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阳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论近代波兰犹太人的职业构成及演变

赵 阳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近代波兰犹太人职业构成有非农性和广泛性两个特点。因国内外的社会变迁、犹太人某些独特的精神观念和职业自我限定等因素，犹太商人的数量持续增加；从事酒类饮料生产和贸易的犹太人明显增多；犹太人从事的职业有所减少；犹太人与非犹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互补。

犹太人；近代波兰；职业构成；演变

纵观从中世纪至今的犹太人历史，近代的波兰犹太人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探讨这一时期波兰犹太人的职业构成、演变及原因等具体问题，对于系统研究近代波兰犹太人的经济活动，深入理解波兰为什么成为当时世界犹太人的“避风港”，进而全面了解19世纪前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犹太族群的生存状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波兰犹太人在近代初期的职业构成特点

在以瑟利斯等犹太律法编撰家的著作中，经常提到波兰犹太人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和他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职业。通过对迈尔·S·勒的《从以瑟利斯的著作中反映的16世纪波兰犹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社区生活》一书中相关描述的整理，可以看出，在16世纪波兰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有四大类几十种之多：第一类是商人阶级(the Commerical Class)，包括承租者、酒类贸易商、盐商、出版商、木材商、家畜经销商、日用百货商人、借贷业者、典当业者、商业代理人和商品会展商等；第二类是手工业者(Nanual Workers)，包括金银匠、裁缝、印刷者、面包师、厨师、皮衣制造者、布料生产者、铸币工、装订者等；第三类是有产阶级(Propertied Class)，包括房屋出租，房屋抵押等；第四类是专职人员(the Professional Class)，如律师、法官、外科医生、战争辅助人员等。

这一时期波兰犹太人的职业构成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犹太人从事职业的非农性。绝大多数犹太人是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或是手工业者，没有或极少有以农业生产为职业的。客观原因是当时的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是“永恒的外邦人”，因此难以在居住国家获得土地这个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主观原因则是犹太人自己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当然，在这个主观原因中仍然有很多客观因素，如犹太人的流浪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采取固定于某一地的生产方式，这也许是历史上极少有犹太人以农业为职业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犹太人从事商贸及手工职业的广泛性。波兰犹太人可以涉足与商业活动有关的几乎全部行业，而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那样受到职业上的限制，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职业。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与波兰犹太人的分布特点密切相关。波兰犹太人的人口分布有向东部和城镇集中的明显趋势。犹太人多数集中在波兰国家的东部地区，这与当时西欧的普遍排犹、十字军东征对犹太人的迫害、波兰及其周围的斯拉夫国家对犹太人的吸引等因素有关。在全部波兰犹太人中，44％生活在东面(鲁塞尼亚-乌克兰，Ruthenia-Ukraine),27％在东北（立陶宛-白俄罗斯，Lithuania-Belarus),17％生活在中部地带（小波兰，Malopolska),只有12％居住在西部（大波兰，Wiellkloplska,)[1]。波兰共和国70％多的犹太人不仅集中在这个国家的东半部，而且还主要居住在城镇中，这与犹太人作为“外来人”而无法占有大量土地的客观因素有关，更与犹太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和职业习惯（如歧视农业而精于商业）等主观因素有关。在波兰的城镇生活中，无论是皇家城镇还是私人城镇，犹太人都是那里的主体[1](29)。波兰在这一时期还没有从原始的农业经济中解放出来，社会上只存在两种阶级：土地的所有者和土地的耕种者。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贵族，在波兰是被禁止或不屑于从事商业活动的，波兰贵族把他们的时间和财富都花费在吃喝享乐上了，他们把这个国家的贸易和商业机会留给了犹太人[2]。而占波兰人口八成以上的土地耕种者，则基本上都没有经商习惯或经商能力。因此，波兰国内的商业极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极其薄弱，基本没有商业和贸易活动，此时的波兰语中都很难找到一个与商业相关的词语[3]。波兰当时的这种经济状况为移民来的犹太人提供了生存和展现商业才能的广阔空间。犹太人的到来恰好全面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二是当时波兰国家对犹政策环境所致。经济因素的考虑是波兰政府对犹太移民采取开放式、鼓励式政策的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从13世纪中叶开始，波兰统治者就意识到了犹太移民对波兰经济发展的作用，开始有意识地吸引那些在西欧受到迫害而又擅长经济活动的犹太人。首先是鲍莱斯瓦夫统治时期（1247—1279），他颁布了包括37条内容的鲍莱斯瓦夫宪章，阐述了在他统治下的波兰犹太人的特权。例如，规定了犹太债主和基督借债人的平等权利；保证犹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禁止骚扰犹太商人；禁止强迫犹太商人支付高于基督徒的关税；禁止基督徒在路上骚扰犹太商人；禁止强迫犹太人履行多于基督徒的义务等[4]。该宪章是以后波兰政府对犹政策的基础，其后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添加和删减。伟大的卡齐米日时期（1346-1370），又规定了犹太人可以在全国自由活动的权利；在城市、镇、村居住的权利；租用和抵押贵族庄园的权利；以固定的税率从事借贷业的权利等。到卡齐米日四世时期（1447-1492），在他的新宪章中甚至宣告：“我们渴望像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和皇家宝库那样保护犹太人，使犹太人在我们的统治下感到舒适。”[4](51)由此可见，波兰国家总体来说对犹太人采取了欢迎和宽容的政策，对犹太人没有或少有极端的迫害和职业歧视。波兰犹太人与其他国家犹太人相比，享受着令人妒忌的自由——在保障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几乎可以从事所有的经济活动。而在其他国家，犹太人被严格地限制在小额贸易和借贷业，而且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往往得不到保障。

