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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方英里的力量

2016-12-22董尹

支点 2016年11期
关键词:金融城伦敦英国

董尹

核心提示:金融中心的诞生,需要有形的场所、无形的机制,更需要高度的集聚和开放。

纵观一两百年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为数不少的金融中心。比如,15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曾是世界的“物流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摩洛哥的丹吉尔货币交易繁荣一时;上世纪50年代,黎巴嫩的贝鲁特被誉为“中东的巴黎”……但这些金融中心要么昙花一现,要么被战争所湮灭。

而闻名世界的伦敦金融城,虽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大衰退,以及金融危机,但作为金融史上的一个钻石,却显得愈发耀眼。

在这一泰晤士河流经的区区方寸之地,为何能汇聚全球金融资产,引领世界潮流?又如何从政治中心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而被银行家和金融势力所青睐?这一朵“英伦玫瑰”,经久不衰的秘诀是什么?

国际化是最好的“武器”

如果穿越回1800多年前的罗马时期,你会发现伦敦的街道上,不仅能听到古代英国方言,还能看到操着拉丁文的罗马人,在街头交易着木材、酒和香料。

中古时代的伦敦,已然是一个国际化的交易中心,你可以买到欧洲生产的啤酒、皮毛、葡萄酒,也可以买到来自地中海和中亚的商品,甚至是沿着丝绸之路运来的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

时至今日,伦敦已今非昔比。坐落于泰晤士入海口的这座1579平方公里城市,分为伦敦金融城、内伦敦和外伦敦。而我们上面所说的伦敦,则是今日伦敦金融城之所在。

这片东起奥尔德盖德,西至圣保罗大教堂,南抵大炮街,北达伦敦墙的狭长地带,是伦敦市33个行政区中最小最古老的一个。因为面积只有1.6平方公里,英国人称之为“这一平方英里”(The Square Mile)。

从古至今,伦敦金融城都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淘金者”。13世纪,德国人在此设定纯银标准;15世纪中叶,意大利商人、银行家纷纷来到这里设立货币借贷机构;18世纪的伦敦,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海运的发展带来了租船、海上保险的发展。

如今,城内常驻人口虽只有8000人,但每天上午九点上班高峰,却有30多万人乘着“欧洲之星”从四面八方涌入金融城。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在股票交易审议会上,操着美国口音、德国口音、日本口音、英国口音的人“交融”在一起,不同的文化将伦敦金融城装点得像一个小小联合国。

虽然只有区区一平方英里,劳动力只占英国劳动力的1%左右,但伦敦金融城贡献的GDP却占到整个英国的4%,可以说是英国的经济中心。

海运和战争的“推动”

伦敦金融城贸易的发展,可以追溯到5个世纪之前。16世纪后半叶,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对外贸易和航运事业快速发展,来自欧洲各地的商贾富豪,在金融城的商店、客栈甚至大街交易他们的货物,促进了商业和金融交易的发展。

那时,最引人注意的要数位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它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然而,安特卫普的黄金时代在1585年戛然而止,西班牙军队的洗劫,迫使银行家和商人纷纷逃离。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便来到了金融城。

当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海上霸权强国,规模巨大的英国商船队和海军舰队,在世界上从事着各种贸易活动。伦敦独特的地理位置,方便了地中海、大洋洲以及波罗的海的航运,使其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港口。海运和商业业务,自然带来了海上保险业的发展。1688年开业的劳埃德咖啡馆,作为当时商人和上流社会喜爱的社交场所,借机转型做起了海上航运承保业务。随后,这样的咖啡馆逐渐发展成为专业的机构,有自己的经营场所、准入限制、行为规则等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的“前身”。

快速的帝国海外殖民,在当时的重商主义环境下,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城的贸易业务。然而,战争却是一项在财政上极具毁灭性的行为。1652年至1674年,英国对荷兰发动的三次战争,使荷兰航运业损失惨重,直接促进了伦敦贸易的飙升。但其形成的另一个影响,便是对公共财政带来的负担。

