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漠

大雨瓢泼

罗 漠

罗 漠，苗族，贵州思南人，现居铜仁，1967年出生。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先后在《花溪》《山花》《民族文学》《四川文学》等刊发表小说、散文数十万字。作品入选《中国西部散文精选》《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小说卷》《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苗族卷》《中篇小说选刊》等。已出版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贵州省文联“新夜郎文艺丛书”)及散文合集《摄氏八度》。

两只小白兔

作家吕逢先养了两只小白兔。

小白兔是刚读初一的女儿买回来的。

放学回家路上，女儿看见有人正圈着几只小白兔在卖，买的人都要拎起来捏捏有没有膘，讨价还价一番，就剩下了看上去没有膘的这两只。女儿就是属兔的，她后来说，她想起了自己的命运:要是也被人这么买来卖去的，而最终买去的人无疑是要将它杀了做成餐桌上的美味，多不幸、多可怜啊!还有，她记得早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就学过一篇要爱护小动物的课文，于是就把剩下的两只买回来了。

吕逢先一家住在最高楼层，楼顶上是可以由他们挑上去几挑沙土砌个花圃，或者违章搭建一间偏厦什么的，只是还没来得及整弄，女儿就把小白兔放上去，暂时让它们有一个可以蹦来跳去的家园。父女俩还一起动手，钉了一个小木架，铺上一层塑料薄膜，做成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兔子窝。

因为是自己十分疼爱的女儿，也就不想怀疑她像电视、报纸新闻一样拔高了的表达，而小白兔也着实轻灵可爱，皮毛柔顺洁白，特别是那双眼睛，莹莹的像镶嵌着两颗宝石，让吕逢先也对它们充满了怜爱。看着小白兔，他心里的杂芜，心里的荒凉，心里的褶皱，都被滋润得清清爽爽，抚慰得葱绿苍茂，熨烫得服服帖帖，许多失意和得意的事，都在这一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女儿要上学，从家里到学校的路途，又不可能为小白兔捞到足够的草料，它们显然又对人的吃食不感兴趣，最后，吕逢先就责无旁贷，担下了为小白兔寻找食物的重任。

吕逢先是我们区文联创作室主任、区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时间充裕，让女儿的小白兔有足够的吃食得以健康成长，应该说，真真不过举手之劳。他不需上班，就在创作疲累或者一时灵感不济时，打上一辆的士去城郊的田边土角转一圈，就可以采到小白兔两三天的食物。

但总有例外的时候——譬如，要去省城或北京开一次会，通知上告知的会期是三天，因为会后通常都会组织去一些名胜古迹或风景点逛荡逛荡，来来去去加起来不就是六七天七八天?那么就一则利用走前的时间多为小白兔打捞一点食物，一则嘱咐女儿，有空时也去为小白兔服一下务。

有一次就很不凑巧，他外出耽搁的时间比预计的多出了三五天，女儿也被功课忙得稀里糊涂，忘了她的小白兔，饿极了，两个小东西就翻墙越脊，爬去邻居家的阳台上，把人家养的花草吃得光秃秃，挨了一通怨责不说，吕逢先还不得不破费四五百元，赔了人家。

他一时不胜恼怒，要把小白兔拎去卖了，女儿哭着恳求才作罢。他就拧着一只小白兔的耳朵说:“你不是个东西!”放下后又去拧另一只小白兔的耳朵说:“你也不是个东西!”

看着两只小白兔“唧唧”叫着跑开了，吕逢先无可奈何地指着它们说:“都不是些个东西!”

作家吕逢先

我们接到通知说，区文联计划在近期为吕逢先开一个作品讨论会。

按照文联曹志桓主席的指示，参会名单由吕逢先拟定。我们后来看到的名单上，最知名的就是为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作序的北京著名评论家孙章主，为了不致旅途孤单——我们认为，更可能还是，从给身边的作者朋友创造一个熟识一两个编辑，增大发表作品机会考虑，并请孙章主转邀了两个省的两家都有相当知名度的杂志社的两位编辑；此外就是省作协的主席刘皇树和两位副主席关禹、张菲，曹主席特别提示“必须邀请”的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辛佐治，以及本省本市两所文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副教授陶前和一位讲师陈嶝。其余十来人就是看起来都有一定创作势头的本区文学界的“中坚力量”。

我们起初都有些喜不自禁，因为我们太不容易见到大地方特别是北京来的名家、大家了，何况其中还有文学发达省份的名刊编辑——不指望结识他们后就真能方便我们发表一些作品，仅凭他们多年编辑经验所积累的文学修养、所站的文学高度、所执行的编辑方针，哪怕给我们蜻蜓点水似的讲讲，也会让我们获益良多、受益匪浅的。

但我们中间，更多人私心里期盼的还是会后组织的采风活动，回归大自然，便于暂时“放飞”一下自己“枯焦的心灵”。

日程安排是一天时间讨论吕作家的作品，一天时间由曹主席、吕作家和区文联辖下几家协会的主席，一起陪这些评论家、编辑、教授和讲师，去逛逛郊区的几个风景点，欣赏几段民族民间歌舞，吃一顿茅棚煮的农家饭。

吕逢先私下透露说，如果研讨会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那这就是说，孙评论家和两位编辑都愿意为大家带去几篇作品，或推荐或就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出来，与会的本区作者更是普遍感觉胜读了十年书，曹主席的意思，会毕就去逛逛贵州的梵净山。有资料介绍，梵净山素有“武陵正源，名山之宗”之称，是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是与山西五台、浙江普陀、四川峨眉、安徽九华齐名的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还曾两度荣膺“中国十大避暑名山”美誉。连省城都只去过三五回的我们本地的很多作者，与会后还有可能去一趟自己朝思暮想的贵州梵净山，兴奋劲实在是要超过获邀出席这种高规格研讨会的。

近两年，我们常听吕逢先自己也这么说，他迎来了自己创作的巅峰期、“黄金”段:两三年前，他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获评一个省级文学奖，分别成为本区、本市文学创作获省级奖的第一个和第三个作家，而且还是其中最年轻的作家；前年，区电视创作中心根据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改编的一个同名电视连续剧，又先后获评区、市、省影视局优秀编剧奖；同是前两年，本市五年一度的文学创作奖第二次开评，他又列入了小说组的获奖名单中；今年一开年，他又向广大读者捧出了两部长篇新作，并在市作协于开春不久召开的一次例会上被增选为常务理事。区级奖更是数不胜数，摆满了一橱柜的奖证奖状奖杯，领得他都越来越“不忍心”再领下去了。

在挚朋知友不需掩饰的场合，他甚至“担心”，市作协的下一次换届选举，他说不定还会有一个“副主席”的名头。

“担心”和“不忍心”都是他的原话。在我们面前，他也实在不想掩饰自己的那一份得意和骄矜。

欧阳可人 桃花雨

吕作家成果丰硕。吕作家声名日隆。

作家吕逢先已经成了本区乃至本市的一张名片。

成了我们创作学习的榜样。

吕逢先是我们区文联主席、“副调研员”曹志桓从一个乡以“特殊人才”之名“挖掘”上来的。

但最初，我们偶或碰在一起进行交流的时候，吕逢先还说过，他的心里一度警惕着曹主席。作家多半都容易犯这个司空见惯的毛病——吕逢先也认为，曹志桓大半辈子都在官场厮混，肯定有官场人的一些恶习，流氓习性，气性乖张，趾高气扬，颐气指使，骄横跋扈，面善心毒，心狠手辣，贪婪狡诈等，都是一些贬义词。

但后来他还是向我们承认，这回对曹志桓，他是少有地看错了一次人。

曹志桓刚刚入主区文联，赶赴区辖各乡镇文联调研时，吕逢先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就赢得了一声“吕老师”的称呼。直到不久后曹志桓把他调进区文联，这一称谓都保持了较长时间，吕逢先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客气，要曹主席别这么叫别这么叫，因为他毕竟是他的下级，这么叫对曹主席的身份有影响；一次一次下来，他才得以从曹主席口中慢慢变成了“老吕”或“吕主席”。

这自然让吕逢先不久就将曹志桓从他嫌厌的那一类人中区划了出来，还从心底里给了他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的评价。

文联主席曹志桓

出任本届文联主席之前，曹志桓是一个边远贫困乡的“一把手”——民间越来越通行的叫法是“老大”。因为据说谁都不愿去这个不仅贫穷，而且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乡，区里就决定本乡出生、时任一邻乡乡长的曹志桓——坊间已传言他将出任区敬老院“一把手”——戴一顶“区常委”的帽子接任该乡“老大”一职。

因为就在前年，这儿的乡政府为了加大力度打造延续了几届的“书法之乡”这个“乡域特色”经济增长点，特意从外地购进一批高档笔墨纸砚，要求村民必须每户前去采买一份:笔是浙江吴兴县善琏镇产的“湖笔”；墨是安徽徽州屯溪、歙县、绩溪产的“徽墨”；纸有安徽宣州泾县产的生鲜、熟鲜、半熟鲜等“徽鲜”；砚也是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山西的澄泥砚等中国“四大名砚”。除了“湖笔”外，各种纸、墨及砚可由村民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政府保证不赚一分钱。”不料，却有大半村民毫无商量余地表示了拒绝。乡里只好组成工作组，将其一一分派到每户人家，告之所值费用将从上级下发的其他补助中“如数扣出”。有的村民当着工作组的面就将摊到面前的笔墨纸砚扒下桌来，再几脚踩得稀烂。

经不住撺掇、怂恿，后来，一乡村民群情激愤，趁一个场天把乡政府围堵了起来，市里不得不火速出动一个中队的武警才将他们驱离。

听说有人还从“敌台”——“美国之音”电台——收听过对这件事的报道，可见影响之恶劣非同一般，一乡的主要领导被悉数调离或降职、免职、撤职，也可堪这个乡的一场“官场地震”。

村民们说，这些领导也真是没事找事。几百年前有人给皇上题写过什么匾额，这个乡就成“书法之乡”了?这个乡是“书法之乡”，这个县就是“书法之县”，这个市就是“书法之市”，这个省也能成“书法之省”，这个国也能成“书法之国”了?荒唐透顶!还说，我们是有些人爱写点毛笔字，就图个过年过节时不用去街上买对联来贴，跟“书法”扯不上什么关系，怎么能强迫我们都去买这些家什，练什么“书法”呢?以前没人来管我们用什么笔什么墨，磨什么砚和写在什么纸上，成不成“书法作品”，对联还不是一家家一户户贴过来了?不要说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就是我们一个“书法之乡”的人都成了“书法家”，就了不得，就可以申请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再说，都是“书法家”了，哪个又去铧田犁地栽秧打谷?没有人来铧田犁地栽秧打谷，“书法家”们又吃什么?没有吃的，还有个狗屁“书法家”?

听到村民这些牢骚之词——这些牢骚之词越过丘峦沟壑，少不了风吹日晒，雪冻霜欺，也就免不了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枝残叶败，满目疮痍了——我们不由齐齐莞尔。

我们听说，乡里当时就有人在政府工作的人家，也有抗命没去买上一副笔墨纸砚的。

五年过去了，无论是以宣传报道“正能量”为导向的当地的主流媒体，还是民间的口头评价，人们都没有“曹老大”成就不俗的印象。其间倒是有一次，市报有记者要完成报社额定到头上的广告创收任务，拐弯抹角托朋请友，找上一个与“曹老大”关系笃实的人，说动他拿出一笔略低于广告价格的“宣传费”，被这张市报唯一一次整版地进行过“全方位报道”。那么到了换一个位置的时候，要想实质性地再升半格，就连曹志桓自己也想都不敢想；他甚至还担心，未必不会像刚在邻乡任完一届乡长时，差点儿去敬老院那样，也被塞到哪个区辖部门去充任个“一把手”闲职的，那个“区常委”的副处肯定也保不住。但游戏总得讲规则，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业内人士”谁又不是谙熟于心，就像小学生能够把九九乘法口诀倒背如流呢?也就不好下调他原来的级别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一则就算当初把升半格进入“区常委”副处作为前提，也没有人主动请缨去那个所有要员被齐齐抹掉的乡衙，他曹志桓去了；二则这五年也还算平平安安过来，不见有个什么大麻烦大纰漏，起码是再没出现过如他的前任为打造“书法之乡”强摊硬派笔墨纸砚，村民义愤不已，嚷着要去哪个山头“起义”，还被“敌台”添盐加醋报道的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于是按照惯例，人大已着手为他腾了一个“副主任”的位置。

就因为曹志桓管辖了五年的这个乡，历史上曾出过一位为皇上题写匾额的大书法家，一两百年来，民间书风畅扬，都以能写一手好字为荣；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每一届乡班子，都将其作为振兴乡域经济的一个“兴奋点”，省吃俭用东借西挪不遗余力进行宣传打造，某一年，甚至还曾举全乡财力负债累累去央视打过几秒钟的广告；不过说实话，摊派笔墨纸砚时，有一些确实爱好“书法”和胆小怕事的村民收下了送上门来的那一套写书法的家什，农闲时也有不少人在一笔一画地练习。曹志桓身处其中，接受一点书艺熏陶，完全在情在理，在劫难逃。

我们听说，曹志桓最终走上书法这条道路，还在于某一年他的母亲六十寿辰，他亲自写的一个“壽”字，受到了前去祝寿的同僚和非同僚的称赞，其中有五位是市级书法家协会会员，有两位名头更响，还分别是省级和国级会员。

他们都表现出极惊讶的样子，说，原来“曹老大”竟有如此深厚的书法功底呀，以前怎么不露两手给我们看看呢?说，你们看，这个“壽”字，何其磅礴大气，又何其内蕴深厚呀!都说，“曹老大”真人不露相，我们这些所谓的国级书协、省级书协、市级书协会员，原来都是露相非真人啊!

