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南京　210044）



寻归荒野*——论自然文学佳作《克罗斯小溪》中的心景

张冬梅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南京210044）

摘要：“心景”是自然在人的内心所产生的一种共鸣、一种人们看到特定自然景物时的心灵感受。风景与心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借鉴程虹教授对自然文学“心景”理念的分析，可解读美国女作家玛·金·罗琳斯的自然文学经典之作《克罗斯小溪》中的心景，罗琳斯在描述风景时，亦展示了其内在的心景，外在风景发挥了激发、改变和重塑作家心景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面对风景，作家产生“生态转念”的许多瞬间，最终使作家从“自我中心”的“小我”走向生态“大我”，形成了深刻的生态中心意识。

关键词：玛·金·罗琳斯；克罗斯小溪；荒野；心景；生态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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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心景”（soulscape）一词逐渐出现于宗教、音乐、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受此启发，我国自然文学研究及自然文学译介领域的领军人物程虹教授在其《地域之乡与心灵之乡的联姻——论自然文学中的心景》一文中提出，“心景”一词作为自然文学的一种理念也极为贴切，因为“心景是自然在人的内心所产生的一种共鸣、一种人们看到特定自然景物时心灵的感受……风景与心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1］29。换言之，心景即是心灵对风景的解读。本文借鉴程虹教授对自然文学“心景”理念的分析，解读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地域女作家玛·金·罗琳斯（1896—1953）的自然文学经典之作《克罗斯小溪》［2］（1942，以下简称《克》）中的心景。罗琳斯被誉为“佛罗里达女梭罗”，原因是她于1928年从北方大都市中走出，“重新定居”在当时尚处荒野状态的佛州中北部的克罗斯小溪村，并以此地荒野和当地牛仔为素材创立了“佛罗里达边远林区文学”。她的主要文学生涯一直致力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而她的自传性作品《克》也常被誉为“罗琳斯的《瓦尔登湖》”。该作在出版当年就被译成了十三种文字，二战期间，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便于战场士兵携带的军用本，引起过无数怀旧情愫和思家情思。1983年好莱坞将其拍成电影，并获得业内多项大奖。《克》由二十三个独立成篇的随笔、短篇故事组成，记述了罗琳斯定居克罗斯小溪村的十三年中，观察、接触的荒野中的气象、地理、动植物、邻居和自己的一些独特经历。该作虽是罗琳斯的自传性作品，但因其大量的自然书写，丰厚的生态意涵，亦早已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缘何走向荒野？

罗琳斯定居的小溪村位于佛州中北部的荒野地区，当资本主义早已大行其道，佛州中部的奥兰多，南部的迈阿密早已成为现代都市和旅游胜地之时，这里仍是一片几乎与现代绝缘的荒野。正如罗琳斯所说：“这里不是佛罗里达的黄金海岸，到处是有钱的北方人和悠闲自在的游客。这是一片少有人进入的原始地域。”［3］344在副热带气候下，这里植物茂盛，野生动物繁多，大小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几户牛仔人家在这片“旺盛的生命栖息地”过着经济自足、政治相对自治的“前现代”生活。

罗琳斯逃离都市，寻归荒野，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且由此成就了文学事业。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奥尔森曾说过：“荒野之于美国人而言，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现代生活高度压力的矫正法、一种重获平衡和安宁的方式……他们走向荒野是为了心灵的健康。”［4］亨利·大卫·梭罗和约翰·缪尔也认为“世界存在于荒野”，美国西部腹地尚待人类发现的荒野将是工业社会毒害的一剂解药。［5］定居荒野前的几年间，跻身都市的罗琳斯正处于一种精神焦灼的状态。一方面她的作家梦想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她创作的作品，除在报纸上连载的《主妇之歌》系列诗歌外，其他作品均遭出版社冷遇；另一方面，罗琳斯与第一任丈夫查尔斯的感情也正陷危机。挽救即将破裂的婚姻是他们到佛州旅行的更直接动因。

其次，罗琳斯与同时代许多现代作家如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一样，身处于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一战的惨绝人寰，大萧条时期的来临都令许许多多理想青年为之困惑不已。跻身资本主义现代性凝聚的大都市，罗琳斯深切感受到现代性带来的诸多弊病，如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等等。对此，她曾在致菲茨杰拉德的一封信中表露：“我不能理解像我们一样的人类。事实上，我对他们哪怕是微少的了解也令我胆战心惊。这就是我缘何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描写这里只为寻求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极其质朴的人们。或许，我比自己承认的还要怯懦，因为我将兴趣放在了佛州北部的丛莽，享受这里的宁静和美丽，这无疑是对我们这个令人困惑的时代的一种逃避。”［6］

