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霓

青春一页

李祥霓

外婆过世后，读书仍然无望，工作亦还是没来敲我的门。因为我是外婆带大的，外婆去世了，我自认为我的悲痛大于家里任何人，享受着全家对我的迁就，天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杂书，煮个饭都耍赖，且坚决不出门。母亲无奈，让我去成都看护生病的小姨及年幼的表弟。还好，小姨家的书很多，姨父还是个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对我的学习做了细致的铺排，还在成都八里庄中学让我插班就读；这稍稍抚慰了我思念外婆、母亲的心绪，但仍然对小姨在我家“当大事”的时候自顾自地走掉而替我外婆、母亲深深地悲哀。我怀着对小姨的怨怼，生活得并不快乐。

年满十七岁的那天中午，我还在成都地质学院的“牛棚”罗江区测队食堂为我小姨全家打中饭(红苕)呢，小姨雷霆烽火地跑进来，手拿一封电报使劲儿摇喊着:“快!隽儿，你妈来电报了，你有工作了，是修铁路。快，快!还赶得上下午三点的那班车。”

我背着一大包干红苕迷迷瞪瞪地跟着小姨跌跌撞撞从罗江撵到德阳，又扑爬礼拜地转道成都，当我能真正坐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已经在成都至贵阳的17次列车上了。

回到贵阳，还来不及睡一个回笼觉呢，母亲就心急火燎撵着我走，说是怕名额没有了。真是怪了，修个铁路还怕没有名额?不就打个短工吗?我还不想去呢!哎，由不得我呦!

终于，我还是乘上了南去的列车，还来不及细想想，就糊里糊涂又下了车。在步行的路上，才明了我们要拉练60多千米才能到达目的地——凯里，要到贵州黔东南苗侗地区的大山里参加修建“湘黔铁路”。

1971年6月，为响应毛主席的“三线建设要搞好，没有路骑毛驴去，钱不够把我的工资拿出来，三线建设不抓紧，我一天睡不好觉，哪怕是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的指示精神，贵阳市号码中学老三届、新三届的回城知青、待校生计2万名左右，在市革委会的领导下，组建了“修建湘黔铁路学生团”，来到凯里“湾溪”，参加了1970—1976年祖国大西南的国防战备三线大会战建设。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军事化的管理编制，开始了修建湘黔铁路的营生。

贵阳九中，编制为学生团二营七连，一、三排为男生，二排为女生，我在二排。

到湾溪的当天，大家砍树、割茅草、搭工棚，起早贪黑地干了半个月，终于，我们140多号人有了吃喝拉撒睡的地儿。

真好，多亏我们连那些下过乡的男知青们，他们总是拣诸如砍树枝、扛木头、改方子、锯板子、搭工棚等最苦最累的事做，我们只是在山腰上挖基地，夯平地。他们对小同学默默无言的爱护、礼让，使远离母亲的我倍感温暖。

就在大家雀跃着从“天做房，地当床”的窘况中搬进新工棚的当天，一阵狂风将我们的工棚顶掀得没了踪影。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还没唱完，陆游的“风如拔山努，雨如决河倾”又来了。顷刻间，我们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女生们的脸上已分不清是泪是雨，男生们则静静地伫立着，淋雨。

是夜，“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柳永为湾溪带来了“清景无限”。

第二天，太阳当空照。男生们齐心合力地修补工棚，女生们则不分彼此地晾晒着大家拧得出水的铺笼帐盖，满山遍野呼喇喇地招展着同学们的五色旗，年轻的我们唱着、跳着、叫着、欢呼着，太阳从来没有这样招人待见过，昨天的阴霾一扫而光。

张登堂 黄河纤夫

许是那时年少无心思?又或是来到湾溪修铁路的学生们“底牌”大都尔尔?同学们生活得像一家人，团结友爱、同甘共苦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情愫。

学生团的首要任务，是搬掉横亘在插旗山岭的一座山峰。为了争时间，领导决定采取大爆破施工。大爆破工程有17个导洞和23个药室，我们连的任务是打通4、5、6号洞。谁能想得到，这些平均年龄19岁的孩子们，竟然要炸掉填平一座山?