数十年走马江湖，曹志桓焉会听不出这些话中的水分?何谓“磅礴大气”?何谓“内蕴深厚”?不就是一些文人艺术家惯常爱用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貌同实异、张冠李戴、模棱两可、随言随弃的话语?但它们就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快感享受。一边心里悄悄兴奋着，一边还是做出诚恳的样子，说，不要取笑我啦——因为长时间谋稻粱于外乡，疏于练习，我愧对这个“书法之乡”得很啊；这个“壽”字，我不知临了多少遍才得以勉强入流。以后我就拜各位为师，老师们要不吝赐教才是啊!

几位书法家为了证明自己慧眼识珠，不久就自做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市级书法家协会。

而曹志桓“曹老大”曹书法家，也就仅仅对这个“壽”字感兴趣，楷隶行草，大篆小篆、“真书”“正书”、二王体瘦金体，包括诞生不久的燕体，不厌其烦一遍一遍练习它，并由此赢得了一个“‘壽’字大家”的美誉。除了乡属机关有人家里做寿都想方设法涎皮厚脸要请他题这个字以外，名声还延及区里和周边县镇，职位在他之下的，都要以请到“‘壽’字大家”写了“壽”字而眉飞色舞地津津乐道好久。

吕逢先听说，见求写“壽”字的人络绎不绝的时候，曹志桓就听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建议，收起了“润笔费”——能够开着一辆豪华的私家车出任区文联的主席，乡里七所八站年节约定俗成送的“红包”积累不说，细算起来，那笔“润笔费”也占着不小的比例。

曹志桓没有理由不知道，文联就是一个典型的“清水衙门”，一般都是那些实权部门实在安插不下了，或者本人没有一个厚实的“底子”进到一个实权部门，不得已才来“养养闲”。但他却稍有例外。因为据说区里的相关领导已经征询过他的意见，不仅不像他一度担心的那样，去哪儿挂个“一把手”的闲职，接着被下调“副处”，还告诉他已在区人大给他安了个“副主任”，尽管不再是“区常委”，却是名正言顺的副处“实职”，排名也还在政府的一些副职之前。

不巧也巧，当初区委也正在为区文联的主席一职焦头烂额着:主政乡里镇里的好不容易才熬满五年，谁都不愿平级来到这儿自是一桩情有可原的事情，而两办的正副秘书长，更是连觑都懒得觑一下这个位置，不能去哪个乡镇、办事处干上“一把手”或权力也不菲的二三把手，那些实惠丰腴的区直部门总可以向往一下吧?我们中间就有人道听途说得知，有关领导曾考虑过从哪个乡镇提一个副职上来，只是这个建议才在一次专门研究干部的会议上被提出，就遭到了几乎与会同志的全票否决——理由就是，本区的人事制度上，还从来没有过乡镇里的副职到区里从事正职的先例。

但文联主席已经六十八岁了，而且竟然是这文联成立近三十年来从未挪过位的一个主席，实属罕见，到了年龄都还不退，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有了一个“书法家”的身份，而“书法家”就是“艺术家”，“艺术家”不去同“艺术”打交道而去人大蹲去干什么?再说，有两位书法家朋友就说过，曹志桓的书法艺术已经有了相当造诣，可以申请加入省级书协了——去文联不正好可以多写多练，方便多交一点道上的朋友，争取以后再加入国级书协?

区几大班子领导不消说都已知道了曹志桓的书法名声，他的选择就是一桩皆大欢喜的事情。那么当然，对他的如此高风亮节，区委上到市委都无由非议，甚至赞赏有加。后来，戴着对许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虚职的“副调研员”的帽子，曹主席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

吕逢先说，他站在一种单纯的作家、艺术家的立场，还是认为曹志桓真是狡黠、“智慧”已极的，让他不胜鄙夷。这就是他起初不太待见曹志桓的主要原因。

他说，鄙夷自然要藏在心里，面上他却不能不在每一个需要的场合，极尽溢美之词称赞他们曹主席，说别看一个简简单单的“壽”字，要写出它的内涵，要写出它的骨气，要写出它的精髓，绝非庸常之资质所能，若无对这个“壽”字有超于常人的独到理解，和悬梁刺股之苦练恒心，实难有如此超常境界；而他们曹主席，在主持一乡建设、发展、民生之大计期间，心系数万百姓衣食饱暖，劳心劳力，公务倥偬，却能把这个“壽”字既练出邓篆的浑厚宏伟，又练出张庙礼器碑的细劲雄健、端严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还练出了怀素草书的笔走龙蛇、满纸云烟，羲之“书圣”行体的“点画秀美，行气流畅”……如此之出神入化，声名鹊起，压倒书界才人，青史留名，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这些话也听得我们都有些忍俊不禁，说，看来你吕逢先真是入错道了呀，要不是“误入歧途”当了作家，早早就去官场混，现在怕就是你在领导着曹志桓呢；说起狡黠、“智慧”，他不羞死才怪。当然，也只因你是作家，胸中沟壑纵横，下笔雄文万卷，出口舌灿莲花，才能讲出这些让人心花怒放的话来!

而对曹志桓的感激，吕逢先告诉我们说，他还真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就是曹主席曹“副调研员”主持本区文联工作大计不久，把他从一个乡调上来的。

在那个乡文联，他当了近十年的“副主席”。

再说吕作家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吕逢先就出道了。当时市文联主办的那本青年文学月刊《天河》，其作品转载率几年之中一直高居邻近几个省区文学刊物之首，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本区、本市、本省的一大批文学爱好者，都努力要让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名字去上面晃晃，而吕逢先却在某一年连晃了四次，在本区、本市甚至本省文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一翻年，他就以无可争辩的实力被任命为乡文联副主席。

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仰”上吕逢先的大名。

只是，在一般的场合，他对称呼他“吕主席”的作者或读者，都要显出一丝难为情，因为他明显不是“主席”，而是“副主席”；他坦率地要求对方，要么委屈一下自己，就称他一声“老师”吧，要么干脆叫他“吕作家”。稍后不久，他拉钱办起那本杂志《瓮溪》，封二即使有他“编辑部主任”的“头衔”，也对不懂的人要称呼他为“吕主任”流露出一脸的不满、怨怒神色，因为这个“主任”根本不在官籍上，更没有级别。再后来，乡里也成立一级作家协会，他众望所归当之无愧当选为“主席”之后，尽管“吕老师”“吕作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称谓，他偶或也会忍不住要暗示甚至明确提示一下对方，现在，某些场合，他也乐意被叫作“吕主席”，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作协“主席”是一种有着一定崇高性和含金量的社会职务。

后来，区文联的曹主席前来调研，也对他称呼一声“吕老师”时，他一度还将其与他曾要求作者们称他“吕老师”，进行过某种联想猜测。

吕逢先说，某一次睡觉前他少有地进行一次反省时，还是觉得自己年轻时城府浅了一点，少年得志，过于顾盼自雄高自标持了。不过也难怪，就文学成果和可以想见的前景，彼时整个乡域也确实难以看到可与自己比肩者，显在和潜在地就容易让他流露出一种骄气、霸气，真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息。也就让他在一些事情上处理得不够妥当。

我们已经说过，文联是一个穷单位，经费包干，没有一分的零花钱，但吕逢先能够想办法:既然这条道上嘤嘤嗡嗡挤了这么多的人，自己正巧又在其中，因为那个社会职务站在了一个众人瞩目的高坡上，他就利用这个高坡的位置，向一些较为富余的单位打起秋风。

收获还真可观:单位风行安装电话的时候，他让文联安装了一台电话；见县文联县作协一成立就办起了一份为本县培养文学人才的内刊，他也上行下效，涎着脸皮从一些单位和部门或多或少地要到一点钱，积少成多，为本乡的文学爱好者率全区甚至是全市之先，办起了一份让自己的作品得以发表的内刊《瓮溪》。让他可能到死都会感觉自豪的是，他主持操办的那几年，《瓮溪》的影响就要高出市下几乎所有的县刊一大截。

就因为过于自视，目空一切，很多时候他都把既定的游戏规则忘在脑后，负面影响也就接踵而至。

他对我们说起了这么两桩他记忆犹新的事情。

第一桩事是关于文联的电话机。

于情于理，吕逢先认为既然是自己找来的钱，电话就应该安装在自己而不是主席的办公室。

可主席是个原则性较强的人，他认为，你吕逢先名声再大，为单位作的贡献如何显著如何突出，总归还是一个“副主席”，而且，你去要来的这台电话机，也是以文联的名义，以后的相关费用无疑也是文联来支付，因此毫无疑问，应该安装在他主席的办公室。

后来办起那本《瓮溪》杂志，吕逢先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挂上一块“编辑部”的牌子后，再名正言顺地以“编辑部”的名义另外装了一台电话；乡作协一成立，又挂上一块“作家协会”的牌子，电话机的拥有和存在理由，就不知要比主席充分和必要多少倍。

但这是后来的事。

因为主席是从乡兼任宣传委员的组织委员的副科级位置上挪过来的，与乡政府一干人的关系不必说还搁在那儿。把吕逢先以文联的名义要来的电话机，竟然要安装在他“副主席”办公室的事向乡里一反映，乡里要支持谁就用不着说了。

于是文联的第一台电话机就安在了主席的办公室。

吕逢先气愤不已，但一时又无法可想，只好把一口恶气储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惩治惩治”“依权仗势”的主席。

我们频频点头，表示应该、应该，完全应该。

他想出的第一个“惩治”措施，是待主席正在打电话的时候，悄悄把刚好从自己办公桌边墙上牵过的电话线头拔掉。

那么就有好几次，主席正捏着话筒，或煞有介事或诚惶诚恐地说着听着，突然就没了声音，“喂喂”半天直到有些声嘶力竭脸红筋暴都再无回音，就只好或沮丧或恼怒地甩下话筒；开始一两次嘴里会兀自嘟囔一句:“什么东西!”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都是一样的情形，他就作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这电话机有问题，要吕逢先去重新换一台。

吕逢先要把嘴唇拧得变形才能让自己不笑出声。心想，就是电话机真有问题，我都不会去重新换一台来的。

我们也跟着哑然失笑。

悄没声地赶快接好线头，他走进主席的办公室，说，我来打一个试试?拨完号码，主席听见一阵有节奏的“嘟……嘟……”声响过，话筒那边就有声音传来了:“请问找哪位?”

主席登时莫名其妙，一脸的疑惑不解，吕逢先则高深莫测地把讥笑无所顾忌地散布得满脸都是。

但他到底马失前蹄了一次。

有一次，主席才接通电话说上两三句，吕逢先就拔掉了线头；主席放下话筒以后，他也忘了把线头重新接上，就下班了。

吕逢先曾经说过，主席是一个原则性较强的人，比如说上下班，没有特殊情况，他就坚持准时，不迟到早退一分钟；而吕逢先则相反，用他自己的话说，办公室也就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写作场地完全不应该受限制，因此对上班，他已经习惯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拔掉电话线头又忘了重新接上这天，他下班后就有足足两天没有再去办公室。

再去上班的主席，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想起打电话了，可捏上话筒，拨完号码却再也不是以前的“嘟……嘟……”声可以接通的信息，他就纳闷，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了；鬼使神差地，从手边电话机接线的地方开始，这儿扯扯，那儿敲敲，他沿着线路仔细检查起来。

检查到吕逢先的办公室，看到被拔掉的线头之后，主席就气不打一处来，从祖宗十八代到眼前的娘亲姊妹，他唾沫横飞直把吕逢先诅咒得两耳发烧。

即使两耳发烧，吕逢先也没有联想到电话机的事情，他神出鬼没似的在两天之后踏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听到脚步声，主席就气愤不减当时地冲了过去，指着吕逢先，把两天之前的骂词几乎一字不改地泼得吕逢先满头满脸。

后来私下里进行检省，吕逢先是意识到自己涵养不够，当时也像泼妇一样跺脚乱骂不说，怎么还会冲动地向主席挥舞起拳头来呢?

