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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机遇和骗子的回国旅程

2016-12-17陈光易萱

看天下 2016年33期
关键词:海归回国留学生

陈光+易萱

跟网上的照片相比,肖振祥瘦了很多。这位北京朝阳区海外学人中心主任最近一直很忙,在接待室接受本刊采访时,连午饭都没吃。接待室的桌子上,放着最新一期的《留学》杂志,封面写着“来朝阳创业的N个理由”。

确实有很多留学生想到朝阳来。从8月底开始,肖振祥就忙着筹备今年“凤凰计划”的评选工作。这是朝阳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今年我们有一千多个项目”,肖振祥说,而在2013年,这类项目仅一百个左右。三年里,增加了十倍。

教育部和发改委也各有一组数据。教育部说,到2015年归国留学生占出国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是中国打开自费出国留学大门后从未有过的情况。发改委的数据则显示,单是2012-2014这三年,回国的留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之前30 年总和。

当年为了吸引留学人才回国,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员,都想尽办法,也收效甚微。现在,天平重新倾斜。那些留学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在海外有了家庭和孩子的人,都下定决心要回来了——正如他们当初下定决心留在国外一样。

海归骗子

8月18日早晨七点,肖振祥就起床了。他只睡了三个小时,“我今天状态特别差,因为有一个报告要写,所以一直到凌晨四点”。

他最近一直很忙,“凤凰计划”启动了,开会、见留学生、筛选项目。这个计划需要在海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留学生,一旦条件审核通过,可以给他们提供10万到50万元的创业资助。

8月19日下午五点,罗璇刚回到在北京的办公地。过去七天,他先后在纽约和拉斯维加斯参加国际服装及面料展览会,这是北美洲最重要的服装市场信息发布和订货中心。武汉人罗璇是位80后留学生创业者。2014年底,他回国创办了以男性染色体符号命名的跨境电商XY,做起针对年轻都市男性的生意。

当时在朋友推荐下,罗璇申请了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为重点的武汉东湖高新区“3551光谷人才计划”。光是初步筛选,就用了两个月,之后又是参加由八位专家评委组成的答辩团,这才最终通过。加入这个计划,意味着他可以在当地留学生创业园免租办公,并收获一笔一百万的启动资金,这对创业者来说太重要了。但这笔经费将分三年落实,期间,工作人员会还会定期审核企业成长状况,再根据进展决定是否下发经费。

“因为去骗钱的人也很多,所以他们很谨慎”,罗璇说,这是用来防江湖上流窜的“海归骗子”,“很多人拿了钱之后第二年就没有干(创业)这个事情了”。

伴随着回国人数的增多,鱼虾混杂、泥沙俱下。圈子里,罗璇听过一些这样的案例,一个极端的是江苏某市一个回国留学生,用创业计划书拿了当地政府一千万元资助后跑路。“国家刚开始做的时候特别松,(遇到骗钱事件)后卡得很紧。”

天津市政协委员胥家宏就认识这样一些海归。在2007年的天津市政协会议上,他就曾提到,有一些海归获得政府扶持资金后,并不热心于项目本身,而是购买私家房产、置地或挪作其他用途。“他们打着‘掌握国外专利项目回国立项的幌子,骗钱谋私,造成政府专项扶持资金的流失,使得那些真正需要资金扶持的项目得不到政府拨款,只得被迫下马。”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也向本刊介绍,由于政府给海归创业的扶持力度比本土创业者更大,中央有时将大数目的专项资金拨给地方,会有一些海归利用政府监管漏洞拿着创业方案去各地骗钱。“政府的人手有限,监管也有限。它跟踪一个项目是很难的,就是先轰轰烈烈地给钱,后面怎么实施?怎么评估?怎么修正?政府有它的问题,所以就有人骗。”

这类事情发生得多了,各地也开始加进了对留学生项目的审核工作。现在肖振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这个,据他介绍,凤凰计划”对申请者的筛选非常严格。评审团中既有政府产业部门的专家、市场科研领域的学者,还有具有实战经验的成熟企业家,及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的专家。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评估过程中。

省长特批

罗璇并非毕业后就回国的。

拿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媒体管理硕士后,罗璇在2011年加入了谷歌纽约总部,负责奢侈品及电商大客户广告销售等方面的工作。工作中,罗璇发现美国男装消费增长迅速,特别是在网络购物领域。2013年底到2014年初,他在国外经常看到中国创业热的报道,很多天使投资人、企业家也跑到美国去做宣讲。在美国待了七年后,罗璇终于做了个决定,回国创业。

“到海外去留学的,大家走的路径都是这样子,先读书拿学位,毕业了找工作,工作了以后再买房买车,然后安家定下来了。”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的创办者兼董事长尤伟顺说。他1990年到美国,之后又开始做留学生回国的工作,到现在已经26年了,“基本上可以说95%以上的人都是走这条路”。

