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镛

依托之地

朱 镛

在村子里，人们面对生活的日子，从不记阳历，生活的记事或者遗忘都只使用阴历。所以，我写下“十月”这两个字作题目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一个月份。我不知道我在这片旷野上收获的文字，是因为我心灵的感受还是村庄本身的样子，为何记下这个时间时，心里却有一种忧伤。从我的思想里，我真想用赞美之词。因为对于乡村的十月来说，田野里的稻谷，是这个时间最宝贵的财富。它意味着丰收，而丰收又意味着给人带来喜悦。可是，结果似乎与之相反。所以，我又不得不听命于心灵和村庄现实的在场。

在这个旧历的十月，虽然人们已经在田野里，用镰刀正在把一片片站着的稻谷割倒。但是，稻谷的成熟度正如八月里意料的一样，收成并不好。我注意到，从有人提着镰刀割谷开始，才几天时间，村庄周围的田野就基本空了。剩下还没有空的一些地方，要么谷穗依然像刚伸出头一样，还在指向天空，再不会饱蘸；要么是被秋风秋雨扫过，撕伤了，枯萎了，东倒西歪平躺着，但全都是瘪谷了。在我们村子里，人们都喜欢把谷穗叫作粮食，谷杆叫作谷草。这样叫的目的很清楚，粮食就是人的食粮，而谷草就只能喂牛、垫圈，或者打成糠拌作猪食。那些还没有收割的稻谷，并不是人们想等着它能再熟起来，而是让人见了就懒心无肠。因为谁都清楚得很，一切的生长几乎由气温来主宰，时令一般到了这个季节里，不熟的就再也不会熟了。哪怕你再让它成长到第二年也一样，都只能称之为谷草。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庄稼的收成，其实决定着心情的好与坏。我发现，他们在遇上今年的年成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愁容。当然，说起愁，仿佛无论稻谷的好与坏，似乎愁都住在他们心里。因为在2013年，稻谷的丰收，是他们遇上的收成最好的一个年份。可是，他们也愁，他们愁着怎么才能不让秋雨打湿而尽快颗粒归仓。我曾记录下留在村子里的老人们的情形，他们之所以遇上了丰收年，缺少了一种丰收的喜悦，愁的是劳动力。因为那一年，村里出得起劳动力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虽说村子里几乎都是朱姓人家，一个家族的血脉，息息相通，但由于天气的原因，每家都着急，只有各忙各的。然而今年的愁，却不是为了收获忙碌的愁。前那种愁的滋味，没在了，统统没在了。此愁不是彼愁。在他们心里所谓的愁，其实不好收成的愁，才是真正的愁。因为一直与田野发生基本联系的村人，所谓日子，就是一年又一年从田野里种下的秧苗，生长了成为能收割的谷粒，所谓光阴，同样是一年又一年春种秋收的累积，所谓一生，还是一年又一年种子和粮食的平均瓜分。所以，对于今年这个十月田野的景象，别说他们还能劳作，即使动不了了，内心希望看见的，也还是一片田野里黄灿灿的稻谷。对于无病无痛的肉身来说，粮食永远是生命最妥帖的安慰。

不说了。不说了。这虽然是一个数据的时代，可田野里的谷物对于村庄里人们心情的美好和失落程度来说，真的不好统计数据。在这个旧历十月的日子，我唯一可以统计的是，村庄里外出打工的人，返回来了三个。他们都是从城市或者异乡回到村子里来了。可以说，这是一个例外，非常特别。本来村子里的人，一茬一茬地出去，又会一茬一茬地回来，已是常事。但是，返回村庄来的惯例是，春节前半月，能在春节前两个月之前回来的人近乎于零。还有一个惯例是，每一个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无论在外怎样，回到村子里，头几天，他们都会像走亲戚一样，穿着光鲜，然后，走在村子里顾盼自雄，以此来显示他们在外混得不错，前途光明。把这股热劲过掉，又才回到生活日常。

张登堂 黄海惊涛

我之所以在这个季节记录这几个人，是我以为他们的事已不是平常事。因为按照近几年我对村庄的观察，那些外出打工者，不分时间，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从村庄出去毫不否认成为了一种平常事。但他们返乡回来的时间，是最近三年来的一个例外。就在这个旧历的十月里，回来了两个年长者、一个青年人，比起以往的时间，足足提早了近两个月。回来的三个人的行为，也是一个例外，没有人显示出在外混得有多好。并且，我听说这几个打工回来的人，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再也不想离开家乡了。