这可不像个作家啊。

我们马上有人宽慰他，说作家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和贪嗔痴怨、四谛八苦，杀人放火都不稀奇，不过就吵吵嘴、斗斗殴，算什么呢?

尤让吕逢先觉得自己作家颜面扫地的还在后头:和主席厮打得都鼻青脸肿衣破领烂了，蔫头耷脑地还被一起请去派出所坐了一会儿。

因为一者是乡里的“名人”，也是国家正规行政级别里的一个股级，一者是一个堂堂乡级文联的副科级“主席”，与级别相同的派出所也不过隔墙而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也没有为难他们，简单地问问情况再好言劝解两句，就让他们各自回去了；还善意地提醒，快回家把衣裳换了，再擦擦脸，给抓伤的地方敷敷药，小心感染。让别人看到，问起来也不好答。

另一桩事关乎乡文联办的那本名叫《瓮溪》的文学杂志。

杂志取名《瓮溪》，倒是不见得有什么深奥难解的寓意，吕逢先向问及的人解释说，我们最基层作者进行文学创作，就像“瓮”中之溪，无比的涓细、柔弱，风都能把它吹干，当然也不容易被人瞧得上眼。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把目标锁在山外锁在大海，一点一滴汇集，就一定能流成沟流成渠，流成河流成江，最终流出高山流向大海。

按照县里那本杂志的样式，《瓮溪》的扉页上也署着一大串人名，分别是“名誉顾问”“顾问”“编委主任”“编委”“主编”“副主编”“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编辑”“美术编辑”“文字校对”等。因为经费是吕逢先从若干个单位部门筹措来的，他也就拥有了操办这本杂志的全部权利。从提高这本内刊的层次考虑，他还分别给区作协、市作协包括省作协的主席和几位副主席打过电话，除了区作协的老主席庞仕原——我们将在后面说到他——其余都不反对给他们“名誉顾问”的待遇。尽管一本小小的乡级内刊，不准公开发行也根本公开发行不了，“名誉顾问”下就要排列上数十个人名，乡里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也要一起挤到“顾问”的名下来，提供资助的单位部门负责人都能当上“编委”，主席也毫无意见——“市场经济”嘛，不就是一个利益交换的问题吗?我赞助了你办杂志的纸张钱、印刷费、作者的稿酬，落我一个名字，让它被乡外、区外、市外，甚至省外、国外更多的人“认识”，甚至被子孙后代记住，就该是一桩天经地义的事情。吕逢先要在“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编辑”“责任编辑”名目下都挂上自己的名字，主席也不想多说，因为事实上这一切的职责都是他在承担，他不能接受的是吕逢先还要当“执行主编”。按照他的理解，“主编”就是“主持”这本杂志工作的“编辑”，“执行主编”又怎么解释?他知道吕逢先的用意，在几乎排了整整一扉页的数十个名字中，他主席的名字就在“主编”下晃过一眼。这也就罢了，竟又别出心裁想出了一个“执行主编”的名目，也就是说，我主席的“主编”仅仅就是一个名，而你吕逢先则是“执行”的“主编”。

主席最先还是以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到很多刊物都是刊印的“执行副主编”呢，既然有“主编”了，“执行主编”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还是改成“执行副主编”吧?

吕逢先原本是一种搪塞的心态，随口就说，下期改吧，下期改吧。他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承想第二期在临出胶片之前，主席偏偏就要当真，趁他没在意，不声不响地在“执行主编”中加进了一个“副”字。

但这一回没有扯闹起来，吕逢先出奇地让自己忍住了。

吕逢先说，他是对得起主席的，因为给他挂了个“主编”名，组稿、编辑、文字的校对，都没有让他承担一分的责任，他偶尔用自己的傻瓜相机照了张相，也会给他在封三封四发出来，让他得以在不久后就顺利加入了区摄影家协会；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在扉页上出现了四五次，并不仅仅是为着图个虚名，而是要名责相符——自己确实尽了这么多责任嘛，组稿、编辑、文字校对不说，每出一期《瓮溪》，都是他跑到邮局给那些“名誉顾问”和受约寄稿来的名家以及相关的朋友熟人寄去，每每还要写上一封信推介一下这本杂志，顺便也为下一期约约稿。

这同样是众所周知的:财政通常都不能按文件规定保证文联的办公经费，更别说招待费以及召开一次小范围改稿会所需的费用了，而这些费用又不可或缺。

市晚报社有一罗姓编辑，一度是吕逢先较好的朋友。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报社的编辑、记者联系到一笔广告或“宣传专版”，实行20%的费用提成奖励，以此刺激广大采编人员联系广告和拉“宣传专版”的热情——他也把这个规定移植了过来:文联的同志，凡为《瓮溪》出刊联系到一笔赞助费，也给予20%的费用提成。

文联一直就只有他和主席两人，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偏僻小乡，会有什么广告呢?能够联系到需要“专版”宣传的商家企业，倒是不少，因为他们都觉得，与其花上数倍数十倍的费用，也只是几十几百字地上一次市报、省报，还不如在这本杂志上亮亮相，既图文并茂，又实惠便宜。受邻乡打造“书法之乡”的影响，乡里也成立了书法家协会，几乎每一期都要在《瓮溪》的封二封三“联展”几幅十几幅书法作品，页面经费就由协会主席将要刊发的“作品”原件草草装裱后，或在当地或去市里、省里的书画市场拍卖，每次十几元、几十元一幅的，总能卖出几幅来把钱交到“杂志社”。

吕逢先说，每一期卖出的“书法作品”，其实都远远超过交上来的那个数目，书协主席搁进自家荷包的，一定多于他吕逢先按总数20%的提成比例。但他还是觉得，本来，“联展”本乡“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既是为响应乡里打造“书法之乡”的号召，更有装饰、美观杂志的意图；如果想提高页面费，让书协主席的收入减少，他撂下不管，自己是可以单独联系书法家继续举办“联展”，但又哪有时间去一件件装裱，再拿到书画市场去拍卖、出售?

太斤斤计较也不行。

因为市报曾经给各区、县宣传部分配过拉广告和联系“宣传专版”的任务，区、县宣传部又将这一任务分配到各乡镇、办事处的宣传委员，从宣传委员挪位过来的主席，无疑已经尝尽了苦头——在一家家单位一个个部门提到“宣传专版”，就相当于向人家讨钱，好几次都羞得他面红耳赤。好容易才挣脱那边的苦海，现在，哪怕他随便用一只烂簸箕就能从这海里撮上满满一簸箕的金鱼、银鱼，他也不想被这“海水”湿了自己的脚。

就像报社的“宣传专版”一样，《瓮溪》也要负责为提供赞助的单位或商家企业，撰写、刊发一篇“报告文学”，要不，就只有钱多得没处用的人才愿意提供这笔赞助费。吕逢先根据对方提供的材料撰写过几篇，一度考虑过分一半的提成比例，让不愿意去拉赞助的主席写写，但被或也不愿意写，或干脆就写不出来的主席给拒绝了。吕逢先就觉得，自己既要拉赞助，又要写文章，劳力又劳心，费时更费事，就把拉赞助的提成比例提高到50%，不仅如此，他还将在《瓮溪》上刊发报告文学的稿费规格也从10元钱一千字增加到50元钱一千字，以为主席该动心了。

但直到几年之后调进区文联，吕逢先就没有看到主席何时拉过一笔赞助写过一篇“报告文学”。

也就在这几年间，吕逢先就因为频频拉到的赞助和陆陆续续写就的“报告文学”，把日子过得滋滋润润，有声有色，连素来就自我感觉良好的电管站、水管站、储蓄所等单位部门的职工都要自愧不如了。

还不仅仅于此——这是吕逢先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至少在本乡是很有名望很值得百众翘首的作家，稍稍于心难安的地方。

在一次全乡的文学爱好者参加的文学座谈会上，吕逢先开诚布公地说，我们办起《瓮溪》这本文学杂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练武场地，是大家培育自己禾苗的秧田。只有练好了自己的拳脚，才好去武林闯荡和扬名立万，也应该去武林闯荡和扬名立万；禾苗抽条了，才好移栽到大块的田头，也应该移栽到大块的田头去——“从‘瓮’中流出的溪，必须流向大海!”但是，大家都知道，乡里没有为我们拨出一笔专门的办刊经费，每一期的纸张费、印刷费，都得靠我们——主要是我，因为我脸皮厚，“讨钱”也不怕招人嫌——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去化缘得来，因此，就没有稿费发给大家，请大家要想得开。

“当然，”吕逢先接着说，“为了提高我们这本杂志的档次，我们要向外面的一些名家约一点稿——你们的文章同名家的稿子出现在同一期杂志上，名家未必不在空闲的时候翻看翻看吧?他要发现你们中间有哪一位有写作前景值得栽培，要提携提携推荐推荐也难说呢——名家肯赐稿，我们肯定应该为人家付一点‘润笔费’。都是一样的脑力劳动，付稿费给这些名家而不付给在座的各位，我想大家都能理解，也希望大家都理解，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大家一定不要去作这种对比。”

作者们都表示完全能够“理解”，说“吕作家”“吕老师”“吕主席”能够为大家创造这么一个园地，指导大家的写作，使大家都能获得进步，就已经很难得了，谁还会斤斤计较这点稿费?没要大家交多少钱才发一篇文章就很不错，世间难找了。然后都言辞恳切地感谢“吕作家”“吕老师”“吕主席”，说，我们一定勤学苦练，争取有更多的人从这个小小的练武场出去，到武林闯荡和扬名立万，把抽条的秧苗从这块窄窄的秧田移栽到更大块的田头，争取有更多的人走出乡域、区境，走进市里、省里，最终走向全省，直到走向世界。

大家都激情昂扬表态说，“大海”就是由若干溪流组成的——我们就从“瓮溪”出发，为“大海”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吕逢先确实也向主席通报过他计划给受约寄稿来的名家们寄稿费的事，并考虑到名家的身份制定了80到100元一千字的稿费规格；只是主席并不知道，他最终是否如数为这些名家寄去了如是规格的稿费，因为包括出刊的一切费用既然都是他去找来的，他同时就是这些钱的会计和出纳。

吕逢先难为情地告诉我们，事实上，他还真没给那些受约寄稿来的名家寄过一分稿费；因为他觉得，稿费实在是太稀薄了，他担心这些名家未必会为如此稀薄的一点点小钱去跑一趟邮局，几个月后还得他一次次出证明盖章取出这些被退回的稿费，实在麻烦。他也把这个意思写进了给这些名家的信中，说，他相信老师们不会介意，因为这笔稿费甚至不够买到你们撰写这篇文章时所要抽的香烟。他希望老师们看在文学事业这个共同追求目标的份儿上，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把这本“最最基层”，直接从泥土里培养文学人才的刊物《瓮溪》办下去，并办出自己的特色。

他就从自造的表册上代领了划给这些名家的稿费，并把它们一笔一笔地记入一个储蓄本，一一登记在册，打算待这些名家寄来两三篇，让可以领到的稿费数有了一个让他感觉不难堪的数字时，再给他们寄去。但一则因为几乎没有名家为这本非公开发行的“最最基层”的乡级内刊《瓮溪》寄来过两篇三篇稿子，让他无法为他们把稿费数凑到一个让他感觉不难堪的数字；二则因为吕逢先自己也难免有时手边突然紧促，比如，女儿两三年前就嚷着要买一台钢琴了，他就只好先支借一下为这些名家们积存着的稿费；比如，老婆有一次打牌一个通宵输了近两万，吕逢先还是挪用了两个月的公款；“上面”要来查账了，他又得取出为这些名家们积存着的稿费去搪塞一下……不一而足。久而久之，那个一度记有名家们稿费的储蓄本，账面上就常常只有让这个账面得以保留的一元钱。

名家们真没把自己赐稿应得多少稿费当回事，主席也以为吕逢先能够一篇又一篇地约来名家的稿子为手边这本乡级内刊撑着门面，他利用了自己在文学界的影响是一个原因，一期杂志发了数十个本地作者的文章，他们应得的稿费堆积起来就寄给赐稿的一两位名家，数目应该说还是会令他们不觉得太掉价的；只是因为吕逢先包揽了这本杂志的一切业务，他顺坡下坎不闻不问，懒得去留意到底有没有或有几位名家曾两次三次赐稿，就是一个在情在理的结局。当然，他更不知道，几年间，头十个名家一期一期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数目可观的稿费，都被吕逢先一次一次一笔一笔支借了，总没有归还过。

