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亚明

民国特色的时尚

文/黄亚明

民国时期，有许多人热衷收藏，视收藏为一种艺术和休闲方式。当时懋业银行的董事长沈吉甫就是其中的一位，张伯驹因为家里有盐业银行，所以和沈董事长算同行。张伯驹是把银行当副业，把收藏当主业；沈吉甫赚钱是主业，收藏属业余爱好。30年间，沈吉甫依靠金融业的利润，耗巨资收集了历代名贵瓷器、青铜器、玉器等近千件。他的居所——北京锣鼓巷蓑衣胡同一座大宅院的5间北房和6间东西厢房是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中国风装修”，里面的家具是明清时代的雕花紫檀木桌椅、条案，桌案上放着上至商周下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瓷器。每天工作之后下班回到家里，沈吉甫一定要来这间屋子里坐一坐，历史的气息平息了世俗的浮躁，似乎整个人都得到了放松，事业和职业上的压力也全部消失不见。沈吉甫到了晚年，孤身一人住在这所空荡荡的大宅院里头，别人看他整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劝他把已经出嫁的女儿接来身边一起住，结果沈董事长大笑道：“我有古董相伴，自得其乐，何来愁肠也！”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一件青铜器，高53.8厘米，重34.7公斤，三足呈马蹄形，内壁有铭文32行，497个字，是我国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古鼎。这件古鼎据说是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县被农民挖掘出来的。古董商人苏亿年慕名前往，买了一头毛驴换得了毛公鼎，于是“毛驴换毛公”在当地传为佳话。苏亿年将此鼎运到北京，卖给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光绪年间陈介祺病故，数年后被两江总督端方按重量购买，毛公鼎重约70斤，即按每斤1000两白银计算，用了7万两白银。宣统二年，端方在北京西山灵光寺修了个归来庵，专门辟出一室，用来收藏他历年来收集到的秦砖汉瓦、唐碑宋刻、元椠明瓷、古帖端砚、名人字画，毛公鼎自然也陈列其中。他邀请了协办大学士荣庆、珍妃之兄志锐、奉天总督赵尔巽、刑部郎中于式枚和筱鲁、柳溪、云台、葵初、刘馀、许九香、陶拙存、郑苏龛、湛溪兄弟等名公巨卿和京都名士雅集于西山，共同观赏，观者无不惊叹叫绝，志锐愿用10万两银子购得此物，端方笑着说：“要是你能让珍妃娘娘死而复生，我可以分文不要。”

1911年，端方因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被革命党杀死。自此，端方家里自然败落。他的子女缺钱用，就把主意打到了老爸的收藏品上，将毛公鼎抵押于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胜银行，1925年又改押于北平大陆银行。当时美国、日本、英国的古董商听到这个消息，都想把毛公鼎从银行里面偷出来运出国去。

此事被传扬开去，众多爱国人士都为此奔走，希望此鼎不要落入外国人手中。于是曾任交通总长和孙中山广东军政府财政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找到冯公度和郑洪年，三人合资5万元，将宝鼎从银行取出，秘密藏于上海。

日军占领上海时，叶恭绰到香港避难，走之前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文物放在7个箱子里，寄存在英租界一家公司的仓库里，以为这个地方日本人总不敢强抢吧。结果此事还是被日本宪兵队得知，将仍留在上海的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抓走，以此来要挟叶家交出毛公鼎。叶恭绰为了救侄子性命，命人铸造了一方假鼎，上交给日本宪兵队。所幸毛公鼎一直是被秘密收藏的，见过的人不多，而且当时也没有碳十四等高科技鉴定手段，于是假鼎暂时瞒过了日本人。叶恭绰的另一个侄子叶子刚也多方奔走，找到陈公博、汪精卫等人与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又花钱买通司令部的有关人员，才把叶公超救了出来。

被释放出来的叶公超，于1941年秘密携带毛公鼎逃往香港。没过多久，香港也被日军占领，叶家只好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又带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叶恭绰手头太紧，生活困顿，于是把毛公鼎抵押给了银行，所幸后来富商陈泳仁花大价钱把毛公鼎赎回，才避免了毛公鼎再次落入外国人之手。

随后，陈泳仁将毛公鼎捐赠给国民党政府，收藏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后来毛公鼎跟随国民党一起被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民国时的收藏热中，还出现过不少附庸风雅之人。

傅增湘有一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看到李莲英的大侄子竟然在书肆里头大肆购买古籍。傅增湘说，简直想替这些古籍大哭一场！

还有军阀韩复榘，粗俗不堪。他在当了山东省主席之后，为了装饰门面，表明自己是有品位的人，也跟风搞起了收藏。他专门请来琉璃厂宝古斋的老板邱震生，让邱老板弄来不少字画、古玩，帮他装点一下家里，增添点儿“人文气息”，结果被邱老板狠狠赚了一笔。但是几天的新鲜劲儿一过，韩复榘就开始不屑一顾了，他哪里能懂得文物的内涵，甚至觉得保管这些东西都是麻烦。时间一长，干脆就把这些文物全部搬到柜子里，再不问津了。

最令人愤慨的还不是这些不知道珍惜文物的人，而是明明知道文物价值却去毁坏的人。

民国时期有个叫岳彬的北京古董商，此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颇为勤奋好学，而且有着商人的精明和奸诈，他靠买卖北魏石窟雕像的佛头起家，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他一共收藏了7尊北魏佛头，早就卖光了，但还是有不少外国人慕名来向他购买。他哪里有这么多，于是索性开始造假。造假也就罢了，但岳彬其人还有更恶劣的行为在后边。

1933年，岳彬让一个雕刻高手去云冈石窟临摹石雕佛像，仿造了一尊可以在室内供奉的小型佛像，不久就转手以3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商人。只能说岳彬找的这个雕刻高手技艺太精湛，复制出来的石佛从刀工到神态都和原件几乎一样，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这位美国大亨虽然也有点儿收藏功底，经过亲自鉴定，却没能看出来，并且还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拿出来向大家炫耀。结果在场的一位美联社记者揭穿了真相，说这尊佛头是赝品，真品还在云冈石窟里呢，因为他刚刚从那里采访回来。

美国大亨大怒，立刻找到岳彬，指责他造假，要求退货，并扬言要法庭上见。这个岳彬也不是吃素的，他对美国大亨说：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你有证据吗？我可是有证据的。你可以派人去云冈石窟看，那尊石佛到底在不在，如果原处有这尊佛像，我愿意无条件退货，要交罚款也绝无怨言；但如果原处没有这尊佛像，那么对不起，请您支付我名誉损失费吧！

岳彬的这件佛头分明就是仿造，他如何敢口出狂言？原来他早就预谋好了，事前用3000元买通了东陵大盗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团长，到云冈石窟生生将那尊佛像砸毁了。如此一来，即使美国大亨派人去查看，也没有办法证明岳彬卖给他的那尊佛像是假的。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大亨因为战事一直没能派人去云冈石窟。好好的一尊佛像，就这样白白毁在了岳彬的手里。

新中国成立后，岳彬因破坏文物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然而，被破坏的文物毕竟是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