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

许先生骑车归去了

东君

一九九一年秋天，或是更早一点，我，一个刚刚中了文学的毒、脸上迸出几颗青春痘的中学生，怀揣着几篇青涩文稿敲响了《箫台》编辑部的门。没人应声。我看到门底下露出几封信与杂志的边角，也便将自己那几篇装进信封的稿子塞了进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了无音讯。我疑惑着，这稿子是否没送到编辑手中。内心由初时的惶然继而变为怅然，最终也就释然。一年后，一位文学社的同学告诉我，他看到我有一篇短文刊登在一本叫作《箫台》的杂志上。我听了，难抑兴奋，随即跨上自行车，直奔《箫台》编辑部。换成一种较为文气的说法，那是我第一次叩开文学期刊之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位个头不高、气度儒雅的中年人。当然是戴眼镜的，当然是面带笑容的。我自报家门之后，他让我进里屋坐，并且告诉我，他就是主编《箫台》杂志的许宗斌，发了我的稿子后，他曾托人打听过我，但一直没能联系得上。他这样说着，就从一大堆书刊里翻找到了刊登我文章的杂志，微微点头说，你的随笔里面有点林语堂的味道。一句话就道出了我的来路，让我惊讶之余，又心生敬意。那时我性格内向，话不多，许先生问了一些我的读书状况之后，我也只是作了简略回答。临别时，他又赠我几本《箫台》杂志。之后一年，我写了一个小长篇《逃出荒城》，前面几个章节还差强人意，我就誊写出来，交给许先生过目。过了数月，许先生即作回复，说我的小说有几分钱锺书的味道，美中不足的是，文情语势不够连贯，因此建议我把后面几个章节续上，再作些局部修改，如果可以，《箫台》就将分期刊发。那时候，我的写作激情已悄然转移到现代诗上去了。重拾那个小长篇，忽然就没了兴致。这一搁，就是许多年。有一回，许先生在路上见到我，又问起我那个小长篇，我感到有些羞愧，就跟他撒了个谎，说我把原稿弄丢了。许先生说，他还把我的初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文联的档案柜里，如果需要，可以径直去取。我说，算了吧，都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想再在那个小长篇上多花心思了。再过若干年，我的小说相继在《大家》、《收获》等杂志发表，许先生跟我见面时说，东君啊，你中学时期的一部小说手稿还保存在我们的档案柜里呢。我说，让它烂掉吧。至于它后来有没有果真烂掉，我也不得而知。

我算不得《箫台》的见证者。但我必须承认，我曾受惠于这本小县城的杂志。《箫台》编辑部一度设在灯光球场（现在是乐清剧院）旁的斜楼里。乐清的文化人时常光顾那儿，夏也至，冬也至，神聊一番，过过嘴瘾。大致如此。所以，那里通常被圈内人戏称为“聊斋”，也就是吴玄所说的“那个可以跷着脚聊天的地方”。通过许先生，我认识了洪禹平、马叙、倪蓉棣、瘦船夫、简人等作家和诗人。再后来，外边的人跟我说起《箫台》就会问我，洪先生可好，许先生可好，马叙可好，好像是在问我自家人的事。

洪先生从北京回来之后，“聊斋”是他每天必逛的地方。无他，因为那里有许先生。许先生平素称洪先生为“洪老师”，有时则简称为“洪老”。洪先生的一些掌故，我大多是从他那儿听来的。还有吴玄，一天不来“聊斋”坐坐就好像少了点什么，其实他来了也没什么事，无非是废话连篇。吴玄在那里讲一些口没遮拦的话，许先生也不以为忤，不同的是，他能化俗为雅，点石成金。如果有人在旁记下来，会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许先生聊天时喜欢吃烟，跟他聊天的人大都也喜欢吃烟，彼此间的话题被烟雾罩着，游移不定；他们也不怕隔墙有耳，时常有谈笑声飘到门外。我曾经在某个炎热的夏日碰到一个极阴冷的人，没说上几句，我就走开了。但许先生不一样，即便在寒冷的冬日听他聊聊天，也能觉出暖意。许先生写文章像闲话家常，说话也像写文章，慢条斯理，轻松有趣。因此，只要他开口讲掌故什么的，身边的人都会静下来听他一席谈，若是在酒桌上，大概是会让人胃口大开或酒量大增。许先生的鬼故事讲得尤其好。写得也好。我记得有一回半夜读他的一个篇名叫《车水》的小说，读完之后，脚底下竟冒起了一股凉气。