1694年,恰逢英法两国交战,政府经费严重不足。一位叫威廉·佩特森的苏格兰商人提议,成立一家可向政府贷款和发行债券的银行——英格兰银行。有贸易就需要融资,除却英格兰银行这样的中央银行外,一些商人也越来越专注于贸易金融,金融城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汇票设施,即商业银行,为后来金融城货币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规模政府债券的形成,又导致了此类债券进行交易的二级市场的发展。这类交易活动,起初也多在咖啡馆进行,随后也形成了相对正规的会员机构——股票交易所,具备可交易的证券清单、固定的清算日和规程等。如今,金融城内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股票市场,与纽约、东京并列为世界三大证券交易中心。

战争对弱国的侵略,破坏了当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1795年法国占领阿姆斯特丹,1803年封锁汉堡,使大部分商人和银行家转至伦敦,提高了伦敦作为世界主要交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1815年,英法战争结束。至此,人才和资本的涌入,使金融城成长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雏形已经形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保险市场、国债市场……

在后来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与工业化中来,金融城内这些业务的市场规模也得到了快速扩张。

危机与转机

19世纪,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伦敦金融城也被称作是“世界的银行”。在那个金本位的时代,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是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的。

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大英帝国分崩离析、殖民地丧失殆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时,英国国力渐衰,美元反超英镑,这给纽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华尔街顺势崛起,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占统治地位。

然而,伦敦金融城并没有像其他金融中心一样就此被取代,美国政府一个错误决定让其再次时来运转。

1963年7月,欧洲债券市场在金融城启动,旨在与美国投资银行竞争。而在这一市场开业数周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便宣布对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的国外资金拆借征收税收,以限制美元的外流,减缓不断增加的国际收支赤字。

美国金融当局这一缺乏远见的措施,对伦敦金融城来说,可谓幸运之举。因为,华尔街的国际债券企业,包括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美邦等,纷纷转移到了伦敦金融城。

于是,英国政府抓住时机,及时放宽金融管制,使外币在金融城的交易基本不受限制。欧洲货币市场由1963年的120亿美元,迅猛增长到1970年的6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1%。同时,伦敦金融城当局又有意识地简化外国银行开设分行的审批手续,吸引外国银行争先恐后地开设分支机构。如今,沿着伦巴第街,你可以看到100多家本国银行和520多家外国银行。甚至,美国银行比纽约的美国银行还多,日本银行也多于东京的日本银行。

另一个转机,则出现在1979年10月23日,那一天对于伦敦金融城意义深远。撒切尔政府突然宣布,取消英镑的汇率管制,这一匆忙而秘密的决定,使伦敦金融城走上了根本的变革之路。

汇率管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较早的时候引入的,主要是对企业和公司的资本流动进行限制,以满足政府战争融资的需要。1951年,保守党政府回归,取消了很多战时管制措施,但汇率管制仍被保留,以防止资本外流,避免英镑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下的贬值。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管制的理由自然也消失了。

一夜之间,汇率管制的废除,加速了英国证券业的变革进程,英国的机构投资者们又一次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任何地方投资了。1978年,英国机构投资者的股票净投资为19亿英镑国内股票和4.59亿英镑国外股票;而1982年,这一金额分别为24亿英镑和29亿英镑。

两次“金融大爆炸”

取消汇率管制,只是伦敦金融城金融改革的前奏曲。当时的西方各国,对政府监管的效用提出了质疑,掀起了一股自由金融体制改革的浪潮。这一背景下,英国国内沿袭的陈规陋习愈发显得格格不入,严重阻碍了伦敦金融城的发展。

于是,改革成了觉醒者们的不二之选。1986年10月27日,在撒切尔政府的干预下,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了“门户开放式”的一揽子改革,被誉为伦敦金融城第一次“金融大爆炸”(Big Bang)。

当天,伦敦证券交易所宣布,废除固定佣金,公司可与客户直接谈判佣金;允许批发商与经纪人兼营,经纪人和批发商合二为一,既可成为股票出价人,又可为客户代办股票买卖业务;放松对股票交易所企业所有权的限制,使银行第一次可以购买金融城内的上市企业;放宽对会员的资格审查;取消传统“公开叫价式”交易,进入“计算机交易时代”,与纽约、东京交易所联机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