就这一件事，吕逢先有时不小心触碰到它的某个细节画面时，稍稍感觉于心有欠。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解释方式——那就是，自己并不是有意要截留，而实在是“不经意”。

他的坦率、坦白让我们感动。因此，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对他的感受表示同情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情有可原。情有可原，若以小过掩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

也就是这个被我们给予谅解的“不经意”的行为，吕逢先终于把他市晚报社的罗编惨惨地得罪了一次，两人最终绝交。

《瓮溪》杂志中途有一期得去朋友所在的晚报社印刷厂印刷，因为招商引资建在乡场上的那家本地唯一印刷厂的轮转机坏了，一时修不好。从减少路途来来去去奔波、时间耗省和其他开销的角度考虑，加上当时吕逢先正在创作的一个中篇要煞尾，他就把稿子统筹好，邮寄给市晚报社的罗编，委托他全权处理文字编辑、校对乃至封面设计等一切编务，杂志装订完毕他再去把它们拉回来。

罗编就是本乡人，大学一毕业就分进了报社。非常巧合的是，当时报社的总编姓马，加上另有几位都做编辑的同事分别姓杨、刘、朱、苟，便常自谑称“马鞭(编)”“骆(或骡)鞭(编)”“羊鞭(编)”“牛鞭(编)”“猪鞭(编)”“狗鞭(编)”。我们都吃过狗鞭、羊鞭和猪鞭，发现它们确实是一道“补身子”的好菜，尽管很少吃到马鞭，更是从未吃过骆鞭或骡鞭，因其是“鞭”，而且比前几种稀奇，估计就更是美味。恰恰这六“鞭”碰在一起时，总是免不了互相调谑几句；某个季度商品广告、“宣传专版”接二连三上版，或者今年的报纸发行又打进了哪几个村民组、哪几个居民社区，财务室隔三岔五就来电话喊去签字领钱，同事们就会眉开眼笑地开玩笑，说就全靠报社养了几头“畜生”，这“油水”才源源不断的啊!

欧阳可人 山中山

但无论显意识还是潜意识，我们还是习惯称他们为“编”，行文更应该如此。

我们接着上文说罗编，罗编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乐意为发展本乡的文学艺术事业贡献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

办这本杂志，既要组稿，还要承担具体的编辑和文字的校对工作，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审校完一期十多万字的文章下来，会弄得吕逢先头昏眼花，身体好一阵子都有虚脱的感觉——他就说，那一阵他根本不敢与老婆同床；特别因为他始终都抱有一份对广大的作者和读者朋友认真负责的态度，每一篇稿子他都会一审再审一校再校，力争不让作者和读者看到的杂志上有一个错字、一个病句。因此，他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500元一期的“编辑费”标准。

尽管罗编没有提到涉及报酬的任何要求，吕逢先还是从自己经历过的辛苦角度考虑，主动提出杂志印好他去提拿时，给他带去300元的“辛苦费”；还主动声明说，他自己是按500元领取的，没有给付罗编500元的原因在于，他已经准备好了稿子，罗编只是负责修改一下和校对校对。

罗编并不介意，说，根据你们的情况，你非要给就随便给吧——我们也不知道罗编非要强调个“非要”是何用意，只要吕逢先知道就行。

吕逢先去晚报社印刷厂提运杂志的时候，就按照说好的报酬标准给了罗编300元钱，并要他写了一张领条。

这不过是个手续问题，再加上罗编也认为，吕作家既是自己的朋友，更是一位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就草草地写了一纸领条，也懒得费些笔画，把中文字的“叁佰元”写成了阿拉伯数字的“300元”，交给吕逢先去作凭证。

其实也怪不得吕逢先，因为关羽都有败走麦城的时候——在带着几大捆杂志回单位的车上，他后来猜想，大概就是上车挤得一塌糊涂那阵儿，他不慎被小偷扒去了1000元。

文联是没有钱补它回来的，就是出差费也从来没有报销过一次，所有的费用都得靠自己用关系用影响和一篇一篇地撰写“报告文学”一点点找来。心里一时就恼恨不已。

摸到罗编那张领条时，吕逢先灵机一动，办法出来了:就把阿拉伯数字“300元”的那个“3”改成“8”吧。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地从其他什么支出上划500元过来，自己不过就被小偷扒走了200元，再把它理解成请几位朋友撮了一顿，心里就好受了许多。

主席再不管事，程序上还得让他过目一下自己的支出，再签上一个“同意”——主席一接过那张“800元”的领条，登时就摇头咂嘴起来:啧啧啧!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前期工作，他就仅仅校对校对，也好意思领这么多?这小子哪次回来我们没有盛情招待过他?简直是趁火打劫嘛!

吕逢先一声不吱。

我们也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后来吕逢先与罗编闹翻，被在电话里骂得狗血淋头的情形，不一定就是主席把风声透露出去的，因为吕逢先说过，主席当初不过就嘟囔了那么两句，而且他与罗编并不十分熟悉，最终还是以城与乡及脑力与价格的差异，理解了罗编；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嘴巴不紧——记得就在稍后举行的一次作者座谈会上，一位作者从《瓮溪》上自己的文章中看出了几个错别字，就感到奇怪，嘻嘻地笑着说，他终于揪到“吕作家”“吕老师”的毛病了，以前可是从来都揪不着的哩。

吕逢先为了维护自己从来就没有毛病可揪的声望，同时他还真以为负责这期杂志出版的罗编领他“800元”的报酬了，起先还用他是报纸的编辑、写稿任务重、时间紧来向作者作解释，说着说着又情不自禁嗔怪了一句:你这家伙再忙也要对我负责一点嘛，我可是给了你800块钱的“编辑费”呢。

——他也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坦率地告诉过参会的作者朋友，他每编辑一期《瓮溪》有500元“编辑费”的“文联规定”。而当初听他说起时，大家又无不认为，要审看、修改那么多文字，以及与编务有关的诸多杂事，一期却只领500元“编辑费”，若不是为了繁荣本乡的文艺事业，谁愿意干呢?也真是多亏吕老师了。这一期那个罗编不过帮忙做一点后续工作，就领走了800元“编辑费”，比他多领300元竟都还要出错，就让大家感慨:要么是这个报社的编辑朋友文字能力太差，要么根本就不是一个负责的朋友:“吕老师所托非人啊!”

他是随口说的，没有也不便于设置一道堵风的墙，这话就不知不觉像风一样飘到了罗编耳边——座谈会没散几天，罗编就在一天清晨打电话来了，听得出非常生气，他都想象得出那一副脸红脖子粗恼羞成怒的样子，话也就显得很粗暴很不文明，把平时称呼的“逢先兄”更改成了“吕逢先”:“你他妈还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呢，就把钱看得这么重?真是把你们作家的皮都臊尽了哟!”

罗编就在电话里面向他宣布，两人从此不再是朋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成龙上天去，我做凡人心甘情愿待在人间!他想看看自己没有吕逢先这个“著名作家”朋友，到底会早死几年!

把罗编得罪惨，罗编也把他骂得惨。想到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他也懒得把干戈化掉，反正朋友多的是，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再说，对朋友所托之事如此马虎，“还算个啥子朋友嘛”；并且，心量竟是如此之狭小，芝麻小一桩事就暴跳如雷，这样的朋友少两个少三四个都无妨。

后来，吕逢先调进区文联，偶尔与罗编打上照面了，也是互不理睬，不认识一般。

吕作家与曹主席

在乡文联任职副主席期间，吕逢先确实是深得人心的。广大作者都能够理解，在乡财政没有给一分钱办刊经费的条件下，“吕作家”硬是靠自己厚着脸皮去一个个单位、部门，一个个商家、企业地“讨要”赞助费和熬更守夜撰写“报告文学”，办起了这份让大家得以发表作品的刊物，并且每一期都能约来名家(起码吕逢先是这么告诉大家的)的稿子，为《瓮溪》撑起了足够的档次，不仅周边乡镇后来陆续办起的内刊不能比，就连周边很多县刊也只能望其项背。而且，在他的耐心指导下，真还有几位作者写出了成绩，把自己的作品“首发”《瓮溪》后再发在了市作协、省作协办的那些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杂志上，有的甚至发表在了省外，也就是说，这条纤弱无比、细流涓涓的“瓮”中之“溪”，真还得到了沟渠、河流、大海的接纳。因此，大家对吕逢先的尊敬程度就远超主席，对“吕老师”“吕作家”的亲昵劲儿自不必说，后来乡作协成立偶尔称呼一声“主席”时，情感上也实实在是“压”过主席的。

但吕逢先究竟没有在乡文联当上条件成熟可望获得一个副科级的“正”主席，哪怕在中途的一次换届选举上，他的得票数超过主席一大把，“上面”却非不让他当。

受思维的限制，他就只能这样想:让他当“主席”了，又把现任的主席安插到哪儿呢?现任主席又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错误，对他找来办刊钱，一切用度从来都由他说了算，不过为履行主席的职责，在一些发票上签个自己的名字而已。

确实，他无法想到自己平时表现得太像个思想尖锐的作家，很不注意收敛锋芒，一味地自我感觉良好，给乡里一干领导留下了自视才高目中无人的轻狂印象。于是就很看他不顺眼。“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看来他就一直对古人的经验之谈置若罔闻着。

有一次，吕逢先从市里和区里请到了几位作家艺术家朋友来乡里“采风”，其中有两级作协的主席，这两位主席又分别是市、区文联的副主席、副处和副科。

前面说到过，我们中间的很多人私心里就期盼着利用“采风”回归一趟大自然，以“放飞放飞”自己的“心灵”，那些市里省里的作家艺术家，工作、生活的地方，无疑比我们区里、县里、乡里要人众拥挤要空气涩滞要纷攘嘈杂，他们更有理由希望到澄明清秀的山野里来逛逛，陶冶陶冶情操，激发激发灵感。那么，也如京城的作家艺术家来到省城，省城的作家艺术家下到市里区里，都不会有枉此行的感觉一样，市里区里的作家艺术家到我们乡里来，乡里也一定会尽力而为的，即使比起那些行政上的官员下来考察调研一趟，待遇可能会差一些，但怎么也不会亏待他们的，何况他们也可能也应该不进行对比。

只是这次到我们乡里来的作家艺术家中有副科和副处级的领导，就引起了乡班子的高度重视，专门下发文件给财政所，要他们拨出足额的经费，保证接待好这批作家艺术家；并明确分管领导也就是组织委员兼任的宣传委员来具体组织，让这批并不算得上远道而来的尊贵作家艺术家，高高兴兴而来，满满意意而归。

吕逢先没想到他不过就是请几位朋友以“采风”的幌子来玩玩，会得到乡里如此程度的重视，并还要他根据其他县、乡(镇)文联、作协组织类似会议的惯例，或去买点礼品，或发一个“红包”。意料之外又自是求之不得，因为他可以表面上是为文联，实际上是为自己节约一大笔开销，而且丝毫不用紧手，就能够让市里区里来的作家艺术家朋友，看出他吕逢先非同一般的影响和能量。

在欢迎宴会上，吕逢先分别为乡长和宣传委员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一篇是纯粹的礼节性的欢迎词，一篇的重心是介绍本乡的书法艺术及影响、礼仪风俗和自然风光。欢迎词自然是一些客套话，对象既然是来自区里市里的作家艺术家，还有副科副处的领导，身份尊贵，言辞就应该至诚而热烈，平时读惯了这类文字，乡长就出口成章，口若悬河，煽情到位，一时把场面烘托得让台面上的几位作家艺术家春风满面、其乐陶陶；但他偏偏不慎把“莅临”读成“位临”。本乡炒了二三十年的书法艺术，吕逢先肯定就得在发言稿里扯几个在中国古代、现代家喻户晓的书法大家进去。他想不到的是，乡长认不出“莅临”的“莅”字，宣传委员也有眼无珠，生生把“赵孟頫”读成“赵孟兆”。

看起来，作家艺术家们都没在意，因为类似的情景已经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次，习以为常，见惯也就不怪，就如同让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来当乡长或宣传委员，谁都不敢保证不会闹出行政笑话一样，眼前这两位一直就远离着文字的乡长、宣传委员，为什么就不允许他们把“莅”字和“頫”字给读错一次?