三是反映了波兰犹太人的生存需要。虽然波兰犹太人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比先前的犹太人居住中心的生活境况要好得多，但这并不能代表犹太人在近代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民族，至少在16世纪上半叶并非如此。这个时期的波兰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水平在各个方面并不都是让人满意的，虽然有一些犹太商人积累了财富，而且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是在努力地维持难以维持的生计[2](97)。在生存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许多底层犹太人对职业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往往是遇到什么机会都要抓住，先生存下来再说。于是，在职业结构上就显得有些杂乱和琐碎。

二、波兰犹太人在17-18世纪的职业演变

波兰犹太人的职业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波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犹太人的职业结构也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可以从纳税人名单中找到证据。如一个人在一个名单中是手工业者，而在另一个清单上就可能是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以流动性和随机性为特点，手工业者可以贩卖他们所生产的货物；拉比和其他宗教人员也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甚至承租者也可能会从事进口纺织品的商业活动[1](53)。但是，这类职业变化基本是属于自发的、个体的范畴，是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不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意义。需要格外关注的是：在17-18世纪，由于波兰国内外经济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使波兰犹太人的职业构成与16世纪相比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变化。

第一，犹太商人的数量持续增加。16世纪中叶就有大量的波兰犹太人在从事商业活动，到17世纪、18世纪，犹太人在波兰商业中的比重更是不断增加[5]。如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的资料中提到的热舒夫（Rzeszow）地区，473位商人中有412位是犹太人；普泽麦斯（Przemysl）地区的137位商人中有111位是犹太人；在普泽麦斯-桑努克（Przemysl-Sanok）地区的18个较大城镇中，976位商人中有745位是犹太人。拉若斯拉夫（Laroslav）的一位基督徒市民这样说道：“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位是基督徒商人，犹太人控制着所有的贸易”[1](33)。说犹太人控制了所有贸易有点过了，但说犹太人已经控制着波兰大部分的商贸活动则是恰如其分的。

第二，从事酒类饮料生产和贸易的犹太人明显增多。18世纪60年代，有55％的乡村犹太人和25％的城镇犹太人从事着酒类饮料的生产和销售，到18世纪末，在农村大约有80％的犹太人从事的是和酒类饮料贸易有关的职业。当然，在16世纪就有犹太人从事这方面活动，但该职业在当时波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犹太人参与的规模与程度，是不能与后来，尤其是与18世纪的情形相比的。