正如美国学者格尔顿·皮格罗所言：“经济上的灾难，社会的动荡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地方重新发生兴趣，村庄成了聚集优秀品质的地方，这些品质能够治愈由大城市和大企业所带来的各种病疾。”［7］70-71不难看出，以上种种因素促成了罗琳斯的寻归荒野。多年以后，她写了题为《已将城市抛在身后》的诗歌表达其逃离都市的欣喜：

现在，我已将城市抛在身后，

永远地离开了那些陌生的、群居的，

由石头围起的拥挤人群，我发现我所熟知的那些各种各样的

伟大城镇溶合成了一体，

在我鄙夷的火焰中一同燃烧。

我能忆起的都与城市无关：雨儿、风儿的细语；月落和日出

——（1935）［3］260

由此推断，罗琳斯已然在荒野中找到了心灵的家园。在《克》中描述自然的一景一物时，她常常难掩自己寻归家园的那份欣慰，当然其中也不乏其定居荒野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时的沮丧、孤独等情感，但她总能在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自然风景一直与她的心景紧密相连。

二、风景与心景梦幻般的融合呈现

当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桑德斯曾说：“没有地理中心的支撑，我将无法拥有一个精神的中心。”［8］121程虹教授也曾概括：“纵观自然文学作品，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外在及内在风景的合二为一，可以说自然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作者的思想是基于地域的思想（place-based）。”［1］32罗琳斯的思想也同样基于小溪村所在的这片神奇的土地。

作品开篇，作家即明确介绍了小溪村的地理方位：“从陆上说，小溪村位于一条乡村道路的转弯处；从水上说，洛克鲁萨湖经过此地注入奥兰奇湖。”［2］9在东西方向，它被夹在四英里外的格拉夫岛村和九英里外一家松脂厂之间，而其他方向，罗琳斯的描述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至于其他方向，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两个大湖和周围广袤的沼泽地在我们与地平线之间创造了无限广袤的空间。”［2］9这里几户人家彼此间地理上的距离，书中也有详细的描绘。这片土地即成了“支撑作家精神中心的地理中心”。

这个“地理中心”内的湖泊、河流、树林、鸟兽虫鱼、风雨雷电、阳光四季以及每一条小径都清晰地印刻在罗琳斯的内心。“如果说铭刻这些地理地图的内心领地是有限的，其内心空间则富有超越性。”［1］30外在空间的风景与人的内在空间紧密相连，产生了无限丰富的心景。罗琳斯感觉在小溪村找到了一片远离都市尘嚣的“田园”，同时小溪村还额外给予无限的美好和恩惠。这里仿佛是自古以来田园文学传统中构想的美好乡村，淳朴而简单。罗琳斯也正如是认为：“我们在小溪村需要和发现的都只是些非常简单的事物。我们都需要开花结果的树木……我们都需要一个平淡的季节……我们都需要鸟儿的歌唱。”［2］11她认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现代文明都无法从他们身上带走那些至为重要的东西，构成他们生活的最基本元素就是那些最基本的需要。

小溪村满足了罗琳斯逃离都市的愿望，也满足了她童年的梦想。这里带有神秘色彩的风景，激起了其童年的深刻记忆。罗琳斯出生在大都市中，但每年到祖父和父亲农场度过的时光却是她记忆中最快乐的日子。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童年经历让罗琳斯第一次到小溪村，就有“回家”的感觉：“对我而言，小溪村满足了我自童年时代就一直渴求的一样东西。”［2］13

沼泽岛地的橘林把罗琳斯带入了童话般的梦幻世界。“穿过那扇锈迹斑驳的大门……进入到另一个神秘的世界，”［2］15这片橘林“令我着迷的地方在于，能走出明媚阳光的沐浴，进入凉爽的橘林树荫……还能体验到几束光芒射入隐居地所带来的神秘之感。这就是古老而秘密的魔力。”［2］15-16这种神秘感让罗琳斯想到了孩童时读过的童话：“如汉赛尔与格莱特，在奇幻森林中历险的孩子，爱丽丝梦游奇境，以及在孩童时期所有那些能让孩童思绪飞翔的半昏暗场所。这种感觉甚至还能追述的更久远一些，一直回到德鲁依的种族记忆。”［2］15-16这让罗琳斯感叹：“经过多年精神上的漂泊与怀旧，在这儿我又找到了孩童时期的那种神秘的美好。这里就是我的家。”［2］16