2000年11月2日,首届“北美留交会”在华盛顿开幕。此前数月,尤伟顺一直忙着给国内各省省长发邀请,希望各省能派代表团赴美参加人才交流会。

最终有七个省派了代表团参会,福建省就是其中之一。“福建代表团由三个厅长带队,这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亲自批的。”尤伟顺向本刊回忆。

福建代表团在参会前就开始了人才动员工作,目标之一是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生理及生物物理系的陈以旺博士。他从1998年起致力于心血管新药和基因产品的研发,参与研发的治疗过敏专利药品畅销美国市场。当时陈以旺在美国已有七项专利。

此次赴美前,福建方面已经和陈以旺有过几次沟通,但陈一直在犹豫。尤伟顺记得,这一次,整个福建代表团14个人,包括三个正厅级官员和多位开发区创业园主任,一齐跑到陈以旺家里做他的工作,最后终于说服了陈以旺,邀请他担任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的职务。

但又遇到一个问题:陈以旺已经入了美国国籍,当时法律对外籍人士在公务系统任职有很大限制,尤其是福建医科大学属于正厅级单位。据尤伟顺介绍,为了让留学生人才在国内充分发挥价值,陈博士的副校长职务正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特批的。

自1978年中国再次开放留学大门后,如何吸引留学生回国就是政府的一个大难题。1978年,在邓小平“要成千成万地派”留学生的指示下,约6000名留学生前往欧美各国进修。这批公费留学生虽然有着极高的回国率,却成为时代绝响。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这批精英大都留在海外。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4年底,留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占出国留学生总人数的75%,其中高层次人才外流率更高。据《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的中国博士比例为全球之最, 2002-2005年高达90.4%。

为了吸引留学生,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回国,中国政府想尽了办法。2001年年初,尤伟顺带了八个复旦的校友回中国,考察国内创业、就业环境,“大概一共访问了十来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都是主管海外招商、海外留学人员的副市长甚至副省长出来接待我们,”尤伟顺说,“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对海外留学人员这么欢迎。”

回到美国后,尤伟顺就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留学人员交流大会,邀请了很多中国开发园区主管人才、项目招商的官员参加。据尤伟顺介绍,当时这个活动还受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支持,“开会之前总领事、副总领事到我家来了好几次,问我需要帮什么忙”,大使还亲自出席了欢迎晚宴。

但当时效果并不理想。“2000年前后刚好是克林顿当总统,经济最好的时候,”尤伟顺说,“八九万、十来万年薪那是很多的,(换成人民币)那也是几十万。那时候中国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付不出几十万人民币。”

一直到2008年,情况才发生逆转。这一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欧美国家不但工作难找,很多企业纷纷裁员,“2008年金融危机后,海归就大量回来,回来得特别多,回来以后有些人创业成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说。

也是在这一年,中央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地方上也迅速跟进,北京开展了“凤凰计划”,上海实施“曙光计划”,深圳推出“孔雀计划”……“我们想中央提了上千名,我们作为区域来讲那就提上百名,”北京朝阳区海外学人中心主任肖振祥说,“当时恰巧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不好,正好政府欢迎他们回来,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所以大家就开始回来了。”

浮躁时代

罗璇在位于北京三元桥的一家公司大楼下站了很久,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业思路,“也想要不要做O2O,做母婴,或者做比较好拿钱的方向”。

那是2014年12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很好,他的心情很糟糕。公司资金遇到困难,他和伙伴在北京不断找钱。他们曾经和三元桥这家公司的投资经理聊过,对方觉得也不错,把他们介绍给公司老板,罗璇抱着很大希望去跟老板谈,没想到整个谈话仅用了不到五分钟,不管罗璇怎么解释,老板的回应都是“这个不可能”。

罗璇是个慢热的人,采访当天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Polo衫。说话时经常看着手机或桌子,不太有目光接触,话也不多。与向听众展开演说,来一场“大忽悠”的人相比,他是那种打开产品页面,做具体介绍的创业者。这种实干精神也许在美国很适用,但回国后,罗璇发现很多时候是概念走在前面。

就在罗璇回来的2014年,政府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开始大力推动社会创业。“各地政府园区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中国整体创业氛围都比较浓厚”,苗绿说,海归更是如此。他曾多次和风险投资人接触,发现他们很喜欢投海归,尤其是能够和本土嫁接的项目,“中国的人口红利太大,市场太大,稍微有一个新的创新就能够出来”。