第三，犹太人从事的职业有所减少。到18世纪下半叶，城镇中犹太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比例几乎是相同的，同时犹太人从事手工业的人数随着18世纪犹太人数量的增多而增加，但波兰犹太人所能从事的职业比16世纪来说明显减少了。过去他们可以是布商、缝纫用品商、裁缝、衣帽制造商、毛皮制造商，也可以是金匠、珠宝商、屠夫、面包师等。而在后来，其中大多数犹太手工业行会发现他们从事的手工业几乎都与纺织业和皮毛业相关[1](53)。这一方面说明几百年来基督市民的经济实力和活动范围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开始逐步挤占了过去由犹太人从事的职业；另一方面也跟犹太社区对其成员的自我限制有关。

第四，犹太人与非犹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互补。18世纪下半叶，犹太人与市民在手工业上出现互补的情形尽管尚不普遍，但也已经初露端倪。如18世纪晚期的奥帕图瓦（Opatow），所有的鞍匠和鞋匠都是基督徒，而所有的鞋帽制造者和银匠都是犹太人；所有的铁匠和修桶工人都是基督徒，但所有的缝纫用品商和裁缝是犹太人。在1765年的莱兹泽西（Leczyce），只有两名基督徒裁缝，但却有25名犹太人裁缝[1](55)。犹太社会与市民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互补等职业结构上的变化是社会进步所致，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欧洲率先兴起的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实践，广大基督市民的工商意识和经济活动范围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扩展。

三、波兰犹太人职业演变的主要原因

首先，国内外的社会变迁推动了犹太人职业结构的调整。从16世纪开始，欧洲在整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农业发展的二重性，易北河以西的西欧各国建立了自由的农民经济，促进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易北河以东的东欧各国，贵族利用农民的无偿劳动，建立了劳役制庄园经济，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再版农奴制”[6]。在此基础上，西欧的经济发展征服了东欧各国，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工，结果波兰成为西欧主要的谷物输出地之一[5](22)。到17世纪，波兰的谷物输出国地位又受到挑战，首先是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波兰一直进行着战争，人口大量减少引起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其次是同时期欧洲许多国家农业大发展，导致粮食价格不断下降。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英国的小麦成为波兰谷物的主要竞争者，波兰的粮食出口不断下降，从17世纪前半期每年平均为58000瓦什特，到17世纪后半期降到了每年32000瓦什特，18世纪初又下降到了10000瓦什特[6](132)。这些都明显反映了波兰农业的衰退。波兰犹太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实现了对谷物使用功能的转变，把不能出口的谷物用来生产酒类饮料。对这种现象，雅各布·格德堡（Jacob Goldberg）曾做出如下解释：首先啤酒和酒类饮料的价格要比谷物的价格升得快；其次，酒类饮料的市场销售要比出口谷物更为容易和快速；最后，这个时期酒类饮料的需求加大。犹太人的这种转变谷物使用功能的方法大幅度增加了庄园主的收入。在小波兰的特定的王室庄园，酒类的销售占全部利润的比重从1664年的6％增加到1764年的33.3％，再到1789年的40％。1800年约瑟夫·恰尔托雷斯基（Jozef Czartoryski）这样描述他的酿酒厂：“造币厂每年都生产大量的钱币，而我们却能将谷物变成钱币”[1](36-37)。由于酒类饮料的生产和销售有助于使当时波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农业的衰退，而且在为波兰大贵族创造财富的同时，犹太人也可以取得更多的利润，一向对经济环境和商业信息有天然敏感性的犹太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从事酒类饮料生产和销售的犹太人有了明显增加。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有一部分犹太人要从过去的某些职业中退出：或者是因为利润太低，或者是因为市民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