罗琳斯为此深切感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里，她可以重温童年时期那份神秘的美好，找到了远离都市喧嚣的“田园”。但不同于传统田园文学中，所有非人类存在物都只作为人物的背景，其“唯一价值是工具性和功利性——也就是说，是根据人的需要来确定的”［9］17，罗琳斯看到了动植物自身的价值，认识到它们有自身的品质。梭罗在名作《散步》（1862）的开篇宣称：“我要为自然说话。”［10］47罗琳斯也在这部作品中为自然代言。

三、“它们”亦有自身的价值

“在《低吟的荒野》中，自然文学作家奥尔森提倡要全身心地感悟眼前风景，要用‘内在之耳去听’，用‘内在之眼去看’。”［1］29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在《蔚蓝色的心灵，沉思生态学随笔》中也强调：“内景（inscape）是一种需要用心，用感性去看或领悟的事物内涵。”［1］29罗琳斯总是用心去观察和欣赏周围自然界那些富有性格的动植物，去“领悟事物的内涵”。

许多动物都有一种快乐的性格。罗琳斯首先看到了红鸟的快乐。红鸟在这片荒野中几乎随处可见，每天都能听到它们甜美的歌唱。罗琳斯认为：“再也没有什么鸟儿比红鸟唱得更美。”［2］11她甚至认真地说：“如果人真的可以转世，并且可以选择一种动物作为化身，那么她愿化作一只红鸟。因为红鸟是如此地享受生活。”［7］85橘树林中的野鸭在罗琳斯看来“最具快乐意识……野鸭会在天空出现第一抹晨曦时醒来，扇动翅膀，发出鸣叫，以此明确表达他们的快乐，仿佛他们在高喊，‘哈，又一个好日子！’”［2］25

小溪村的蛙也是快乐的。它们的歌声动人，几乎“甜美得令人难以承受”，罗琳斯由它们的歌声联想到小提琴大师的演奏和遥远的中国音乐。在“蛙、蜥蜴、蚂蚁和害兽”一章中，她描述了青蛙合唱带来的听觉盛宴：“湖区和沼泽地中的青蛙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甜美得令人难以承受……我在洒满银色月光的夜晚卧床静听小和弦的低声演奏。”［2］152这让罗琳斯内心产生了共鸣，仿佛在一所公寓里倾听到一位小提琴大师演奏的勃拉姆斯圆舞曲，她感动得泪流满面，因为“那声音之美，我几乎要为之心碎”［2］152。青蛙的合唱还令罗琳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感到青蛙演奏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曲调，但一定有一些乐句，一个明确的主旨被反反复复地、有力地传达着。她感觉曾经在哪里听过，于是在脑海中不断寻觅那熟悉的音调，原来是她在某个圣诞节听到的某个朋友的演奏，“高细的中国音乐，和着一种玻璃风铃声”［2］153。青蛙的合唱激起了罗琳斯内心的感动和记忆，声景与心景相连。

查尔斯·爱顿在上世纪初期即提出了“小生境”概念。它是指“一个物种在生物群落中所占据的空间。由于通过进化已变得高度特化，因而不同的生命形式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都拥有生存的机会”［9］70。由此可见，一种生物的存在只是扮演了由其生物特征和环境特征决定的角色，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罗琳斯在沼泽岛地中的一次经历让她对此有深切的感悟。

沼泽岛地是一个动物王国，走进它，“一个不断延展的世界”便在罗琳斯的内心显现。她成了一个来到异国的异客。这里生活着各种小动物，它们各自在觅食、玩耍。仔细观察着一只臭鼬径自忙着挖洞，罗琳斯猜想，“即便他（臭鼬）看到我，他也是一个绅士，他会继续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优雅地晃动着身体，大步慢跑着离开。”［2］45成群结队的鹌鹑频繁经过她的身边，钻进黑莓灌木丛。作为旁观者，罗琳斯感到自己的世界也在扩展：“站在丛林动物的领地中，很难没有那种自己的世界在延伸、扩展的感觉，那种感觉往往是你游览一个异国后产生的。”［2］45沼泽岛地是这些动物的“小生境”，他们在这里繁殖、生长、死亡，与人类利益毫不相关，而罗琳斯只是一位“异客”，是自然共同体中与其他动植物平等的一员。