但吕逢先就没有培养出这种雅量。会后跟几位送稿到文联来讨教的作者谈到当时的情形，他犹自哂然而笑，信口就说:“我们这两位领导都他妈的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一个从高中一个从中专都‘读’到本科文凭了呢，听说一位还正在市里的什么机构函授个什么研究生，亏他们还好意思人模狗样地站在台上去对别人指手画脚啊。当着那么多作家艺术家的面，我当时都替他们把脸红到了脖子根，恨不得去撞墙。”

我们后来也想象得到，这话——而且中间还夹杂了个他的口头禅“国骂”“他妈的”——肯定会如风似的吹到乡长和宣传委员耳边，他们就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总想找到个机会把他的股级“副主席”抹了。

自视才高，顾盼自雄，言辞尖刻，鞭辟入里，差不多一样的形式，吕逢先几乎得罪了乡里的所有领导。

还有平时开一个创作交流会、座谈会，他也懒得把主席邀上，以为能够哪怕少开一个人的饭钱，也把一个人的饭钱节约回来了。

主席没有位置挪是一个原因，有位置挪了，他也肯定不会推吕逢先一把。

于是吕逢先就把一个乡文联的股级“副主席”当了近十年。

从那个乡上来，天翻地覆慨而慷，短短半个月时间，作为“特殊人才”，吕逢先先被明确为区文联创作室主任，接着再升级为“副主任科员”。

之前的经历，“何遽不为福乎?”之后的经历，同样如我们借用《塞翁失马》所想又“何遽不能为祸乎?”

尽管吕逢先被我们了解得知的所有遭遇，言祸言福都有嫌夸张。

曹志桓以“副调研员”副处的身份在区文联主席的交椅上坐定，疾风骤雨似的改组和重建了文艺创作室、音乐室、舞蹈室、绘画室等几个二级机构，调整了作协、美协、音协、书协、艺协、影协、舞协、钓协、民协等协会组织，对各室各协会负责人实行竞聘上岗，要求优胜者为本室、本协会制定出详细的创作规划，以一年一小计，三年一大计，在小计时段内没有实现既定目标者，实行怎样的惩罚和补救；在大计时段内未完成承诺考核任务者，则自动卸职。

参照国家和省市有关繁荣文艺事业的规划，曹志桓亲自制定了一个奖励规则，规定凡在国级刊物发表的文学作品、在国级展(赛)中参展(赛)的艺术作品，含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摄影、剪纸等，每件奖励原稿酬或相当于原稿酬的50倍，省部级奖励20倍，市级奖励10倍。奖金从文联专门设立的奖励基金中提取，这笔奖励基金由他负责向财政打报告拨付的专门款项，和同样由他向一些企业商家拉来的赞助两部分组成。入主文联才半年时间，他就向区财政要到了首期12万元的奖励基金，拉到企业商家赞助30万元。

然后，曹志桓又马不停蹄赶赴周边区县和省、市文化艺术界进行考察，吸取先进经验；下车伊始，他又马不卸鞍，履不洗泥，亲临区辖各乡镇文联调研，发掘新秀，延揽人才。

到彼时为止，吕逢先除了以一乡文联“副主席”、乡作协“主席”的身份，把本乡的文学艺术事业开展得红红火火，使邻近乡镇区县不得不自艾自怜之外，他个人更是笔耕不辍，每年都要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两到三篇(部)作品，先后加入市、省作协，并刚刚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

被安置进这个乡唯一的一家一星级宾馆之后，吕逢先恭恭敬敬地向曹志桓捧上了他的小说集，说，曹主席时间宝贵，不一定要看他的作品，但最好看看集子前面的序言，因为序言作者孙章主是北京一位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

曹志桓当晚果真就先读了北京那位“全国著名评论家”孙章主为小说集写的序。

孙评论家对吕作家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吕作家在这个地域跨邻好几个大省区的片区中间，才华充沛，佼佼不俗，如果他工作、生活在北京或津沪等大都会，哪怕生活在县城、省城，视界拓宽，让思想得到更多交流碰撞，他的创作前景当更其亮丽，更其辉煌!并还语意含蓄地提醒说，眼下已经不只是“伯乐相马”，更多的是“马相伯乐”，希望吕作家要懂得和善于推介自己，敢于走出狭小的乡域、县份，走出大山，走到外面的世界，主动而积极地去寻找“伯乐”!

这篇序言就这么打动了曹志桓。

风尘仆仆一回到机关，曹志桓就决定，再不要“墙里开花墙外香”了，既然已是北京“著名评论家”认定的“千里马”，我就当当这“伯乐”吧，亲自起草了一份要人报告。

这是曹志桓赢得吕逢先感恩戴德的首要一点。

较长时间以来，“凡进必考”就已在各行政事业单位风行开来，吕逢先对此自然早已深谙于心。在看到北京评论家孙章主寄来的序言草稿时——后来收到吕逢先寄去的样书后，孙章主还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都想不到自己原来竟能写出“这么好”的序了——他按捺不住，心中蠢动起来。但他一则不想进到任何一个与创作无关的单位部门；二则也觉得自己的名声并不亚于一个乡长甚或区里市里的一个什么局长、部长，仅仅为了换一个工作单位，就要像学生一样受人考量，他委实不情愿；再则，又凭什么理由要对一个与己无亲又无故，“老油箱”一样的官员抱有一丝希望呢?

于是送书给曹志桓并特别建议他就只看看序言时，他也只是抱着瞎猫过河的心态。

不再是“区常委”身份的“副调研员”曹主席，是不能再去参加区上的任何决策的了，但要调一个人，却是有足够面子的，也就是说，作为“特殊人才”，吕逢先没有参加令他不情愿的考试，更没有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塞给曹志桓哪怕一分钱的“红包”，就出人意料地顺利调进了区文联。同样，“副调研员”要给属下解决一个副科正科，原本也不过举笔之劳，加上吕逢先近十年的股级底子和尤其让人无可非议的创作实绩，半个月过去，他就被明确为创作室“主任”，接着升级为“副主任科员”，甩掉了近十年来一直挂在档案中“行政级别”栏里的那个“股级”，是曹志桓赢得他感激的第二点。

如评论家孙章主所说，走出乡域、县份，来到外面的世界，吕作家的创作前景当会“更其亮丽，更其辉煌”——果然，我们看到，也就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他就走进省城，走进只有“三干会”都只是乡干部才能踏进的省里的会议大厅，住进一家五星级宾馆，领取了一个省级文学奖，让自己的名字第一次亮相在了省报。

这一点更是曹志桓的功劳。

老作家庞仕原

现在，我们该说说庞老庞仕原了。

其间，我们道听途说一些老作家庞仕原的情状时，最初还将他不太善待吕逢先，用“文人相轻”或者“一山二虎”进行了理解。

深受全区全市作家艺术家景仰爱戴的庞老庞仕原，曾当过三届市级作协副主席，自区级作协成立起，主席的位置也一直非他莫属。

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形来看，庞仕原的权威确实无人撼动，因为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获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一次获评全省文学奖，一次获评全市文学奖；盛名不减，20世纪90年代至今，更一直是本省、本市几本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但他就是秉性耿介，不管有没有官员出席的会议，他都从不掩饰自己对世界和对事物的观点、看法，上穷碧落下黄泉，旁征博引，侃侃而论，不改铮铮直言。

譬如吕逢先要请他出任那本乡级文联内刊《瓮溪》的“名誉顾问”时，他的一通话语至今还让吕逢先耿耿于怀。

吕逢先告诉我们，庞仕原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个人对你们办这种刊物一直都持一种保留看法。区县尚且勉强说得过去，连乡镇都要办上一本，就实在有些不务正业，太过荒唐滑稽了。现在文学正在逐渐回归它本来的定义，能够写的就继续留在这条道上，不能够写或不想写的，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作家也并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它跟一个人的禀赋、生长环境、文化场域等都有莫大的干系，就像贵州的梵净山适宜黔金丝猴生存，却是一定繁殖、‘培养’不了东北虎一样，但政府就偏偏要设立文联这么一个机构，养起一大帮子的闲人来‘组织’‘领导’‘培养’作家。现在，竟连乡镇都有了文联组织、作家协会——听说还打算把这种组织延伸去村组。‘作家’就掉价、贬值到了这种难堪的地步?”

“我以为，现在很多省份的文联、作协，以及一些大学中文系，都纷纷成立了啥子‘文学院’啥子‘作家班’——让人懂得读书，懂得文学、文化在一个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都培养出基本的人文素养，肯定是好事，事实上我们眼下的一大批文学的中坚力量就经过或‘文学院’或‘作家班’的陶冶，那是他们本来就有悟性、有潜质，‘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稣，从生稣出熟稣，从熟稣出醍醐’，需要四两拨千金的‘醍醐灌顶’而已，而这些‘院’这些‘班’请来的老师又恰恰满备着‘乳’‘酪’‘稣’。”庞仕原顾自叹口气又说，“但越来越地，这些‘院’这些‘班’，也正在蜕化、变质成一个个单纯的文凭批发机构:大学办的，主要目标就是奔着如何诓到一点生源——我记得有一位作家，在某名牌大学读过一年‘作家班’，后来的所有个人简介就一律变成‘毕业’于这所名牌大学了。文联、作协办的，也无非为着证明这么个机构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在培养出一个个‘作家’吗?以‘文学院’‘作家班’的名义去请来几家三四流杂志社的编辑做老师，让他们几个月半把年——更快的还有十天半月的——混熟下来，有了‘师生’‘同学’交谊，文章轻轻松松一发表，一大批‘作家’就‘培养’出来了，文联、作协也有了可观的‘政绩’!”

庞仕原说:“不仅如此，像你们乡下，还要从教师从公务员的工资中挤出钱来办一本只有内刊准印字号的杂志。要没有这份杂志呢?有潜质的说不定会想方设法努力把自己的作品写到档次，但一有了你们这份杂志，就满足了，因为写得再差都够‘发表’——这样又怎能把一个人的上进心培养出来?”

“因此，我不来当你的‘名誉顾问’了，一是因为我是一个自谓比较有责任心的人，既挂了‘羊头’，我甚至连‘狗肉’都不卖，不能具体指导指导他们，更是无法帮他们发表作品，没有为作者朋友们做点事情，我是觉得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自己的；二是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还想趁没老糊涂之前多写一点东西，不想掺一些杂事情进来。”

本来，在获得两次连任市作协副主席(更一直是省作协的主席团成员)的关头，市文联的领导曾间接给区里的有关领导打过招呼，说庞老一生勤耕，著作等身，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有相当知名度，现在年纪耄耋，希望最终能给他解决一个区文联副主席也就是副科级的待遇。就是“副主任科员”也好歹是个安慰。据说区里曾在有关会议上就庞仕原的职务问题进行过两次讨论，最终都因对他没有好感而作罢。

相关人士透露出的信息是，领导们都认为庞仕原思想偏颇，常有出轨言论，易对社会舆论形成误导，影响消极。甚至在前不久区政协召开的一次民主人士建言献策会上，庞仕原就作过算得上尖刻刺耳至极的一席发言，让在座的领导颇为不快。

庞仕原在那次会上说:“两天前，我刚在省报上看过一条消息，其中有这样一个句子——‘享受副厅级医疗待遇’。我不知道‘副厅级医疗待遇’是怎样一种待遇，我可以想见的是，作为利用各种传媒宣传自己是‘人民公仆’的这些国家干部，已经算得优裕一生了，从副科、正科到‘副厅’这个坡段，扬鞭催马，一路上风光旖旎，水秀山明，雨露甘霖，就更不必说。但你们听听这些民谣是怎么形容他们的，‘一等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出门坐的马自达，餐上吃的‘牛鸡八’(牛肉、鸡肉、王八)，解渴要喝五粮液，手痒搓搓‘二五八’(麻将)，嘴里叼着大中华，舞场牵的姑娘娃’。这种待遇已经无级别了。而黎民百姓呢?就算现在都能够吃得饱饭穿得暖衣了，可他们生不起病，只要生上一场大病，就得赶快准备棺材；又有多少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我前不久接触过一个材料，说本省每年有多少人多少人失学，有多少孩子考上了大学，最后却被那一笔高昂的读书费用拦阻在了大学校门之外……而这些‘公仆’，他们到底为‘人民’做了多少事?作为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要他下台吗?所以应该反过来说，‘人民’才是他们的‘公仆’，因为他们的这些什么狗屁‘副厅级’‘县处级’待遇，享用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仿佛自己正受着天大的委屈，庞仕原一席话说得义愤填膺，宛若一篇对现官场现吏治的讨伐“檄文”，听得在座的人气血贲张，跟着一时骂声不绝。

庞仕原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了，滔滔不绝率性口诛:“大家可能都知道，某某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可我就在去这个县深入生活时发现，县城边的私房，其中的主人多半都在乡镇干过一届主要负责人。相关人士还向我一一列数过，哪位是哪年上来的，哪位是哪年上来的，这个县的二十多个乡镇，几乎没有一个乡镇曾经的一二把手没有在县城修有私房。许多乡镇的‘老大’‘老二’更如此大言不惭地公开表明，他们在乡镇干过一届两届，不能搞一套房子搁在县城，不是‘憨包’就是‘弱智’。我就是没有听到有老百姓称道，谁谁谁在乡镇一届做了多少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事啊!”