大会战开始了。连里勇敢的男生毛遂自荐，腰拴着麻绳，手拿着錾子，在险崖峭壁上先錾出可以落脚的地儿，再一人手握钢钎，一人手抡大锤，一锤一锤地凿出了一个个洞的雏形，以及一条从山下至山上的栈道。紧接着，掌握钢钎的男生配合着锤子的韵律转动着钢钎，坚硬的岩石就这么一点点地被錾成一个个炮眼。当炮眼的深度达到要求时，将炸药塞进炮眼，把引线牵到洞口；班长叫所有人都远离洞口，然后点燃引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我们身旁，大家双手捂住耳朵，大约一分钟后，只听得嗡的一声闷响，我知道，这次推进洞深度的爆破又成功了。

虽然才入秋，可大山里的气候阴冷清寒，令人瑟瑟发抖。我穿着一件“棉猴”，身背着药箱，穿梭于各个洞之间，为受伤的战士擦药包扎。打炮眼的工作又累又险，受伤的基本上都是打炮眼的男生，女生只做清渣工作，所以不曾有人受伤。

在工作间隙中，我随意靠在任何一个洞口休息，一有伤员叫唤，我就会奔过去处理伤口。推渣的鸡公车在我面前进进出出，女生们看我坐着不动，就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菩萨”，为此我神伤了好久。虽然我觉得各司其职我没有错，但“菩萨”的名号让我抬不起头来。有些男生为我打抱不平，安慰我说“有菩萨为我们守卫，我们在里面打洞觉得安全”。有些干脆就大声大气地在洞内叫唤，说谁谁谁受伤了，要我进去包扎。结果亦是为了保护我佯装受伤的。我还得假模假式地在其完美的皮肤上涂上红药水，再缠上绷带，对方竟得意地吹着口哨走到洞口，自称轻伤不下火线，只吃病号饭就行了。我羞愧难当，此类事发生两次之后，我于心不安，自动放弃了卫生员的工作，加入了清渣队伍。

在日复一日鸡公车叽嘎叽嘎的清渣工作中，我变得坚强勇敢起来，虽仍然穿着“棉猴”，却没有人再喊我“菩萨”了。

母亲来信说，我们连长家访时说我“体弱思想红。不要急，慢慢锻炼就好了”。我不领情地恨“锻炼”两个字，大家一样工作，为什么就我算是锻炼呢?!

终于到了大爆破的这一天。

1971年12月28日清晨，执行团里的统一分配，我们连每人带上俩馒头，站在另外一座山巅，远眺着半年多以来日夜工作的4、5、6号洞。每个洞的药室都填满了炸药，引线都连接上了其他连队的十几个洞。

下午2点整，第一声警号响后，山上人人都屏住了呼吸，个个都听得到相邻同学的心跳；奇怪的是，连风吹得树叶左右弯腰，竟然都是静悄悄的。

总指挥最后一声哨子响过后，万籁俱寂。倏地，轰的一声巨响，一束巨大的红光从山腰处喷发出来，红光抬起了整座山峰；霎时间，一团巨大的白紫色的雾直冲云端，我们天天相伴的山岭不见了，瞬间就变成了平地!

贵阳学生团的第一项任务圆满完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母亲才告诉我，就是在我的班主任帮我报名参加修建湘黔铁路的当口，有人去嚼舌，说我家是黑五类，我是“黑狗崽子”，是应该被疏散下放的，不要批准我参加修铁路的革命，怕我破坏革命的成果。母亲的学生家长好几个都是九中的老师、旧领导，有的悄悄在我家后门窗口递进来张小纸条，要我第一时间赶去学校，第一批野营拉练去凯里，人走了就没事了；有的直接告诫我母亲，说一个小女生都不放过，此人不是人。当然，母亲至死都没有告诉我告密者是谁，只是要我永远记住帮助我们家的老师刘明芬、副校长刘硕麟。

画龙师傅

1972年秋，我们敲了差不多十个月的道砟工作结束，湘黔铁路顺利通车，“贵阳学生兵团”一年零四个月修建湘黔铁路的任务亦完成了。学生团的“战士们”一拨一拨陆陆续续地分配到了工作，乘上列车，飞奔在自己修通的铁路上，呜——长驱直入，从凯里直达贵阳。

