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南+秦博+余晓松

摘 要：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能力是评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产业集中程度不断提高，民营创意文化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多种所有制度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通过建立城市创意产业竞争能力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对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关键路径进行研究，并对实际调研所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分析所得结论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帮助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创新能力，同时为政府制定产业引导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急迫需要产业转型，而文化创意产业因其知识密集性、高附加值性和高整合性，成为当下经济增长的亮点。全国各城市都在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2012年5月，成都被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之一，这标志着成都文化创意产业转向科技创新，也标志着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截至2015年，成都人均GDP已超过12000美元，作为“天府之国”和“中国第四城”，成都经济实力深厚、消费市场庞大、文化底蕴丰富，有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柱性产业的先决有利条件。目前，成都的文化创意产业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断增长的有效需求也让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但与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以及国际城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昆士兰、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相比，仍有着相当差距。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成都应当合理利用自身特色，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特色产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核心竞争能力，努力建设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标杆城市。本文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将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各项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其次，将成都与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先进城市香港和上海进行对比，从而深入分析成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能力。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不仅可以顺应当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能够对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分析，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科学的对策，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1.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

竞争能力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进行考量（花建，2005），作为中观层次，文化创意产业指的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文化企业通过高效配置和转换生产要素和文化资源，不断创新和提升核心文化产品、开发国内和国际的文化市场并获得社会经济收益，同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花建，2005；徐萍，2006，王颖，2007）。文化产业竞争能力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化内容的竞争能力，二是文化产业活动的竞争能力。（赵彦云，2006）。还可以分为现实实力以及潜在实力，前者是文化创意产品目前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它占据市场的能力，后者是关于它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顾乃华、夏杰长，2007）。文化创意产业由于文化本身的内涵和创意的独特性，其竞争能力通常为区域所特有，加上其发展模式由众多文化创意企业以及当地相关资源整合而成，因此难以复制和模仿。

2.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因素

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因素众多，宽松和多样化的创新氛围（Penrose，1959）、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推动、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公平的法律环境（Barro，1985）、流畅的信息渠道（grabher，1993）、良好的社会资源（Putna，1995）、丰富的人力资源（张京成，2006；厉无畏，2006）、等等都是关键的因素。Florid提出3T原则，即技术、人才、宽松，认为这是一个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三个要素（Florid，2002），赵弘、张西玲等则指出了加强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赵弘、张西玲，2006）。陈振旺、张坚胜分析了广东创意产业发展的不足之处，指出人才匮乏、产业链条较短、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等是制约广东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陈振旺、张坚胜，2008），而岳芃在分析了西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之后也认为西安文化创意产业难以跨越发展的原因主要有文化资源优势挖掘不充分，产业没有深度延伸、产业关联体系未能有效建立等。岳芃，2008）。

3.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评价方法

祁述裕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将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分为生产要求、政府调控、产业集聚、消费需求、企业战略五个要素，并进一步将五个要素分解成为17个二层指标和67个三层指标（祁述裕，2004），而李宜春认为“钻石模型”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但忽视了文化这一变量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由于文化特殊性而产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差异，因此其客观性还有待改进（李宜春，2006）。花建结合不同层面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的内容和特点，引入两个唯独，将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整体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四大核心竞争力，进而列出产业实力、资源、结构、环境、能力、效益和关联七大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花建，2005）。徐萍将产业规模大小、产业投入多少、市场占有份额、成长能力强弱、消费需求大小、创新能力强弱等作为她在研究中衡量文化创意产业的一级指标，19项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化（徐萍，2006）。赵彦云等设置了文化实力、文化资源和基础、文化产出、市场收益、人才科研、公共文化消费和政府政策7个一级指标和27个二级指标（赵彦云，2006），而顾乃华等则从3个模块、12个经正面和14个竞争能力平价点来综合评价城市创意文化产业竞争力。叶丽君等将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分为现实实力和潜在实力两个一级指标，现实竞争力包括市场占有、产业规模、生产效率以及经济收益，而潜在实力包括成长能力、创新能力、文化消费需求和产业投入等（叶丽君、李琳，2009）。

综上所述，在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国家和社会持续有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给了十分有价值的经验和前瞻性分析，然而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此类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城市或区域内，抑或是集中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要素的某一方面，缺乏宏观的、整体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尤其缺少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研究；其次，忽视了几个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和合作关系，缺乏对区域内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制的思考；再次，多数研究习惯采用定性方式确定指标，较少科学化的定量分析，因此可行性和准确性都不强，难以成为决策依据。

二、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指标体系

1.创建原则

第一是可比性，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指标体系应当能有有效和客观地反映和评价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第二是系统性，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市场的接受和认同，因此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考察需要系统考虑政策和市场等各项因素；第三是可操作性，构建此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有效评估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状况，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所设置的指标应当便于收集和处理，所得出的结论应当能够有效反映问题并应用于实践；第四是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精神类服务性产业，其产品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精神产品，后者难以量化，另外，一些环境和制度性因素也很难量化，因此在设置指标时需要兼顾定量和定性的指标。

2.指标选取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依据前人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提炼出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A）的六个影响因素：经济因素（B1）、社会因素（B2）、文化因素（B3）、文化创意产业现实竞争力（B4）、文化创意产业竞争潜力（B5）、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力（B6）。鉴于不少因素很难、也不适合用统计数据来进行指标测量，因此定性指标在本研究中作为定量指标的补充评价方式，具有相同重要的意义。具体测度如下表：

表1 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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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采集