“我想，”庞仕原接着说，“各位应该都读过刘伯温刘基的《卖柑者言》吧?其中这么一段我可是记得滚瓜烂熟的，‘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可却‘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

也不过是政协召开的让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发发牢骚、打打“话平伙”的一次例会，只要“话平伙”中没有被文件明确界定的“反动”言辞，更没有点名道姓，领导听去了，也不过是你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不会当真的。

我们也都知道，通常情况下，主要领导也是不会参加这种会议的，都有自己的事要忙，就开始时来照照面，会有人把会议的详细情况通报到耳边来。听了通报到耳边来的这些分明具有某种煽动效应的话，领导就脸色一沉，双眉一锁，意识到庞仕原的思想深处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总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界的广泛影响，以及省级作协主席团成员、市级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不便于处理，但要给他安排一个文联副主席的“副科”职位，却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在曹志桓当政文联不久，就偏偏从组织部为他要来了一纸被任命为区文联“副主席”，擢升“副科”的文件；而且，更在他后来要退休那一年的年初，三番五次跑去组织部声情并茂地游说，又给他解决了一个“主任科员”的“正科”级别。

还是作家刚刚可以授评职称那阵儿，庞仕原就申评到了一个“一级作家”的头衔，正高，工资待遇就是一个县处级所不及，那么这个区文联副主席的“副科”乃至后来的那个“主任科员”，也就没有被他看在眼里，视之若敝屣。没有放在眼里是他的心性使然，予人之惠则骄于人，受人之惠则畏于人，曹志桓的这一份情他还是不能不领，也不能不还的。

第二年，作为一个省级文学奖的评委，他就大大地还了曹志桓一个情。

这个情其实也不是曹志桓私人的情，而应该算作是一级文联组织的情:他希望庞仕原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吕逢先争一个奖回来。

庞仕原临行前，曹志桓来到他的府上，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庞仕原一时很犯难:根据他对吕逢先集子的阅读印象，恐怕要顺利通过市作协推荐这一关都难；得不到市里推荐，又怎么去省里争奖?曹志桓就卷起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开天辟地到三皇五帝，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康乾大兴“文字狱”，从茅盾奖、鲁迅奖到诺贝尔奖，从本省到外省，从中国到外国，从私人到集体，从工资到待遇，从培养青年文艺人才到振兴本区文学艺术事业，终于击跨了庞仕原的心理防线。尽管很勉强，他还是接受了曹志桓一番情意拳拳的说辞，答应尽力“试一试”。

毕竟是三届的作协副主席了，虎威赫赫，他只是略带倾向性地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市作协拟出的参评名单上，就有了吕逢先的小说集子。

为了顺利打通终评这一关，曹志桓还从他掌握的奖励基金中挤出5万元给庞仕原，要他放开思路，不要怕花钱，因为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利益驱动，在每一个人的利益意识、金钱意识都被激活的今天，又只有利益只有金钱才能办事——作家协会也一样，因为作家也是人，作家应该也必须有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才能为社会创造、奉献更多精美的精神产品。在这5万元之外，曹志桓还另外抽出1万元，要吕逢先采购了相当数量的地方特产，亲自送到省城，由庞仕原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连同“红包”一一发到评委手上。

从接受任务开始，庞仕原就一直闷闷不乐，阴沉着老脸。但想到他并不仅仅是为吕逢先个人争奖，而是更多地为本市、为本区争一个全省性的荣誉，也就不得不强作笑颜，暂时把老脸搁下了。

因为即便是公开的书号，书脊上的出版社也堂而皇之，但内页上标明的却是吕逢先之前谋职所在的那家乡办印刷厂，印刷工艺上不了档次，纸质又欠佳，装帧粗糙，加上总有一些评委坚持自己的原则，第一轮计票结果，吕逢先的集子就毫不留情被淘汰出局。在开始第二轮投票之前，庞仕原就只得违心地即席发表一通演说，宗旨就是希望广大评委摒弃中心本位主义，甩掉狭隘的地域观念，站在全省文学的高度，看到边地文化、边地文学对全省文化、全省文学的衬托和补充作用；对边远县区真正接地气的作家作品，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扶持。

好在评委都是一些老友、熟人，又从来就敬慕着庞仕原，加上也都收了特产和“红包”，听着他一番挚诚话语，看着他一脸恳切神色，不帮他一把情意上说不过去；何况，现在举办的很多类似的评奖活动，也正在变得这次你得、下次我得，今年评张三、下年评李四、下下年再评王二麻子，越来越成了作家们的“打平伙”，遂捡回吕逢先的集子，让它二轮三轮都入围下去，帮庞仕原了了一桩心愿。

感觉精疲力竭的庞仕原带回作家吕逢先集子胜出终评的信息之初，因为得知了他最初的态度，吕逢先表面上对庞仕原极为感激，心里却是把功劳归记到曹志桓名下的。

确实也应该这样，因为要不是被曹主席被迫性地让庞老庞仕原欠上一份情，要不是曹主席舍得破费，最终的结局……我们齐齐摇头，表示真不好说。而对吕逢先表现的如下一直被这个社会奉为优秀、崇高品质的知恩图报，我们转而油然起敬。

吕逢先原本是想替曹志桓当一回加入市作协的介绍人，一问才知道下级文联主席是上级作协的会员；不仅如此，曹志桓还早就是了市书协的会员，依然效力不上。最后，他把刚刚完稿的一个十四五万字的小长篇请曹主席“指教”了一遍，在外省一本杂志上发表以后，小说标题下面就有了“曹志桓”的署名，还排在他的名字之前，并再三再四要曹志桓收下了他“应得”的3000元稿费。再要劝说收下区文联的那一笔数目更其可观的奖金时，曹志桓就说什么也不收了。

这篇小说后来又被市广播电台在晚间节目中播出，让一些身边挂着“随身听”的离退休老同志和出租车司机，耳熟能详了“曹志桓”这个“作家”的名字；为此也专门买了一台小收音机的曹志桓，在一天中的某个固定时段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一个甜甜的嗓音以“下面是小说联播时间，请欣赏我市著名作家曹志桓、吕逢先合著的什么什么”的语式读出来，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十五遍十六遍，就让他对自己“本市著名作家”的身份深信不疑了。

而他早已经是一名“著名”的“书法家”了。

我们中间已然知道曹志桓是“著名书法家”的人，就是在搭坐出租车碰巧从司机收听“小说联播”节目开始时的一句话作者简介里，听出他原来还是一位“著名作家”的。

顺利斩获一次全省性的文学奖后，除了荣誉像滚雪球一样接踵而来，堆得吕逢先都有些喘不过气，在创作上他更是层楼更上，激情爆发，一个长篇小说刚一脱稿，就被市电视创作中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剧名下面有括号注明“根据吕逢先同名长篇小说改编”之外，还被纳入编剧名单，再一次名利双收。接着又碰上全市五年一度的文学创作奖开评，他的大名又赫然列入了小说组的获奖名单。新近捧出的两部长篇不论，光是全市和全省相继授评的两级大奖，被选上市作协的常务理事就是一个题中应有议论的结局。

吕作家就成了全区广大文学青年崇拜和学习的榜样，成了特别是几所高中学校学生心目中不亚于张惠妹、那英的“明星”。两本新集子一出，几所学校的学生会和团委负责人就纷纷来请上了他，要他一边去签名售书，一边给大家作文学讲座。他一方面感动于中学生们的热情——在如今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还有莘莘学子对文学、对艺术如此情有独钟；另一方面也想借此与青年朋友们联络一下感情——毕竟与他们相隔了一两个年代，自己要有持久的创作冲动，是不能没有青春激情的。但那一个月他确实累得够呛，光是签名售书，他一天累计就要站四五个小时，直到把手都写得握不住笔。晚上，他还要利用学生的晚自习时间，去一间间教室回答同学们的各种文学问题，常常让他口干舌燥，声音沙哑。

后来，他经常半真半假向我们抱怨的一句话就是:“做名人真累、真不容易呀!早知如此，我根本就不该来出这个名!”

再说曹主席

除了作协这一块，其他协会如书协、美协、影协、舞协、民协等，几年间也是风头大出，成绩斐然，加入市级、省级协会的人数年年攀升，某一年还破天荒有四人同时加入国级。纷纷有会员的书法、绘画、摄影、剪纸作品入选《世纪书法大家作品集锦》《全市美术家20人》《全市“花果山”精英影展》《全市民间剪纸艺术荟萃》等集子。区文联的工作也就理所当然要受到各级的肯定和表彰，曹志桓也先后赢得了“全市文联系统先进工作者”“市管专家”“区管专家”“全区有突出贡献‘十大’英杰”等多种荣誉称号，并享受市政府、区政府特殊津贴。他的威望也就如日中天起来，据说区里还曾考虑过要他去充任一个分管文教的副区长，重新实质性进入区班子的事了。

他说，我前后当过副乡长、常务副乡长、乡长和享受“区常委”待遇的乡里的“老大”，但我的工作都干得不是很出色。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因为那些位置都不是太适合我。应该说，我现在才终于找到了适合我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再说，现在也是一个副处级的“副调研员”了，还不能让人知足?我就在这个位置干到退休算了吧。

有了那么多成绩和荣誉，曹志桓也还是能够清醒地把握和认识自己，不像有些人一得势就把尾巴翘上了天，骄横嚣张，丢掉了起码的自警和矜持，最后船翻落水，不得善终；他留给我们的印象依旧亲近平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是需要财政支持一笔钱，他也是一切按照程序行事，先把报告打上去请区领导“酌情解决”。越是在这种时候，区里的领导就越是不含糊，哪怕要钱的报告已经堆了一大摞，他的报告都会得到第一个签字批复，并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这么一行字:“请按曹主席(或‘调研员’——也常常忘了写上那个‘副’字)的报告如数拨给。”

几年间，区文联共举办过十次舞蹈戏剧下乡巡回展、八次剪纸艺术展、十二次“花果山”(区委区政府所在地)风光摄影展、十五次绘画展，书法展更是每年都有七八次；由文联提供出版经费，出版了五本剪纸作品集、八本风光摄影集、二十五本书法作品集，其中三本自然风光摄影集、四本绘画作品集和八本书法作品集属于由文联基金“支助出版”的个人专著。在每一次书法展上，在每年也多达四五本的每一本书法作品集里，少不得都有曹志桓临《张庙礼器碑》《石鼓文》《泰山刻石》《兰亭序》《郎官石柱记》《九成宫泉铭》写就的隶体、大篆小篆体、行体、草体、楷体，乃至当代书法家马永安“燕书体”的“壽”字；而且，按照行家们的评价，他每一次捧出的展览和入集作品，风格都卓然独具，造诣令后生晚辈有如临渊之望，再是十年二十年埋首寒窗，也难及其功夫之万分之一，每每都有人要出高价索买。

听着这些每一次展览会上都大同小异似曾相识的评价，曹志桓通常都只是颔首一笑。当年在乡里，衬托、抬升他“书法艺术”名声的，是他头顶上乡“老大”和后来的区“常委”官帽；而今这些评价，目的就在于，希望他多组织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时不时能或去黄山或去草原遛逛一趟；多举办这样的展览，让大家都有机会风光风光自己；多出一本作品集，让大家有更多的作品得以传之后世，青史留名。但曹主席曹“(副)调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造诣”能有多高，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风格”，只是他不会说破；不止一个书法家建议他给自己出一个集子，他都婉拒了，说，我就到退休时出一本来留个纪念吧。

偶尔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对身边一个亲近的人说:一个个滥竽充数名实背离，真是群魔乱舞啊。我附庸风雅陪你们玩玩而已，你们当什么真?