这次金融服务自由化改革,促进了商人银行业务与股票经纪业务的融合,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结合,英国的商业银行纷纷收购和兼并证券经纪商,逐渐涌现出一批超级金融机构,业务领域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个全能金融集团。这股东风,很快刮遍了城内的金融机构,伦敦金融城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大大增强了竞争力。

接着,在“大爆炸”10天后,《金融服务法》出台,其顺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开放市场通道,允许金融机构和外国证券公司直接入市交易,打破了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允许英国银行业从事包括证券、其他投资在内的业务,促进了市场的全面竞争,进一步刺激了伦敦金融城资本市场的发展。

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在对内放松管制的同时,英国也向外开放了金融服务业,外国金融机构大举进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同时,随着国内金融企业混业竞争的加深,传统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1997年10月20日,伦敦证券交易所又进行了第二次规模宏大的改革——“二次大爆炸”(Big BangⅡ)。这一年,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来,使其专注于货币政策,同时成立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负责对银行、证券机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并负责对金融市场、清算和结算体系的监管,标志着英国开始实行全能型的混业监管模式。

伦敦金融城相隔10年的两次“大爆炸”,每次都将开放的号角吹响世界各个角落。一时间,大量的国际资本纷纷涌入,金融城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进一步巩固。

“奖牌”不再重要

几百年来,伦敦金融城曾面临多次转折和挑战。18世纪,伦敦金融城的主要对手是阿姆斯特丹;19世纪,变为巴黎和柏林;到了20世纪,又与华尔街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如今,纽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香港、上海纷纷加入了竞争的行列。

然而,正是在与这些对手的竞争中,伦敦金融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反过来又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伦敦金融城的成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伦敦时区,介于纽约和东京之间,可以24小时昼夜交易,英语又是国际金融界的公共语言。不过,伦敦金融城的建设经验,有着一些普适性的道理,值得每一个正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区学习。

首先,是自由开放的竞争环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实质上是扩大市场开放、促进自由竞争、削弱金融垄断、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度是最高的,虽然其间也有相对保守的阶段,但面对每一次重要的机遇,无论是建立欧洲债券和货币市场,还是取消汇率管制和最低手续费,它都能破旧立新,有意识地放宽管制,既“走出去”又“迎进来”,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吸引了一大批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落户。我们总是担心,资本项目开放会不会对本土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海纳百川的伦敦金融城成功经验表明,接纳更多的外国人才和机构,反而会催生本土金融市场的繁荣。

自由开放的金融环境,必然会带动创新的发展。伦敦金融城顺应时势,不断推出新市场和新服务,比如1949年在波罗的海交易所开设空运市场,1965年开设银行间批发市场,1982年开辟国际金融期货市场……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不断丰富,进一步增强了伦敦金融城的实力。

其次,是强大的金融市场功能。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发达的中介机构、齐全的市场门类,构成了繁荣的金融市场。伦敦金融城内有许多的行业工会,它们将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齐全的综合服务网。你在金融城内不仅可以处理各项金融业务,还可以随时得到专业的金融服务和重要的讯息,世界上一些大的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都设有分支机构。所以,外国的银行家都愿意来这里,毕竟比钱更重要的是信息。

还有张弛有度的金融监管。除了对银行业监管的英格兰银行外,一些监管机构,比如股票交易所和劳合社,有其自身的规则,实施自我监管。另外,英国有一个独立的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英国几乎所有的金融服务业务,是世界上最全面的一个金融监管机构。即使在某些需要放松管制的领域,金融城也采取渐进式地逐步放松监管的措施。

有形的机构和无形的机制,造就了伦敦金融城的繁华,无论是面对外部的劲敌还是本土的对手,都能自信地站在风口浪尖。

英国脱欧和英镑大跌,让伦敦金融城衰落的预言再次甚嚣尘上。但实际上,伦敦金融城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如今,当人们唱衰伦敦金融城时,英国人再也不会紧张了。按他们的话来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温布尔登精神(温布尔登是在英国举办的世界知名网球比赛,但冠军常常被外国人夺得):“奖牌”不再重要,资产的国籍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创造了最大化的财富。(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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