其次，犹太人某些独特的精神观念也对职业结构的调整有重要影响。中世纪就已经流行的自我剥夺（核心精神是抵制单纯和极端的物欲）思想曾广泛体现在中世纪的伦理作品中，号召人们将其一生奉献给虔诚的自我剥夺，追求从物质世界中摆脱出来的意境，这种思想在当时已经被广泛接受[1](48)。在16世纪及以后的波兰，犹太社区的领导者支持并证明它是正确的，这就使他们并不把追求纯粹经济利益当作社会生活的全部。此外，随着波兰哈西德运动的发展，犹太人的经济观念发生变化，其对现实贫穷不加抱怨、对不良处境泰然处之、对陌生领域敢于进取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使得犹太人尽管面对各种限制，其从事经济活动的领域仍然很广阔且前途光明。如1772年，俄国吞并了紧靠波兰白俄罗斯的地区，并在1783年颁布了针对这个地区内的酒类饮料的生产和销售限制。这项法令使波兰白俄罗斯的犹太人在双方贸易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于是该地区的犹太人写信给他们的拉比谴责这项法令，该拉比在回复中充分显现了哈西德主义对这类事件的影响：“当我看到你在信中责备国王或他的使者摧毁了你们的旅馆所表达出来的失望情绪后，我感到十分焦虑，……贫穷和富裕并不取决于人的职业，信奉上帝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来源。就像名言中所说的那样：‘你所信奉的上帝会祝福你所从事的所有的职业。’一个人必须相信上帝，他是所有原因的原因，如果你不能从事这个职业，你就从事另一个职业。以我的观点，就算政府的法令被废除，允许你继续从事酒类饮料的职业，你也要尽可能的远离这个行业，因为它是被诅咒的，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祝福。在我所生活的波多里亚(Podolia)省的许多犹太社区中这个职业是完全禁止的，但通常的结果是当他们从事另一种职业或商业活动时，他们的财富增加的更快了。上帝保佑他们所从事的一切职业，这个国家充满了金钱”[1](49)。

再次，犹太人有一定的职业自我限定倾向。犹太人在自我限制职业时有减少冲突与保障安全方面的现实考虑。如因为酒类饮料的盈利太大，犹太人在这方面的垄断引起市民和部分小贵族的不满，社区领导者为了避免因此引来灾祸，曾下令禁止犹太人从事与酒类饮料相关的职业，18世纪末有些犹太人被从农庄生产和酒类贸易中驱逐出去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犹太社区通过法规对金银匠等某些手工业的特定行为的自我约束也是生存安全方面原因所致。如在犹太社区的法规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关于银匠所没料到的危险，因此我们规定所有的银匠都应该发誓，不得接受任何从小孩、妇女或20岁以下的年轻人那里来的东西，也不能从有怀疑的人群中买东西，他们有责任将这些上报给社区的帕那斯，一旦他们违反规定，他们将会支付总数为50达克特的罚款来充当慈善事业”[2](100)。还有犹太人向非犹太人借贷、投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一起旅行等行为都曾被屡次禁止，因为这些禁止性的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犹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尽管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

[1]Gershon David Hunder.Jews in Poland-Lithuan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Genealogy of Modernity[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25.

[2]Rev.Myer S.Lew.The Jews in Poland Their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Communal Lif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s Reflected in the Works of Rabbi Moses Isserles[M].London:Edward Goldston,1944:115.

[3]Harry M Rabinowicz.The Legacy of Polish Jewry. A History of Polish Jews in the Inter—War Years 1919—1939[M].New York:Thomas Yoseloff,Publishers,1965:18.

[4]Simon Dubnow.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the Present Day[M]. New York:Ktav Publishing House,Inc,1975:45-47.

[5]Chimen Abramsky,Maciej Jachimczyk,Antony Polonsky.The Jews in Poland[M].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6:57.

[6]刘祖熙.波兰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80.

（责任编辑 郑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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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8254（2016）06-0042-04

2016-09-02

赵阳(1983—)，男，史学博士，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从事西欧中世纪史、犹太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