这话也有理由传到我们耳边。我们中间一些软骨人自讨没趣招致的结局，还是让我们普遍感到深受伤害，心灵一时血流如注。

心里不当真，形式上曹志桓却历来做得一丝不苟。

就在吕逢先名利都有颇丰斩获的时候，曹志桓又要到了一笔钱，要为他开一个作品讨论会。

在吕逢先提供的参会人员名单上，曹志桓却没有看到庞仕原的名字。

在市作协于年初召开的那次例会上，考虑到年岁渐老，时不时要来一纸会议通知，不去又担心说他卖老资格，去一趟，总要收到各路作家朋友送上来数十本作品集请他“指教”，让他疲于应付不说，会议期间，他更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些年轻作家形成“代沟”，见他们张扬一点、个性一点，目中无人、“天下(文坛)英雄舍我其谁”一点，情感上就难以消受，何况正在创作的一个四卷本长篇即将杀青，他就干脆卸去了副主席的职务。但区文联没有同意他作协主席的辞呈，说他只要健康一天就得在这个主席的位置待一天，说如果没有了他，区作协的名头就会矮下去一大截；曹志桓还向他保证，他只要继续把名挂在那儿就行了，区作协的工作一律不要他劳心。

尽管曹志桓也向文联的全体同志正式宣布过一般情况下不要给庞老添麻烦的口头决定，但他认为像为吕逢先开作品讨论会这样的事，既有北京的著名评论家、外省名刊编辑和省、市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出席，又是全区创作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体亮相，还是要庞仕原这个主席出来露一下面才妥。

吕逢先说，他其实是把自己没有报上庞仕原名字的初衷说得够明白的:“我估计他老人家不会接受邀请。一是他本不看好我的创作，而他又是一个直性和总是为别人考虑的人——说实话吧，又担心伤着我，特别又还有北京和省、市作协的客人和领导；要说两句客套话呢，他又素来不会。我就想到干脆就不要让他老人家来承受一番两难煎熬啦。”

顿了顿，吕逢先又显得很神秘的样子，把嘴附在了曹志桓的耳朵边上:“二呢，我也听说过，庞老从来就没有看起过为我的小说集作序的那位北京评论家孙章主。那次去省里评奖，我就亲眼看到，在评奖结束后几位作家朋友的一次聚会上，庞老同在场的每一位作家、编辑、评论家都握了手，唯独没有同孙章主握——当然，孙章主只是省作协从北京请来的‘特邀顾问’，并不是评委。场面一时相当尴尬。在回来的路上，我问庞老，他岔开孙章主伸来的手，其实也是一种对人很不礼貌的行为——这样做到底是因为什么时，庞老很鄙夷地反问我，你以为给你写序的那个孙章主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打着文学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的典型的‘文学掮客’!”

又向曹志桓解释了一番他当时从庞仕原愤愤然的嘴里了解得来的关于“文学掮客”的解释:就是替这家刊物约两位名家的稿子，又向这几位名家介绍一下那两本刊物；哪位作者想出名，只要找到这样的“掮客”，他就利用一些都是他酒肉朋友负责撑杆的几张报纸的版面，帮你“炒作”一番，把你臭狗屎一样的东西吹成“经典”，捧成“传世名作”。当然，他们也像法院要按诉讼标的收取诉讼费一样，对为你“炒作”的成效进行评估，按成效比例收取报酬。

“那次庞老还说过，孙章主就经常给一些奖当‘顾问’或‘特邀顾问’——你想想，庞老愿意看到他不愿看到的人吗?他老人家要在场，我这个会还开得成?”

曹志桓一时就很犯难:开一位本区作家、本区作协副主席的作品讨论会，区作协主席却不露面，广大作者读者会怎么理解?市里会怎么理解?省里又会怎么理解?其他区县的同道是不是会把这作协的工作乃至整个文联的工作，想象得一塌糊涂，像一盘散沙一样?

却也无法否定吕逢先的推断，终于还是没有请庞仕原出场；有人问时，吕逢先就说，庞老身体欠佳，正在打针吃药，无法到会，他要求代为转达对朋友们的问候，并请大家原谅。

后来，吕逢先遵照曹志桓的指示，也给庞仕原送去一笔介于孙评论家和陶副教授、陈讲师之间的“出场费”时，庞仕原毫无商量余地拒收之后，再问了一下作品讨论会的情形，真诚地谢了吕逢先对他的理解；只是对说他生病吃药没能与会，颇不以为然，还笑着说:“你也算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了，就想不出一个更体面的理由出来，怎么想着要咒我生病呢?”

谈不上是骗阴风点鬼火，我们还是有作家的道德良心底线的——我们只是悄悄在心里告诉庞老庞主席说，吕逢先吕副主席不仅咒你生病，后来还骂过你的《大雨瓢泼》呢。

评论家孙章主等

我们也都认为，作品讨论会开得不是很成功，吕逢先本人的情绪完全可以佐证这一点。

北京著名评论家孙章主无疑是这场作品讨论会的主角，但他不可能对吕逢先的作品进行系统的阅读，就是为他的那本集子作序时也只在其中挑看了一两篇——吕逢先某一次曾对我们“实话实说”过，孙章主最先发给他的“序言”毛稿根本不能称作“序”，篇幅、水平就只是一篇中学生写的课文读后感——很难说有一个不太离谱的整体的意见和观点，讲得空而又空，不着边际，什么“宇宙意识”“大众类意识”“精英意识”“平民意识”“中心意识”“边地意识”“关怀意识”“弱势意识”，什么“苦难灵魂”“精神现象学”“理性的确定性与真理性”“精神上帝没有欲望和活动的能力”“本质作为实体存在的根据”“语言、混乱和堵塞”“通信是一种博弈”“世界之中的世界”，什么顾尔蒙、西塞罗、乔治·卡农、弗吉尼亚·伍尔芙、普吕多姆、埃切加赖、彭托皮丹、达里奥－福、奈保尔、库切，什么《癌症楼》《日瓦戈医生》《人鼠之间》《玉米人》《霍乱时期的爱情》《弗兰德公路》《七月的人民》《灵山》，等等。评论江湖多年浪迹，口才又训练有素，天马行空讲了整整一上午。

我们听得晕头转向。

接着是陶前副教授和陈嶝讲师的发言。

听说从一接到邀请函，陶前和陈嶝就忙乎起了评论稿的准备工作。因为评论的是一位在全区、全市都有相当知名度，并获得过省级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他们就告诫自己千万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稍有马虎。何况，区里每举办一次关于文学、文艺的会议，少不得都要碰到；同时，也还要对得起那笔远远高于平常“讲课费”的“出场费”才行。但由于他们从来就不爱读，也读不进文学作品，就是吕逢先的作品摆在案头，他们只要一翻到其中的一个篇什，就感觉两眼发花，头皮发麻。好在他们都已从教十几年二十年，口才丝毫不逊于孙章主，又积累着渊博的文学理论知识，尤其都还上着一二年级的写作课，每出现一个新潮时髦的术语，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于是把思路稍稍一转，就各自脱手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发言稿，“价值失衡”“文学潮流贵族化、精英化、商业化、时尚化、美女化的价值取向”“语言生命观和语言本体观”“消费社会与文学走向”“当前文学批评的五大问题”“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个体性文学与身体型作家”“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话语”“形势创造”“情感把握”“现实型文学理想型文学象征型文学”“抒情角色抒情话语的修辞文学”“接受期待视野接受”“心境隐含的读者”，等等。两人也都才辩无双，一起情不自禁炫起了口才和学养，海阔天空忘乎所以直讲得唾沫飞溅，直到晚餐时间不得不走下台来时，犹自表现得兴犹不甘，恨时间怎么不如上课那般走得慢一点。

我们同样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主持会议的曹志桓主席更是急得焦头烂额。省作协的刘皇树主席和关禹、张菲两位副主席，以及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辛佐治，倒是早先就说过了，他们是来“捧场”的，没有话要说；但总是得留点时间给陪同而来的那两家外省杂志社的编辑讲讲吧。却因二人都是大学专教文学的副教授和讲师，不便于作任何暗示和提醒，只得由他们表演个尽兴。

有两位带着笔记本去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说他们一天的笔记收获，大得超过他们读十本二十本书。

在晚宴上，曹志桓就试探着问两位编辑，把会议延长一天，也请在明天给大家作作指导，就算介绍一下一般文学杂志都有些什么风格，哪些杂志欢迎哪一类稿子，编辑都有些什么特殊的爱好，网上投稿被编辑审阅的概率有多大等，以方便大家发表作品一些——都行。但两位编辑却一个劲地摇着手，说杂志社的风格、编辑喜欢哪一类稿子，以及他们对创作风格、体裁、题材的特殊偏好，我们都说不准；至于网上投稿被编辑审阅的概率，我们也无法统计，各位作家朋友恐怕也都有自己的经验了，谈这些是毫无裨益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来同各位作家见见面，认识认识，各位以后路过我们省的时候，方便时也到杂志社去坐坐，聊聊。

竟然没有哪怕客套地说两句欢迎大家向他们的杂志社投稿的空话。

第二天，曹志桓、吕逢先和本区文联几个协会的主席，就陪着来“捧场”的省作协的刘主席和关、张两位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辛佐治，评论家孙章主和他带来的两位名刊编辑，大学副教授陶前和讲师陈嶝，一起到郊区的几个风景点去逛了一圈。吕逢先明显有些懒心无肠，兴致不高，曹志桓看在眼里，也想着能够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吧，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就趁便把再去贵州梵净山逛逛的事忘了。

被曹主席成心忘掉的贵州梵净山，让我们中间一直就跃跃欲试的本地作者，情绪陡然一落千丈。

吕逢先尤其觉得研讨会开得窝囊，因为无论是北京评论家孙章主，还是陶前副教授和陈嶝讲师，他们分割一天发言时间所作的发言，几乎都没有谈及他的创作，而仅仅是以他一些作品的题目作为“过门”举办的一次文学讲座。这也就罢了，住宿招待、出城去逛景点、吃茅棚的农家饭，以及发送的“出场费”、他们来去报销的车旅费和馈赠的贵州玉屏产的“平箫玉笛”，文联为此破费了大几万元。就算按照曹志桓的说法，现在而今眼目下，要开一次如此高规格高档次的会议，受邀的不仅有省作协的主席、副主席，最难得的是，还有来自北京的著名评论家和外省名刊的编辑，不仅开了全区的先河，在全市、全省似乎也独一无二首屈一指，这么一点花销算不了什么——他也能理解；他无法理解也最感痛心的是，在他本着感谢孙章主为他作序——哪怕那个“序”已剩得只有“孙章主”这个名字还是他本人的，以便进一步同他把关系建立牢固的想法，要以私人的身份尽尽地主之谊，晚上拉他出来到处走走，熟悉熟悉这边僻之地的风土人情时，孙章主与两位编辑却要求为他们各找一位漂亮的小姐。为此，吕逢先被狠狠宰了一笔，一个晚上就垫进去了他将近两个月的工资。

这一笔钱是不好找曹志桓报的，他就只好哑巴吃黄连，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

后来，曹志桓也把一家国级杂志的主编请来我们区在全国都很有名的风景点游玩一趟，其中包括这位主编也在夜间去逛一趟发廊的所有花销，都是由区文联签的单。

好在临走时，孙评论家信誓旦旦地说，他一定让北京的相关报纸把这次讨论会的消息刊发出来，让更多的北京作者、读者都知道吕作家；两位编辑也保证，他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在一两年内为吕作家发表一个中篇或者两个短篇。

但吕逢先已不打算继续相信他们，也懒得去重新构思，就从脑海里信手拈出曾经骂小白兔的语式，加进那个口头禅“国骂”作定语，以表达自己的失望和怨气:“都他妈的不是些东西!”