俗话说，叶落要归根。我开始以为还是故乡好啊，在外久了，谁不念家?乡愁都是滋生在离开故乡的人身上。后来听母亲说起，我才知道，真相不是他们不想出去，而是他们没办法再出去了。三个人中，有两人是因为身体病痛的缘故。其中的一个年长者，男的，才五十多岁，生病了回来，回来就住进了医院。另一个，是我的三婶，也是五十多岁，也是因为生病，干不起苦活了回到家里来，慢慢生活，但刚把日常生活基本理顺，也住进了医院。还有一个，却是一个青年人，身体无病无痛，按照常理，他还可以出去打拼的。但是，从他嘴里说出老辈人以前经常讲的话，在外百日好，不如在家千日糟。也就是说，他遭遇的，岂止痛楚和劳苦。

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村里，辈分大，我该称呼为爷。我回到家里，听七十多岁的母亲说，“你那个三爷爷，以前帮我们做了好多活!我提了几个鸡蛋去看下他老人家。认不得是啥子病呀，去专区医院里做了一个手术回来，伤疤就是不皋口(愈合)，一直在化脓。真是怪了，又没得哪点疼，就是一天喊到黑的，又不是喊疼。”

母亲说的话，我听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人啊，不是喊疼，喊什么呢?

母亲还说，“喊得雀子都歇不下来。晚上好点，不喊疼，也喊不起了，但一夜一夜地枯坐，睡不着。”

我和母亲说，怎么伤口还在恶化，就要急着出院呢?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哦，不出院咋个整，在医院里住得起好长时间?他老人家说辛辛苦苦在外打拼几年来的积蓄，那些心血和钱砸在医院里，泡泡都不起一个。还是回来了，听天由命。”

母亲说的我该叫三爷爷的这个人，在我的印象里，他还没外出打工之前，长着一副结实的身板。村里的人都认为他肉长得结实，身体甚至不是肉做的，像铁打的一样，累不垮，总是有着用不完的力气。十年前，村里的一个老人过世，在坟山上，有一个大石头，有两三百斤重，要两个男子汉才能抬动。有人就和他打赌，说如果他一个人把石头抬起来，就输给他五块钱一包的昭通卷烟厂产的龙泉烟。结果他在人们质疑和惊讶的目光中，真就把一包龙泉烟赢到了手里。他也不曾想到，如今一场疾病来时，才发现人体的脆弱，连支撑身体下床的力气都没了。

村邻的人去看他，问说哪天的生日，他说还差两个月。来看他的人说，一定要多注意注意，男怕生前女怕生后(这是村子里经常听到老人们讲的俗语，不知是乡村经验还是老辈人的经验，他们总是在一个人病重时，说男的在生日前难以熬过去，女的在生日后难活过来)。问哪一年生的，他说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年多大的雪啊，铺天盖地。只听老辈人后来和他提过，那一年，他家里一只正在坐蛋的芦花鸡被活活冻死了，究竟是五九年还是六零年，他也不清楚。

是的，在村庄里，像我顶上这一代人，很多人的生日时间、年代都有些模糊，只是一个大概、一个印象。他们记得最准确的是农历的几月几日，那一月，那一天，天气怎样，下雨，下雪，还是日头出了一竹竿高，或者有一个什么事件发生。就比如他说的一只鸡被冻死的事件，在那个时代，于一家人的生活来说，比什么都记得清楚。

母亲说，“不管哪个人去看他，他都在感叹说，劳心劳神的在外白苦了几年呀。”因为这句话，我猜想，母亲说的他一天喊到黑，又不是喊疼，是因为曾经用力气挣来的钱，不是一点一点用出去，在医院里纯粹像一次性全部拿走。这犹如命运的嘲弄，使得现实像他的身体一样，也一点儿不结实，摇摇晃晃在眼前。我以为，他的喊，完全是对现实日子和生命的求饶啊!

