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斯坦利L.恩格尔曼

黑人奴隶制所存在的时代以及其后废除了奴隶制度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段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代。如果说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曾有什么令他们深以为耻，那一定是奴隶制的存在。

迄今为止，有大量文献对奴隶制经济的运行进行研究与阐释，数百名历史学家对这一体制的每个方面几乎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尽管学者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但是一系列广泛的共识已经逐步形成。到20世纪中期，这一共识被不断重复并最终强化成一种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这些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在全美高中与大学的课堂上被讲授，这也正是为本书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的观点。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传统解读在最近15年受到了大量来自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质疑与挑战，而后者大多接受了一系列关于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训练。这些学者在对奴隶制传统解读的反思中使用了大量数据。

这些建立在新的分析技术与原先被忽略的研究资料基础上的新观点，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描绘奴隶制时持有的很多最重要的观点相矛盾。

以下是对奴隶制经济传统解读的一些最重要的修正。

1.奴隶制并非是一个由那些对经济利益漠不关心或者无法关心的种植园主所维持的非理性制度。相反，购买奴隶是一种具有很强盈利能力的投资，其回报率甚至不亚于制造业里最具盈利能力的投资机会。

2.南北战争前夕，从经济上看奴隶制并非行将就木。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没有战争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干预，奴隶制会由于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消亡。事实正好相反，当南北战争到来之际，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并表现出持续巩固的趋势。

3.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奴隶主阶层对奴隶制的未来没有丝毫悲观，而分离主义思潮恰巧伴随着这种乐观情绪而兴起。在南北战争前夕，奴隶主预期即将迎来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

4.奴隶制农业相比于自由农业并非毫无效率。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

5.典型的黑人农奴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从平均意义上看，黑人农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

6.城市里奴隶制的历程并未证明奴隶制无法适应工业体系，也没有证明黑人奴隶无法在工业体制下生存。工业部门中的奴隶无论是在勤奋程度还是效率方面，均不逊色于自由工人。事实上，对奴隶的需求在城市地区要比农村地区增长得更快，而非更慢。

7.关于奴隶的繁衍、性虐待与滥交摧毁了黑人家庭的观点只是一个传说。奴隶制下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大部分奴隶也的确做到了家庭的稳定。许多奴隶交易是以整个家庭被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是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

8.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包括心理层面的）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当然这并不是说，按我们现在的标准，当时的奴隶过得很好，这仅仅是强调在19世纪前期，无论是自由工人还是奴隶，所有工人的生活同样艰难。

9.针对奴隶的剥削表现为其部分应得收入被奴隶主占有了。但是，对奴隶的剥削率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典型的农奴来说，终其一生，他能获得其产生的总收入的90%。

10.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不但没有停滞，相反增长迅速。1840-1860年，南方的人均收入增长比联邦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到1860年，按当时的标准，南方已经成为高收入地区。事实上，像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达到类似的收入水平。

以上这些对传统观点仅仅一部分的修正，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原先那些对奴隶制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可能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那些观点正在被挑战的历史学家都是严谨并勤勉的学者，他们非常聪明并富有洞察力，他们在努力刻画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真实历史状况。这些学者观点被误导的原因并不涉及私人偏见或其他非学术因素，虽然有时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事实上，这些观点被误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泛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数学与统计学在历史分析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一些对传统观点的新的重要修正，正是依靠数理工具的使用。数理工具虽然晦涩，但是却对修正传统观点以及重新解读奴隶制经济至关重要。

随着数学与统计学在历史分析中的广泛应用，奴隶制问题并非美国经济史上唯一需要进行彻底改写的部分。对奴隶制的重新考察仅仅是一个更宏大蓝图的一部分，这一蓝图将在严格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彻底改写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投身于这一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新经济史学家”、“计量经济史学家”或“量化历史学家”。

在这些新发现中，计量经济史学家淡化了技术变迁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驳斥了关于铁路对西部的移民和开放必不可少的观点；他们认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周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西哥与英国的发展，而非安德鲁·杰克逊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否认了南北战争极大地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程度的观点。

许多新的发现曾一度令计量经济史学家和本书的读者一样感到不可置信。的确，本书呈现的许多发现在一开始并不受重视，甚至迅速地被否决了。但是，随着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发现所进行的持续质疑逐一失败，这些学者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一对美国奴隶制全方位并且彻底的重新改写。

本书的读者需要足够的包容，并认识到本书所展示的研究背后，是学者为了真实还原历史所做出的最坦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