只是这次没有让它形成音调发出声音。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最后我们都这么半是幸灾乐祸半是心疼心怜地笑着安慰吕逢先。

庞老、吕作家和罗编

庞仕原在辞去市作协副主席的前后，也正式宣布了退休。

作协主席属于民间职务，不需要官方任免，它取决于这个人的业绩和影响，加上曹志桓再三挽留，庞仕原的区作协主席就还保留着；他退休空出的位置是区文联的“副主席”。

获奖也好，出版了几个集子也好，被年青一代文学青年捧为“明星”，签名售书让他感觉“做名人真累真不容易”也好，吕逢先其实也知道，光是几家国级、省级出版社为庞仕原出版的几个集子，没要他一分钱的出版费，还有稿酬，他吕逢先出版的集子却无一不是自掏出版费，稿酬更是侈谈，他和庞仕原中间就像横亘着一条深深的沟壑，可能他这一辈子都无从逾越，也就难免让他自惭形秽、自愧莫如。还有至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接受了什么“信仰危机”、什么“价值失落”、什么“道德滑坡”这些明显空泛的社会价值批评言辞，而庞老庞仕原似乎操守犹在，超常的人格魅力犹在，吕逢先因此也从不想在市作协主席的位置上取而代之，除非庞仕原哪一天被突然查出患了绝症不期然离开人世——脑海里刚刚冒出这个“除非”，吕逢先就直骂自己真是忘恩负义至极，因为无论怎么说，没有庞仕原，他是肯定评不上那个省级奖的，没有那个省级奖作为第一个雪球，又哪里会滚来那么多荣誉?要因着自己的愿意出现了这个“除非”，自己不下十八层二十八层地狱才怪。大丈夫还是要能屈能伸才行，就算文联“副主席”没有“作协主席”能够获得让人足可自慰的社会荣誉，但它明显又比“创作室主任”更有层级一点，还是不妨向往向往的。

我们说过，对庞老不太善待吕逢先，我们一度是用“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山不容二虎”来理解的；现在，我们终于发现，尽管都属于猫科，但庞老是一只虎，吕逢先则最多是一只猫。

晋级副科的时间还差几个月才三年，在年初市作协的那次例会上被增选为常务理事，庞仕原也宣布退休腾出那个“副主席”的副科位置后，吕逢先有一次就向曹志桓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曹志桓当时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再考虑吧，再考虑吧。”

吕逢先说，他相信，像自己这样的优秀文艺人才优秀作家，曾在整个政府机构延及末梢的乡下，以一个文联股级“副主席”的身份，就把这个乡的文艺事业开展得红红火火，让别的乡镇和区里都表露过“眼红”，在已取得相当成绩，创作成果丰硕的眼下，给自己加一点重担担任一个区级文联的副主席，施展才华的天地当会更其宽阔，这个区的文联工作当会更其锦上添花。而且，凭区领导给予曹志桓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的相当的权力优势——给原本就一直不受领导们亲近的庞仕原先解决一个“副主席”，再解决一个“主任科员”退休就是证明；只要他把报告打上去，自己要获得一个文联副主席的职位让自己的“副科”名实相符，最后再以一个“主任科员”的名义晋进到“正科”，就根本不是问题。而且，这样也才能证明自己没有被组织亏待。

但很久过去了，看来曹志桓还没有把吕逢先的愿望“考虑”成熟，向组织人事部门推荐他为文联副主席的报告一直没打。

就在送走北京评论家孙章主和两位编辑，省作协刘主席和关、张两位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辛佐治，回程的路上，吕逢先悄悄掐指一算，自己任副科的时间已接近四年，加上“上面”也很少让一个副科级以上的实职长时间空缺、“浪费”过，却并没有听到有人来接替庞仕原文联副主席一职的传闻，实在有些情难自已，就再一次向曹志桓羞羞涩涩地提起了自己愿望的事。

他看到曹志桓仍然声色不动，只重复了一遍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再考虑吧，再考虑吧。”

实际上，吕逢先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也是曹志桓身边亲近的人透露给我们的消息:早在任命他为创作室主任，稍后又将他升为“副科”之际，曹志桓就已然作出了在自己担任文联领导期内，不会再考虑吕逢先行政前途的决定，因为，他一边也接受了吕逢先创作之外的影响。

是的，“此又何遽不能为祸乎?”

如我们到现在为止所知所说，吕逢先创作之外的影响，看起来也真不怎么好。

这一点吕逢先无论如何也意识不到。他不可能得悉与他有关的任何负面信息。

而我们知道这一信息的人，也绝无可能有意或无意“透露”给他。

吕逢先承认与市晚报社的罗编闹了一次误会，但他坚持认为，这完全算得上是罗编的小题大做——不过就借用你的名字领了500块钱而已，既严重不到是与这个社会不良风气的同流合污或者添砖加瓦，更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直接的损失和伤害，何至怨怼如此?可是如果自己主动去解释，就失去了一个作家尤其还是一个名作家的面子；再说，就是能把关系恢复如昨，意义也不是很大，不过就方便用一些上不了大刊物大杂志的小散文、小诗歌去换两包烟钱而已，关系还好的某一年在那儿连载的那个长篇通俗小说，还应该说为报纸增加了读者量，扩大了影响，谈不上是对他吕某的照顾或支持。

我们看到，确实，好几年来，市晚报再没发过吕逢先的诗或文，却一点也没影响到他声名鹊起，接踵获奖，前后顺利加入市作协、省作协，并已开始准备加入国级作协的材料了，也越是让他没有为失去了一个朋友可惜；他也相信，他从此更不可能再要这个朋友什么帮助。

前朋友罗编在晚报社副刊部任职，一个小小的科室主任。如果我们同意吕逢先的说法，他也着实“量小非君子”了一点，区、市文联、文化系统举办的每一次活动，他都要派记者来采写文章去刊发，却始终记恨着吕逢先，“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加入市、省两级作协的消息不登，出版集子的信息不登，入选市作协常务理事的信息不登；可能是领导再三打了招呼，他获省级文学奖那次，也登发的是一则标题新闻:“本市某某区作家吕逢先于近日获评什么什么文学奖。”还是发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就是我们起初看到这句话时，也根本无从读出这个奖到底是部门奖、专业奖，还是市级奖、省级奖、国级奖。

吕逢先起先真不在意，因为省报他也有朋友，文章在省报上刊登出来，“吕逢先”这三个字被人读到的机会是你市晚报所望尘能及的。

但俗话都说“山不转水转”哪，他料不到自己终于也要“虎落平阳”一遭。

就在孙评论家和陶副教授、白讲师离开的当晚，他就根据录音材料，就像那次改写孙章主的序言一样，充分发挥作家添盐加醋、无中生有、凭空杜撰的本领，把他们的发言整理了一份文字稿出来。文章观点高屋建瓴，独到深刻，文采生华，褒赞、溢美之词罗列尽致，他也相信自己真在本区、本市乃至本省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是扛本区、本市、本省文学“大旗”的当然人选了。

把文章发进省报那位朋友的邮箱后，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三天过去，一周也过去了，每天接到省报，都没有在它的任何一个专栏里看到他寄去的文章影子，就忍不住给朋友打去了一个电话。朋友告诉他，本来已经发排，但值班总编最后又把它撤下了，说这些评论家把他抬得太高了，说他知道省里很多作家的名字却对“吕逢先”这个名字比较陌生，说他想象不出来吕逢先有哪些成绩可以为全省文学“扛旗”，可以树起本省文学的一座“里程碑”；说他仅仅就知道吕逢先所在的这个市还有一个庞仕原。而且，这样的作品讨论会，省里和其他市州时不时就要举办一次，要刊发了这次开吕逢先作品讨论会的这篇几千字的长稿，开了个坏头，以后怎么收场?这报纸不变成文艺报了?

鉴于还只是一个区级文联举办的作品讨论会，干脆连会议消息都懒得发出来。

吕逢先说，当时他心里真是悲哀至极:身为一份省级报纸的副总编辑，副厅级干部不说，应该是要经常同文化、同文学打交道的，却陌生着他吕逢先的名字，可见是何其的孤陋寡闻，何其的不爱学习、不爱看书、不接受文学艺术的熏陶啊!而且，这些作品讨论会不就是本省文学艺术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证明吗?

无法可想了，他只好托人把文章送到市晚报去。

后来被告知的具体情形是，晚报社的那位前朋友罗编，最先并没有细看文章，只注意到了发言的那三个人名，因为名字后面有括号注明了他们的身份。只是后来进行清样审校时，一边审一边就骂开了；骂着骂着的，一下子骂出了火气，一手就把清样撕了个粉碎。

这位前朋友还要送稿去的那个人“务必”把这句话带给吕逢先:“狗屁个北京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狗屁些大学的‘文学教授’‘文学讲师’!都是他妈的一群欺世盗名之徒!一帮文学的江洋大盗!”

骂一通最终似乎也解不了气，他就在第二天出版的晚报“文苑翡翠”栏，开始连载起了庞仕原刚刚脱稿的四卷本长篇的第四部《大雨瓢泼》，并配发了一条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别具意味”的“编者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利欲熏心的时代，道德沦丧的时代，尊严匮缺的时代，没有道德廉耻的时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一个尔虞我诈的人群，谎言流行的人群，良心穿上了盔甲的人群，瘟疫覆盖了正义认知的人群。

这个世界正在“大雨瓢泼”，沉渣泛起，淤泥横流。

“大雨瓢泼”，挡住了心灵的光辉，淹没了智慧的瞳孔，让我们莫辨东西前路迷失，让我们问天不语，心泪滂沱。

著名作家庞仕原老当益壮，人老心不老、智慧不老，磨砺以须，历时数年为我们捧出了一部长达百万余言的长篇巨制，奠定了本市甚至是本省文学的一个高峰；面对这一座用心血浇铸的文字的高峰、文学的高峰，我们只有顶礼膜拜，我们只有叹为观止。

作为一部在本市、本省文学史上毫无疑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作家采用荒诞的艺术表现形式，向读者展示了生命的玄机和生命的灾难，表达了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悯世激情。本报“文苑翡翠”专栏特从本期起，连载这部四卷本长篇的第四卷《大雨瓢泼》，以飨读者，同时警醒我们的心智，洗伐我们已不堪污浊的灵魂。

报纸一出，据说就很抢手，刷新了之前连载吕逢先那部通俗小长篇所创下的城区日发行量九万份的纪录，甚至一度还飙升到了十一万份。

我们曾经读过这期晚报的人，则更多的是对罗编这题“编者按”赞叹有加。

吕逢先继续精心为小女儿照管着她的小白兔:有时一天去一次郊区，有时则两天或三天去一次。间隔时间取决于他所到的地方，如果采草方便而能够多采，他就会隔上一天两天；要是采草不易而仅够小白兔吃一两顿，第二天他就得接着外出。

在得到市晚报也拒绝登载他整理的评论家孙章主和副教授陶前、讲师陈嶝发言稿后的一天，他又得外出为小白兔寻找吃食了。

在一辆的士上，他看到司机的方向盘边就摊着一份市晚报。不屑而又忍不住一丝好奇地拈过来一瞟，庞仕原的名字和压在名字上的一行粗粗的四字标题就像一枚梭标扎入了眼帘:

大雨瓢泼

确切地看清报楣上那个曾是朋友的编辑署名后，他又耐着性子看了看小说标题旁边的“编者按”。

几分钟浏览完毕，我们也不难想象他对编辑意图昭然若揭的“编者按”有何感想，因为他的情绪显然立时就低落到了极点，把报纸一卷就往车窗外砸去，还愤愤地习惯性地再次使用了他的那句口头禅“国骂”:“他妈的!”

司机不解，或者才买来还没来得及看，或看了要收藏，瞪了吕逢先一眼，刹住车又把报纸捡了回来。

我们认为，明显是要惩罚惩罚吕逢先用“国骂”来对待那则“编者按”，对待市晚报连载《大雨瓢泼》，的士才重新发动，天空就黑云压城，阴霾密布，赶快要司机掉头回城，还没飙进城区，大雨就瓢泼了下来。

因为狂风大作，因为骤雨如注，砸垮了楼上小白兔的屋子，无处遮雨，小白兔被大颗大颗的雨滴砸得四处乱窜。本想像从前偷吃邻居家的花草一样翻墙去找躲雨的地方；毕竟腹中饥饿乏力，墙又被雨淋得湿滑不堪，就都从墙上直掉落下来，砸在屋脚后再弹出好远，当即就断了气。

在楼脚一下车，吕逢先就看到了摊在大楼墙根儿几米远处两只小白兔的尸体。四周的血迹越往外延越浅淡。

尽管不能自己照料，但吕逢先知道女儿是多么地喜爱这两只曾被自己骂过“都不是东西”的小白兔，放学回来如果不是接着有作业要做，她总是先要去和它们逗玩一阵；还专门给小白兔写过一篇作文，称赞它们皮毛洁白光滑，是世界上最最美丽的一种动物，是世界上最最善良的一种动物；因为自己就是属兔的，表示自己也要像它们一样，做一个洁白的人，一个善良的人；还把作文主动投去市晚报，被发在了“学生园地”的“青青芳草”专栏。

但是现在，“都不是东西”的这两只可爱的小生命却坠落墙根儿死了，站在它们的尸体旁边，吕逢先也忍不住好一阵黯然神伤，任由瓢泼大雨把自己淋得浑身湿透。

放学回来的女儿，果然就号啕大哭了一场，吕逢先再三再四地劝止都不听；哭毕，又捡起两只小白兔的尸体，把它们埋在了楼顶曾经的家园；最初几天放学回来，都要去它们的“坟”前呆立一阵。

就因为一场“大雨瓢泼”，逼死了女儿以洁白美丽自比的小白兔，让她伤心欲绝，吕逢先就恨恨地在心里骂了一句:“他妈的《大雨瓢泼》啊!”

吕逢先要继续使用那句口头禅“国骂”，已经不足为奇；我们一并也能想到，他一定给“大雨瓢泼”四个字使用着书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