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选取2009—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在SITC30版本中1位数分类标准下第5—8类制成品的贸易数据，采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测算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对影响双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分析了GDP总量、人口规模、地理距离、贸易开放度、国家规模差异指数、国家接壤情况和区域经济组织这些因素后，除人口规模和国家接壤情况外，其他变量均对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深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内贸易，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扩大经济规模、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贸易的限制性条件、采取制定差异化策略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6）09-0049-05

[作者简介]蒋琼琼（1991-），女，汉族，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对外贸易空间拓展的研究”（项目编号：14YB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涉及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成为我国新时期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推进国内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引擎。

2013年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积极规划“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2015年我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量接近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5%。其中对越南、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的出口额都超过了100亿美元，对越南的出口额则高达660亿美元。然而，沿线国家数目众多，且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因此同中国制造业的双边贸易额也不尽相同，既有与越南、印度等贸易额高达几百亿美元的国家，也有与马其顿、阿塞拜疆贸易额只有几亿美元的国家。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与沿线各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提高其发展水平。

二、文献综述

国内已有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文献大多以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或某个区域为对象。周松兰（2005）通过比较中日韩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强调了中国应把握时机，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强中日韩的产业内合作。郑昭阳和周昕（2007）采用GL指数测算了东亚经济体1992—2005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表明以交通及通讯设备为主的产业内贸易成为了东亚地区主要的贸易方式，并认为产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是重要原因。沈国兵（2007）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衡量了中美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平衡状况。陈虹和杨成玉（2015）采用CGE模型模拟了不同自由贸易情境，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自由贸易区显著提高了各国的经贸发展水平。苏杭（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孟祺（2016）通过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总结中国与沿线各国加强制造业产业合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冯宗宪等（2016）对中国和中亚五国1996—2013年分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测算，得出工业品产业比初级品产业有着更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且经济规模差异、人均GDP、FDI、贸易开放和距离等因素对不同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有不同影响的结论。然而，现有研究中还没有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系统性分析。本文首先采用GL指数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其次建立改进的引力模型，对双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最后提出通过扩大经济规模、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贸易的限制性条件和实施差异化的制造业合作策略等对策建议来提高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

三、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

（一）GL指数

产业内贸易水平用于衡量贸易国在同一产业内相互进出口同一类产品的程度，即产业内贸易程度。本文选用目前世界上评价产业内贸易水平时使用最广泛的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rubel和Lioyd，1975），即G-L指数来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GL指数定义表达式为：

（二）研究维度及数据来源

“一带一路”战略因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而涉及的国家非常广泛，且惠及的国家还会不断增加。由于数据缺失等问题，出于统计方便性的考虑，按照已有文献惯常做法，剔除掉部分国家，选取沿线65个国家中的53个国家作为样本。因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时间区间选为2009—2015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进口和出口数据（Xicjt、Micjt）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为了实现数据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本文选取《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在SITC30版本1位数分类标准下第5～8类制成品的贸易数据。在这种分类标准下，所有商品被分为十大类，选用的第5—8类制成品的贸易数据。

由此，根据（2）式得出全部制成品的G-L指数的表达式：

（三）测度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及数据，本文测算出2009—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鉴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国数目较大，限于篇幅，仅列出中国与部分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数据（见表1）。

由表1可知，从纵向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即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别很大，从横向看，中国与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年份的G-L指数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G-L指数小于05的国家数量远远大于G-L指数大于05的国家数量，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高，尚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说，差异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以色列四个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从2009—2015年始终保持在05以上，体现出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二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十个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在2009—2015年在05左右有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中国与缅甸、越南、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六个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变；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和巴林这两个国家制造业G-L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表现为从产业内贸易逐渐转变为产业间贸易；中国与菲律宾和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都是先降低又升高，表现为从产业内贸易转为产业间贸易之后又转为产业内贸易。三是除了上述14个国家之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都处于05以下，即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其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印度、阿曼和柬埔寨等国的G-L指数都比较接近05，从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很大。而中国与土耳其、约旦、科威特、阿富汗和文莱等接近一半数量国家制造业的G-L指数基本上处在0左右，接近于完全产业间贸易。

三、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最早由Tinbergen（1962）引入经济分析中，是当前国际贸易流量实证研究中的基石。引力模型认为双边的贸易流量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二）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