许先生是本县著名的书痴，对他来说，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书，最不值钱的也是书。他因书而富，也因书而清贫。但有了书，他就仿佛有了一切。有人称他为“藏书家”，他就会摇摇头说，我还谈不上藏书家，只是家里比别人多几册书而已。我早年曾想去他的“听蛙楼”开个眼界，谁知他竟婉言谢绝了，只是给我翻看一本藏书目录。我知道，许先生爱书，所以秘惜。如果有人要向他借书，他宁愿买一册送人。我在一篇文章中妄称他不借书的原因是“因为老婆说不借”。这当然是句开玩笑的话。没承想有人居然正经八百地跟他说了。许先生听了，也没见怪，只是一笑置之。我后来才知道，那阵子许先生的书房刚刚弄好，书堆得满谷满坑，有客来访几乎没有转圜余地，所以他都尽量闭门谢客。许先生的藏书与书房仿佛永远是不成比例的。八十年代他就有藏书四五千册，很难想象他一家五口与这些书是怎样在一个四十平米的宿舍里和平共处的；九十年代他盖了一栋小楼，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十八平米，九个大书柜，庋藏万余册书，仍然显得有些逼仄；之后，“听蛙楼”藏书日多，再往屋子里塞，书房可能要变成纸库了，因此，他又不得不在顶楼平台添置了半间。许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无风趣地谈及理想中的书房：“藏书不须多，五万册可矣……书房和家人住宅分开，但相隔不宜过远，约当怡红院到稻香村的距离就好……”话说回来，藏书太多，也是一大负累。他跟我闲谈时说自己常常碰到这样的事：写作时忽然想到某本书上有一段文字需要引用或印证，就在堆叠如山的书里面翻找，通常情况下，书到用时偏偏没了影踪；无奈之下，只好去书店里再买一册。许先生坐在家里，总是被书环绕着；在单位里上班，也总是被书环绕着。记得九十年代末，我在报社上班，偶经“聊斋”时，通常会看到许先生把买来的新书堆放在桌上、桌底或墙角，其原因就是家中已经书满为患，这些书已无上架的优待了。不过，办公室里的书积累日多，也不是个法子，怎么办？家中只要找到一个可以“侵占”的地方，他就会用一辆“老牛车”分批驮运回家。他那辆自行车虽然破旧，但因为车头放了几本书，就跟别的车辆有了区分。每回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载书而归，我就会想起古代的一幅寒林策蹇图。他那种悠然静穆的神态，不是开豪车的人所能企及的。

许先生把“主席”这个称号奉还“文联”之后，一如既往地过着清贫的生活。我想，他不是不懂生财之道，而是能而不为。据说他退休之后，便有一家大公司以年薪二十万起底的高薪聘请他，他不干；有人建议他去写那种“可以赚点钱”的书，他也不干。许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如果他像那些退休老干部一样练练毛笔书法，好歹也能成为一位书法家，卖个好字价；再说，他有过学画经历（早年他当“油漆老司”时，曾以有光纸影写过整部《芥子园画谱》），退休后重拾画笔，大概也能成个画家什么的。但许先生不然，他抱定了别人所轻视而他所看重的。说到底，还是因为“能而不为”，使他甘愿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耗在文字上。而他所从事的文字工作有大半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这些年，乐清一地，在他的主持下，出了不少地方文献丛书。其中有些书经他之手再作校订，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署上，自然地，他连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拿到手。但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许先生这一辈子就是以文字为乐，没有希求别的什么。桃园书店的老板曾经用手比划了一下说，把许先生的著作与他主编的书一本一本堆叠起来，大概可以超过他本人的身高吧。

前阵子，我在桃园书店碰到了许先生。两相见面，都微微有些吃惊。我发现他消瘦了，他也发现我消瘦了。我跟他开玩笑说，你饱读诗书，人却瘦了，不应该呀。许先生苦笑了一声，说自己前阵子吃了西药（一种消除胃菌的四联药），近来胃口不好，精神不佳，好像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说，我的胃也欠佳，这阵子正在猛吃胃药。无聊读书，有病吃药。无非是这样了。那时，我们颇有点像电影里两个颓废而又寒酸的旧式文人，恹恹的，怅怅的，就谈一些各自的病况。许先生要走时，我说，我可以开车送你。他说，不必了，我有车。我知道，他指的是那辆停在门外连小偷都不愿意偷的自行车。现在，许先生走了，我觉得用“驾鹤西归”这个词来形容，未免显得俗气。在我的想象中，许先生应该是骑着自行车归去的。