在风险投资面前,政府的资金显得有点尴尬。“像北上广深给你许诺的条件不多,真正有大笔资金扶持的不多,多是给你一点小的资金扶持,或者给你一些贷款贴息。”尤伟顺说。

而且,蜂拥回国的海归,遇上求才若渴的地方政府,难免出现前面所说的海归骗子,这又让政府对创业者的支持打了一些折扣。而那些一线城市,市场发达,机会多,不用特别吸引,留学人员都会来。真正对留学生仍有很大需求的,是二三线城市,尤伟顺说,“他们有上面的压力,要把人才引过来,有指标,有任务的”,于是经常会开出很优厚的条件。

“承诺很多,最多的三百万、五百万都有”,尤伟顺也听到过一些案例,实际上,这些城市在财力方面不具备这个条件,等留学生落户这些城市,开始问政府要承诺的三五百万时,“那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兑现了,或者是很长时间拿到一点,没有全部拿到。”

拿投资,还得靠市场,风险投资人大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创业者也因此蜂拥而至。罗璇和创业伙伴商量后,把公司从武汉搬到了北京,之后,开始频繁见投资人。

据他估计,他至少见了二三十家投资人。当时正值中国资本市场的火爆时期,他们每天都能看到别的公司拿到投资的消息,“谁谁又拿了多少钱,谁A轮还没有结束,B轮都已经签完了”,罗璇说,但他们的融资却很困难。

“当时大家都希望再投出个BAT或者滴滴这样大的项目,国内需要更Sexy(性感)的概念,”罗璇说,2014、2015两年,是中国投资、创业非常浮躁的一段时期,自己和创业伙伴也一度动过心思,要不要换一个容易点的创业方向。但思前想后,他们觉得,“我不是做个宇宙飞船,我就是做一个电商,电商就是货更好,内容更好,效益更高,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中的市场,就是一个商业本身”。

未来会更好吗?

今年,罗璇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曾经找过一位业内很有名的大佬寻求资金支持,结果遭到拒绝。有一天,这位大佬忽然通过罗璇的朋友打听其公司情况,他有点后悔错过罗璇公司A轮融资的机会,询问罗璇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可以承认错误?”

在罗璇看来,这也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风起云涌,随时在发生变化,随时有项目倒掉。它更像是一个冒险场和掘金之地,机会转瞬出现,又转瞬即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大时代,也刺激了中国留学局面发生从未有的大变局。

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其他用人单位,都明显感到,最近两年,海外留学生的比例在增加。2015年初,在美国学习工作近十年的李磊决定来到北京,担任今日头条科学家兼头条实验室总监的职务。他发现,今年公司来了不少毕业于伯克利统计系、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商学院的留学生实习,其中一位博士生还放弃了在微软研究院的高薪实习机会。李磊认为,相比美国,中国的公司会把留学生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上去锻炼。就工作前景而言,在国内留学生们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一些。

刘自鸿也是被这种潜藏的机会吸引回国的。2012年他带着近30项已申请或授权的专利,在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同步创业柔宇科技。创业初期,刘自鸿一度也有过迷茫,有一段时间在硅谷朋友家客厅的地板上打地铺,客厅只有十多平米,他要把脚伸到桌子底下才能平躺。夜深人静时,他会暗想:“其实在纽约工作时,我应该已算中产阶级,但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的生活来睡地板?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他还是坚持下来,并且带着项目也回了中国——条件更差——刘自鸿和团队经常在深圳留学生创业大厦不足百平方米的房间内工作16个小时,白天处理国内事务,晚上与硅谷的技术研发中心沟通。虽然疲惫,但他还是相信自己“在最好的时机回国,在最合适的市场做有价值的事情,肯定是正确的”。

中日混血的薦田一鹏是位非典型留学生,由于母亲是中国人,一鹏从读书到工作经常往返于中日两国。2007年,在加拿大读完本科市场营销专业后,一鹏在一家美国公司的东京分站工作。2013年,一鹏决定回中国创业,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试图打造一种城市农业的生活方式。

“我必须得在中国开始,”一鹏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因为成本低。在日本也许能做得更好更精致的东西,但是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市场还是最大的,我们和竞争对手都分不完。”

但这些兴冲冲而来的留学生,有时也会意识到,当下的中国和印象里的已经不一样了。比如罗璇所感受到的,国内更喜欢玩“概念”,有时髦的概念就能拿到投资,反而那些扎实干事的人可能会遇冷。

“有时候文化上会有一些冲击,尤其那些在国外待的时间长的人,确实回来以后处事方法和看事的方法跟国内不太一样,”肖振祥说,“另外,国内市场环境跟国外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有的时候反过来,国内现在发展变化非常非常快,很多地方已经超过了欧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这时候他们做事情也有一些不适应。”

最后这一点,李磊有着切身感受。他和妻子都回到了国内,回国后, 妻子的工作要求她从早上十点忙到晚上十一二点,两人一度每周工作六天。国内的空气质量也让人发愁。有时候,两个人会想起在美国的生活,工作相对轻松,过得很安逸的那些日子。在中国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这种生活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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