程虹教授指出：“许多自然文学作品之所以给人以美感和启迪，是因为它们是将一幅幅小风景画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1］34《克》中包含许多“如画”风景。“玉兰树”一章即是一例。厨房里的水池位于明亮的玻璃窗前，从此向外凝视，可见远处一片橘林，一棵高大的玉兰树生长在其间，显得卓尔不群。在厨房劳作时，罗琳斯喜欢从窗户凝神观看那处风景，“那扇高高的窗户为它加了边框”［2］38。随着季节的流转，玉兰树也呈现不同的四季图景，罗琳斯写道：“那棵玉兰树从未让我失望过，它总是那样美丽，时时给我带来慰藉……面对时时变化的天空，它也应时生叶、开花、结出红色的球果。”［2］38-39

然而，罗琳斯为之描绘的图画不仅有凝视的视角，画面质感的沉淀，她还传达了对玉兰树的主观审美感受与道德评判。她说：“虽说世上并无难看的树，但那棵玉兰树却有着独具一格的完美。无论生长环境多么拥挤，周围的冬青、槲树和甜橡胶多么繁茂，它都能以一种绝对的对称向上生长，以至让人困惑，是否所有事物的性格，不管是人还是植物的，都会表露在外……那棵树一年四季都很美。不同于那些野李子和山楂，它无需等待那段短暂的开花期来证明自己。”［2］36-37玉兰树与其所在的橘林共荣共生，但它的生长并未无情地以牺牲其他邻居为代价，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在橘林中种植的树木之一。罗琳斯也意识到，“那些玉兰树和橡树一样，生长在橘林间本是好事情，它们为许多友好的寄生生物提供了繁殖、生长的好场所。”［2］39

这棵玉兰树为经历生活困境的罗琳斯带来许多慰藉和勉励。看到它能给她一种特别的幸福感，让她有勇气和信心面对人生苦难：“我对其他任何人的最小幸福都不甚了解，我只知道自己的……那是一小片天空映衬下的一棵树。假如我双腿残废或久病在床，抑或遭遇未经审讯就被迅速关进监狱的不幸，我想，只要给我这样一个自然世界的象征，我便能幸存下来。”［2］36因此罗琳斯决心，她会保护其不受除了闪电以外的其他伤害，让它永远站在那里。

四、人类是大地的暂居者

“重新定居”小溪村，多年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罗琳斯经历了无数“生态转念”（ecological metanoia）的瞬间。“转念”（metanoia）一词源于神学中的一个观念，即“心灵和思想上的改变……放弃老的思考方式，接受新的信仰和实践”［11］84。从生态批评角度来说，“转念即表示心灵转向大地”［11］84。肖夫勒指出，通常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生态顿悟”的重要时刻，这是一个不断加深人类与生态整体联系的过程。［11］84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罗琳斯亦多次发生“生态转念”和“生态顿悟”的时刻。她深切意识到，人类只是大地的暂居者，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离不开大地，但大地可以持久存在。

罗琳斯家门外的一条小路极少有人经过，但罗琳斯却认为，那里有无数小生命的悸动，热闹非凡：“每一棵沙地松、每一片光冬青，每一棵西番莲，每一个在矮树丛下沙沙作响的小鸟，都生机盎然。”［2］14当罗琳斯身处困境时，从身旁树木间刮过的微风，让她感到放松；当内心陷于绝望时，红色的夕阳带给她心灵的慰藉。每每这个时刻，罗琳斯便想到人类在自然中的渺小与暂居者的角色：“它们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就存在着，也将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继续存在下去，大地是让我们融入它们。”［2］14

《克》中的“风信子”一章描述了罗琳斯和朋友黛西在佛州最大的河流圣·约翰河上的冒险之旅，这是她唯一一次离开小溪村的经历。与河流的亲密接触中，罗琳斯亦经历了一次“内在旅行”，并最终走出了一段精神低谷，对小溪村、大地有了新的体认。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这一年丈夫查尔斯最终选择离她而去，令她一度跌入精神低谷。她最后选择和黛西在圣·约翰河上做一次漂行数百英里的冒险之旅。