10月22日早上，我拿着“贵阳学生兵团”的分配通知书，一路寻觅，找到了“贵阳刺绣厂”报到。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厂却在旮旯处——找呀找呀，护国路92号的“贵阳刺绣厂”大门，竟藏在两堵老宅高墙的夹缝中，被青砖黛瓦遮得黑黢黢的望不到天。许是上班时间，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大门关得严严的；还好，大门上赘生的小门还虚掩着。我推开小门刚要抬脚进去，几声苍老急促的咳嗽声刚消停，“咳，吐!”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将已经推开的门拉回来，一口痰恰巧跌落在小门背后。万幸噢!

进得门来，一个蜷缩在冒着煤烟土炉子旁的老头儿抬起半睁半闭的眼睛问我找谁，我说来报到的，那老头儿即刻就闭上眼睛不再理我。我知道我可以进去了。才右转弯三步许，就到了一个小天井，举目四望，天哪!这是一家怎样破烂不堪的“厂”呦——所有的房子、房间都被破旧木板支撑着，阳光恣意地挤进或大或小的木板缝隙，将房间照得倏明倏暗的；一条条长长短短新新旧旧莫名色彩的布条条，似有意似无意地悬挂在可称之为窗户、顶棚、椽皮的地儿。我惶惑着，这里真是我要来报到的刺绣厂?我还在懵懂茫然地发着呆，后侧一个缓缓软软的外省口音招呼我:“你是来报到的吗?在这边呢。”我转过脸来，天井内犄角处一张竹躺椅上躺着一个慈眉善目的不知是老头儿还是老太太的人，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点点头，顺着“他(她)”的努嘴方向，找到了“新学工报到处”。

进刺绣厂的女孩子，80%会分配学机器绣花；19%学机器缝纫；1%学花样设计，通俗的说法为“学画画”。为了争取能学花样设计，当与我一同分来的20名新学工三三两两地寻吃觅穿、你帮我介绍我帮她介绍地热衷于谈恋爱时，我却在没日没夜地白描和素描。当时的心态真有点儿像和尚出家，六根清净一心成佛，别的什么都不顾了。我每天临睡前，都痛苦地默祷着“那1%的机会给我吧!”因为我实在怕进那破旧难耐的车间，面对六长溜缝纫机改装的绣花机，朝八晚六地“筛绷子”做绣花女工。

还好，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尼姑嬢嬢亦是刺绣厂的设计师傅，她临时抱佛脚地教授了我一些画画的诀窍。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两个月白天为建新车间抬砖搬瓦的劳动，晚上及礼拜天为进“画工班”一心一意苦争苦熬的习画后，我终于如愿地分进了画工班学花样设计。“画工班”是全厂最轻松的工种、最令人艳羡的科室。

天真的我呦，还以为是我的努力修成正果了呢!后来才知道，正是我第一天进厂时笑眯眯指引我的师傅(当然是老头儿了)，将我要到了他主事儿的“画工班”的。

跟着只有1.4米左右高、已是耄耋之年的师傅靳劭卿学画画，每天的工作就是将他没骨画法的花鸟鱼虫，摹为白描线条(所谓二度创作)，再根据他的旨意，创作成一幅适合刺绣的图案。幸亏我有的放矢地退而结网，绘制的工笔花鸟图案有了些许看头，得到师傅在领导面前的一句:“她很快就登堂入室了，比早先进来的那三位强。”我才喘了一口大气。

师傅对我非常维护，如果办公室里发生什么与我有关或无关的事，师傅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地站在我这边；有时有些男青年工人在我们办公室说粗话，他都会坐着举起他的拐杖，边骂边撵那些人走。师傅不知道，有时他这样做，反而会给我带来困扰。不过，我还是喜欢师傅。

师傅有一本似乎被火烧过的、残缺的“群芳谱”，他让我先临摹“群芳谱”中的花卉；半年后，师傅让我学白描牡丹。我奇怪，师傅的“牡丹谱”也是残缺的，也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在学习三矾九染牡丹、小写意梅花，以及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平衡、均衡等花卉图案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师傅是河北静海人，从小离开家乡，70多年了，都没有回过老家。