另一个因为病痛回来的人是我的三婶。她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住进医院里不到半个月，人突然就衰老了好多，没有形样了，头发又乱又白。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见到她时，瘦得看上去只有皮包骨头，似乎那骨头尖锐得随时都可以刺出来。

几年前，三婶也像赶潮流一样，跟随着村里的人外出打工。说是去省城昆明，实际是从我们这个至少是喊坝子的地方，去了昆明一百多千米外的一座山上，工作也是种地。开始我不理解，为何都是种地，还要跑到那么遥远的一座山上。直到我去了她打工的地方才发现，她在那里虽然是种地，但是也称之为上班，一天八小时，一个月可以领到一千六百块的工资。比起在家里种地来，除了一月后能吹糠见米准时拿到报酬外，算下来在那里种地的收获，比起在家里种地，似乎划算得多。

那天，我去病房看望三婶的时候，她能从床上坐起来了，看上去精神好了很多。她和我说，“这个鬼打病，哪想到说来就来了。开始我只是觉得身子垮了，浑身没得一点儿力气。我也想着苦不动了，孙子刚读书，打工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就先带着孙子转学回来读书。才回来几天，我把周围的园子地边边角角都锄松了，准备种些菜，自己吃点儿，再买头猪来喂着，慢慢过日子。哪想到才回来气候就变冷凉掉，孙子感冒了。我就带着孙子去卫生院看病，晚上回到家里，自己也发起了高烧。开始只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就想躺下可能会好些，没想到躺着躺着，口干舌燥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喊孙子倒点水给我喝，孙子拿着手机玩，咋个喊他都不理，白啦啦带他一场啊!还把手机里存着的号码全部弄得一个都不在了。电话打不出去，又站不起来去喊人帮个忙，只有那样躺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三婶背对着窗户。外面的阳光从窗户里透过来，照着她有些乱且白的发丝，闪亮闪亮。我面对着窗户，看三婶就像在光影里。她和我说，“那晚也奇怪得很，像鬼附体一样，一进门就像有个阴影跟随着我。门前的狗，听着像在哭啊哭的，结果，人就病了。哪个认得啊，去往死里卖力，结果落得这样的病。如果我死了，人死如灯灭，再苦多些，也无聊呀!我本来想就恁个睡死算了，又想着怕吓到这个不知事的孙子，只有硬撑着起来，竖了个筷子才感觉好了些。”

从三婶和我说的话语中，我以为，三婶之所以最终要回到村子里才得以心安，是因为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她在这块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上，才能感受到一种让她踏实的存在。虽然在村子里生活，无休无止的日子，从头到尾，仿佛都基本处于重复的模样。但是，她之所以一到家就想着把菜园子侍弄好，是这块菜地可以抚摸和灌溉一个返乡者的心，它足以将日常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一切的生活气息，会从这里开始。在三婶病了的时候，按照三婶的说法，是因为她竖了筷子，筷子站稳了，她的心里才安放了下来，撑到了天亮，又撑到自个儿坐车来到了城里的医院。因为她的高烧确实严重，41摄氏度，住院一查，已被烧成了脑膜炎。以医生的推断，这样持续的高温，再晚来一步，定会被烧成一个植物人。

我很清楚，在村子里生活的人，不单是我的三婶，其他人也一样，都是自谦、自卑、低头和向下的。面对在生活中身体出现了疾病，或者灾难当头，就是竖筷子。其实，这也是喊魂的一种方式。从小到大，我在家里见了无数次。因为我的母亲，在家里，无论家里的任何人感个冒发个热，她也通常使用这种方法。就是拿三根筷子和一个碗，在碗里装些许水，用手扶着筷子竖进碗里，然后，叫着自己熟悉的亡人的名字。从新亡人到老亡人，一一顺着喊，如果喊到谁筷子站稳了，就告知这个亡人，筷子倒了，给他(她)烧纸泼水饭。当然，这种方法是否有空间的效果，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以为，所谓的病急乱投医，在无法投到医者时，这是自我医治和拯救内心慌张的一种方式。这种在我们村子里人们都会使用的办法，无论你说迷信也好，说愚昧也罢，反正这是每个人在病痛中做出的一种自我精神处置的方法。

我观察了好些人发现，每个人在病痛中，他们都存在一个相同的心理定式，恨不得快点儿好起来，回到村里人熟悉的，也是正常温度的暖和安全之中。他们只要过上普通和正常的日子，正常得如同植物一样，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是，过度的病痛，又使得他们有了另外的念头。我前面讲述的做手术的这个人和三婶都一样，他们说出同样的话:“像我这样的人，死又死不掉，活着逗人笑呀!”病痛是谁也不愿得的事情，但在病痛中他们的想法都会很多。就如同我的三婶，在我和她说着她生病的过程后，突然就念起了村子里一些曾经死去的人，羡慕那样的死法。她说:“与其这样一时半会儿医不好，还不如像谁谁谁，早死早超生!一点儿痛苦也没有，又不受折磨，不费钱，好啊好啊!像村子里早已过世的老太爷，无病无灾的，头天还把地的边边角角挖得松乎乎的，晚上好好地睡下去，第二天说死就死了。”我看着三婶憔悴的面容和听了她的话语，我很想好好安慰一下她。可是，那一刻，面对她，我却连一句有温度的话也说不出来。