踏上船的那一刻，水中的风信子开始从她们身边经过，“一种有生命的、强有力的东西紧紧抓住了下面的平船底……除了那广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湿地和广袤的天空，不再有其他的世界。”［2］356进入河流一开始，她们就发现原先准备的河图和指南针没有任何帮助，因为经过的地方，河图上根本没有标记。正如马丁所论：“从一开始，河流就拒绝被掌控；它展现了自然充满复杂联系的生态系统，去除人类殖民者的中心意识，使他/她只作为一个参加者进入到复杂的生态圈中。”［12］她们被迫在河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早晨，“温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鹤与苍鹭在我的身旁涉水……湿地和水面在阳光下闪动着彩虹色……我突然兴奋起来……她也兴奋起来”，［2］359当看到水中的风信子在东北方向以比其他方向较快的速度漂移时，“我们如得神启一般”［2］359。当彻底将自己视为河流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时，她们凭借风信子这个“自然标记”的提示，而非人类绘制的河图，最终安全抵岸。

美国学者柯蒂斯杰将《白鲸》中史诗般的海上冒险视为“内在及外在的旅行”，认为“海景与心景是对应物，交相辉映且浑然一体。”［13］同样，圣·约翰河之旅也是罗琳斯的一次“内在与外在的旅行”。外在的旅行改变了她内在的心景。与河流的亲密接触令她的心灵创伤得到治愈，让她对生活有了重新的体认。抵达岸上时，她深情地写道：“我已经以非常亲近的方式熟悉了一条河流，大地在我的身体下有节奏地跳动。小溪村就是我的家。”［9］370

林间偶遇一群猪崽也激起罗琳斯的生态转念。罗琳斯在沼泽岛地的一棵玉兰树下邂逅了一头母猪和刚产下的一群猪崽。那些幼崽生机勃勃，在母亲的身上爬上爬下，摸索着寻找母乳。它们让罗琳斯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气息，她感慨道：“那是一条绵延不断的生命之链，穿越那片苔藓高悬的树林、湿地、柏树，那头母猪和其幼崽，也穿越我的身体。脉搏无声地跳动着，我们都是一体。”［2］46她又联想到了宇宙，她看到宇宙即是一个大的生命体，而“一个人微薄的生命只是那更大布匹上撕扯下来的一块碎片”［2］47。自然界时时都在演绎生命的循环，人类只是宇宙生命中普通的一环。作者的内心与外在的世界流动起来，人与万物和宇宙相融合，罗琳斯的内心空间在此无限延展，心景也变得崇高。

无数“生态转念”的瞬间，不断促使罗琳斯从“人类中心”走向“生态中心”，从“小我”升华到与自然一体的生态“大我”。最后一章“克罗斯溪属于谁”是罗琳斯定居小溪村13年后，生态意识的最深展现。她思考了自己去世后，房子和橘林的归属问题。这个思考过程正体现了她不断升华的心景。归属于某个个人吗？“我想到了那些‘拥有’土地的一代代人……在人类出现之前，它（土地）即存在着。可以想见，没有了人类之后，它还将继续存在。一个人如何能说他‘拥有’其中的一片或一部分土地呢。”［2］379谁拥有小溪村？罗琳斯认为这里的鸟儿比她更有权利，因为一代代的红鸟、夜鹰、蓝鸟等将从现在鸟巢主人那里继承下去。房子或鸟巢，可以被拥有，可以为之而战，那么大地呢？罗琳斯认为，人类只可借用，不能所有，只可做爱它的人，而不是它的主人，克罗斯小溪将最终“属于风、属于雨、属于阳光和四季，属于种子的宇宙秘密，并最终超越这一切，属于时间”。［2］380

结语

如程虹教授所说：“自然文学强调的地域感支撑着人类心灵的归属感，使人们从与自然的接触中寻到内在风景和心灵的慰藉。同时，这种由外在风景而转变的内在风景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及生活方式，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去热爱并保护外在的自然世界。所以，这种从外在风景转向内在风景的文学被称为‘希望的文学’。”［1］32罗琳斯在荒野中获得了强烈的地域感和心灵的归属感。这里的自然风景，时时触动其内心，引发其无数“生态转念”的瞬间，风景与心景始终在对话、融合。她发自内心地热爱这片土地，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不能理解如果没有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可以依恋，他（她）如何能够生活得下去。”［2］45而只有爱地方，才能够爱整个大地，如文中所述，罗琳斯已经在自身的心景与风景的对话与融合中，从一个“小我”升华到一个生态的“大我”。从此意义上说，罗琳斯的这部《克》当之无愧属于“希望的文学”。20世纪西方文学“不断调试自己的审美焦点，试图回答20世纪不断出现的全新的社会问题。”［14］罗琳斯的自然书写也与整个西方自然文学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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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胜江）

作者简介：张冬梅（1979—），女，满族，河北唐山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生态文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地域女作家玛·金·罗琳斯研究”（2012SJB750025）

中图分类号：I3／7－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8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