目前在国内（尤其内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有关它们的统计和数据还很不完善，各个地区的统计指标和方法也有区别。本文根据上述所列评价指标，采用香港、上海、成都三所城市近三年的相关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等来自官方的统计资料作为定量指标的数据来源，而定性指标则采用专家评价法进行打分。

4.研究方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模型，将各项指标权重进行测量，并且对计算结果分析。然后，确定研究目标和各级指标，建立判断矩阵，并将同一层级的指标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确认每一层级的指标相对于上一层级相关指标的相对权重，最后推算综合权重。本体系中的标度和含义如表2所示：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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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判断矩阵进行计算，从而确定各因素的权重：

■ （1）

特征向量W=[W1，W2，…，Wn]T上层评价为WT*C。

然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 （2）

最后，将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作检验

■ （3）

当CR≤0.1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

本文最后得到各指标权重如下：

表3 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的指标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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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香港、上海、成都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结果比较

根据前述研究方法，得出香港、上海、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各指标竞争力评价结果如下：

表4 2015年香港、上海、成都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计算值

■

2.结果分析

由表4可知，在香港、上海、成都三所城市当中，香港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居第一，上海其次，成都第三。香港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方面占据明显优势，而上海在经济因素和现实竞争能力有着较强的实力。总体说来，香港的自由贸易体系为香港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宽松的投资环境，文化创意企业具备较强的灵活性、自主性和适应能力；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了法制环境和相对公正的竞争环境；而作为美元、欧元的亚洲实时结算中心、人民币最大境外流通中心和独立关税区，香港在吸引资金方面有着独有的优势。

上海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也较为开放，且人力资源丰富，人才密度高。近年来，随着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深化，上海政府积极探索创新的政策和管理方式，吸引大批大型企业进驻，形成产业集群，使得文化创意产业与多产业融合、向多领域延伸。目前，上海有上百个创意产业集群，产业领域包含电影影视、卡通动漫、图书出版、网络等各个方面，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其总量、增量以及GDP比重在全国均排在前列，尤其在近两年来已经逐步超过香港。

成都作为文化古城，文化资源相当丰富，潜力巨大，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但在显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不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尚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上与香港和上海存在较大差距。成都应当立足于自身特色，深入挖掘自身文化资源，加大对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各项影响因素尤其是人才培养和吸引的投入，努力打造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

四、总结

随着国家产业升级和转型步伐的不断加快，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和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判断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的大小，如何有的放矢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当前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重要问题。波特在其“钻石模型”中归纳出了四个基本要素，即生产要素、需求要素、辅助要素和企业要素。此外，政府的政策和管理以及整体的发展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成都的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作为蕴含丰富文化资源的成都，同时也拥有优质经济资源，这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近年来，成都政府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及城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通过对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指标评价分析和与香港、上海的对比，基本可以得出将来的发展需要着重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走差异化道路，形成特色产品。要深入挖掘自身文化特色，有效整合文化资源，保证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文化创意产业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创意本身，因此在生产本土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共性和个性的互相协调，要大胆的根据市场规律展现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创新创意，并将其融入到本土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用难以模仿的差别化竞争转换成本竞争，要强化成都将同质位竞争优势转化为非同质位的核心竞争能力。第二，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从而有效引导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的融入；放宽市场准入制度，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竞争；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放股票、基金和债券，构建和完善资本市场，规范文化创意产业投资，为文化产业投融资搭建平台、创造机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充沛的资金。第三，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人才素质。加大教育科研方面的投资，合理开拓和配置教育资源，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培养专业型人才；鼓励和推动企业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合作，培养实用性、技能型和操作型的人才；加强区域、城市乃至国际间的人才交流合作，选拔人员出国进修，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水平的高端人才；打破行业壁垒，鼓励行业间的人才流通，培养复合型人才。第四，注重知识产权，规范文化市场。要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作为主导方，行业协会作为桥梁，以企业为基础进行相互合作。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行业协会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的行业准则；尤其是企业，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开发各类网络安全技术和加密技术，利用方便可靠的信息网络和监督体系，确保创意产品的安全。第五，繁荣文化市场，拉动消费升级。首先需要积极结合合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打破城乡隔阂，开拓农村文化市场，促城乡结合；其次，引导大众消费观念的转变，释放大众消费活力，积极开展各类文化娱乐活动，为群众提供质量上乘和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第六、打造产业集群，改善产业布局。以“政府引导、企业执行、功能完善、集群战略、品牌建设”的方针为指导，建设产业园区、基地、街道等产业载体，集聚文化创意企业，使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各要素在产业园区内有效集中，加强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优化资源整合，促进产业升级。

从全国看来，文化创意产业在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受关注度较高，发展水平高，发展速度较快，整体的布局和产业链也比较完善，而在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很大不足，需要加快步伐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途径，寻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向一线城市靠拢。作为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中心和龙头的成都市需要深入挖掘自身文化的优势，清晰认识自身文化创意产业的潜力，有效提升自身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能力，为此，就必须要对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梳理出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竞争能力的各项要素，通过与其它城市的比较，准确掌握自身优劣，合理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成都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和创新。

参考文献：

[1]赵彦云，余毅，马文涛.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和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72-82页.

[2]郑述裕.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叶丽君，李琳.我国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与差异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第94-97页.

[4]顾乃华，夏杰长.我国主要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2期，第52-57页.

[5]秦博，徐浩铭.机器学习在党政干部日常考核模型权重赋值中的运用.党政研究，2015年第3期，第28-31页.

作者简介：李晓南（1962- ），女，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副教授；秦博（1983- ），男，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副教授；余晓松（1964- ），男，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