其中，被解释变量Tcjt表示在t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值。解释变量GDPct、GDPjt分别表示中国和沿线各国在t时期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它们代表了中国和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总量，其数值越大，则双边贸易流量越大，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值则越大，因此预期其符号为正。解释变量discj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地理距离，其数值越大，意味着运输成本越高，则越不利于中国与沿线各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因此预期其符号为负。解释变量Pc、Pj分别表示中国和沿线各国的人口总量，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增加消费，提高贸易流量，另一方面也会深化产业内的国际经济分工，从而减少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流量，可见其符号具有不确定性。用sdicj表示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国家规模差异指数，其数值越大，两国间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流量越小，因此预期其符号为负。解释变量openessjt表示j国在t时期的贸易开放度，计算公式为：EXjt+IMjtGDPjt，这里的EXjt、IMjt分别表示j国在t时期的出口和进口总额，贸易开放度越高，中国与j国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可能越高，所以预期其符号为正。解释变量Tigcj是表示中国与沿线各国边界接壤情况的虚拟变量，这里采用的是海上接壤数据，有共同的边界取值1，没有共同边界取值0，距离越近的国家间运输成本越低，那么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可能越高，因此预期其符号为正。解释变量reocj表示中国与沿线各国是否在相同区域经济组织的变量，这里选取的区域经济组织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处在相同区域经济组织取值1，不在同一经济组织取值0，在相同区域经济组织的国家间进行贸易的限制条件较少，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量可能会较大，预期其符号为正。μ为随机误差项，代表未观察到的其他其他影响因素

其中，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美元）和人口（P，单位：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即j国的距离（dis，单位：千米）数据来自网站“wwwmacalesteredu”，中国与j国的边界接壤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j国在t时期的出口和进口总额（EXjt、IMjt）来自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区域经济一体化数据来自WTO官方网站。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2009—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面板数据，共371个样本，首先对使用混合回归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个体虚拟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很低，因此可以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并用稳健标准误予以修正，回归结果见表2。

从一次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c）、中国的人口（Pc）和两国的边界接壤变量（Tig）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各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也与预期一致。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高达915%，说明模型整体拟合较好。进一步采用“向后法”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在先后剔除变量lnpc和tig进行回归后，得到表2中的二次回归结果，所有变量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且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仍然高达9148%，因此本文采用二次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而可得回归方程（公式7）：

其中，GDPc、GDPj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423、10275，说明中国和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总量与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量正相关，且GDPj的促进作用更大。Pj的回归系数为01121，说明沿线国家的人口所产生的对制成品的消费需求量大于产业内国际分工深化所减少的产业内贸易量，但是Pj的促进作用相对较低，可忽略不计。中国与沿线国家地理距离（discj）的回归系数为-09173，说明地理距离（discj）产生的运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国家规模差异指数（sdicj）的回归系数为-28131，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家规模差异（sdicj）越大，对发展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阻碍作用就越大。openessj和reocj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7232和05525，说明openessj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的贸易规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处在同一个区域经济组织（reocj）中也会促进中国与该区域国家间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都表明开展贸易的限制性条件越少，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量越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自2013年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尤其是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选取2009—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SITC30版本中1位数分类标准下第5—8类制成品的贸易数据，对G-L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内贸易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结构等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本文进一步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对影响双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表明，GDPc、GDPj、Pj、discj、sdicj、openessj和reocj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鉴于此，为加快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内贸易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扩大经济规模。第一，加快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高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宏观经济水平、降低国家间的规模差异，吸引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以促进贸易规模尤其是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第二，加大对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优势制造业的扶植力度，从而提高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供给能力。扩大对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制成品的进口，支持其优势产业的发展。第三，进一步建立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协调机制，为双边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格局不断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二）降低运输成本。我国应该充分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进一步构建现代化的信息流、物流和人流交往平台。要发挥好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作用，加大对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等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与沿线国家包括铁路、港口、航空在内的“设施联通”建设。从而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深度挖掘我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潜力，扩大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规模。

（三）减少贸易的限制性条件。包括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组织的作用和创造条件，促进沿线国家的贸易开放度。本文选取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量的促进作用达到了55%，因此既要继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打造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不断扩大规模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要认真总结已有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更多国家达成双边或多边的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从而减少开展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限制性条件。密切关注沿线各国的贸易开放政策，把握有利时机，努力创造条件，着重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促进沿线国家提高贸易开放度。建设好“一带一路”这一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为沿线的77个境外合作区提供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可有效促进区域内成员国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

（四）采取制定差异化策略。通过G-L指数测算出的我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既有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水平较高的产业内贸易，也有与阿富汗、文莱等开展完全产业间贸易。因此，中国在努力扩大与沿线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规模的同时，应根据不同的产业内发展水平及沿线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的制造业合作策略，有效落实《中国制造2015》战略。如应努力扩大对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而在马来西亚、泰国等具有一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家完成我国部分科技含量较高产品的加工，还应充分利用诸如刚果、科威特等资源密集型国家丰富的资源，与我国产业形成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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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博雯 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