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燕平

学者的阅读ú卢敦基

文/夏燕平

赞阅读者

在活字印刷出现约半个世纪后，为捍卫誊写传统，德国修本海默修道院院长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撰文《赞誊写者》：『虔诚的僧人从书写中享受到四种特别的益处：珍贵的时间被用于有益的工作；书写中增长了知识；激发内心的热爱；后世因此获得特别奖赏。』他所讲的好处，只关乎誊写者，与社会无关。今天的阅读者虽不至消失，但因越少见而需越多赞：珍贵的时间被用于有益的阅读；阅读中增长了知识；激发了内心的热爱；后世因此获得特别奖赏。最后需要补充的是，阅读者与社会息息相关。

我是由《赞誊写者》而想到《赞阅读者》的。冷静一想，誊写者和阅读者还是略有差异的，誊写者“誊而不作”，而今许多的阅读者其实是创作者。如果要说与创作者的区别的话，大概是前者更多的是“从书本到书本”，后者更多的是从生活到书本，更加简单的比方或可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在学者的阅读者中，卢敦基是我敬重的一位。

初识卢敦基是在2008年的10月。浙江卫视号召员工在国庆长假期间观看各大竞争卫视，对照我们的节目，找出差距，提出思路。节目中心尹晓静的一段“语录”令我肃然起敬：“浙江文化和湖南文化差异甚大。湖南文化的一大特征是独来独往，无所畏惧，这在屈原、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身上都可得到例证。浙江文化锐气与勇气似乎略逊，但智慧和巧干则胜于彼，历史上无敌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乃至近代的浙商等等无不诠释了这一点。浙江人不人云亦云，然而他不像湖南人那样硬干，而是在社会中寻觅以智决胜的机会，以实实在在的毅力和机巧的手段去实现目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湖南文化的精神。‘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这是浙江文化的特质。”我向尹晓静致以崇高的敬意，尹晓静说：“这是我老公写的。”她的老公就是卢敦基。

再识卢敦基是2012年的某日。其时正在筹备拍摄纪录片《南宋》，我的导师，《南宋》的创作指导，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影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各大影视剧奖评委路海波先生电话里告诉我说：“我正在读一本《汉书人物故事》，写得非常好，作者是你们浙江的，叫卢敦基，你是否可以去向他求教。”

其实早就认识卢敦基：金庸的博士研究生；“浙江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重要研究者和提炼者”；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此是后来。

得益同事尹晓静之便，我和卢敦基便有了几回“鸿雁传书”，当然，主要是卢敦基先生赠送我他的大作，如《永康旧景：渐去渐远的背景》《人龙文虎——陈亮传》《好书总会复活》。

《好书总会复活》是作者的阅读札记，此中很多好书恰是因为卢敦基的读后感而在我的心里“复活”了。有些是未读的，有些是读后“无感”的，还有些是我如果不读《好书总会复活》的话是永远不会去读的。

我在撰写《南宋》第六集《伟大发明》时涉及到沈括，但苦于找不到生趣的地方，不过尔尔。后来读到卢敦基《科学全才——评〈沈括传〉》一文，记述沈括的“惧内”，煞是生趣：沈括的后妻张氏，非常“汉子”，她把沈括和前妻的儿子赶出家门，并且还不让沈括接济儿子，可见沈括生性中懦弱的一面。很后悔没有早一点读到此文，此趣闻即便不能用在《南宋》沈括身上，也可以为宋代妇女地位之独立佐一个偏证。

对于余秋雨的钦佩幸与卢先生大同，也对许多朋友聊及余秋雨。但一处不及卢敦基先生格局，即对于余秋雨“对立面”的不屑。我总以为，当今如余秋雨这样能把中国文化写得如此出神入化，如此深入浅出，如此抽丝剥茧的，无他。因此，对他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一直不屑一顾。卢敦基在文中说道：“如果说谈谈文化还不是一件很丢份儿的事，那么，你可曾见过有多少作家、学者能让文化如此深入人心？有一个恶毒的笑话把《文化苦旅》与避孕套、口红放在一起，而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余秋雨的能耐。看一点余秋雨，知道一点历史文化，总比完全不知为好吧。至于真有文化水平的，不看余秋雨，也用不着特别炫耀。”说得真好。然后笔锋一转：指出余秋雨文中的一些常识性错误，如“《岳阳楼记》写作于岳阳楼（实不在岳阳楼）”，确实有大不该的；进而笔锋又一转：“其实，金文明这样的书（金文明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以前是出不来的。为何？以前编辑水平高，有许许多多这类的错误，早被编辑扼杀于摇篮之中”；接着又宕开一笔：“如今科学水平普遍提升，相应语文程度必然下降，否则社会怎能和谐发展？……据说今天的中文系学生不易找到工作了，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上不再需要改字先生，错就让它错去，一般不会像贪污腐败那样会亡党亡国，没事啦。当然，话又说回来，今天中文系的学生，改起字来也没有过去可靠了”。

《寻找失落的历史》一章是《山西抗战口述史》的读后。首先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有目的，大概是不会去阅读此书的。此书在大量记述日本人在占领山西期间的种种暴行之后，也有几处不那么“一致”的口述：一个过城门的中国年轻人因为着急，鞠躬时没有达到90度，被一个日本哨兵训斥，这个中国人竟然和日本哨兵争吵并且扭打起来，而且，另一个日本哨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八格牙路”，只在一边看热闹，更有甚者，许多中国人在一旁起哄……这当然不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开脱。卢先生在发现了几处有趣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了“立体描述历史”的感慨。我想这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常态，这是一个有视野的人的格局。而一个真正从事纪录片的人，“立体描述”尤为重要，这既是真实性的要求，也是可看性的要求。遗憾的是，“这种面目几乎早为我们所遗忘，多种规范的教科书和文艺作品更为这种遗忘加速，而我们就长期生活在那样的文化中。”这样的“文化”是可悲的。

《南宋》之后真的还有“中国”——《中国村落》。本人正在为下一部纪录片《中国村落》落下“相思病”。一村一集或三村两集，显然是简单易行却很愚蠢，由中国的村落建设村落文化中提炼出不同的题目，固然是上策，但寻找到更多不同的影像和故事是一大难事。其中有这样一集的思考：离开故乡的人们还有没有心中的村落？肯定有，如“叶落归根”的意识，如“老乡见老乡”的意识，如远在海外的“家乡崇拜”的意识等，都表明中国人心里深深的乡愁意识。读到《不死的中国人》一文，我兴奋地为此题目找到一个十分有趣而有意味的例证：一个意大利律师很认真地问一个中国人“……是真的吗？中国人永远不死？”因为，“仔细想想，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葬礼……”这当然是一种“彩色”的幽默。而中国人在意大利“不死”的原因是：一、大多中国人是近三十年去的意大利，去时很年轻，还不到死的时候；二、中国人低头做事，埋头赚钱，和当地人很少接触，即便有葬礼，意大利人也看不到；三、如果有人觉得身体不行了，多半会回到中国养老，很少有在那边举行葬礼的。这第三，不正是《中国村落》之“乡情”一集中极好的情节吗？

再说一句题外话，《赞誊写者》一文的典故，我也是从卢敦基《无组织的组织者》一文中读来的。

其实，我和卢敦基先生至今未曾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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