向美国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摇滚乐一开始就是一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音乐”[10]，“抗议父辈的品位”，“抵抗社会对本能的压抑”[11]。在嬉皮士眼中，摇滚乐这种发泄本能、内在反叛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而且还是一种文化语言[12]。他们通过摇滚乐展示的是“性的吼叫，心醉神迷的颤抖，幻觉丛生的恍惚，神秘心灵的惊奇”。[13]年轻人想摆脱眼前的现实，就用摇滚乐做工具。他们把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对贫困、疾病和战争的不满全部发泄在摇滚乐中。摇滚乐以一种集体外在体验的方式帮助嬉皮士实现自我超越，寻觅到人性的本真，从而成为嬉皮士反击正统文化的有力武器。

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手不光以其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表达情感，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创作“文以载道”的歌词同样重要。因此，这个阶段的摇滚歌曲的歌词以最直观、最明确的方式反映和表达了嬉皮士对内在的精神痛苦和外在的社会现象的同时关注。作为一名流行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品钦在《性本恶》中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海滩男孩”“门”乐队，“摩托头”“铁蝴蝶”“蓝色喝彩”“电子梅干”等知名摇滚乐队的四十二首摇滚歌曲。其中一首《漫长之旅》让人联想到美国战争史上最受争议也是最被人诟病的越南战争，场景游离于德浪河谷的战争记忆和疯癫的现实世界之间，“曾经为一个法西斯国家而征战”的年轻人“迷失在那充满炮火和恐惧的子夜”，死亡、困境、危险和恐惧戳穿了战争谎言，见证了战争对人类生命、道德、灵魂的一次摧残。年轻人变得无比失落与消沉，他对祖国失去了信任，怀疑一切，终日以大麻为伴，最终成为美国“堕落的一代”。在嬉皮士眼中，美国人深陷的越南战争“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因果报应，这种报应循环的历史和那些大洋的地理一样古老”[14](品钦，121)。此时，嬉皮士将摇滚乐变成反战武器，而“不要战争，要爱情”(Make Love，Not War)的口号，用最直接、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嬉皮士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技术治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模式，为了摆脱理性化制度对人的自然需求的压抑和控制，嬉皮士们主张以情感代替理性，以人的自然需求代替社会的技术统治，要求“官能……尤其是两性及同性关系上的解放”[15]以实现自我解放和个性自由。因此，性自由和性解放成为嬉皮士反叛正统文化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小说中再现了“爱之夏”:年轻男女脖颈挂着珠子，头发上插着鲜花，嘴里咀嚼着大麻，不是随着毒品的烟雾进入仙境，就是随着情欲的燃烧进入爱欲。[16]可见，嬉皮士所追求的是男女性爱自由最大化，让性爱本能得到完全、彻底的发泄。在嬉皮士看来，性是人性最自然的流露，也是人类彼此沟通、展开更深层次交流的工具。嬉皮士著名的反战口号“不要战争，要爱情”(Make Love，Not War)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反战运动，而且鲜明地表达了嬉皮士的性观念:性欲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理解、沟通的机会，这不仅“让所有的人变得更加真实……使我们重新相处在一起，身心不离，男女交融，和谐往来”，[17]而且世界也因此永葆和平，免受战争之苦。

对嬉皮士文化的反思

“文学作品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想象游戏，也不是狂热头脑的一种孤立的遐想，而是时代风尚的副本，是某种思想的表征。”[18]《性本恶》不仅仅是暮年品钦对于20世纪60年代那段迷幻岁月的私人追忆，更是一位具有社会良知、敢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对6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批判性反思。小说中，品钦通过多重的叙事视角、变幻莫测的叙事层次引导读者从虚虚实实的文本世界去感悟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

《性本恶》的故事发生在洛杉矶。在这里，既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豪华的商业中心、音乐厅、警察局和司法大厦，也有凋敝的黑人贫民区。洛杉矶成为典型意义上的后工业化城市的缩影:“社会控制、政治管理、文化立法、意识形态监视的主要场所”。[19]小说中，房地产大鳄乌尔夫曼开发的“峡景地产”毁掉了黑人帮会分子塔里克居住的黑人社区，将这里“碾成碎片……没有人，也没有东西。鬼城”。[20]而这与“洛杉矶漫长而悲伤的土地使用史”中“把墨西哥家庭从夏瓦兹峡谷赶出来，建了‘道奇体育场’。将美洲印第安人从邦克山扫地出门，建了个音乐中心”[21]的做法如出一辙。大都市的物欲横流、残酷虚假、人性泯灭与嬉皮士选择远离病态社会，回归自然，尊重自然，以“农业自给公社”“自然公社”这种集体生活方式消除人际隔阂，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人性的本真和自由的自然生态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公允地说，嬉皮士在环保方面的认识和行动意义积极，可圈可点，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环保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2]嬉皮士青年渴望一种与世无争、和平、平等的世界，旨在消除贫富差距，消灭虚伪、欺诈、谎骗。尽管嬉皮士发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最终被正统文化及保守势力所扼杀，但嬉皮士们作为反叛青年的突出代表，对于促进美国文化反省自身、打破僵滞、走向新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尽管作为一个亲历者，品钦对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文化有着隐秘的怀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全都是关于嬉皮士文化的正面描写。事实上，现实世界中，将现代社会问题根源仅仅归咎于现代技术对人性的压抑显得过于片面。在《慢慢学》(Slow Learner，1984)的自序中，品钦谈到自己对60年代的看法。他认为嬉皮士青年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其实是复活了50年代“垮掉派”的精神，两者共同的问题是“过于看重青春，总是追求新奇”，他们由于“对于性和死亡的态度不够健全”，所以并未真正地长大。[23]