关于我所说的这两个老人，他们都一样，最开始热血沸腾地加入外出务工的行列，似乎转瞬之间，就被这支洪流清理了，淘汰了。也许最初他们外出时，他们的起点和大多数人没有两样，他们的身体到精神——精神的依托，也许很简单，就是想着挣到更多的钱!物质在今天，在很多人心里，已经取代了信仰和神的地位，只不过，这种信仰的实现，又要依托他们的肉身。事实上，他们在外这许多年，一直缺少一种家人团聚，也即少了那种抱团取暖的可能，身体和内心，都会很苦的。我以为，他们身体的病痛，并不是一下就到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的衣服被课桌剐一个洞，母亲看见了非得让我脱下来，去找针线来补。我说就破一小点，管它的。母亲说，“不忙着补好，怕是一件完整的衣裳都要被你全部穿烂掉了。”现在，他们的肉身出了问题，又得把日复一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淌水一样哗啦啦地送到医院。这种流失的恐惧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而它的荒谬，还在于这些病痛以戏谑的方式否定掉他们整个人生的价值。

还有一个返乡的年轻人，不是因为身体的病痛。或者，他有些令人意外。因为在今天人人都想从村子外出的打工潮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却回来就再也不想着出去了。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除了种地，如果没有自己做着另外的行当，几乎没有谁愿意一直留守在村子里。他是这么几年来，我在农村留守人员中发现的一个例外。这个年轻人辈分比我小，我有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

那天我在老家，他来我家里玩，喊我叔。我一时惊讶，在我的印象里，他还是一个孩子。我问他:“你哪时回来的，回来不出去了吗?”他回答我说:“刚回来几天，穷死也不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却反过来问我:“小叔，你没听过老辈人说的出门一日好，不如在家千日糟啊!”

我的母亲坐在旁边，这个小年轻人的话似乎一下就说到了我母亲的心坎上。母亲一下就很激动地接过话对着他说:“是啊是啊!出去啥子都不熟悉，各管各，哪里像在村子里，你路过家门口，口渴了，开口就要得到一口凉水喝啊。像我那年去你小叔家，找不到路，我就问一个过路的妇女，我尊重人家喊了一声大姐，问青年路咋个走。结果你猜人家咋回我，用眼白了我一眼，话都不搭一句气呼呼地就走掉了。后来我又问其他人，直接说你小叔的名字，人家也只是摇头，不说话。你说，连问个路都问不着，你还想象在村子里口干了，可以向人家要口水喝?”

母亲说的话，让我想起十多年前，母亲一个人去城里，因为找不到我住的地方了，她就向路人问路。她以为城市像乡村一样，为了尊重对方，就把自己放得很低或者很小，把对方尊称得比自己高或者大。所以，母亲在城市里把一个年轻女人尊称为大姐，对方听来肯定不舒服的(当然称呼小姐也不舒服)。但一般情况下，如果母亲把那个女人直接称呼为姑娘或者小妹妹，比她实际年龄小，我估计那人心里就受用了。那母亲问起路来，对方可能会告诉她。所以，母亲的尊称反而遭到了对方的白眼。那一次，母亲没有问到路，她又见人直接问我的名字。母亲还是把城市当成了一个村庄，以为问名字人人熟悉。她不知道，在城里，即使问到与我同住在一个小区的人，甚至同一单元的人，也不定有谁认识一个叫朱镛的人，更何况是才从乡下来的。我听出来，母亲现在说起那件事，心里还带着无奈的酸楚。我心里也因此升起一份几乎同样的酸楚。