不知不觉，我画得有些模样了，而靳师傅也82岁了。因为靳师傅无家人照顾，所以仍天天来单位，只要是他认为有画画潜质的人，他即收为徒。时间久了，我知道师傅孑然一身，亦听单位的绣工们私下议论，说师傅原是从皇宫里出来的人，即令解放后，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单位的女工们都不愿意多搭理他，嫌他不像男人。我不太爱理那些女工，觉得她们不尊重善巴巴的靳师傅。

有一天，厨房舀水的水瓢不见了，急着喝水的师傅只好用自己的缸子舀水。水很烫，还没得喝呢，一个还水瓢回来的女工看见了，随即破口大骂:“你这个死太监，你想把你那不男不女的口水让我们喝下，也变成太监呀!”

那女工边骂着边将师傅缸子里的水泼到师傅身上。那女工泼妇骂街的噪声唤来了一大堆人。我在楼上听见“死太监”，急忙跑下楼一看，师傅胸前一片水渍，两手通红，全身发抖，羞愧难当地看着那女工。我赶紧跑进去扶着师傅，用眼神祈求着那泼妇。那泼妇仍然污言秽语不依不饶地喋喋不休。突然，木工房的胡师傅从背后一大嘴巴抽在那泼妇脸上，那泼妇顿时收声了。我赶紧扶着师傅去了医务室。

都两天了，师傅一直没来单位。我打听到师傅家地址，赶忙去看师傅。噢，原来师傅就住在这里呀——护国路公共厕所的隔断墙外，顶上搭着一块油毛毡，几块旧木板竖着遮挡了三面，还留了一扇只能一个人侧着身子进去的“门”。这就是师傅的“家”?不足2米长，1米宽，1.6米高的“房子”!师傅躺在一块大约60厘米宽，从头顶的“墙”抵到脚跟的“墙”约1.5米长的“床”上，双手涂满了紫药水，几处伤口已经结痂，几处水疱还铮亮铮亮的没破皮。我看着靳师傅仅放一张“床”的“家”与双手烫伤的惨相，禁不住捧着师傅的双手哭出声来。

我揣着哽咽的喉头找单位领导评理，领导说已经让那个女工停职写检查了，并说是师傅自己先做了错事。哎!我真是没用，不能为师傅讨公道!看着孤苦孑然、无人照顾的师傅，当时还不谙世事的我，只会从微薄的学徒工资13.5元里，每天早上要么给师傅端碗“老不管”的阳春面、要么买两个“大江苏”的包子。师傅有一次吃着面条感觉差盐味，居然从一小个纸袋子里拿出一小包盐，用小指尖长长的指甲舀出了一小撮盐，笑眯眯地说:“盐能调百味，一丝丝，刚刚好。”

从此，我每次端面，都会问店家要一小包盐带给师傅。还好，师傅的一日两餐都在一个同事家搭伙，我只是早上尽点心而已。

跟师傅学了3年多花卉图案后，师傅由于年迈体衰，不再来厂。

单位领导辗转多次终于找到师傅家乡的一位远房侄儿，跟其说明师傅是有退休工资的，那侄儿同意师傅住他家。师傅终于可以回老家了。

师傅快走那几天，不断地找出一些画国画的矿石颜料来给我，还有“白云”“山水”“红圭”等毛笔。终于，与师傅分别的时候到了。那天，我与同事们送师傅上站台，因为火车晚点没有准信，同事们都陆续离去，只有我一个人陪着师傅。

站台上的风好大。虽说还在9月里，可初秋深夜的风还真是有些侵骨。我将已经85岁的师傅扶到犄角处，用行李垫在台阶上，坐着软软的，师傅会舒服些。师傅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笑，温和地顺从着我。我被师傅看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师傅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小隽呀，你将来会嫁一个好人呢。你相信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点儿害羞。