在品钦看来，嬉皮士发起的“幻觉革命”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对于改变现实世界也未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尽管嬉皮士宣称吸毒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现世的烦恼、体验全新的感知，但实际上嬉皮士对毒品的沉迷阻挡了他们身心的成长。毒品产生的幻觉稍纵即逝，嬉皮士寄托毒品建立的“群体归属感”在迷幻效力消失后亦是脆弱虚幻，因此毒品并不是消解技术社会人情冷漠、增进友情和平等的一剂良方。同时，一旦被毒品控制，原本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便沉迷于致幻药物营造的虚幻世界，不能自拔，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意志消沉、毫无生机，并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解脱。《性本恶》中，私人侦探多克每日沉浸在大麻的幻觉中，依靠毒品来获得力量也只能帮助他从繁琐、毫无头绪、钩心斗角的现实生活中暂时逃离。

同时，嬉皮士津津乐道的“迷幻摇滚乐”也同样不能有效变革美国社会体制和正统文化价值观，反而因其过度疯狂的摇滚、吸毒与滥交引发社会公众的不安、厌恶和抵制。小说中的“冲浪板”乐队就是一个例证。他们留长发，着奇装异服，在迷幻药物的影响下，在震耳欲聋的强烈节奏、尖厉响亮的电吉他演奏、迷幻超现实主义歌词的配合下，重现如痴如醉的致幻意境。“LSD”歪曲了他们对时间、触觉、味觉、听觉的感知能力和对事物的推理能力，改变了摇滚乐手对声音的感觉，也改变了他们想表达的内容，以及他们想表达的方式。在多克探访“冲浪板”乐队的噩梦之旅中，他确信“这个乐队的所有人都是僵尸……充满污秽”[24]。他们开始背离仁爱、反对暴力、提倡和平的初衷，到处肆无忌惮地赞美性爱、毒品、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享乐主义，最终变为一群肮脏邋遢、吸毒成癖、逃避现实和性变态的流氓。当多克驱车逃离“冲浪板”乐队住所时，从反光镜看见“几个长着白色獠牙的黑影”蹿进一辆“邪恶的”木纹轿车向他们追来，“车的前端和分框的挡风玻璃看上去就像掠食野兽的嘴和无情的双眼”[25]。此时，以“冲浪板”乐队为代表的“嬉皮主义”已经变成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纯粹的享乐主义。小说中，当年轻人在船上大声播放着“雷鸣合唱团”那首革命预言歌曲《即将来到》(Something in the Air)，虽然乘客都表情真诚地跟着哼唱，多克却在怀疑，“有多少人能真正认识到这是革命，并且上去问声好”。[26]显然，作为“嬉皮”运动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品钦借助主人公多克之口宣告一个不争的事实:嬉皮士革命不过是摇滚音乐家们的美好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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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洛杉矶富豪克罗克·芬维的一番话表达了品钦对20世纪60年代终结的看法:“看看这里。房产、水权、油、廉价劳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而且会一直是我们的。而你们，你们又到底是什么?不过是在这阳光灿烂的南方大地上来来走走的众多过客里的一员，渴望着能被一辆某厂、某款、某年的轿车收买，要么就是穿着比基尼的金发女郎，或是找个由头能爽上三十秒钟——天啊，就是个红辣椒热狗……我们永远都不会缺少你们这样的人，这种供给是无穷无尽的。”[27]毫无疑问，品钦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嬉皮士自身的不理智和贪婪，嬉皮士文化运动并不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也不能实现增进友爱和平等的初衷。反而是嬉皮士的恣意纵欲、懒惰和幼稚引发了新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家庭问题。虽然嬉皮士青年整天喊着反战、爱情、和平，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而是选择消极地回避现实，或在迷幻世界里醉生梦死。他小说中一再提及的“曼森家族”谋杀案就是这种劣根性的极端例证。

目送60年代远去的身影，品钦开始自我反省和思考，他知道，60年代嬉皮士的革命理想与乌托邦主义已经终结，虽然嬉皮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暂时的逃避或是永久的慰藉”[28]，但毕竟嬉皮士的不羁与狂热打破了正统文化权威的完整性，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自由。《性本恶》在见证一个时代终结的同时也引领迷失的人们寻找新的出路，小说中提到的“阿帕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将人与人重新联结，“就像是迷幻药”，带领人们进入“完全是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时间，空间，所有这些都不同”[29]。从此，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由的本质，领会社会的多元性。

《性本恶》的结尾一改品钦之前作品扑朔迷离、虚幻缥缈的结束惯式，小说以“大团圆”的模式结尾:失踪的莎斯塔重回海滩小镇，摇滚乐手科伊·哈林根戒掉了毒瘾与妻女团聚，地产大亨乌尔夫曼经历绑架后终又安然返家。这个看似平淡的“大团圆”结局其实给读者同样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耐人寻味，更为小说平添几分悲情色彩，因为它对应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信仰爱和摇滚的嬉皮士一代和他们的信仰成为“闪着光的小括号”，“就此终结，全部遗失，复归于黑暗中……一只可怕的手也许会从黑暗中伸出来，重新为这个时代正名，这就简单到像拿走瘾君子的大麻，放在地上踩灭，这都是为了他们好。”[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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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