张登堂 峨眉山下之水田

我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我之所以十多年未见过他，是因为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小学刚毕业，就跟着他的父亲外出打工了。本来在乡村，所谓生生不息，就是日复一日缺少故事性的生活日常地重复上演。但是，他一家人都有故事，他的爷爷是我们村子里一年四季很少穿鞋子的人。他脚底的老茧厚得刺戳不进，玻璃划不开。原因当然不是他不喜欢穿鞋，是因为那些年家里贫寒。他在冬天为了取暖，经常上山去打柴来烧，在平路上的时候他穿着鞋，如果遇上爬坡、下坡或者有碎石子多的地方，他就把鞋子脱了提着——因为担心斜坡上的碎石子把鞋子磨烂，所以，一双胶鞋在他那里往往能穿三五年。他平时在家里也舍不得穿的，经常燃一拢火把饭和猪食煮熟后，吃了饭，就把脚伸在火星熄灭的灰堆里，把小猪抱在身上取暖。他一年固定喂两头猪，从小抱在身上，长到百余斤又换一头小的抱着，晚上睡觉时拴在床脚。

他的父亲，比我年长几岁，还未满十六岁的时候，就经人介绍，和一个外乡的聋哑姑娘结了婚。曾经跟人学过端公，一天神神道道，有事无事都在唱经，但真正遇到事，却没有多少人请他为死者超度，后来他去了昭通，在人力三轮没被限制的那几年，当了三轮车夫。他自己，在小学刚刚毕业时，就被他父亲带着外出打工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外出成为了一次徒劳的行为，归来时，只带回一颗被残暴和黑暗充塞的内心。

他和他的父亲，去了一家砖窑厂。进去才知道是一个黑砖窑。所谓的砖窑厂，就为他们制造了关于结局的陷阱，衣服裤子被脱光了搜身，把身上的钱全部搜掉，让你无法逃跑。他说才去的那段时间，几乎没日没夜地干活，砖窑里有监工，夜里五点钟就叫起床。他的父亲被迫叫去拉砖，因为他小，拉不动车，就安排在打砖块坯子的地方守着，若泥土里有草，就拣开，没有就一直看着守下去。下午经常要干到六七点才得休息，一天供应两顿饭。如果不老实，想逃，就会遭到一顿毒打。他和他的父亲在里面没日没夜地干了半年，没领到一分工钱。在一个夜晚，他的父亲带着他偷偷逃了出来。但逃出后还是被人发现追了出来，好在那是一个开满了油菜花的季节，他们发现有人追出来，就悄悄躲进了油菜花地里。是油菜花救了他们父子俩，他们才得以有机会逃脱。直到那些人追不见人影，转回去了，他和他父亲才从地里爬起来，头也不敢回地向着一个方向猛跑。因为是夜晚，看不清方向，跑到天亮时，他们却找不到回来的路，后来转去转来看见了一个村子，他们跑到村子里问路，才得以逃脱。逃出来时，他父亲身上还有一百块钱。那一百块钱是他们刚进砖窑被搜身时，他的父亲塞在肛门里留下的。

自那以后，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他在城市打工，脾气变得很坏，心总是绷得紧紧的，不愿相信人。如果有人对他不利，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浑身像一个刺猬。再后来，他也找了媳妇，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想象着返回他儿时最初的家园氛围，因为那里毕竟还有家，还有土地。这个曾经的孩子，现在领着孩子回来读书。本来这样一座村庄，根本就在逐步地衰败下去，但是，在他眼里还是引来无限的感慨。他和我坐在我家门前，指着前面的一些建筑物和我说:“小叔，现在村子里变化很大啊!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那些地方全是田，还没得房屋，现在全盖起了新房子了。鱼儿家盖的是一层砖房，虾巴家是两层，柚子家是三层。”并且，他还记得村子里哪个位置是谁家的土墙，哪里又是谁家的牛圈。后来说到我，他说:“小叔，你现在看上去胡子拉碴，也变老了。”

当然，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家族的字辈里，我属最小的字辈。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年轻人，都有了下一辈。因为他要叫我叔，我与他开玩笑说，“儿子，你都当父亲了，老子还能年轻吗?”

这是我的所见，但需要说明的是，我记录下这三个人的部分事实的时间，按照农历的序法，已经不是十月了，是在冬月的日子里。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早，还没进入冬月就寒冷了，按照老辈人的经验，来得早的冬天似乎都特别冷。看来大体应该是这样，冬月还未过去，就已经下了两场纷飞的雪了。联想起我诉说的三个人的身体，其中病重的两个人，按照年龄，他们并不算老，说劳力，比他们年长的也还干得起苦力。或许，他们的病痛，借用梭罗之口说，身体上的病同社会上的病一样，我们大都归罪于寒冷。

我们于寒冷中看着自己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