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焱

坐在我对面的马丁·克里德，令人惊讶地，并没有顶一头他在上海乔空间个展海报照片上的炫酷“爆炸”头。灰白短发，穿件貌似不甚合身实则老派时髦的西装，笑容灿烂，看起来好像和国外报道中那个作品冷峭奇绝到令英国观众也怒扔鸡蛋的前卫人设有点小错位。

“你的头发呢？”

“我一个月前剪掉了，因为突然很讨厌长头发的自己。剪掉又后悔了，还是喜欢原来的样子。我留了很多年长发，这是我第一次剪短。这个改变的唯一好处是让我意识到自己多么热爱长发。”

在我掏出录音笔之前，马丁·克里德（Matin Creed）已经把他自己的小录音器（Audio Recorder）放桌上，等待采访开始。他向我介绍这是电影人常用的一种录音工具，长处是捕捉现场音，比普通录音笔的收音效果更好一些。日常所有的采访，和朋友的大多数聊天，他都习惯录下来。“谈话也是一种作品。有时候灵感就是从谈话中涌现出来的，我得录下它们，否则就像绘画没有纸笔一样。我觉得词语是我创作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主体，就像那些霓虹灯装置，实际上都是通过词语来进行沟通的载体。”

尚未剪掉一头“爆炸”式长发的英国艺术家马丁·克里德

展示在上海西岸乔空间门口的《编号2756：理解》，是马丁·克里德以他知名作品《UNDERSTANDING》制作的中文版本。这位英国明星艺术家的中国个展将持续到明年2月。之前他的那件英文巨型霓虹装置《No·2630：UNDERSTANDING》是安放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桥公园，而在空间和语言都转换完成后，“UNDERSTANDING”这个词在中文里的多重释义也同时呈现：理解、谅解、认识、默契。

对语词的这种敏感和迷恋，已经成为马丁·克里德的辨识度之一。他告诉我，在录音机外他还有两个为文字而备的秘密工具。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随身携带一种Moleskine的小本子，即时记录自己看到的有趣词语或者好玩想法。他通常两周多就能写完一本，然后贴上日期标签保存起来，目前已经收了好几抽屉。另外就是手机：“我经常半夜醒来，脑子里会冒出一些词语片段。有时也不光只是词语，还有节奏，那我就随时用手机里的语音本（Voice Note）录下来。”

克里德的作品极简，但并不概念学术，泰特美术馆的前任馆长曾评价他“简单而抒情”。他有几件著名的作品，听起来匪夷所思，放在日常环境里，却往往给人最直接的打动。

上世纪90年代，他还没有出名，因为缺钱，总是尽可能用最节省的材料在最小的空间里完成作品。有一天，他把一张A4纸攥成了一个纸团，作品名字就是《揉成球的一张A4纸》。

1999年，他和前女友分手，沮丧中听了很多安慰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是其中人们重复最多的。于是他把这句话做成了霓虹灯装置——《EVERY THING IS GOING TO BE ALL RIGHT》，从1999年到现在，这句令人感到慰藉的空话已经闪烁在世界多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上，比如纽约时代广场、温哥华中国城、苏格兰国家现代艺术美术馆，成为永久装置。

上海乔空间马丁·克里德个展作品《作品编号1819》

2000年，在一个空房间里，克里德让里面一盏灯每隔5秒一开一关，如此不断自动循环直至展览结束。他回忆说，当时实在是因为没有足够自信可以找到一件作品放进这个房间，正好房间里有盏灯，他想，那我就让它一开一关吧，“会有某些东西发生的”。2001年，他因为这件《227号作品：这些灯会忽明忽灭》获了英国当代视觉艺术大奖——“特纳奖”（Turner Prize），也成了这个最具争议奖项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获奖者。一位名叫雅克利纳·克罗夫顿（Jacqueline Crofton）的艺术家，甚至向忽明忽灭的房间的墙上扔了一个鸡蛋以示抗议。英国一篇报道说，克里德因为这件事也很受伤。“我不停地在两个极端中间徘徊：我的作品是团屎，我的作品非常伟大。”

成名后，2008年他获邀进入当代艺术家几乎人人向往的伦敦泰特美术馆涡轮大厅做展。和之前那些名人都带去巨型装置不同，他差不多是空手而去，所做的只是每隔30秒就安排一位运动员猛跑经过，把习惯静默的美术馆“改装”成了大变活人的背景板。这就是他的《850号作品：奔跑者》。

克里德每一件作品几乎都遭到质疑：如此简单直白，到底算不算艺术？获特纳奖时，他33岁。他说，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自由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作品而不再逢迎他人。他获奖后完成的头两件作品，都是霓虹灯装置：《Babies》和《Shit》。望文生义，既有《宝贝》一样的甜蜜，又想对着一团《屎》大喊“去他的”……多少都可以看出他当时直观又复杂的心理。

克里德1968年生于英国维克菲尔德（Wake-field），家庭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父亲是个银匠，在他3岁时，全家因为父亲工作变动而移居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他在那里长大，有人认为后来在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冷俏的幽默以及不动声色的温情，都有苏格兰人性格底色。克里德1986年考入伦敦大学学院的斯莱德艺术学院（Slade School），那是英国最好的艺术院校之一。进校第二年，他已经显得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决定将自己的全部作品用数字编号命名，这个数字“工程”到今天仍在不断累加。

当克里德开始后来知名的霓虹灯创作时，他当然清楚自己并非独一无二。美国艺术家布鲁斯·瑙曼（Bruce Nanman）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用霓虹灯符号进行观念创作了。但瑙曼比较偏爱文字游戏实验。比如他将None Sing（无人唱歌）的字母改换一下顺序，变成Neon Sign（霓虹灯标记），再用霓虹灯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文字游戏探索的更多是艺术形式和符号意义的关系，相比之下，克里德的作品简单而直接，词语就是词语本身，意义有时通过文字和环境的互文来显现，或者剥除意义。“我的出发点是情绪。”克里德这样说。他也宣称过，自己创造作品并不是对概念艺术的学术探究，而是“想要去交流并说‘你好”。他后期的墙画作品，简单而有秩序地重复不同颜色和形态的事物，比如直线、半圆、菱形，让人感受到艺术家在幽默之下隐藏的焦虑感。在采访中，他不断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湿纸巾来擦拭双手，显然，那并非出于清洁的需要。他有一件在某著名画廊展示的作品，是以自己日常用过的无数纸巾堆成。

在上海乔空间的“马丁·克里德”现场，除了油画、霓虹灯、装置、墙面绘画、雕塑等形式，还有两件新作是艺术家2015年后的视听录像装置，《让他们进来》（Let Them In）和《边界控制》（Border Control），题材都和欧洲难民危机有关，由Telephone Records录制了他创作的单曲，配上他拍摄的视频。一个只想跟人说“你好”的艺术家，如何看待艺术和社会政治的关系？克里德说，和自己其他作品一样，这两件录像装置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含义。他向来讨厌“边界”这种东西，不喜欢被限定，所以欧洲难民危机之后，他经常想到关于国家边界的问题。“为什么要有那样一条线？”他认为国界的存在非常可笑，把这种看起来理性思考不多的情绪变成了上述作品。

多数艺术家都追求智识和思想者的身份，尤其是对于已经成名的人。但马丁·克里德反其道而行。他说，只有艺术这个领域可以让人做愚蠢又疯狂的事情，而这正是艺术有意思的地方。

（本文图片来自艺术家、Hauser&Wirth画廊和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