火车老是没有来，我开始有些着急了。师傅说:“会来的，会来的，不要慌。你的性子有点儿急，要改改。”我看着仍然不离双拐的师傅，心口一阵一阵地抽痛。我担心着师傅回家后的生活，心里凄楚难言地闷着。师傅反而安泰如山，还给我说着什么龙的事，我不明白都什么时候了，师傅还说什么龙。师傅边说着边给了我一个报纸包:“可以的时候，学画这个吧。”我尽顾着辛酸，没有在意师傅给的是什么。恰巧这时候，火车进站了。我还想对师傅说什么，师傅已经蹒跚着上了火车，我还没来得及向师傅说再见，火车就开动了。我心口疼得要命，眼泪拼命地滚呀滚呀，直到火车没了影，我还在站台上没有动。一个男工作人员过来催我离开，可能是看见我满脸泪水，睁大眼睛问:“你怎么了?我给你找警察去。”我还是说不出话，摇摇头。我觉得我的膝盖弯不过来，索性坐在地上。那人真好，还一直陪着我，直到我的脚能自如了，我的心也平静了些，他才离开。其实那天夜里，那人的关怀，还真的给了我温暖。

回到家，夜已经很深了，我亟亟打开报纸，一封信露了出来，还没来得及看信，又打开里层包着的报纸，哦!原来是几十幅用宣纸画的、被火烧过的精美绝伦的龙。这一幅幅的龙有设色的，也有白描的，有正面盘龙、跃空踏月龙等一百多条龙，虽然有的已经残缺了。我知道这类画是禁品，悄悄地把它们藏在阁楼上，没有告诉任何人……

原来，师傅真的是太监。是清末民初故宫里专画绣制龙袍上龙图案的画师。我经常背着人细细品读师傅留下的信，还到图书馆去查了师傅信中提到的事件——

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宫外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中，而年轻的溥仪仍在紫禁城内过着平淡的生活。一天晚上，建福宫燃起了大火，直到次日正午才被扑灭。这场大火烧毁了乾隆所收藏的自夏商以来的名人字画、青铜器、金佛、瓷器等上百万件。还没查出起火原因呢，没过几日，溥仪所居住的养心殿东院又起了火，但被迅速扑灭了。这次找到了一坨还未烧完的被煤油泡过的棉絮，这更证实是人为纵火了。溥仪为了自己的安全，规定除了每位王爷、太妃身边(不包括溥仪)各留20名太监外，其余太监一律驱逐出宫。于是，成百上千的太监失业。

这些被赶出宫的太监中，大多只能蜗居在庙宇里当杂役度日。而有一技之长的厨师、裁缝、绣花匠等亦能找到口饭吃。但画师则没那么幸运。乱世中有几家愿养描龙画凤的人呀?于是，有的画师就改行做别的，有的隐姓埋名流落他乡，当时，17岁的画龙小师傅靳劭卿，由于是从小“自宫”进宫的太监，生不能还乡……

辗转几年，靳师傅来到了贵阳，并在贵阳觅得了一个帮大西门“罗氏戏服作坊”画绣花纹样的营生。解放后公私合营，靳师傅成了刺绣社正式的画工，在贵阳落脚谋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天，因靳师傅画的都是帝王将相的龙袍，虽说是唱戏的戏服，但龙凤都是封建的东西，造反派集合大家烧他的画，因为师傅的画样多，一时间没烧完。第二天接着烧的时候，天下起了雨，一些没有烧完的“黑画”被雨水冲熄了。当时，所有人都躲雨去了，木工胡师傅趁乱将没烧完的“纸片”用箩筐装上，说是他每天引火要用。这才得以留下了我手上的这一叠龙。

师傅在信中写道:“龙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是九种动物集为一体的，即嘴像马、眼像蟹、须像羊、角像鹿、耳像牛、鬃像狮、鳞像鲤、身像蛇、爪像鹰……”

20世纪80年代我结婚，师傅给我寄来了15元礼金及一封信，问我开始学习画龙没有，还叮嘱我不要让这门技艺绝迹了。

虽然师傅给我留下了范本与画龙的口诀:“一画鹿角二虾目、三画狗鼻四马嘴、五画狮鬃六鱼鳞、七画蛇身八火炎，九画鸡脚画龙罢。”但我没有无师自通之灵性，至今仍没有学会画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